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然气成为我国能源后起之秀(论文文献综述)
周丽[1](2021)在《深圳市工业部门碳排放及减排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不仅处于打好污染防治战的攻坚期,还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转型期。从国家、省到市、区各级党政都号召严格控制碳排放碳强度,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工业作为碳排放量最大的国民经济部门,为如期实现碳减排目标,对工业行业实行碳减排、发展低碳工业已然势在必行。如何实现工业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之间的均衡,以达成工业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共赢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首先,本文分析深圳及其辖区工业发展、行业结构、碳排放强度和能源消耗现状。碳排放测算方法方面,介绍了实测法、物料衡算法、模型法和IPCC测算法等几种方法,选取IPCC测算法测算工业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还对碳排放结构分解主要方法STIRPAT模型、LMDI模型、SDA模型等进行比较。其次,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模型)分析深圳市工业行业结构与碳排放动态演进关系。运用stata14.0软件对模型数据先后进行描述性分析、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阶数的确定、广义矩估计、稳定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相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析。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深圳市工业行业变化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先以深圳市为研究对象,分析2010—2019年深圳市业行业变化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再以深圳市各辖区为研究对象,分析深圳市各辖区门槛效应的异质性。基于对工业行业经济发展、碳排放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圳市工业碳排放结构分解分析。先构建碳排放驱动因素时间结构分解模型分析2010—2019年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再选取M-R模型构建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空间结构分解模型,分析深圳市各辖区工业碳排放空间结构的驱动因素。鉴于2010—2019年深圳市工业行业变化与工业碳排放之间具有明显的动态关系,深圳市工业行业变化对碳排放具有门槛效应,在对工业部门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行时空分解的基础上,构建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10—2019年深圳市工业行业碳排放碳减排潜力。最后结合工业行业碳排放潜力和碳排放时空差异驱动因素分解结果,分析深圳市及不同辖区的工业行业碳减排路径。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近十年来,深圳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初步探索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的发展道路。深圳市工业碳排放总量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2010年的154.92万吨下降至2019年的81.81万吨,下降幅度高达73.12万吨,下降比例为47.20%。深圳市各辖区的工业碳排放总量在时间维度上也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但在空间维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其中南山区的工业碳排放高于其他9个区,宝安区、龙华区、福田区和龙岗区的工业碳排放次之,罗湖区、盐田区、光明区、坪山区和大鹏新区的工业碳排放较低。从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强度看,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强度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2010年的0.03吨/万元下降至2019年的0.01吨/万元,下降幅度高达70.19%。深圳的绿色能源发展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了碳排放减排,同时城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日益增强的环境管制形成了“倒逼”机制,反作用于城市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从2010—2019年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增长驱动因素的结构分解结果看,能源强度效应和行业结构效应在大多数年份对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增长均具有较大程度的负向作用,是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增长较为重要的抑制因素;能源结构效应在大多数年份也具有负向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增长的抑制因素;经济产出效应则在大多数年份对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增长具有较大程度的正向作用,所以是拉动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增长最主要的因素。从深圳市工业碳排放潜力看,2010—2019年深圳市工业碳减排潜力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为工业碳减排潜力前三大区。从深圳市工业碳减排路径看,深圳市工业碳减排路径依次为:降低工业能源消耗强度、减少工业经济产出、改善工业行业结构、优化能源消耗结构。结合本文主要结论,围绕深圳工业行业低碳发展提出调整工业行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降低碳排放强度、抓紧落实相关配套政策以及建立健全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等相关建议,各辖区需根据不同行业的碳排放特征和发展趋势制定针对性的协同减排策略和实施路径。
徐曼[2](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刘长春[3](2021)在《煤基分布式供能系统集成及能量梯级利用机理》文中认为随着我国供能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工业生产过程中的自备电厂、燃煤锅炉升级改造或技术更新已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方向。超临界水煤气化分布式供能技术是实现煤炭高效、清洁和低碳利用极具潜力的技术之一。本学位论文研究煤基分布式供能系统的若干关键问题,主要包括煤化学能与物理能综合梯级利用机理、基于超临界水气化的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集成和动力装置低温余热利用系统集成及实验研究等三个方面。在研究分析不同煤气化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动力余热驱动的煤气化方法的新方法。新方法将超临界水煤气化过程与合成气的利用过程耦合起来,利用燃气轮机高温排烟余热为气化过程提供热量。新方法充分发挥了超临界水气化过程中气化温度低、合成气清洁易于直接利用的优势,同时借助气化过程与动力循环耦合实现煤化学能与物理能的综合梯级利用。基于能量品位的概念,深入研究了超临界水煤气化过程中燃料能量转化和利用规律,建立了超临界水煤气化过程中煤的化学(?)、气化反应热的热量(?)、超临界水的焓(?)与合成气化学(?)之间的品位关系式,揭示了超临界水煤气化过程中煤的化学能转换机理。并对合成气利用过程进行了分析,探索了超临界水煤气化发电系统的性能提升机理。在动力余热驱动的煤气化方法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超临界水煤气化的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供系统。该系统将超临界水煤气化产生的合成气作为燃气轮机的燃料,燃机排烟的高温热量为气化过程提供反应热,中低温热量则用于生产工艺蒸汽,从而实现了煤的化学能与物理能综合梯级利用。该系统的低位发热量净发电效率高达49.95%,综合能源利用率达89.61%。为实现烟气二氧化碳低能耗分离,提出了改进型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该系统使用纯氧作为氧化剂、二氧化碳作为冷却介质。模拟分析结果表明,该系统在实现二氧化碳全分离的条件下,系统低位发热量净发电效率高达44.65%,系统综合能源利用率达83.13%。本文的研究工作为煤的高效清洁低碳利用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案。在实现煤化学能与物理能综合梯级利用的基础上,提出使用复合热泵回收煤基分布式能源系统中的低温余热制取工艺蒸汽的方法,进而提高热电联产系统中蒸汽的产出比例,使系统更加符合工业过程用能需求。针对气化炉集中布置和分散布置的两种情景,集成了两种耦合复合热泵的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并对系统热力性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此外,在集中气化煤、合成气分散利用情景下,对复合热泵耦合煤基分布式供能系统的经济性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为煤基分布式供能系统的应用提供理论支撑。最后,本文搭建了回收低温显热余热制取工艺蒸汽的热泵实验平台,热泵回收80-150℃的低温烟气余热,制取0.3-0.5 MPa的饱和工艺蒸汽。通过实验测试,回收低温余热生产出154℃的工艺蒸汽,制热功率达到70.15 kW,余热制热性能系数达到0.31,电制热性能系数为5.29。通过长达400多小时的实验验证了低温显热余热回收制取工艺蒸汽技术路线的可行性,为低温显热余热利用提供了技术方案。
李佳[4](2021)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能源供需版图深刻变革,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体系的韧性和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性的着力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强化基础设施支撑引领作用,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产业链上还存在低端化的“卡脖子”“掉链子”现状,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理应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税收既是政府在供给侧提供的公共政策产品,也是产业政策的有效工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政策支柱。“十三五”时期,税收在“三去一降一补”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重大税收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国地税机构合并的税务组织机构改革也配套跟进,税收总量负担和税收遵从成本双向降低,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凸显。实践证明,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需求,充分利用税制优化来助力供给侧改革,从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把税制纳入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或公共经济政策结构性改革的视阈,分析税制改革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税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总量指标、结构指标、区域税收竞争等视角进行实证检验,多维度分析税制设计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效应。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显示,税收的总量负担、分产业负担、劳动力资本要素负担,消费和投资的税收结构比列、所得税和商品税的税收结构比例,地方税收竞争程度等都对产业结构具有显着的抑制或者促进作用。今后和未来一段时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仍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据此建议,在未来的税制优化过程中,继续把“减税降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政策的重要内容;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商品和劳务税比重,不断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现代税收体系;健全地方税体系,给予地方一定范围内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和财政管理权限,在保证地方财政支出的前提下,鼓励地方税收竞争,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税收产业政策的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导向,针对个别产业、行业,甚至企业集团来制定鼓励或限制性的税收政策,达到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和效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的主要创新,一是运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深入地阐释了税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内在机理,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阈。二是鉴于目前国内外关于税收制度和产业结构研究多集中在税收制度的某个领域、某个税种、某项产业税收政策,本文从多角度全面分析税制的产业结构效应,并利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8年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结果检验,对深化相关研究提供较好的研究资料和数据积累。三是多维度分析税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运用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来描绘产业结构的状态,并充分考虑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而从税收总量、结构、行业、区域等四个维度,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分析税收制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增强了分析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蔡琬琳[5](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王培友[6](2021)在《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营销策略改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多年较为快速发展的良好状态下,作为国家重要产业的汽车工业总体上来说运行平稳且发展迅速。汽车产业长链条中的汽车后市场维修业务也迎来了其维修业务的快速发展,这是在后市场车龄增长、保有量增加、新环保政策等三重因素驱动下形成的必然结果。维修业务的快速发展及其市场潜力为维修诊断设备制造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但是,目前全国各大汽车后市场设备生产厂家的市场竞争已处于白热化状态。另外,又叠加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这对国内汽车后市场维修业务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导致其业绩急剧下滑。作为在汽车后市场频繁使用的汽车故障诊断仪的业务自然也深受其影响。深圳市爱夫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营汽车故障诊断仪的生产厂家,近几年市场表现不佳,业绩剧烈震荡,危机显现,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对爱夫卡现有营销策略的改进研究具有迫切性、必要性。本论文以爱夫卡科公司的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为研究对象,运用PEST分析工具、STP理论和市场营销7Ps理论等,结合其营销现状,通过问卷市场调研与分析手段,挖掘其存在的营销问题。其次,运用SWOT矩阵工具综合分析爱夫卡公司的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并得出结论。再次,运用STP理论对爱夫卡公司的全国市场进行细分(包括次级细分市场),在细分的基础上再就这些目标市场进行科学选择,对甄选过的目标市场再进行市场定位。接着,运用7Ps理论对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的营销策略进行改进。最后,将改进的营销策略予以按阶段实施和提供管理保障。本论文是在广泛接触经销商、培训专家、维修师傅等专业群体的基础上并运用营销理论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为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的营销实践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不仅如此,本研究也将为汽车后市场其它企业的营销策略改进提供宝贵的借鉴范本。
聂世坤[7](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王冬冬[8](2021)在《南海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地质特征及物性刻画》文中认为天然气水合物(以下简称水合物)具有资源量大、分布广和清洁无污染等优点,被国际公认为21世纪最具潜力的战略资源。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相继在南海北部东沙、神狐、琼东南和西沙海槽4个海区开展了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综合调查与研究工作,先后发现了 22个具明显BSR异常的天然气水合物区块,圈定了 6个水合物成矿远景区、19个成矿区带、25个有利区块、24个钻探目标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找矿成果。尤其是2017年和2020年在南海神狐海域实施的水合物试采,使我国成为了全球首个实现在海域粉砂质储集层水合物开采中,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目前,天然气水合物已被正式列为我国第173种新矿种,其产业化开始加速。然而,南海水合物储层以低渗弱固结泥质粉砂或粉砂质泥岩为主,储层精细描述困难,导致其中水合物含量认识不清,进而影响了资源量评价和开采层位优选。而低渗弱固结的工程地质特性又导致开采水合物分解半径小,产能难以达标,同时还易诱发井壁垮塌、出砂、地层沉降、气体泄漏、甚至地质灾害等问题,这使得我国水合物产业化仍面临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双重挑战。因此,系统刻画储层地质特征及物性参数是南海典型水合物藏安全高效开采的基础,对实现水合物产业化开发具有重要意义。据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和总结南海历次水合物钻探计划、水合物试采相关数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南海典型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所取获水合物岩心进行了系统测试和分析,并结合相关模拟实验的认识,从定量和定性两个方面研究了南海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的地质特征和储层物性,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和认识:(1)水合物储层由含水量高的深灰色粘土质粉砂组成,富含有孔虫壳体,钙质超微化石和草莓状黄铁矿集合体。其中,砂颗粒棱角尖锐,分选性较好;粘土矿物以层状伊利石为主;有孔虫以浮游类为主且含量高;水合物主要为孔隙填充、颗粒胶结、微裂隙填充的复合分布模式,大量水合物赋存于有孔虫壳体内。(2)水合物储层总体处于低温、低能、相对稳定的弱还原沉积环境;水合物气源的成因类型与构造密切相关,通常在沟源性断裂发育的区域,气源以热成因或混合成因为主,而其他区域则以生物成因为主。水合物的产出与分布,由浊流沉积体和厚层细粒沉积物失稳体构成的储层盖层组合及气源宏微观运移通道共同控制。(3)水合物富集程度受沉积物颗粒的比表面积、储层的孔径、有孔虫的丰度等微观因素控制,水合物饱和度整体随着比表面积的减小、中值孔径和有孔虫丰度的增加,呈现上升的趋势。另外,水合储层内部,粒径相对小的沉积物颗粒含量越高的部位,微裂隙越发育,其对水合物的成藏十分有利。(4)水合物分解之后的储层孔隙度约20%,有效渗透率约0.5~0.75mD,剪切强度大约300KPa,摩擦角约20°,内聚力处于几十至上百KPa的水平。同时,当围压增大时,水合物分解之后的储层有效渗透率急剧减小,力学性质弱化明显;在相同的剪切速率条件下,围压越大,剪切变形致使其内孔隙水压力越大,且存在应变硬化现象,但无明显剪切强度峰值。此外,归一化渗透率Kr拟合公式:Kr=(1-Sh)3.6/(1+Sh)2.58适用于南海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渗透率的预测。(5)水合物储层当围压的增加或剪应变的减少时,剪切模量呈指数上升,而阻尼比呈指数下降。在围压相同的条件下,剪切模量、阻尼比随饱和度的增加而上升,而剪切模量的应力敏感指数饱和度随饱和度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当储层中的水合物以孔隙填充型为主,剪切模量与孔隙度负相关,阻尼比和剪切模量的应力敏感指数与孔隙度正相关。当水合物以骨架支撑型为主时,剪切模量和阻尼与孔隙度正相关,敏感指数b与孔隙度负相关,而且剪切模量和阻尼比的值出现“跃升”,敏感指数b明显降低。水合物可类比为一种填充孔隙的固相材料,其可导致剪切模量增加,敏感指数b降低,剪切模量随应变的增加而衰减的速率加快。水合物和沉积物颗粒之间极有可能存在未转化的水膜,其应是导致阻尼比随水合含量增加而上升的关键因素。
李晓柯[9](2020)在《衡阳市天然气公司车用天然气营销策略研究》文中认为
朱玮玮[10](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不断壮大,渐已成为影响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OFDI的发展又迎来新的高潮。2019年,中国OFDI流量为1171.2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8.91%,位居世界第四;存量为20994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为6.07%,位列世界第三。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输出国中,中国已居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OFDI的区位范围和产业分布广泛,投资区域既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近些年跨国企业的投资领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投资产业已涵盖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作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后起国家,中国OFDI异军突起的关键推动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的主流OFDI理论普遍认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活动的前提条件是具备某些竞争优势,包括市场、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等,对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中国跨国企业的大规模国际扩张,这些理论难以给出全面科学的解释。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母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国际化优势的重要来源,并且,仍处于完善过程中的制度体系也会影响企业的跨国投资。本文从母国政策和制度视角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力求为国内企业大规模的跨国投资寻求新的解释,丰富新兴经济体OFDI的研究,并为中国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政策参考,为国内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制度体系的健全提供理论依据。首先,本文对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对OFDI的特征事实进行阶段性分析,包括经济特征和结构特征。在阶段性经济特征分析中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货币环境、对外贸易、劳动力成本和能源需求指标;在阶段性结构特征分析中,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中国全球投资跟踪)两套数据对投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OFDI进行跨国比较,对照组分别为大型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经济外向型国家韩国、新兴经济体俄罗斯和印度,比较内容涉及OFDI的规模与结构。其次,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实证检验。“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意义的国家战略,为推动战略实施,国家全力打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助力企业的境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由审批制转变为核准制,再转为备案制,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断放宽,管理体制更趋完善和规范。外汇管理政策由管制转为放松,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登记核准、资金汇入和结汇方面的程序不断简化,给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OFDI管理政策演变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相契合,推动了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本文采用行业层面数据,研究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金融财税政策是“走出去”战略以来政府所推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信贷融资支持、财政专项资金、税收激励三个方面。政府通过税收饶让抵免、优惠税率、财政贴息、专项贷款、专项资金等政策鼓励和支持各行业企业“走出去”,可以缓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融资压力,减低投资成本,提升投资收益率。实证结果表明,“走出去”战略后实施的金融财税政策显着促进了各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和境外企业数量规模的扩张,具有显着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这与政府的政策制定初衷相一致。第四,本文采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货币政策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货币政策是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也是微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经济环境因素。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资金,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使企业普遍面临融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可能会产生影响。从理论层面看,通过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货币政策可以改变银行流动性水平,改变企业的非货币资产价值和有价证券价格,改变利率水平和投资者情绪,最终作用于OFDI。实证结果证明,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着增加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并且能显着降低融资约束对企业国际化的制约作用,但上述影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对非国有企业而言,货币政策的影响及调节作用均不显着。第五,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关于金融制度,当前中国仍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一方面,金融抑制扭曲了资本成本和资本分配,造成经常账户的较大顺差,拥有净储蓄的企业通过OFDI可以提升投资收益和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抑制阻碍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通过OFDI能更快提升技术水平。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当前中国的知识产权实际保护水平仍较弱,一方面,较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会降低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意愿,低水平的研发投入使技术水平难以快速提升,企业转而通过海外投资获得先进技术;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企业研发成果易被窃取,企业会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转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以保护研发成果。母国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是企业海外投资的“被动”推力,随着制度的逐渐健全,OFDI会趋于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各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确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分区域的实证结果证明,东部地区OFDI存在显着的规避金融制度约束的特征,中西部地区的OFDI则存在显着的规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特征。本文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政策和制度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进一步健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体系,同时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后续监管以防范风险,保障对外直接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建立预警及应对机制,防范逆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多角度完善金融财税政策,缓解信贷资源错配问题,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继续推进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实现国内和国外投资的均衡发展。
二、天然气成为我国能源后起之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然气成为我国能源后起之秀(论文提纲范文)
(1)深圳市工业部门碳排放及减排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以及思路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思路 |
1.3.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3.5 不足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及研究方法 |
2.1 相关理论 |
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1.2 库兹涅茨理论 |
2.1.3 低碳经济理论 |
2.1.4 路径依赖理论 |
2.2 研究方法 |
2.2.1 碳排放测算方法 |
2.2.2 碳排放结构分解分析方法 |
第3章 深圳市工业行业发展和碳排放现状 |
3.1 深圳市工业发展现状分析 |
3.1.1 深圳市工业主要指标分析 |
3.1.2 深圳市各辖区工业增加值总量分析 |
3.1.3 深圳市工业行业结构分析 |
3.1.4 深圳市各辖区工业行业结构分析 |
3.2 深圳市工业碳排放现状分析 |
3.2.1 深圳市工业碳排放总量分析 |
3.2.2 深圳市工业碳排放强度分析 |
3.2.3 深圳市工业碳排放能源结构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深圳市工业行业结构与碳排放动态演进关系分析 |
4.1 PVAR模型的构建 |
4.2 实证结果分析 |
4.2.1 描述性分析 |
4.2.2 平稳性检验 |
4.2.3 最优滞后阶数的确定 |
4.2.4 广义矩估计(GMM)结果 |
4.2.5 稳定性检验 |
4.2.6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
4.2.7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4.2.8 方差分解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深圳市工业行业变化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分析 |
5.1 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 |
5.2 工业碳排放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
5.2.1 模型变量描述性分析 |
5.2.2 平稳性检验 |
5.2.3 门槛效应检验 |
5.2.4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5.3 深圳市各辖区门槛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
5.3.1 门槛效应检验 |
5.3.2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深圳市工业碳排放结构分解 |
6.1 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理论分析 |
6.2 深圳市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时序结构分析 |
6.2.1 碳排放时间结构驱动因素分解模型构建 |
6.2.2 深圳市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时序结构分解 |
6.2.3 深圳市各工业行业碳排放驱动因素时序结构分解 |
6.3 深圳市各辖区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空间结构分解 |
6.3.1 空间结构分解模型的比较与构建 |
6.3.2 深圳市各辖区工业碳排放驱动因素空间结构分解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深圳市工业部门碳减排潜力及路径分析 |
7.1 深圳市工业行业碳减排潜力分析 |
7.1.1 超效率SBM模型的构建 |
7.1.2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选取 |
7.1.3 深圳市工业行业碳减排潜力分析 |
7.2 深圳市工业行业碳减排路径分析 |
7.2.1 深圳市工业碳减排路径分析 |
7.2.2 深圳市各辖区工业碳减排路径分析 |
7.2.3 深圳市各工业行业碳减排路径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建议 |
8.1 实证研究主要结论 |
8.2 相关对策建议 |
8.2.1 调整工业产业结构 |
8.2.2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
8.2.3 加快推进清洁能源开发,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 |
8.2.4 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 |
8.2.5 抓紧落实相关配套政策 |
8.2.6 建立健全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 |
附录 |
附表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目录 |
致谢 |
(2)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1.3.1 研究框架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2.2.1 增长极理论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7.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3)煤基分布式供能系统集成及能量梯级利用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符号说明表 |
第1章 引言 |
1.1 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天然气分布式供能研究进展 |
1.2.1 分布式冷热电联供系统研究现状 |
1.2.2 分布式冷热电联供系统应用现状 |
1.3 煤基分布式研究进展 |
1.3.1 煤基分布式概述 |
1.3.2 煤气化发展现状 |
1.3.3 超临界水气化系统集成研究进展 |
1.3.4 煤基分布式研究进展 |
1.4 本文主要研究内容 |
第2章 煤化学能与热能综合梯级利用机理 |
2.1 概述 |
2.2 多品位互补方法及机理 |
2.2.1 燃料化学能与物理能综合梯级利用概念 |
2.2.2 多品位互补利用方法 |
2.3 动力余热驱动的煤气化方法 |
2.4 基于动力余热驱动的煤气化方法应用分析 |
2.4.1 系统流程及其特征 |
2.4.2 煤化学能与物理能利用模型 |
2.4.3 超临界水煤气化发电系统模拟 |
2.4.4 系统基本工况性能 |
2.4.5 小结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 |
3.1 概述 |
3.2 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及集成机理 |
3.2.1 系统构思与流程介绍 |
3.2.2 流程模拟与结果讨论 |
3.2.3 系统集成机理 |
3.2.4 改进的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 |
3.3 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热力性能分析 |
3.4 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优势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热泵增强型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 |
4.1 概述 |
4.2 高温型压缩-吸收复合热泵系统 |
4.2.1 系统流程及其特征 |
4.2.2 系统模拟与基本假设 |
4.2.3 系统基本工况性能 |
4.2.4 关键参数影响分析 |
4.2.5 经济性分析 |
4.2.6 小结 |
4.3 热泵增强型煤基分布式热电联产系统 |
4.3.1 系统流程及其特征 |
4.3.2 系统基本工况性能 |
4.3.3 小结 |
4.4 热泵增强型内燃机热电联产系统 |
4.4.1 系统流程及其特征 |
4.4.2 系统模型与评价方法 |
4.4.3 系统基本工况性能 |
4.4.4 系统(?)分析 |
4.4.5 应用潜力研究 |
4.4.6 小结 |
4.5 热泵增强型多功能太阳能供热系统 |
4.5.1 系统流程及其特征 |
4.5.2 系统模型及基本假设 |
4.5.3 系统基本工况性能 |
4.5.4 新系统优势 |
4.5.5 参数优化 |
4.5.6 小结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工艺蒸汽热泵实验研究 |
5.1 概述 |
5.2 实验系统 |
5.2.1 实验平台流程及设计参数 |
5.2.2 实验平台主机部分 |
5.2.3 实验平台辅助子系统 |
5.3 实验研究内容及结果分析 |
5.3.1 实验数据处理方法 |
5.3.2 工艺蒸汽热泵实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主要研究成果 |
6.2 主要创新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及内容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内容框架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方法 |
1.3.2 创新之处及不足 |
第2章 文献综述 |
2.1 关于税制研究的文献综述 |
2.1.1 税收职能定位的研究 |
2.1.2 税制选择的理论研究 |
2.1.3 关于税制优化的经济学研究 |
2.2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2.2.1 相关概念界区 |
2.2.2 产业结构演进理论研究 |
2.2.3 产业结构的评价标准研究 |
2.2.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方法研究 |
2.3 关于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综述 |
2.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2.3.2 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2.3.3 产业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 |
2.4 文献评述 |
第3章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理分析 |
3.1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依据 |
3.1.1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视域下的税收 |
3.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3.1.3 产业政策有效性理论 |
3.2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制 |
3.2.1 产量效应 |
3.2.2 替代效应 |
3.3 税制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调整途径 |
3.3.1 税制在供给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3.3.2 税制在需求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税制和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 |
4.1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49-1978 年) |
4.1.1 产业结构从恢复到失衡 |
4.1.2 税制从简化到再简化 |
4.1.3 税制与产业结构的配合 |
4.2 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前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1979-2011 年) |
4.2.1 产业结构渐趋合理 |
4.2.2 市场经济税制体系日渐完善 |
4.2.3 税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4.3 全面深化改革以来的税制和产业结构演进(2012-2019 年) |
4.3.1 产业结构优化趋势明显 |
4.3.2 现代税制体系日臻完善 |
4.3.3 税制与产业结构现状及问题 |
第5章 税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5.1 模型设定 |
5.2 变量说明 |
5.2.1 被解释变量 |
5.2.2 解释变量 |
5.2.3 控制变量 |
5.3 回归结果 |
5.3.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5.3.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分析 |
5.3.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5.4 稳健性检验 |
5.4.1 税收负担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5.4.2 税制结构比例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5.4.3 税收激励与产业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5.5 实证结论 |
5.5.1 税收负担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抑制作用 |
5.5.2 提升直接税比重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5.5.3 税收创新激励显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第6章 税制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
6.1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降成本 |
6.1.1 统筹减税降费的多元衍生效应 |
6.1.2 强化减税降费的宏观引导效应 |
6.1.3 畅通减税降费的间接传导机制 |
6.2 不断优化税制结构促升级 |
6.2.1 持续深化增值税税制改革 |
6.2.2 持续优化消费税制度调控职能 |
6.2.3 强化提升所得税制度竞争力 |
6.3 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税收竞争 |
6.3.1 完善地方财政管理权限 |
6.3.2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
6.3.3 赋予地方限度内税收立法权 |
6.4 逐步调整完善产业税收政策 |
6.4.1 配合产业组织政策的税制优化 |
6.4.2 促进科技创新的税制优化 |
6.4.3 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税制优化 |
6.4.4 推动“一带一路”的税收合作 |
附录 我国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汇总表(1994至2020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 |
1.4.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2.2.5 文献述评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4.1.1 模型的设定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5.1.2 贸易渠道 |
5.1.3 投资渠道 |
5.1.4 金融渠道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5.3.2 稳健性检验 |
5.3.3 进一步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政策建议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8.1 主要结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6)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营销策略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1.3.1 研究思路 |
1.3.2 技术路线图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 |
2.1 相关概念 |
2.1.1 汽车故障诊断仪 |
2.1.2 营销策略 |
2.1.3 汽车后市场 |
2.1.4 商用车 |
2.1.5 乘用车 |
2.2 理论基础 |
2.2.1 PEST分析工具 |
2.2.2 SWOT分析工具 |
2.2.3 STP理论 |
2.2.4 7Ps理论 |
2.3 文献综述 |
2.3.1 文献综述方法与过程 |
2.3.2 文献综述发现 |
2.3.3 文献总结 |
第三章 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营销现状与存在问题 |
3.1 公司简介 |
3.1.1 爱夫卡简介 |
3.1.2 财务状况 |
3.1.3 组织架构 |
3.1.4 技术力量 |
3.1.5 公司大事记 |
3.1.6 客户概况 |
3.2 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的营销现状 |
3.2.1 产品策略现状 |
3.2.2 价格策略现状 |
3.2.3 促销策略现状 |
3.2.4 渠道策略现状 |
3.2.5 服务策略现状 |
3.3 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与竞争对手对比 |
3.4 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存在的营销问题 |
3.4.1 问卷设计与调查 |
3.4.2 统计结果与分析 |
3.4.3 存在的营销问题 |
第四章 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营销环境分析 |
4.1 宏观环境分析 |
4.1.1 政治环境分析 |
4.1.2 经济环境分析 |
4.1.3 社会环境分析 |
4.1.4 技术环境分析 |
4.2 行业环境分析 |
4.2.1 行业态势 |
4.2.2 行业竞争情况 |
4.3 内部环境分析 |
4.3.1 公司资源分析 |
4.3.2 营销能力分析 |
4.4 SWOT分析 |
4.4.1 汽车维修行业风险特征 |
4.4.2 汽车维修行业壁垒 |
4.4.3 SWOT矩阵分析 |
第五章 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营销组合策略改进 |
5.1 改进思路 |
5.2 目标市场定位 |
5.2.1 市场细分变量 |
5.2.2 目标市场选择 |
5.2.3 市场定位 |
5.3 7Ps营销组合策略制定 |
5.3.1 产品策略改进 |
5.3.2 价格策略改进 |
5.3.3 促销策略改进 |
5.3.4 渠道策略改进 |
5.3.5 服务策略改进 |
第六章 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营销策略的实施与保障 |
6.1 营销策略实施步骤 |
6.2 营销策略管理保障 |
6.2.1 定期召开高级别会议 |
6.2.2 人力资源保障 |
6.2.3 客户关系管理保障 |
6.2.4 售后服务体系保障 |
6.2.5 品牌化保障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的市场调查问卷 |
致谢 |
作者简历 |
(7)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1.3.4 文献评述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方法 |
1.6 创新之处 |
1.7 研究不足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3.1.4 层次分析法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4.3.1 动机分类 |
4.3.2 市场寻求型 |
4.3.3 避税地投资 |
4.3.4 政策激励型 |
4.3.5 制度寻求型 |
4.3.6 战略投资型 |
4.3.7 要素寻求型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4.4.1 政策优势 |
4.4.2 资本优势 |
4.4.3 技术优势 |
4.4.4 货币优势 |
4.4.5 国家优势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6.1.2 资本的分配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7.5 异质性检验 |
7.5.1 时间异质性 |
7.5.2 国家异质性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南海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地质特征及物性刻画(论文提纲范文)
作者简历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天然气水合物概述 |
1.2.1 天然气水合物简介 |
1.2.2 天然气水合物的基本性质 |
1.2.3 天然气水合物的分布与资源量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1.3.1 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开发现状 |
1.3.2 全球典型地区水合物储层地质特征研究现状 |
1.3.3 水合物勘探开发现场水合物储层物性研究现状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1.4.3 本文创新点摘要 |
第二章 南海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地质特征 |
2.1 地质背景概况 |
2.2 水合物岩心及测试方法 |
2.2.1 岩心取样位置 |
2.2.2 测试方法简介 |
2.3 水合物岩心沉积物的表观特征和定量分析 |
2.3.1 水合物岩心及其沉积物样品的表观特征 |
2.3.2 沉积物样品的组分及相关参数分析 |
2.3.3 烃类气体组成及其碳氢同位素特征 |
2.4 水合物储层的地质特征 |
2.4.1 沉积环境 |
2.4.2 水合物气的成因及主要来源 |
2.4.3 储层与盖层组合 |
2.4.4 气源运移疏导通道 |
2.4.5 影响水合物聚集的微观因素 |
2.4.6 成藏模式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南海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的物性特征 |
3.1 原位水合物储层的孔-渗-饱特征 |
3.2 原位水合物储层的力学特征 |
3.3 水合物分解后储层的孔隙度和渗透率特征 |
3.4 水合物分解后储层的力学特性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南海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的物性预测模型 |
4.1 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渗透率预测模型 |
4.1.1 含水合物沉积物渗透率实验 |
4.1.2 含水合物沉积物渗透率理论模型 |
4.1.3 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的渗透率预测模型 |
4.2 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的力学性能预测模型 |
4.2.1 水合物储层力学性能预测 |
4.2.2 不同力学模型预测对比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南海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的动力学性质及动态响应 |
5.1 实验设备、材料和流程 |
5.1.1 实验设备 |
5.1.2 实验材料 |
5.1.3 实验流程 |
5.2 剪切模量和阻尼比的动态响应和特性 |
5.2.1 剪切模量和阻尼的应力响应 |
5.2.2 剪切模量和阻尼的应变响应 |
5.2.3 孔隙度、饱和度与剪切模量应力敏感指数的关系 |
5.2.4 孔隙度、饱和度对剪切模量衰减速率的影响 |
5.3 剪切模量和阻尼比与水合物及未转化水的关系 |
5.3.1 剪切模量与水合物分布特征的关系 |
5.3.2 阻尼比与未转化的液态水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和认识 |
6.2 不足之处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结构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主流的OFDI理论 |
2.2 新兴经济体的OFDI理论 |
2.3 新兴经济体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2.4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2.5 简要评述 |
第三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分析 |
3.1 引言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划分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经济特征事实分析 |
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结构特征事实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国比较 |
4.1 引言 |
4.2 OFDI规模与绩效的比较 |
4.3 OFDI产业结构的比较 |
4.4 OFDI区域结构的比较 |
4.5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政策演变及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政策的演变 |
5.3 管理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金融财税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 |
6.1 引言 |
6.2 政策概述与研究假设 |
6.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6.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货币政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的分析 |
7.1 引言 |
7.2 影响机制、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7.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7.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省级数据的检验 |
8.1 引言 |
8.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8.3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说明 |
8.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8.5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主要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3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四、天然气成为我国能源后起之秀(论文参考文献)
- [1]深圳市工业部门碳排放及减排路径研究[D]. 周丽.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3]煤基分布式供能系统集成及能量梯级利用机理[D]. 刘长春.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 2021(02)
- [4]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制研究[D]. 李佳. 辽宁大学, 2021(02)
- [5]“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6]爱夫卡公司汽车故障诊断仪业务营销策略改进研究[D]. 王培友. 兰州大学, 2021(02)
- [7]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8]南海低渗弱固结水合物储层地质特征及物性刻画[D]. 王冬冬. 中国地质大学, 2021
- [9]衡阳市天然气公司车用天然气营销策略研究[D]. 李晓柯. 南华大学, 2020
- [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研究[D]. 朱玮玮. 东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