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甘肃沙漠治理与开发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秀芳[1]（2021）在《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从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社会主义的发展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飞跃,但是从巴黎公社起义失败到苏东剧变的发生,也充分表征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纵观社会主义走过的五百年历程,其中不乏思想家、政治家为此所提出的真知灼见,但是以科学家视角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理论却少之又少。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钱学森创立的,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观点和主张。这一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系统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为方法支撑,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以促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协调发展和高效管理为重点所进行的理论探索,是钱学森晚年学术思想的精华。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是一个内容极其广泛的理论学说,本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以《钱学森书信》及其补编（15卷）以及《钱学森文集》（6卷）等为主要文本依据,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等多种方法,从广泛分散在书信、文集、讲话中提取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的观点,在全面展现这一宝贵精神财富的真实面貌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概括总结、演绎分析。钱学森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规划主张始终围绕着三个问题进行:如何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内部各系统互相服务的问题。世界社会形态和三次社会革命观点,不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学说,深刻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不同步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钱学森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管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四大领域九大建设主张对于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教育发展和国防建设,尤其是对于创建健康中国、绿色中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有重要启示与借鉴价值。社会工程和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倡导,对于推进信息革命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从任务能力型到系统效能型转变有重要意义。虽然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不是尽善尽美的理论学说,但至少为当今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方法、一种路径,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其中的诸多理论学说已经得到了认可并被付诸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虽说其中的有些观点、理论尚存在争议,但依然不能掩盖这一思想所散发的光芒。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表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顾超[3]（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王淼[4]（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朱宝莉[5]（2019）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为例》文中提出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问题的“重灾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近几十年来,一些民族地区利用自身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纷纷开启了以旅游开发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收减贫之路,旅游扶贫已然成为我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战略选择。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贵州省在实践中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一条以“民族村寨”为基本单元的乡村旅游扶贫发展之路,从区域层面来看,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扶贫成效。现阶段,在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村寨贫困人口受益成为了当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落脚点。长期以来,政府主导是我国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工作的典型特征,也是旅游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扶贫目标进一步向重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聚焦,此种单纯依靠政府的旅游扶贫模式在实践中日渐暴露出了不足。政府主导下的旅游扶贫虽然可在短期内能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扶贫成效,暂时改善民族村寨和居民的贫困面貌,但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为消除贫困提供持久性的保障和支持。就旅游扶贫开发而言,其在本质上系一种兼具了产业性和社会性特征的扶贫方式,贫困居民脱贫是旅游扶贫开发的合法性基础,经济运作的成功则构成了旅游扶贫成功的先决条件。在旅游扶贫开发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价值诉求和行动逻辑上的冲突,既可能对旅游扶贫的可持续性带来不利影响,也可能使旅游扶贫偏离本来的扶贫目标。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最重要的是要在确保贫困人口主体地位的基础上达成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平等协商、有效合作的实现。因此,亟需构建一套能切实保障村寨贫困人口获益的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文章在总体上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进行展开。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梳理和分析,形成对影响民族地区旅游扶贫问题的初步认识;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和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案例地旅游扶贫开发中贫困人口受益状况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进一步明晰其中存在的问题;再次,综合运用反贫困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等,对影响民族村寨居民旅游扶贫效应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为确保贫困居民旅游脱贫目标的实现,主张建立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并结合案例地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应对措施。通过系统考察和论证,文章得出以下结论:其一,当前民族村寨贫困人口普遍受益不足的现状,进一步印证了完全由政府主导的旅游扶贫开发模式已经不能充分满足精准扶贫的现实需求,亟需实现扶贫体制机制上的转变;其二,民族村寨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不足是阻碍地区旅游扶贫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旅游扶贫中必须注重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地位的发挥;其三,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的过程是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斥着“权力—利益”纷争的博弈过程。找到参与各方利益上平衡点,协调多元主体间的关系是保证旅游扶贫目标实现的关键。其四,在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构建一个以贫困人口为核心,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至关重要。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整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本课题的研究视角给予了必要说明;其次对国内外旅游扶贫的研究现状和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阐述;最后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并指出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为本课题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的概述。本研究主要涉及的理论有反贫困理论、内源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反贫困理论为旅游扶贫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反贫困历经的各主要发展阶段及关注内容;内源发展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以上两章的梳理和分析,本章中初步提出了研究假设:一是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中主体性地位必须得以确立;二是多元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协同和合作机制建立是保障贫困人口受益的关键。第三章是对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的介绍和回顾。具体内容包括近些年来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出台的相关经济和文化政策;贵州旅游开发的过程,以及贵州独特的“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历程、路径和已经取得的重要成绩。第四章是对案例地旅游扶贫中贫困人口的受益状况的调查和分析。首先,分别介绍了两个案例地---黔东南州的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各自的社区概况、旅游资源分布状况和社区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其次,从贫困人口的经济受益和非经济受益两个方面对村寨贫困人口的实际旅游受益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最后,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影响案例地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具体因素入手,探索了居民旅游扶贫效应感知、居民对旅游扶贫政府管理评级和旅游扶贫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居民对旅游扶贫经济和社会正效应、居民对政府管理评价均显着影响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支持度和满意度,其中居民对政府管理政策评价影响程度最高;尽管两地旅游发展历程和特点存在差异,但从社区获益来看,两地旅游收益大部分均被外来经营者和少数社区精英所获取,而当地贫困人口实际承担了更多的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体现出极大的不公平。第五章是对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各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和策略分析。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和贫困人口等五大类,并以具体案例地为例分析了各自主体参与旅游扶贫的行动逻辑和发展策略（因当前力量较弱,对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影响不大,没有单独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在旅游扶贫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不连续、权利分配的不平衡和组织力量的不均衡等是造成旅游扶贫效应低下的滥觞。第六章为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及路径选择。基于合作型反贫困的基本要义和现实的推逼,亟待构建一套能切实凸显村寨贫困人口在旅游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的多元合作的旅游扶贫机制。首先对五大主体在旅游扶贫中的角色和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在此基础上,结合案例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具体路径和策略:贯彻“有限政府”理念;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挖掘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对接外部市场;推进社区精英为引领的民族村寨组织化建设;从产权改革角度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所得等。
余浩然[6]（2019）在《向水而生 ——1950年代以来皖北农村的水利与秩序》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基于对安徽寿县地区田野调查,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对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兴修工程如何生根并发挥持续效应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再现和阐释。立足于乡土社会,运用结构主义和共同体相关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通过不同时期的人群活动特点讨论水利兴修的社会意义,探讨了水利建设与地方实践的复杂关系,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水利兴修工作带来了地方社会要素和权力结构的重组,并最终与地方社会形成了一种“互嵌关系”。我国水利兴修历史悠久,水利是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有着安农兴邦的作用,也承担了抗旱防洪,航运转输的多重使命。由于寿县地处江淮分水岭的南北要冲,其军事意义也十分突出。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当时的治理建设模式下,地方上形成了一系列的水利共同体,涉及到生产、防卫、城镇布局等。新中国成立以后,水利兴修从农村基本水利建设开始,比如当家塘,到大型水利工程上马,比如淠史杭、红旗渠等,其分布范围之广、耗费成本之大、技术革新之迅速,超过了我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其结果改变了农村农田水利的空间布局,形成了新的管理机制,也提供了后续发展的物质、制度基础。如今随着“引江济淮”工程的实施,寿县地区与长江、淮河两大水系连接一体,整个县域具备了更大的共同体的色彩。在水利共同体走向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农民和社会成为开发治理水利最重要的单位,而水利对三者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一、国家主导,农民,社会组织参与的互动结构是水利建设的最主要力量,在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是人民公社制度保证了水利兴修工作的完成,在改革开放后治理方式的转型又拓宽水利设施升级转型以及对水利的综合应用。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开发领域中,三者交替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共同目标实现中保持了行动一致性,而在市场化的大背景下,也出现了价值偏差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冲突。三、就其发挥效果而言,在不同领域的开发实践中都取得了成就;同时也将生态、平衡等理念融入了地方发展观。同时也在多个社会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逐步扩大和深化,这也是“互嵌关系”的最好表达,此时的水利已经从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向新时代具有多纬度发展潜力的公共资源转变,文章遵循一种历时的角度,以一位老水利人老烟枪的人生故事为叙述核心,对上述问题做一回顾和阐释。
任思达[7]（2019）在《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增长速度,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其中,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地区经济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十三五规划纲要》表明,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长期以依靠资源消耗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使我们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资源环境的日益突出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和资源环境联系最为密切的矿业,更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推动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总量持续上升、对外依存持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过低以及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问题已逐步显现。面对传统的矿业发展方式已无法满足未来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应对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对矿业行业进行转型升级,从根本上实现绿色发展,已是当前矿业经济发展所将面临的首要担当。然而,随着有关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探讨逐渐进入众人的视线,针对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研究,仍更多的集中于国家尺度或者某地区矿业发展的案例分析,缺乏矿业发展问题时空分布特征的探讨,且随着对绿色发展理念认识的不断完善,矿业经济的绿色发展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因此,有必要对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十三五”时期矿业绿色发展新内涵的基础上,以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对象,对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问题进行探讨,在完善矿业在地理空间视角实证研究的同时,可以更好地为各地区矿业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经济理论、生态经济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在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状况进行描述的基础上,利用脱钩分析模型、协整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明确了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现状;并针对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现状,结合绿色矿业发展的新内涵,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此量化分析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探讨我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多种模式以及相关路径,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各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从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历程与区域分布特征来看,时间维度上,中国矿业经济经历了调整准备阶段、合理开发与节约利用阶段、环境治理与保护阶段、绿色开采及绿色矿山阶段以及绿色矿业阶段五个阶段。空间维度上,东、中、西、东北四个区域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空间分布特征明显,西部地区在资源储量方面优势突出,地质勘查投入高,但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矿业环境恢复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东部地区资源总储量相对较少,但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好,矿业发展稳健有序,大中型矿企占比相对较大,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良好;中部地区在地质勘查投入金额低于西部地区,但同样存在综合利用水平不高,矿业发展缺乏规模化集约化等问题;东北地区矿业发展相对成熟,经济效益较高,规模化集约化程度较高,但历史遗留地质环境问题突出,传统矿业有待进一步转型升级。（2）从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质量来看,矿业经济的发展对整体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较大,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联性逐年增强,但对整体的就业影响相对较弱,能源消费压力日益加大,个别行业的能耗仍然较高,仍需进一步降低能耗,提高综合利用效率。（3）基于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新内涵,从经济、环境、政策、技术、产业、社会六个方面出发,通过研究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所构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发现研究期间内,31个省市自治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在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四个区域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作为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其矿业绿色发展水平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相比之下,东北部、中部次之,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较差。（4）基于所构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针对不同类别地区矿业绿色发展程度水平,提出了“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政策引导型”、“产业、政策驱动型”、“技术、产业支撑型”和“环保优先型”五种不同类型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其中,“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发展模式包含北京、江苏、山东、广东、天津、上海和浙江7个省市;“政策引导型”包含河北、吉林、黑龙江、重庆、甘肃、青海、宁夏7个省市;“产业、政策驱动”型包含山西和内蒙2个省份;“技术、产业支撑型”包含14个省份;“环保优先型”仅包含西藏1个省份。（5）针对五种不同类型的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结合31个省市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特征,明确各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基本形势及存在问题,从而提出了不同类型下地区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路径。其中,“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发展模式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利用技术优势,以科技创新带动矿业转型,进一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生态环境改善;（2）提高大中型矿业企业占比,加强矿种差别化管理,科学调减矿山数量,合理开发利用绿色能源,推进矿业结构调整优化;（3）加大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恢复力度,全面推进矿业绿色发展;（4）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加强国内外合作与交流,以上海为首,发挥上海、浙江和广东三个省市的示范引领作用。“政策引导型”发展模式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为矿业绿色发展提供保障;（2）提高技术水平,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促进矿业转型升级;（3）化解过剩产能,调整矿业结构,推进清洁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矿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修复,推进矿业绿色发展;（5）调整完善资源开发收益分配机制,推进资源开发收益共享,服务区域发展和民生改善。“产业、政策驱动型”模式的发展路径为:（1）加强政策引导,挖掘新的矿业经济增长点,推进产业结构向多元化转变;（2）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利用资源和区位优势,落实选冶加工和矿业开发“走出去”;（3）降低资源的消耗水平,提高矿业的技术水平;（4）在产业结构转变,技术水平提高的基础上,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技术、产业支撑型”模式则根据所包含省份情况,分为“中庸组”、“潜力组”和“劣势组”进行讨论。针对“中庸组”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优化,突显发展优势;（2）保持经济、环境和社会综合平稳发展,加快结构调整转型;（3）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加大财政资金投入,落实优惠政策。针对“潜力组”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发挥各省特色,挖掘矿业发展潜力;（2）完善矿业发展相关政策,引导支持矿业绿色发展。针对“劣势组”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加强技术研究,发挥资源优势,提升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2）利用区位优势,依托国家政策,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相对之下,“环保优先型”模式的矿业发展路径为:（1）优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布局,因地制宜,因矿制宜,使资源环境优势带动全局发展;（2）弥补技术、产业、社会方面的短板,协调发展,整体推进。
方宾伟[8]（2018）在《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我国60多年的防沙治沙的历史,期间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积累了大量的治沙经验,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从每隔五年左右的荒漠化和沙化统计数据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沙漠化现象,整体生态还在不断的恶化。基于防沙治沙的可持续角度出发,1984年,钱学森提出了发展沙产业构想,指出了防沙治沙不仅仅在于治理,也要开发,要把治理蕴含于开发之中,关键在于改善经营和优化管理。自从提出沙产业的构想以来,全国各地沙产业蓬勃发展,早已实现了钱老上亿产业的目标。但是,沙产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发展中也存在问题,特别是产业持续性问题,为了解决沙产业经营过程中可持续问题,本文尝试从不同经营模式视角出发,找出阻碍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的因素,并提出对经营模式优化和创新的构想,保障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研究目标,本文主要分为十一个章节进行研究。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首先回顾国内外对沙产业经营模式的相关研究动态,并就国内外发展状态进行评述,为本文研究提供思路和方法;第二章,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针对研究中出现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解决研究范畴问题;第三章,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系统理论构建。首先针对沙产业参与主体进行利益分析,构建沙产业绩效评价体系,提出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系统;第四,新疆沙产业发展概况及主要的经营模式。主要介绍新疆沙产业的发展现状,并对主要沙产业的经营模式进行简单的介绍;第五,第六和第七章分别针对政府主导型、公司主导型和家庭主导型经营模式分析。主要介绍模式经营特征、经营下沙产业经营绩效、绩效的影响因素、模式缺陷及优化途径;第八章,新疆不同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选取村庄为研究单位,以农户视角研究不同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第九章,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经营借鉴及创新。首先介绍国内外沙产业经营模式先进经验,然后在上述章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的创新模式,最后以第八师149团沙产业经营作为案例进行示范研究;第十章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创新的保障措施;第十一章,结论及展望。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沙化现象依然严重,沙化土地扩展出现减缓趋势。据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统计数据来看,截止2014年底,新疆沙化土地面积为74.71万平方公里,占新疆国土总面积44.87%。而沙化土地扩展情况来看,2010-2014新疆沙化面积增加367.18平方公里,与上次沙化统计比较,减少了46.85平方公里。2.新疆沙产业发展不均衡,产业化程度低。从发展规模来看,据统计新疆南疆沙产业面积达到1288.98万亩,东疆89.98万亩,北疆39.92万亩。从新疆沙产业加工企业调研情况来看,加工企业分布较多的阿克苏也不过82家企业,并且这些企业多是原材料的初步加工,并不具备产品的深加工能力。3.政府主导经营模式的缺陷是高投入,低产出。针对这个问题,有三种解决思路:一、引入独立的监督机构,提高代理效率;二、缩短委托代理链条,实现中央政府与农户的直接对接。三、尝试寻找合作发展模式,提高经营效率。公司主导经营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利益的分配不均。针对这个问题,有三种解决思路:一、引入中介组织,强化公司和农户的关系;二、引入监督机构,促进公司和农户的融合。三、途径三:引入合作组织,外部问题内部化解决。家庭主导经营模式下存在规模小和资源不足两方面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思路:一、扩大规模,发展家庭农场形式。二、寻求合作制发展方式,解决资源不足现状4.沙产业经营中,影响经营者对不同经营模式选择有四个显着的影响因子。第一,经营者的文化程度对经营模式有显着影响。经营者文化程度越高,在选择模式是会选择效率比较高的经营模式,也会通过改变自身情况进入效率较高的经营模式。第二,沙产品商品率对经营者模式选择有显着影响。沙产品商品率越高,经营者越可能选择政府或者公司型经营模式。第三,融资效果影响经营者模式的选择。经营者融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自己经营沙产业。第四,政府扶持力度影响经营者模式的选择。政府扶持力度越高,经营者自我经营的意愿越大。5.新疆沙产业创新模式是股份合作制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下,主要包括三种经营方式:一、政府+农户。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和农户按照股份进行合作,政府提供项目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农户通过自己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进行入股,最终的产品收益按照股份进行分配。二、政府+公司。这种模式下,政府不仅仅作为投资方,也是监督方,主要是考虑到沙产业的特殊性,沙产业有公益性的特点,因此在实际的合作中,不能仅仅注重经济效益,要在政府的监督下保持平衡的发展。三、政府+公司+农户。这种形式是结合政府、公司和农户三方的力量形成的合作制模式。这种模式下公司控股,其他两个经营主体可选择代表进入董事会,形成了共同治理的局面,最大的发挥各个利益体的资源禀赋,促进沙产业的可持续经营。
张蕊[9]（2018）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城市群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资源要素的流通更加便捷,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再仅仅是单个城市的“单打独斗”,而是朝着以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间的竞争发展。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全球性意义的“城市——区域”发展模式,“集合”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大城市之间的共识。只有通过城市群才能更好地将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聚集起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增强企业竞争力,形成强强联合的经济、文化和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都是当地经济、文化、社会高度发展与集中的区域,也是全球城市发展的典范。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群不断崛起和发展壮大,呈现出新的发展面貌,之前普遍存在的省域和行政区经济正在逐步转向城市群经济。为了共同的利益诉求和谋求长远发展,区域合作成为广泛的共识,城市群也正在成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空间形态。各大城市群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长江中游城市群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其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处于我国地理空间的核心位置,发展潜力巨大,在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中部崛起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新常态下引领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在交通区位、历史文化、合作基础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当把握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受到空前重视的机遇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拓思路,利用资金、技术、创意等手段,促进区域内丰富多样、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积极寻求区域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将文化产业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不断推动发展要素的交流互动,使区域内的文化要素互相流通,文化感情更加密切,文化传统得到传承,文化优势充分发挥,以更好地支撑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社会建设的和谐度和持续度,超越传统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促进城市群转型升级。本文分为七章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转化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第一章是绪论,首先阐明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城市群的崛起是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趋势。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完成由战略构想到国家战略的升格后,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发展文化产业势在必发,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也因之具有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其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的概念进行界定,并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即比较优势理论、协同理论、产业集群理论和增长极理论。最后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交代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思路以及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第二章结合历史文化资源基本要素情况,将长江中游历史文化资源分为物质型和非物质型两大类,再以历史文化主题为分类标准,选取部分特色鲜明、内涵深邃、保存完整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分析。在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具有独特鲜明的价值内涵,是区域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由此提炼出其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第三章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背景与目标,即必要性与可行性。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面临中部崛起、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施、文化产业将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的历史机遇。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雄厚的科技教育资源、密切的文化交流的基础,其产业化具有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重大意义。第四章总结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的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基本情况,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特色产业如文博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民间工艺美术产业、动漫游戏产业、节庆会展产业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突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动态以及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重点与方向。第五章指出虽然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依然存在文化协同力度不够、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深入、文化资源整合不充分以及文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将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继而探寻产生问题的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即文化认同感不足导致凝聚力缺乏、行政区划的阻隔影响了区域合作、农耕文化与内陆意识阻碍创新发展等。第六章在前文的基础上,提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中需要坚持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兼顾原则,并分析推动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文化、制度、技术、创意、人才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即: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交流合作;改革体制机制,激发文化活力;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集聚;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科技含量;优化文化环境,吸引人才聚集等,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又好又快发展。第七章是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何静苗[10]（2018）在《汉代河西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地方治理,是史学研究的新热点之一。汉代对河西的治理颇有成效,本文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考察汉代对河西的治理措施,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汉代在河西实行郡县和属国并存的双轨治理体系。本文从治安管理、社会教化、生态保育和灾害防治四个方面入手,探究了汉代治理河西的措施。进而指出,汉代不同时段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对河西的治理理念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所取得的成效也不尽一致。汉代在河西采用因地制宜的治理体系、重视教化和发展农业等方面的经验至今可资借鉴;此外,也有应该吸取的教训,以治羌为例,其内徙政策失当、官吏不称职、管理过于严酷等,均需反思。
二、甘肃沙漠治理与开发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甘肃沙漠治理与开发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意义、不足 |
| 第一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发展轨迹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入侵催生了近代国家观念和科技救国思潮的产生 |
| 二、二十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 |
| 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影响因素 |
| 一、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思想渊源 |
| 二、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形成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过程 |
| 一、萌生阶段(1930-1955):在救国思想主导下,初步接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努力掌握专业知识 |
| 二、发展阶段(1956-1981):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系统工程思想逐步成熟 |
| 三、成熟阶段(1982-1996):在邓小平理论的影响下,开始用社会工程思想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
| 四、完善阶段(1997-2009):在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影响下,以“钱学森之问”为标志继续思考国家重点领域的发展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钱学森关于时代发展特征的分析 |
| 第一节 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一):“科学技术”视角 |
| 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断发展 |
| 二、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呈现“大科学”发展态势 |
| 三、把握产业革命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发展 |
| 第二节 时代发展特征的把握分析(二):“世界社会形态”视角 |
| 一、世界社会形态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信息革命时代的阶段性特征 |
| 二、信息化、差异化、资本化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 |
| 三、钱学森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解读 |
| 第三节 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大任务的认识 |
| 一、第一次社会革命奠定了当前中国发展的制度优势、思想优势 |
| 二、第二次社会革命亟需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协调发展的问题 |
| 三、主动为第三次社会革命作准备 |
| 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战略对策 |
| 一、 “时代差”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 |
| 二、科技立国重要性日益凸显 |
| 三、用系统视角分析时代问题 |
| 第五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内容 |
| 一、基本理念与创新主张 |
| 二、方法支撑和具体运用 |
| 三、主要框架及基本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瞄准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国家产业不断升级 |
| 二、加强三大经济学研究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
| 三、运用系统工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 |
| 四、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体质建设主张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一):大力开展“科技经济建设” |
| 一、科技是21 世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核心 |
| 二、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大力推进科技经济建设 |
| 三、建设主动型“宏观控、微观放”的科技经济管理体制 |
| 四、依靠伦理、管理、法理规约科技经济行为 |
| 第三节 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二):重视发展“人民体质建设” |
| 一、从整体的角度规划人民体质建设 |
| 二、深入研究人体科学 |
| 三、推进医学改革 |
| 四、关心重视老龄人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钱学森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必要性 |
| 二、钱学森论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
| 三、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思想建设是“主观表现” |
| 一、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 |
| 二、 理论研究:思维科学、系统科学、社会科学加行为科学是关键 |
| 三、技术手段:思想政治社会工程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客观表现” |
| 一、 “中国文化是强大的国力” |
| 二、传统文化的扬弃主张 |
| 三、建设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
| 四、21 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创新探索 |
| 一、较早进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研究 |
| 二、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主张 |
| 三、主张建立行政科学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一):政体建设 |
| 一、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看法与主张 |
| 二、行政机构必须因时因事进行调整 |
| 三、建立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行政工作体系 |
| 四、总体设计部:现代国家智库建设的雏形 |
| 五、中央科学技术委员会:加强科学技术的综合管理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二):法律建设 |
| 一、法治以实现对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治理为目的 |
| 二、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工程 |
|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 |
| 第四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三):民主制度建设 |
| 一、为完善基本民主制度献计献策 |
| 二、探索落实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路径 |
| 三、开展人民政协学研究助力协商民主 |
| 第五节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四):党的建设 |
| 一、钱学森对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建议和主张 |
| 二、钱学森关于领导科学及领导干部的培养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钱学森关于地理建设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及基本主张 |
| 一、钱学森提出地理建设的过程 |
| 二、地理建设的主要内涵 |
| 三、地理建设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基础设施建设:国土工程 |
| 一、把交通建设作为地理建设之本 |
| 二、在“尊重”和“创造”基础上开展水利建设 |
| 三、发展沙产业、林产业、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
| 四、加快现代城市建设 |
| 五、推进重点地区发展 |
| 第三节 地理建设(二):生态环境保护 |
| 一、国家再生资源委员会:规划资源回收利用 |
| 二、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
| 三、灾害学研究:科学防治自然灾害 |
| 四、城市学研究:山水城市发展主张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钱学森关于教育、科技、外交、国防发展的理论探索 |
| 第一节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 |
| 一、教育是第一位的大事 |
| 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
|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 |
| 四、开展大成智慧教育 |
| 第二节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 |
| 一、党要不断提升科技领导力 |
| 二、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 |
| 三、面向群众开展科普宣传 |
| 第三节 积极践行和平外交政策 |
| 一、平等是外交的基础 |
| 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三、贯彻世界范围内的群众路线 |
| 四、大力维护国家安全 |
| 第四节 推进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
| 一、认真研究21世纪国防建设重点问题 |
| 二、加强战略战术运用确保打赢现代战争 |
| 三、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贡献 |
| 一、以系统理论创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 |
| 二、深入阐明了科学技术推动国家进步发展的作用机理 |
| 三、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的难点和热点献计献策 |
| 四、解读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重要论断和观点 |
| 五、提出并尝试破解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发展问题 |
| 第二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特点 |
| 一、科学家的理想性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 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与具体场景的适用性 |
| 三、学理上的逻辑性与实践中的有限性 |
| 第三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评价 |
| 一、性质上:它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阶段性:它是还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
| 三、实践上: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
| 第四节 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的教育启示 |
| 一、树立求真求实态度,认真研究国家发展中的各类问题 |
| 二、汲取人物思想智慧,助力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
| 三、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挖掘展现先进群体精神风貌 |
| 四、贯彻立德树人方针,实现高等教育道德性与知识性逻辑的统一 |
| 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强化科学家队伍的国家观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立题依据 |
| (一)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资料 |
| (一) 档案、文献类 |
| (二) 游记、日记、方志类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重点、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新疆建省前的局势 |
| 第一节 晚清新疆的空前危机 |
| 一、“大一统”天下观的蜕变 |
| 二、新疆“内忧外患”形势 |
| 三、沙俄强占伊犁与英、俄角逐 |
| 第二节 海防、塞防之争与“哲德沙尔”政权的覆灭 |
| 一、海防、塞防之争下的晚清国家安全观 |
| 二、清军西征与伊犁的收复 |
| 第三节 新疆建省方案的提出 |
| 一、建省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
| 二、建省方案的构想 |
| 第四节 行省制在新疆的确立 |
| 一、“建省设抚”的实施 |
| 二、“建省设抚”的意义 |
| 第二章 建省初期新疆巡抚的治疆政策(1884-1891) |
| 第一节 刘锦棠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4-1889) |
| 一、固防与整军 |
| 二、吏治的整顿 |
| 三、屯垦与税收 |
| 四、变通政令与社会治理 |
| 五、教育与民族交流 |
| 第二节 魏光焘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89-1891) |
| 一、边防建设与国土安全 |
| 二、因地制宜的经济政策 |
| 第三章 新疆巡抚陶模、饶应祺的治疆政策(1891-1902) |
| 第一节 陶模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1-1895) |
| 一、武备与边圉 |
| 二、发展经济与规范赋税 |
| 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 |
| 四、因材施教,提倡国学 |
| 第二节 饶应祺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895-1902) |
| 一、保障政治稳定 |
| 二、加强边防安全 |
| 三、保障经济利益 |
| 四、教育与宗教政策 |
| 第四章 清末“新政”后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2-1906) |
| 第一节 潘效苏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2-1905) |
| 一、晚清“新政”的施行与新疆的改革 |
| 二、揆情审势,遴官益边防 |
| 三、“遣客改土”欲固边防 |
| 四、“新政”下的新疆经济 |
| 五、安抚哈萨克,稳定民族关系 |
| 第二节 吴引荪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5-1906) |
| 一、整吏治与课吏馆 |
| 二、废止招募世袭兵 |
| 三、理清度支,清算赃银 |
| 四、创立近代警制 |
| 五、兴办近代学堂 |
| 第五章 预备立宪体制下新疆巡抚治疆政策(1906-1912) |
| 第一节 联魁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06-1910) |
| 一、筹立宪,拟设谘议局 |
| 二、惩治腐败 |
| 三、改练新军,创立巡防队 |
| 四、统一财政,置办工艺局 |
| 五、严禁毒品 |
| 第二节 袁大化的治疆之策与措施(1910-1912) |
| 一、拟修铁路,实边固防 |
| 二、开辟利源,挽救财政 |
| 三、拓宽教育视野 |
| 四、“固本图文明”政策的失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学术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外旅游扶贫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外民族村寨旅游相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和田野点的选择 |
| 1.3.1 主要研究方法 |
| 1.3.2 田野调查点的选择 |
| 1.4 研究思路、限定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必要的限定和说明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可能的创新和技术路线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2章 相关理论概述 |
| 2.1 反贫困主要理论 |
| 2.1.1 经济增长的反贫困理论 |
| 2.1.2 权威干预反贫困理论 |
| 2.1.3 参与式反贫困理论 |
| 2.2 内源性发展理论 |
| 2.2.1 内源性发展理论的背景和内涵 |
| 2.2.2 内源式发展和外源式发展的区别 |
| 2.2.3 内源式发展理念的旅游利益相关者分类 |
| 2.2.4 内源式发展与精准扶贫的契合 |
| 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3.1 利益相关者影响 |
| 2.3.2 利益相关者参与 |
| 2.3.3 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
| 2.3.4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 |
| 3.1 特色村寨建设与旅游扶贫 |
| 3.1.1 民族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 |
| 3.1.2 民族村寨文化保护和开发的相关政策 |
| 3.1.3 特色村寨建设助推旅游扶贫开发 |
| 3.2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开发过程 |
| 3.2.1 贵州贫困现状和原因 |
| 3.2.2 贵州旅游扶贫的发展历程 |
| 3.2.3 贵州民族村寨旅游扶贫历程 |
| 3.3 贵州旅游扶贫取得的成绩 |
| 3.3.1 乡村旅游是贵州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式 |
| 3.3.2 贵州乡村旅游扶贫成绩显着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的效应 |
| 4.1 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发展概况 |
| 4.1.1 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社区概况 |
| 4.1.2 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旅游资源概况 |
| 4.1.3 岜沙苗寨和肇兴侗寨旅游扶贫历程 |
| 4.2 两个村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实际受益状况 |
| 4.2.1 两个村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经济受益 |
| 4.2.2 两个村寨旅游扶贫对居民的非经济受益 |
| 4.3 两个村寨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调查 |
| 4.3.1 研究假设 |
| 4.3.2 问卷设计与调查 |
| 4.3.3 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效应感知 |
| 4.4 两个村寨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感知的验证与分析 |
| 4.4.1 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感知差异分析 |
| 4.4.2 村寨居民旅游扶贫感知对旅游态度的影响 |
| 4.5 两个村寨贫困居民旅游参与存在主要问题 |
| 4.5.1 贫困居民参与度有待提高 |
| 4.5.2 村寨整体参与层次较低 |
| 4.5.3 贫困居民旅游受益的持续性不强 |
| 4.5.4 贫困居民旅游参与的可实现性不强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原因 |
| 5.1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政府因素 |
| 5.1.1 科层制工作机制自身影响了扶贫实效 |
| 5.1.2 重经济发展轻扶贫目标 |
| 5.1.3 地方政府的“自利性” |
| 5.2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市场因素 |
| 5.2.1 民族村寨旅游产业的益贫性体现不足 |
| 5.2.2 旅游漏损弱化了扶贫效应 |
| 5.2.3 旅游企业的逐利本质与扶贫的弱关联性 |
| 5.3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社区因素 |
| 5.3.1 社区权利约束 |
| 5.3.2 社区精英俘获 |
| 5.3.3 农村基层组织功能的缺位 |
| 5.4 影响民族村寨旅游扶贫效应的贫困人口因素 |
| 5.4.1 参与旅游的动力不足 |
| 5.4.2 参与旅游的资本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和路径选择 |
| 6.1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背景和意义 |
| 6.1.1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背景 |
| 6.1.2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意义 |
| 6.2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理念和内容 |
| 6.2.1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理念 |
| 6.2.2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内容 |
| 6.3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基础和原则 |
| 6.3.1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基础 |
| 6.3.2 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构建的原则 |
| 6.4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不同主体角色职能定位及相互合作 |
| 6.4.1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不同主体的角色职能定位 |
| 6.4.2 民族村寨旅游扶贫中不同主体的合作机制 |
| 6.5 民族村寨多元合作旅游扶贫机制的实施路径 |
| 6.5.1 贯彻“有限政府”的旅游扶贫开发理念 |
| 6.5.2 激发贫困人口旅游扶贫的内生动力 |
| 6.5.3 依托本地资源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
| 6.5.4 精英引领民族村寨的组织化建设 |
| 6.5.5 从制度上保障贫困人口的利益所得 |
| 结论 |
| 附录1 |
| 附件2 |
| 参考文献 |
（6）向水而生 ——1950年代以来皖北农村的水利与秩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过眼滔滔云共雾 |
| 一、 胜利渠坍塌了 |
| 二、 向水而生:不断扩大的水利内涵 |
| (一)水利对社会的多重影响 |
| (二)水利建设的逻辑 |
| 三、 田野情况和资料使用情况 |
| 四、 论文框架 |
| 五、 田野点概况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前的水利和乡村 |
| 一、 圩子边的“护城河” |
| 二、 逐水而居的流人 |
| 三、 码头、街道和市场 |
| 四、 大蛇传说 |
| 五、 喝什么水得什么病 |
| 第三章 逐步扩大的水利共同体 |
| 一、 土改后对水利的需求 |
| 二、 水利建设中摸索和徘徊 |
| 三、 第一次上河堤 |
| 第四章 水利兴修后的乡镇建设 |
| 一、 频繁的区划调整 |
| 二、 家属区的风水案 |
| 三、 费税之累:小癞头的打工之路 |
| 四、 土地案的悖论 |
| 五、 断断续续的蚕桑计划 |
| 第五章 跨区域的水利调配和管理 |
| 一、 水利管理体系的完善 |
| 二、 水利技术的快速更新 |
| 三、 两起水利案的启发 |
| 1、人大主席被打了 |
| 2、和长丰县的矛盾 |
| 3、应接不暇的智慧 |
| 四、 后集体时代的水利管理 |
| 1、政府的自利性产生和发展 |
| 2、民间法的国家性及未来走向 |
| 3、平均主义原则下的效果分析 |
| 第六章 新产业、新文化与新生活 |
| 一、淮河岸边的采沙人 |
| 二、 土地造成的裂痕 |
| 三、 水文化的新发展 |
| 四、 新生活与新遭遇 |
| 第七章 水利治理走向新时代 |
| 一、一岗多责的河长制 |
| 二、 回首往事有话说 |
| 三、 共同体中想象与秩序 |
| 第八章 总结和思考 |
| 一、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水利兴修具有新特点 |
| 二、 从共同体互动寻求文化变迁意义 |
| 三、迈向更大公共范围的可能和尝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内涵研究 |
| 1.2.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评价研究 |
| 1.2.3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
| 1.2.4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研究 |
| 1.2.5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理论分析 |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1.2 绿色经济理论 |
| 2.1.3 生态经济理论 |
| 2.1.4 外部性理论 |
| 2.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2.1 矿业与矿业经济 |
| 2.2.2 绿色发展的内涵 |
| 2.2.3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界定 |
| 2.3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历程与区域特征 |
| 3.1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历程 |
| 3.1.1 矿业发展代表性划分 |
| 3.1.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阶段历程及特征 |
| 3.2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区域特征 |
| 3.2.1 矿产资源储量的区域特征 |
| 3.2.2 矿产资源勘查的区域特征 |
| 3.2.3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区域特征 |
| 3.2.4 矿业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区域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质量分析 |
| 4.1 矿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 |
| 4.1.1 中国矿业经济增长现状 |
| 4.1.2 贡献率评价指标 |
| 4.1.3 数据选取 |
| 4.1.4 贡献力分析结果 |
| 4.2 矿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分析 |
| 4.2.1 矿业能源消费现状 |
| 4.2.2 中国矿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程度 |
| 4.3 矿业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联性分析 |
| 4.3.1 矿业产业结构现状 |
| 4.3.2 变量的选取 |
| 4.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4 实证分析 |
| 4.3.5 主要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研究 |
| 5.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影响因素 |
| 5.1.1 外部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
| 5.1.2 内部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
| 5.1.3 系统分析 |
| 5.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
| 5.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5.2.2 设计思路 |
| 5.2.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5.3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 |
| 5.3.1 主成分分析法 |
| 5.3.2 数据来源 |
| 5.3.3 不同省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5.3.4 不同区域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 |
| 6.1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探讨 |
| 6.1.1 研究方法的选取 |
| 6.1.2 单维度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水平测度 |
| 6.1.3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聚类分析 |
| 6.2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模式的识别 |
| 6.2.1 “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模式 |
| 6.2.2 “政策引导型”模式 |
| 6.2.3 “产业、政策驱动型”模式 |
| 6.2.4 “技术、产业支撑型”模式 |
| 6.2.5 “环保优先型”模式 |
| 6.3 本章小结 第七章 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1 “经济、技术、社会驱动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1.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1.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2 “政策引导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2.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2.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3 “产业、政策驱动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3.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3.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4 “技术、产业支撑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4.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4.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5 “环保优先型”模式发展路径探讨 |
| 7.5.1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特征 |
| 7.5.2 矿业经济绿色发展路径 |
| 7.6 本章小结 第八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展望 致谢 参考文献 |
（8）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内容研究 |
| 1.3.1 国内相关内容研究 |
| 1.3.2 国外相关研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技术路线 |
| 1.5 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沙产业 |
| 2.1.2 沙地产业与沙产业 |
| 2.1.3 沙区产业与沙产业 |
| 2.1.4 沙产业经营模式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沙产业相关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4 博弈理论 |
| 2.2.5 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三章 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系统理论构建 |
| 3.1 沙产业经营中面临的问题 |
| 3.2 沙产业经营中参与主体利益分析 |
| 3.2.1 参与主体的利益取向 |
| 3.2.2 参与主体利益冲突分析 |
| 3.2.3 参与主体的利益均衡分析 |
| 3.2.4 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机制的构建 |
| 3.2.5 参与主体的利益保障机制的构建 |
| 3.3 沙产业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
| 3.3.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3.3.2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的解释 |
| 3.3.3 指标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
| 3.3.4 确定指标权重 |
| 3.4 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的本质 |
| 3.4.1 沙产业经营可持续的特征 |
| 3.4.2 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的基本原则 |
| 3.4.3 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的三大目标的统一 |
| 3.5 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系统 |
| 3.5.1 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系统结构 |
| 3.5.2 沙产业可持续经营系统基本特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新疆沙产业发展概况 |
| 4.1 新疆沙化现状 |
| 4.2 新疆沙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 |
| 4.3 新疆沙产业发展现状 |
| 4.3.1 北疆地区沙产业发展 |
| 4.3.2 南疆地区沙产业发展 |
| 4.4 新疆沙产业实地调研数据分析 |
| 4.4.1 指标说明 |
| 4.4.2 数据来源 |
| 4.4.3 结果分析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主导型经营模式 |
| 5.1 政府主导经营模式 |
| 5.1.1 模式界定及运营方式 |
| 5.1.2 模式产生的诱因 |
| 5.1.3 模式下沙产业经营现状 |
| 5.1.4 模式特征 |
| 5.2 政府主导型经营模式沙产业经营绩效评价 |
| 5.2.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 5.2.2 绩效评价结果分析 |
| 5.3 政府主导模式下经营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指标体系构建 |
| 5.3.2 模型设定 |
| 5.3.3 结果分析 |
| 5.4 政府主导经营模式缺陷及成因分析 |
| 5.5 政府主导型经营模式优化 |
| 5.5.1 优化目标 |
| 5.5.2 优化原则 |
| 5.5.3 优化途径 |
| 第六章 公司主导型经营模式 |
| 6.1 公司型经营模式 |
| 6.1.1 模式界定及运营方式 |
| 6.1.2 模式产生的诱因 |
| 6.1.3 模式下沙产业经营现状 |
| 6.1.4 模式特征 |
| 6.2 公司型经营模式效益评价 |
| 6.2.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 6.2.2 结果分析 |
| 6.3 公司主导型经营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
| 6.3.2 结果分析 |
| 6.4 公司主导经营模式缺陷及成因分析 |
| 6.5 公司主导型经营模式优化 |
| 6.5.1 优化目标 |
| 6.5.2 优化原则 |
| 6.5.3 优化途径 |
| 第七章 家庭主导型经营模式 |
| 7.1 家庭主导经营模式 |
| 7.1.1 模式界定及运营方式 |
| 7.1.2 模式产生的诱因 |
| 7.1.3 模式下沙产业经营现状 |
| 7.1.4 模式特征 |
| 7.2 家庭主导经营模式效益评价 |
| 7.2.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
| 7.2.2 结果分析 |
| 7.3 家庭主导经营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
| 7.3.1 数据来源及模型说明 |
| 7.3.2 结果分析 |
| 7.4 家庭主导经营模式缺陷及成因分析 |
| 7.5 家庭主导型经营模式优化 |
| 7.5.1 优化目标 |
| 7.5.2 优化原则 |
| 7.5.3 优化途径 |
| 第八章 新疆沙产业不同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 8.1 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的影响因子的选取 |
| 8.1.1 影响因子的界定 |
| 8.1.2 选取原则 |
| 8.1.3 选取影响因子 |
| 8.2 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计量模型构建 |
| 8.2.3 回归结果分析 |
| 8.3 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选择的结果分析 |
| 8.3.1 村庄特征影响因素 |
| 8.3.2 经济影响因素 |
| 8.3.3 社会影响因素 |
| 8.3.4 政策影响因素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经验借鉴及创新 |
| 9.1 国内外沙产业经营模式经验借鉴 |
| 9.1.1 以色列沙漠农业经营模式 |
| 9.1.2 内蒙古沙产业经营模式 |
| 9.1.3 甘肃沙产业经营模式 |
| 9.1.4 宁夏沙产业经营模式 |
| 9.2 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创新 |
| 9.2.1 新疆沙产业股份合作制的现实需求 |
| 9.2.2 股份合作制的特征 |
| 9.2.3 新疆沙产业股份合作制的优越性 |
| 9.2.4 新疆沙产业股份合作制的运行机制 |
| 9.2.5 新疆沙产业股份合作制的合作途径 |
| 9.3 新疆兵团八师149 团沙产业经营案例研究 |
| 9.3.1 八师149 团经济基本概况 |
| 9.3.2 八师149 团发展沙产业的背景 |
| 9.3.3 八师149 团发展沙产业项目效益分析 |
| 9.3.4 八师149 团沙产业经营模式分析 |
| 9.3.5 八师149 团实现沙产业可持续经营对策建议 |
| 第十章 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创新的保障措施 |
| 10.1 建立沙产业优惠政策协调机制 |
| 10.2 建立沙产业发展的科学评估与考核机制 |
| 10.3 建立科技与信息服务机制 |
| 10.4 建立沙产业生态补偿机制 |
| 10.5 健全管理体系 |
| 10.6 健全技术保障体系 |
| 10.7 健全金融保障体系 |
| 第十一章 结论与展望 |
| 11.1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11.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9）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 |
| 二、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研究的重、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二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概况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构成 |
| 一、物质型历史文化资源 |
| 二、非物质型历史文化资源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价值 |
| 一、独特的文化价值 |
| 二、巨大的经济价值 |
| 三、广泛的社会价值 |
| 第三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背景与目标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机遇 |
| 一、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需要 |
| 二、文化产业将建设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
| 三、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基础 |
| 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
| 二、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 |
| 三、雄厚的科技教育资源 |
| 四、密切的文化合作交流 |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目标 |
| 一、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
| 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
| 三、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
| 第四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现状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基本情况 |
| 一、武汉城市圈进入文化产业发展加速期 |
| 二、环长株潭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优势突出 |
| 三、环鄱阳湖城市群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特色产业分析 |
| 一、文博创意产业 |
| 二、文化旅游产业 |
| 三、民间工艺美术产业 |
| 四、动漫游戏产业 |
| 五、节庆会展产业 |
| 第五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力度不够 |
| 二、文化资源内涵挖掘不深入 |
| 三、文化资源整合不充分 |
| 四、文化创新能力不足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文化认同感不足导致凝聚力缺乏 |
| 二、行政区划的阻隔影响区域协作 |
| 三、农耕文化与内陆意识阻碍创新发展 |
| 第六章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路径 |
| 第一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原则 |
|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 |
| 二、保护与开发并重原则 |
| 三、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兼顾原则 |
| 第二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动力因素 |
| 一、文化因素 |
| 二、制度因素 |
| 三、技术因素 |
| 四、创意因素 |
| 五、人才因素 |
| 第三节 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对策 |
| 一、增强文化认同,促进交流合作 |
| 二、改革体制机制,激发文化活力 |
| 三、发挥比较优势,实现产业集聚 |
| 四、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科技含量 |
| 五、优化文化环境,吸引高端人才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10）汉代河西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点与重难点 |
| 第一章 汉代河西地理及行政建置 |
| 第一节 汉代河西地理概念演变考 |
| 一、先秦时期的“河西” |
| 二、秦及汉代的“河西” |
| 第二节 汉代河西行政建置演变考 |
| 一、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 |
| (一)河西置郡年代研究现状 |
| (二)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述 |
| 二、河西之双轨治理体系 |
| (一)河西郡县乡里建置考 |
| (二)河西属国建置演变考 |
| (三)掌民族事务之职官考 |
| 第三节 河西在汉代所处的地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汉代河西的治理措施 |
| 第一节 汉代河西的治安管理 |
| 一、汉代河西的治安问题 |
| 二、影响河西的治安因素 |
| 三、汉代河西的治安措施 |
| 第二节 汉代河西的社会教化 |
| 一、汉代河西的教育对象 |
| 二、汉代河西的教化措施 |
| (一)兴办学校 |
| (二)设置“学师” |
| (三)内容丰富 |
| 三、汉代河西教育兴盛的原因 |
| (一)河西之官吏重视教育 |
| (二)学者世族的鼎力支持 |
| (三)治理河西的实际需要 |
| 四、汉代河西社会教化的影响 |
| 第三节 汉代河西的生态保育 |
| 一、汉代河西的生态环境 |
| 二、河西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 |
| 三、汉代河西的生态保育措施 |
| (一)颁布生态保育之律令诏条 |
| (二)派遣官员执行并督察落实 |
| 第四节 汉代河西的灾害防治 |
| 一、汉代河西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 |
| 二、汉代河西应对自然灾害的措施 |
| 三、汉代河西预防自然灾害的措施 |
| (一)储备粮食 |
| (二)兴修水利 |
| (三)推广技术 |
| 小结 |
| 第三章 汉代河西治理的成效及得失 |
| 第一节 汉代河西治理的成效 |
| 一、汉代河西治理理念的时代变化 |
| 二、汉代河西治理取得的实际成效 |
| (一)西汉时期 |
| (二)窦融时期 |
| (三)东汉时期 |
| 三、影响汉代河西治理成效的因素 |
| 第二节 汉代河西治理的得失 |
| 一、汉代河西治理的经验 |
| (一)双轨治理体系 |
| (二)重视教化民众 |
| (三)任用贤明人才 |
| (四)持续发展农业 |
| 二、汉代河西治理的不足——以治羌为例 |
| (一)内徙失当 |
| (二)管理严酷 |
| (三)吏不称职 |
| (四)主官频更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甘肃沙漠治理与开发中值得重视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钱学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思想研究[D]. 王秀芳. 兰州大学, 2021(09)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4]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民族村寨旅游扶贫研究 ——以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村寨为例[D]. 朱宝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6]向水而生 ——1950年代以来皖北农村的水利与秩序[D]. 余浩然. 上海大学, 2019(02)
- [7]中国矿业经济绿色发展研究[D]. 任思达.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3)
- [8]新疆沙产业经营模式研究[D]. 方宾伟. 石河子大学, 2018(05)
- [9]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研究[D]. 张蕊.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汉代河西治理研究[D]. 何静苗. 兰州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