一、广西计委网络建设方案（论文文献综述）
杨嘉宜[1]（2021）在《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及区域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现象出发,试图回答认知共同体在区域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问题。论文对现有的公共卫生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回顾,指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视角、卫生外交视角、安全化理论视角和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各自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不足,尤其是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公共卫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进而提出认知共同体推动区域各国实现协作治理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假定认知共同体是一些特定的专家基于公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汇聚到一起,通过对相关议题的参与和互动,塑造了该群体特有的身份和利益,遵循着共同的规范,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或政策参考的因果框架、作为政策选择的“过滤”机制、为决策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提出替代性方案和路径等四种机制影响决策。此外,认知共同体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还可能是知识的实践者,他们分别在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来落实相关政策,从而能够快速感知相关政策是否有效,进而提出新的知识或政策建议。这就使得知识的生产与政策的制定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之中,实现了协作治理机制的不断发展。本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为案例验证以上假设,发现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推动下,该联防联控机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从中缅两国的跨境疟疾防控项目发展为覆盖多病种、由多国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并且为本地区其他国际合作框架所接受。本研究反驳了西方学术成果中有关认知共同体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作用甚微的观点,指出东亚背景下的认知共同体具备知识生产者和实践者的双重属性,对于我们理解东亚地区其他领域合作进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大量访谈与实地考察,也为国际关系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研究积累的宝贵素材。
王志朵[2]（2021）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国际社会人口的交流与货物的流通越来越频繁,全球经济呈现增长的趋势,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紧密,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变加深。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对于公共卫生和公共卫生安全的概念进行了梳理,由于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针对公共卫生问题展开国际合作时涉及国际制度,因此,在理解中国和东南亚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能够提供有力的研究视角。东南亚国家由于地理、社会环境以及公共卫生设施等因素,在面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有较强的合作现实需求,中国在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方面也有合作需要,双方也因此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达成了合作共识。在2003年至2012年这一期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机制、东盟——中日韩10+3等多个平台,推动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机制的形成;2013年至今的这段时间内,双方又通过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卫生发展高官会以及卫生部长会议等形式,进一步推动了双方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的发展。随着历史和现实的不断考验,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呈现出在制度机制层面上不断成熟,最后达成建设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共识。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建设,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有了长足进步,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中国通过对东南亚国家医疗基础设施的援助、援建,提升了相关国家在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上的水平,同时,通过在与东南亚相邻区域内建设国际医院,进一步提升扩大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居民的医疗资源,这些措施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东南亚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水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还通过建设专项基金,以及加大公共卫生领域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提升了东南亚地区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最后,中国还通过举办培训班、互派留学生等方式,为东南亚国家培养培育了大批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有效推动了当地医护水平整体提升。虽然在卫生合作领域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在制度安排上不够完善,某些机制职能重叠,合作主体单一,没有形成法制化、规范化的机制。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大,对于公共卫生产品的投入比例较低。公共卫生安全是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部分,在合作意向上,受到主权的影响,缺乏合作的诚意,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仍有待提高。为了消除双方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的制约因素,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扩大合作机制化带来的成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应该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双方要通过积极引领推动专业组织建设、健全合作相关的法律规范、引入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等方式,完善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制度安排。其次,双方可以成立专门委员会管理用于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资金,并且提高双方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资金投入。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各国的合作意向,为此各国需要增强公共卫生安全的主体责任意识,增加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交流的频率,并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过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完善的过程,虽然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一合作机制为国际社会的其它区域国家合作提供了蓝图。公共卫生治理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情,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黄馨[3]（2020）在《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旗下的微信公众号,面向公众发布健康信息,这是疾控中心与新媒体相融合的一次重要尝试。但就目前来看,其并未完全适应新兴媒介技术对传播主体的要求。本文基于角色理论,以中国疾控动态每月发布的“TOP20榜单”的文章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力图揭示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其多重的媒介角色及角色缺失。研究发现,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主要采用健康科普框架、风险提示框架、政策资讯框架和互动沟通框架4种框架类型来进行健康信息的创作,承担着健康素养培育者、危机疫情提醒者、政府声音传递者和线上活动组织者4类媒介角色,其中健康素养培育者在公众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探究这类微信号在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介角色,选取了禽流感、疫苗事件和艾滋病三类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最后,本文结合研究发现,总结出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在角色承担的过程中,存在着危机疫情提醒滞后、深度互动能力不足等局限,并提出了依托大数据预判风险、精准获取用户画像等改进意见,以期进一步完善其媒介角色、更加有效地开展健康信息的传播。
朱厢炜[4]（2020）在《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分别是我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代表性建筑作品,两座建筑的设计全过程所反映的内涵有着跨越时空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大量详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呈现了两座建筑设计的全过程,并从多个角度评析了这两座建筑的时代性意义和当代启示。论文共由七章组成,章节之间呈现顺序递进的关系。第一章绪论,表明了本研究的课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对已有研究进行了综述,展现了本文的基本逻辑与框架。第二章,对我国1949年至1989年的建筑创作环境进行了概述,介绍了与两座建筑直接相关的自贡恐龙文化和彩灯文化。第三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展开建筑设计之前,包括前期策划等在内的诸多事件。第四章,以实录的形式再现了从建筑设计竞赛到建成的整个过程。第五章,呈现了自前期策划到建成后包括专业机构等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两座建筑的评价。第六章,从建筑策划、建筑后评估、建筑设计竞赛、建筑设计、建筑伦理、建筑与城市文化的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评析,揭示了其在这几个维度的意义和对当下建筑业的启示。第七章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审视了此次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全文共约22万字,图片123幅,表格36个
李杰[5]（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刘颖[6]（2019）在《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是在中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要求下,经历大量实践探索而建立。该体系对提高海南省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水平,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从而达到了缓解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和有限医疗资源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目的。但受地理因素限制,海南省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起步较晚,在相关政策的把握和执行上相对滞后,其运行管理、培养质量等远不及发达地区。因此,通过研究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结合地域发展实际提出针对性的优化举措,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海南自由贸易区（港）建设所需的医疗资源储备,均具有至关重要的社会意义。本研究以公共物品理论和期望理论作为理论指导,在全面阐述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的基础上,从实际工作和现实问题切入,一方面应用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文献资料和先进模式进行梳理总结,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另外一方面应用实地访谈法,对海南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培训基地管理人员、带教师资及培训对象进行实地访谈,全面把握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的内容与特点、运行与不足,归纳概括出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培养内涵、培养过程、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的主要问题。而后层层剖析,提出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优化举措,力求促进和完善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建设。
张王勇[7]（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周长友[8]（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提出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田孟[9]（2018）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和密集的制度建设,然而这些举措却并未实现预期目标,出现了明显的政策偏差,并且最终造成了一种政府、患者（社会）和医院（医生）都不满意的意外结果。这种政策的意外结果构成了笔者的问题意识来源。全面考察农村新医改各项政策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而分析和解释其中的政策偏差现象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目标。本文主要基于富县这个中西部普通农业县的田野调查,采用将纵向的历史变迁梳理和横向的制度实践分析两个维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探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破解之策。由于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深度“嵌入”于国家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自下而上的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中,因此,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过程便不仅可以看作是一个考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学或卫生经济学问题,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一个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学问题。由于当前农村新医改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政府-市场”框架的解释能力和认识范围,通过引入“国家-社会”框架,将能有助于深化认识,并对接下来的农村新医改具体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和建议。社会学意义上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在以国家力量为主要依托的、包括了现代市场和现代政府等在内的现代性因素进入尚具有传统性特征的乡村社会的过程中,那些包括了既有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等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因素的反应、作用及其应对方式。其中,特别强调传统社会性因素和机制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的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等。具体就农村新医改这一研究主题而言,政府主导的卫生体制必须要在政府、市场和农民（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均衡,尤其是要注意调动农民及村社自身的主体性和积极性。笔者认为,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基于村社的农民合作共同构成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主要机制。在“国家-社会”框架下,本文主要从纵向的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历程和横向的农村新医改的制度实践两个维度具体展开:首先是考察了新医改前的两个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历程和模式,其次是分别考察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阶段最主要的三项制度的实践过程及其面临的困境。首先是对于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前的考察。国民政府在建设现代卫生事业的过程中,不仅未能较好地体现政府主导作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也没有以农民为本位,积极发动农民,促成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体性,这是国民政府时期现代卫生事业不彰的根本原因;而集体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主要是采取了将行政主导的体制和农民及村社本位的机制相结合的办法,最终快速、有效地推动了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深入到农村社会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次是对于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以后至新世纪以前的旧医改的考察。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从整体上看,卫生事业活力确实有所增强,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有所增加,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也都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出现和普遍存在,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从而严重影响了农村卫生事业的协调发展,“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突出并成为民众的不可承受之重。最后是对于第三阶段即新世纪以来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的考察。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中的三项主要制度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预期目标,也即出现了政策偏差的现象。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在贯彻落实政府主导的原则的同时,没有能够考虑到农村的客观实际并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不过,笔者并非笼统地进行阐述和演绎,而是对新医改中的三项制度分别进行探讨:第一,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卫生人才问题上,笔者认为,现行城乡同一的执业医师制度脱离了农村的客观实际,是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事业陷入短缺困境的关键原因。第二,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上,笔者发现,新农合筹资量的剧增并没有减轻农民的疾病负担,而是让农民的疾病负担持续性地保持在了一个并不能够保障其避免陷入贫困之中的支出水平之上。新农合制度以大病统筹作为基本的制度定位和将新农合视为社会医疗保险的倾向,不仅违背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而且也不符合疾病治疗的基本规律。第三,在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问题上,笔者发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各项服务主要采取了项目制的方式进行供给,从而非常明显地强化了政府内部“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导致农民参与决策的空间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对于当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新医改所遭遇到的困境,必须超越“政府-市场”视角,引入强调社会机制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后者看来,现代社会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现代性因素在整个社会弥散和建立的过程。然而,在此过程中,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新的社会秩序。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都缺乏自律性,故而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对于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展和僭越,也即进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进一步混乱。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只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也不单是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往往是市场和政府同时出现失灵的问题。对此,“国家-社会”范式强调要超越市场与政府,站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从而为社会秩序的最终达成提供创造性的思路。由此观之,农村新医改的各种制度之所以会在实践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和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能够体现农民的本位原则,农民的参与性和主体性严重不足,农村社会的差异性在决策中没有得到基本的重视和充分的体现,农民的需求偏好得不到有效地地表达和回应。笔者提出,在通过适度下放决策权力的方式以完善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着力强调农民及村社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农村医疗卫生政策要以农民为本位,通过将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各项医疗卫生政策及资源相对接的平台和能力。总之,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要特别强调以农民为本位的基本方略,即以农村的客观状况和实际需要作为卫生制度改革的基准,并特别注意在村社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把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模式”作为接下来农村新医改实践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总体目标中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欧玉芳[10]（2017）在《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效应评价研究》文中认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内涵式发展、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同时推进阶段,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进入了攻坚期。本文积极响应《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和《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号召,以跨学科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公共政策评价学的影响评价理论、管理学的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计量经济学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结合教育评价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围绕我国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211工程”和“985工程”政策,展开探索性研究。本文的内容除了“引言”和“研究总结与展望”外,主要包括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各为一章:第一部分（第2章）政策效应评价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界定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效应评价所涉及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和政策效应等核心概念,探讨了适用于本研究的影响评价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效应评价的内涵、意义、原则和步骤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第3章）政策效应评价模型选择。本章探析了“211工程”和“985工程”系列政策的理论架构、发展过程、内在联系和固有差异,结合前沿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双重差分模型、随机评价、工具变量和断点回归等政策评价模型的适用性,分别为“211工程”和“985工程”政策效应的评价选择了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第三部分（第4章）“211工程”政策效应评价。本章选取71所非“985工程”的“211工程”高校作为实验组样本,171所非“211工程”高校作为对照组样本,以校舍建筑面积、图书馆藏书、固定资产、专任教师和科技收入等作为协变量,以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中与世界一流大学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结果变量,构建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评价“211工程”对结果变量产生的数量效应。结果发现:①相比直接将“211工程”高校与非“211工程”高校比较的传统做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相对较低;②“211工程”政策对建设高校科学研究职能下的学术论文和研发课题,人才培养职能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产生了积极效应,但对科学研究职能的学术专着产生的效应不显着,甚至对社会服务职能的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转让收入产生了消极效应;③“211工程”政策对理工类建设高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相关变量产生的效应均要高于综合类建设高校相应变量产生的效应。第四部分（第5章）“985工程”政策效应评价。本章将38所“985工程”高校作为实验组,71所非“985工程”的“211工程”高校作为对照组,选择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职能中与世界一流大学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结果变量,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价结果变量的数量效应。研究发现:①“985工程”政策对建设高校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相关变量产生了积极效应,但对社会服务相关变量产生的效应不显着。②“985工程”政策的阶段效应,不管是科学研究相关变量的积极效应,还是社会服务相关变量的消极效应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③“985工程”政策对综合类建设高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职能中相关变量产生的效应大于理工类建设高校相应变量产生的效应,但对社会服务职能相关变量产生的效应要低于理工类相应变量产生的效应。第五部分（第6章）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效应评价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在第4章和第5章的研究结果基础上得到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经验和启示。本章在总结两大工程政策效应的积极经验和消极经验后,得到新一轮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建设目标、建设策略和评价机制三方面的启示。建设目标的启示其一为构建“三阶一流”建设目标,分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其二为建立均衡的目标激励制度,力争同时改善高校三大职能。建设策略的启示其一为权衡合并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策略的利弊,促进院校合并的潜在优势向现实优势转化;其二为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建设多元世界一流大学;其三为探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压力和动力,避免夸大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和重要性。评价机制的启示其一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政策评价机制,共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其二为采用科学的政策效应评价方法,保障评价的客观性。本文对“211工程”和“985工程”系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效应进行评价,从理论、方法和实证应用三个层面系统、深入地对建设高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相关变量产生的效应进行评价,弥补了我国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效应评价研究的不足。本研究成果既可以为国家相关部门在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价等方面提供基础理论指导和方法指导,又可进一步拓宽教育政策评价和院校评价的研究范围和应用服务能力。不管是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层面,还是在教育政策评价或院校评价领域,本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都是有价值的。
二、广西计委网络建设方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西计委网络建设方案（论文提纲范文）
（1）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的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国际卫生与全球健康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理论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认知共同体析论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理论 |
| 第二节 跨国倡议网络与第二轨道外交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共同体如何影响决策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第二节 认知共同体影响决策的方式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第二节 中国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一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展(2006-2010 年) |
| 第三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升级(2011-2014 年) |
| 第四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成熟(2015-2019 年)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理论及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三节 疫情后时代跨境传染病防控的挑战与建议 |
| 致谢 |
| 附录一:专家访谈列表 |
| 附录二:参会调研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目标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梳理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安全 |
| (一)公共卫生概念的界定 |
| (二)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的界定 |
| (三)公共卫生安全的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理论的梳理 |
| 一 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背景 |
| (一)国际环境转变 |
| (二)对新现实主义的修正与补充 |
| 二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主张 |
| (一)相互依赖 |
| (二)共同利益 |
| (三)国际机制 |
| 三 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本文的适用性 |
| (一)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 |
| (二)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与国际制度紧密相关 |
| 第二章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的背景 |
| 一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 |
| 二 医疗基础设施薄弱 |
| 三 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共同需要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2003-2012) |
| 一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 (一)建立健康亚太社区 |
| (二)成立亚太经合卫生工作组 |
| 二 中国——东盟10+1 会议机制 |
| (一)举办定期会议 |
| (二)建立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 |
| 三 东盟——中日韩10+3 会议机制 |
| (一)召开国际会议 |
| (二)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2013-至今) |
| 一 次区域公共卫生安全机制的建设 |
| 二 中国—东盟卫生发展高会议机制的完善 |
| 三 东盟10+1与10+3 卫生部长会议机制的推动 |
| 四 建设专业性论坛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成效分析 |
| 第一节 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成效 |
| 一 中国与东盟双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
| 二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多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
| 第二节 技术和资金的投入成效 |
| 一 技术方面的投入 |
| 二 资金方面的投入 |
| 第三节 人力资源的合作成效 |
| 一 举办培训班 |
| 二 交流合作项目增多 |
| 第四章 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机制化建设不足 |
| 一 机制协调不完善,合作主体单一 |
| 二 缺少具有约束性的机制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资金投入比例低 |
| 一 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较大 |
| 二 公共卫生资金投入比例程度较低 |
| 第三节 合作基础相对薄弱 |
| 一 合作意识不强,呈现“碎片化”模式 |
| 二 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程度低 |
| 三 受限于传统安全观的局限 |
| 第五章 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进一步完善机制建设 |
| 一 积极引领和推动专业组织的建设 |
| 二 健全法律手段完善合作机制 |
| 三 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
| 第二节 提高公共卫生资金和技术的投入 |
| 一 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管理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资金 |
| 二 提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公共卫生技术的投入 |
| 第三节 增强各国合作意向 |
| 一 增强各国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主体意识 |
| 二 增加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交流的频率 |
| 三 将人类命运共同意识贯穿公共卫生合作领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理论基础与样本选择 |
| 2.1.1 理论基础 |
| 2.1.2 样本选择 |
| 2.2 文本框架构建 |
| 2.2.1 框架构建 |
| 2.2.2 编码与信度 |
| 2.2.3 统计结果 |
| 第三章 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的媒介角色呈现分析 |
| 3.1 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的媒介角色呈现 |
| 3.1.1 健康素养培育者 |
| 3.1.2 危机疫情提醒者 |
| 3.1.3 政府声音传递者 |
| 3.1.4 线上活动组织者 |
| 3.2 典型事件中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呈现分析 |
| 3.2.1 H7N9 禽流感事件中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 |
| 3.2.2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中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 |
| 3.2.3 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 |
| 3.3 研究结论 |
| 第四章 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的角色承担局限及对策建议 |
| 4.1 角色承担局限 |
| 4.1.1 缺乏严谨的健康素养培育者 |
| 4.1.2 滞后的危机疫情提醒者 |
| 4.1.3 浅层次的线上互动者 |
| 4.1.4 不充分的谣言应对者 |
| 4.1.5 缺位的心理健康关怀者 |
| 4.2 对策建议 |
| 4.2.1 建立专业内容运营团队,强化内容审核 |
| 4.2.2 依托大数据,及时预判风险危机 |
| 4.2.3 精准获取用户画像,提升深度互动服务能力 |
| 4.2.4 密切关注舆论动向,加强舆情应对处置能力 |
| 4.2.5 丰富健康信息主题,重视心理健康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疾控机构微信文章榜单(2016年1月至2019年11月)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4）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课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与意义 |
| 1.2.1 课题研究目的 |
| 1.2.2 课题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建筑历程层面 |
| 1.3.2 地域建筑层面 |
| 1.3.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3.4 国外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及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4 国内研究现状 |
| 1.4.1 建筑历程层面 |
| 1.4.2 地域建筑层面 |
| 1.4.3 地域建筑与文化层面 |
| 1.4.4 国内学者对自贡地区城市、建筑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框架 |
| 1.5.1 本文的研究方法 |
| 1.5.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6 主要概念界定 |
| 1.6.1 界定 |
| 1.7 本论文写作说明 |
| 1.7.1 本文对“历史”与“叙事”问题的回应 |
| 1.7.2 阅读建议 |
| 2 建设背景 |
| 2.1 中国建筑创作环境概述 |
| 2.1.1 1949年至1964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2 1965年至1976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1.3 1977年至1989年的国内设计环境概述 |
| 2.2 自贡的地域文化 |
| 2.2.1 自贡恐龙的故事 |
| 2.2.2 自贡彩灯的故事 |
| 2.3 本章小结 |
| 3 建筑设计组织策划 |
| 3.1 我们为何建造 |
| 3.1.1 兴建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设想 |
| 3.1.2 兴建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设想 |
| 3.1.3 讨论:兴建设想 |
| 3.2 研究落实修建博物馆 |
| 3.2.1 确定修建自贡恐龙博物馆 |
| 3.2.2 确定修建中国彩灯博物馆 |
| 3.2.3 讨论:不同的投资模式,不断努力得以确定兴建 |
| 3.3 设计竞赛的组织安排 |
| 3.3.1 自贡恐龙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2 中国彩灯博物馆竞赛组织 |
| 3.3.3 讨论:组织经验的延续和发展 |
| 3.4 本章小结 |
| 4 建筑竞赛及后续进展 |
| 4.1 方案评选与审定 |
| 4.1.1 乱石——“恐龙群窟”与“洪荒时代”的抽象 |
| 4.1.2 灯的群组——“南国灯城”的新星 |
| 4.1.3 讨论:创作与评审 |
| 4.2 方案确定及后续进展 |
| 4.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后续进展 |
| 4.2.3 讨论:后续进展 |
| 4.3 本章小结 |
| 5 建筑创作回响 |
| 5.1 官方新闻媒体的关注 |
| 5.1.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1.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1.3 讨论:媒体关注 |
| 5.2 大众的声音 |
| 5.2.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关注 |
| 5.2.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关注 |
| 5.3 业内人士的评价 |
| 5.3.1 对自贡恐龙博物馆的评价 |
| 5.3.2 对中国彩灯博物馆的评价 |
| 5.4 获奖情况 |
| 5.4.1 自贡恐龙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4.2 中国彩灯博物馆获奖情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建筑评析 |
| 6.1 建筑策划 |
| 6.1.1 可行性研究阶段 |
| 6.1.2 设计任务书阶段 |
| 6.1.3 自贡恐龙博物馆所带来的建筑策划启示 |
| 6.2 建筑后评估 |
| 6.2.1 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2 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筑后评估 |
| 6.2.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后评估带来的启示 |
| 6.3 建筑设计竞赛 |
| 6.3.1 建筑竞赛的方案组织 |
| 6.3.2 建筑评选中的“长官意志”与“明星建筑师”问题 |
| 6.3.3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方案组织与评选带来的启示 |
| 6.4 建筑设计 |
| 6.4.1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2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 |
| 6.4.3 建筑设计师 |
| 6.4.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所带来的启示 |
| 6.5 建筑伦理 |
| 6.5.1 建筑精神与价值判断 |
| 6.5.2 自贡恐龙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3 中国彩灯博物馆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建筑伦理 |
| 6.5.4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表达的建筑伦理及其启示 |
| 6.6 建筑与城市文化 |
| 6.6.1 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对自贡城市文化的意义 |
| 6.6.2 自贡恐龙博物馆与中国彩灯博物馆带来的城市文化启示 |
| 6.6.3 自贡城市文化及其认同 |
| 6.7 本章小结 |
| 7 结论:此两案例建筑设计全过程及其评析对当代的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论文的创新点 |
| 7.3 论文不足与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表目录 |
| 致谢 |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R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 一、文献梳理 |
| 二、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对口支援 |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 三、府际关系 |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 结语 |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6）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意义及目的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住院医师 |
| 1.2.2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
| 1.2.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专业基地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理论基础 |
| 1.4.1 公共物品理论 |
| 1.4.2 期望理论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2 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发展历程及现状 |
| 2.1 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发展历程 |
| 2.1.1 初级试行阶段 |
| 2.1.2 过渡推进阶段 |
| 2.1.3 规范发展阶段 |
| 2.2 我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现状 |
| 2.2.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
| 2.2.2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
| 2.2.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并轨 |
| 3 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概况 |
| 3.1 资质认定机制 |
| 3.1.1 培训基地认定机制 |
| 3.1.2 师资认定机制 |
| 3.2 培训招收与实施 |
| 3.2.1 培训目标 |
| 3.2.2 培训对象 |
| 3.2.3 培训时间 |
| 3.2.4 培训内容与方式 |
| 3.2.5 培训招收 |
| 3.2.6 轮转过程 |
| 3.2.7 考核管理 |
| 3.3 质量控制 |
| 3.3.1 组织管理 |
| 3.3.2 督导评估 |
| 3.4 保障措施 |
| 3.4.1 制度保障 |
| 3.4.2 人事保障 |
| 3.4.3 经费及待遇保障 |
| 3.4.4 执业及晋升保障 |
| 3.4.5 学位衔接保障 |
| 4 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存在的问题 |
| 4.1 访谈调查基本情况 |
| 4.1.1 对象选择 |
| 4.1.2 调查工具 |
| 4.1.3 资料处理 |
| 4.2 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存在问题 |
| 4.2.1 组织管理效能有待提高 |
| 4.2.2 制度建设有待精细化 |
| 4.2.3 培训内涵知晓不够,培训系统性不足 |
| 4.2.4 培训实施过程存在差别,培训质量参差不齐 |
| 4.2.5 评估监督机制有待改善 |
| 5 国内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经验借鉴 |
| 5.1 国内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及经验借鉴 |
| 5.1.1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 |
| 5.1.2 上海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 |
| 5.1.3 经验借鉴 |
| 5.2 国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及经验借鉴 |
| 5.2.1 美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 |
| 5.2.2 经验借鉴 |
| 6 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的优化举措 |
| 6.1 组织管理优化 |
| 6.1.1 深化管理职能,提高管理效率 |
| 6.1.2 建立信息联动机制,落实协同管理效应 |
| 6.2 制度建设优化 |
| 6.2.1 把握政策内涵,严格执行制度标准 |
| 6.2.2 充分调研,完善权威性制度指南 |
| 6.2.3 争取社会力量,构建多元化投入保障制度体系 |
| 6.3 培养内涵优化 |
| 6.3.1 深入研究,分解目标,增强培训系统性 |
| 6.3.2 结合实际,细化培训标准,推进课题研究 |
| 6.3.3 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培训内涵接纳程度 |
| 6.4 培养过程优化 |
| 6.4.1 招录考察多元化,选拔优质生源,形成竞争意识 |
| 6.4.2 多管齐下,打造师资教学队伍 |
| 6.4.3 以规范化为核心,提高培训质量 |
| 6.4.4 创新教学考核形式,有效促进综合素质培养 |
| 6.5 评估机制优化 |
| 6.5.1 以评促建,激发培训基地工作动力 |
| 6.5.2 科学构建质量监督机制,有效利用评估结果 |
| 6.5.3 逐步完善评估维度,推动培训工作长效发展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致谢 |
（7）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史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 (一) 史料来源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阶段界定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
| 一、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
| (一) 实现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主要目标 |
| (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内在要求 |
| 二、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现实依据 |
| (一) 西藏高等教育特殊的地位要求中央政府给予重视 |
| (二) 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需要中央政府的帮扶 |
| 第三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 |
| 一、探索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帮扶民族地区创建高等教育 |
| (二) 和平解放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教育进行帮扶 |
| (三) 西藏高等学校在创建过程面临着师资匮乏问题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动员内地大学生长期支援西藏公学 |
| (二) 上海市选派教师支援西藏师范学院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进藏建藏成为早期援藏工作的主导思想 |
| (二) 政策实施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动员色彩 |
| (三) 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 |
| 四、探索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快速起步 |
| (二) 帮助西藏初步建立起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
| (三) 打开了西藏高校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关系 |
| 第四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 |
| 一、调整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加快发展西藏高等教育成为中央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 |
| (三) 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特殊政策帮扶西藏高等教育 |
| (二) 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省市和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 中央组织部组织内地高校选派干部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初步成形 |
| (二)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机制趋于合理 |
| (三) 支援政策制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
| 四、调整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 |
| (三) 西藏高校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自我发展意识增强 |
| 第五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至今) |
| 一、拓展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对西藏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
| (三) 实现西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加大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组织部的高校干部援藏政策不断加强 |
| (三) 教育部组织内地高校强力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四) 相关内地省市组织开展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政策体系趋于成熟 |
| (二) 支援政策实施机制不断健全 |
| (三) 配套政策措施逐步完善 |
| (四) 对口支援逐渐向对口合作转移 |
| 四、拓展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树立起了现代化办学理念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 |
| (三)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和层次稳步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着提升 |
| (五) 西藏高校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
| 第六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与特征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 |
| (一) 外部动力因素 |
| (二) 内部动力因素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为例 |
| (一) 路径依赖是公共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二) 路径依赖下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的变迁过程 |
| (三) 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 第七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绩效与问题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绩效评估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 |
| (二) 提升了支援高校的综合办学能力 |
| (三) 促进了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边疆安全稳定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策制定多头管理与政策资源配置不足 |
| (二) 部分执行主体动力不足及政策执行失真 |
| (三) 政策监控和评估缺乏制度规范 |
| 第八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创新面临的挑战 |
| (一) 加快内涵建设是当前西藏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
| (二) 支援政策目标、任务与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策略 |
| (一) 加强各政策部门的协调与配套政策制定 |
| (二) 增强政策执行主体自觉性及执行力度 |
| (三) 健全政策监控和评估工作机制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8）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政策的社会学研究 |
| 1.3 理论资源与分析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田野工作 |
| 1.5 章节安排及主要内容 |
| 2 改革开放前的富县现代卫生事业：从1949年到1984年 |
| 2.1 现代卫生事业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 |
| 2.2 现代卫生的全面建立：三级卫生网 |
| 2.3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基本思路 |
| 2.4 现代卫生事业全面建立的重要创新 |
| 2.5 本章小结：集体时代的成就与经验 |
| 3 市场化思路下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1985年到2000年 |
| 3.1 分田到户以后“落单”的村医 |
| 3.2 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医改 |
| 3.3 医改后卫生事业中的政府行动 |
| 3.4 市场主导下的资源动员及困境 |
| 3.5 本章小结：成就、问题和经验 |
| 4 农村新医改的卫生人才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医师资格制度 |
| 4.1 医学毕业生过剩与农村医生短缺的悖论 |
| 4.2 卫生人才“过剩-短缺”困境的既有研究 |
| 4.3 医师制度的变迁与农村卫生人才的困境 |
| 4.4 本章小结 |
| 5 农村新医改的医疗费用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合作医疗制度 |
| 5.1 新农合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 |
| 5.2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5.3 新农合制度困境的制度原因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村新医改的农民参与困境：政府主导下的基本公卫制度 |
| 6.1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的概况及其困境 |
| 6.2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既有研究 |
| 6.3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理论分析 |
| 6.4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实践分析 |
| 6.5 基本公共卫生制度困境的破解之道 |
| 6.6 本章小结 |
| 7 总结：农村新医改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困境的破解之道 |
| 7.1 从“政府-市场”到“国家-社会”：卫生政策研究范式转换 |
| 7.2 农村“新医改”困境的破解之道：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 |
| 7.3 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参与：一些具体的农村新医改政策建议.. |
| 7.4 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不足、以及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和打算..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10）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效应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概况及述评 |
| 1.2.1 国内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评价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评价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评价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难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难点 |
| 1.4 研究创新点 |
| 2 政策效应评价的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世界一流大学 |
| 2.1.2 建设政策 |
| 2.1.3 政策效应 |
| 2.2 政策效应评价的核心理论 |
| 2.2.1 影响评价理论 |
| 2.2.2 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 |
| 2.3 政策效应评价基本问题 |
| 2.3.1 政策效应评价的内涵 |
| 2.3.2 政策效应评价的意义 |
| 2.3.3 政策效应评价的原则 |
| 2.3.4 政策效应评价的步骤 |
| 2.4 本章小结 |
| 3 政策效应评价模型选择 |
| 3.1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理论架构和发展过程 |
| 3.1.1 “211工程”政策的理论架构和发展过程 |
| 3.1.2 “985工程”政策的理论架构和发展过程 |
| 3.2 “211工程”和“985工程”政策的内在联系 |
| 3.2.1 建设周期和对象的交叉性 |
| 3.2.2 建设目标的递进性 |
| 3.2.3 建设策略的趋同性 |
| 3.3 “211工程”和“985工程”政策的固有差异 |
| 3.3.1 遴选条件的有无 |
| 3.3.2 建设目标的高低 |
| 3.3.3 资助资金的多寡 |
| 3.4 “211工程”和“985工程”效应评价模型选择 |
| 3.4.1 PSM模型概述及适用性分析 |
| 3.4.2 DID模型概述及适用性分析 |
| 3.4.3 其他模型概述及适用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211工程”政策效应评价 |
| 4.1 “211工程”政策效应评价研究假设及PSM模型构建 |
| 4.1.1 H1和H2研究假设 |
| 4.1.2 PSM模型构建 |
| 4.1.3 样本及变量的选取 |
| 4.2 PSM模型研究结果及分析 |
| 4.2.1 倾向得分计算结果 |
| 4.2.2 样本匹配结果 |
| 4.2.3 PSM模型结果分析 |
| 4.3 “211工程”政策效应评价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5 “985工程”政策效应评价 |
| 5.1 “985工程”政策效应评价研究假设及DID模型构建 |
| 5.1.1 H3和H4研究假设 |
| 5.1.2 DID模型构建 |
| 5.1.3 样本及变量的选取 |
| 5.2 DID模型研究结果及分析 |
| 5.2.1 DID模型H3假设研究结果及分析 |
| 5.2.2 DID模型H4假设研究结果及分析 |
| 5.3 “985工程”政策效应评价研究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6 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效应评价的经验和启示 |
| 6.1 建设政策效应评价的经验 |
| 6.1.1 积极政策效应的经验 |
| 6.1.2 消极政策效应的经验 |
| 6.2 建设政策的目标启示 |
| 6.2.1 构建“三阶一流”建设目标,分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
| 6.2.2 建立均衡的目标激励制度,力争同时改善高校三大职能 |
| 6.3 建设政策的策略启示 |
| 6.3.1 权衡合并式建设策略的利弊,促进合并优势转化 |
| 6.3.2 联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建设多元世界一流大学 |
| 6.3.3 探索建设压力和动力,避免夸大价值和重要性 |
| 6.4 建设政策的评价机制启示 |
| 6.4.1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政策评价机制,共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
| 6.4.2 采用科学的政策效应评价方法,保障评价的客观性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总结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及奖励 |
| 附录 |
| 附录1“211工程”政策效应评价研究171所对照组高校 |
| 附录2“211工程”政策效应评价研究71所实验组高校 |
| 附录3“985工程”政策效应评价研究38所实验组高校 |
| 附录4 PSM模型DO文档 |
| 附录5 DID模型Do文档 |
| 附录6“211工程”高校合并情况 |
| 附录7“985工程”高校合并情况 |
| 致谢 |
四、广西计委网络建设方案（论文参考文献）
- [1]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D]. 杨嘉宜. 外交学院, 2021(11)
- [2]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研究[D]. 王志朵.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疾控机构微信公众号媒介角色研究[D]. 黄馨. 广西大学, 2020(07)
- [4]建筑设计全过程实录及其评析 ——以自贡恐龙博物馆和中国彩灯博物馆为例[D]. 朱厢炜.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海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优化研究[D]. 刘颖. 海南大学, 2019(06)
- [7]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9]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变迁与现实困境 ——以富县为个案[D].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10]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效应评价研究[D]. 欧玉芳.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