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化人格分析

一、胡适文化个性试析（论文文献综述）

方桐清^[1]（2020）在《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我国高职院校大都脱胎于职业大学、成人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办学历史只有四十年。高职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仍存在大学文化缺失、职业文化不强的客观现实,高等性、职业性都不够使得“类型”和“重要”双不显。文化育人弱化导致立德树人虚化,价值取向不明导致文化育人泛化。而现有研究成果零散,总体缺少基础框架,不足以指导高职院校文化育人实践活动。课题通过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以江苏省15所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为主要样本,对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进行了研究。高职教育要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必须实施文化育人,明确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高职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给予“5B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基层职业性”;我国对高职给予“复姓定位”,蕴含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定位“高等职业性”。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高等”文化共性,同时具有“职业性”个性价值追求。文化育人定位决定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性质,文化育人特性反映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面貌,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对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具有反作用。因此,文化育人定位和特性价值追求的向度即为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的应然目标。从文化育人定位、文化育人特性的维度分析,其价值取向均有四个向度。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应然路径是:以“职业性”特质人才为培养目标,走校企“双主体”文化育人之路,在合作中正视育人文化与企业文化价值目标的现实不融,规避企业文化中不利于人的道德、理性、真善美形成的文化因子,有效耦合育人文化与企业先进文化,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追求。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可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自此至改革开放前,我国职业教育及其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我国高职教育随经济建设中心的确立应运而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对技术精神的双压制、社会文化对育人文化的深融合、外来文化对高职文化的反思间性等影响,形成了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特质文化形态。以发展需要、发展规模、发展质量为评判标准,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具有递进式发展特征和递进式文化育人价值目标。从对文化育人的认识高度、重视程度和实践效度分析,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随递进式发展任务划分为随性、工具性、理性、特性四个发展阶段。四个阶段以经济与高职互动为演进动力,是“适应—调整—再适应”的演进过程。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虽然仍存在不少现实矛盾,但是从宏观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存在向度摇摆阻碍类型彰显之囧。从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实现的实践情况看,弱化并制约其彰显深度、广度和效度的主要问题包括:融入工业文化因素比较泛化、注入企业文化要素比较主观、培养优秀企业精神重视不够、关注文化间性存在盲目性碎片化。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多维因素复合的结果。影响其彰显的主要原因在于:文化育人自觉性不强、职业文化理解得不深、校企文化交融性不足、文化传播机制不完善、法律法规机制不健全。彰显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需要从内容、载体、路径、传播方式、文化环境等方面系统化推进。

杨鹤^[2]（2020）在《杜威文化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杜威文化哲学思想的源起和基本内容进行挖掘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杜威文化哲学思想的影响、意义及局限性进行阐释和评价。本文认为,杜威文化哲学思想源自黑格尔整体哲学思想、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与早期实用主义。黑格尔的整体哲学包括辩证统一思想与整体主义的自然观,黑格尔强调辩证统一和自然、精神连续性,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包括适者生存原理与有机体理论,强调有机体的适应、有机体与环境相互联系,二者对杜威的文化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早期实用主义思想包括皮尔士的实在论思想与詹姆斯的经验主义思想,也是杜威文化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杜威的文化哲学思想包含基本文化观和现实文化批判两个方面。在基本文化观方面,杜威对文化和文化批评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对科学和艺术这两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进行了工具性的和艺术性的理解和阐释;在现实文化批判方面,杜威对美国文化进行了总体定位,对美国文化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策略。杜威认为,美国文化总体定位为新个人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美国文化的问题在于主流价值观的缺乏和本土文化的弱化,为此,必须培育新个人主义,弘扬民主精神。杜威文化哲学思想对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舒斯特曼的哲学观和身体美学思想,以及胡适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意义在于,丰富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为解决当代文化问题提供理论参照。其局限性在于,他对文化的把握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高一品^[3]（2019）在《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内容为梳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文化现代化而进行的探索的思想发展脉络。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续发展是中国文化在百年来始终所思考的问题。对此,从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的顽固派到逐渐吸收、接纳西方的先进思想家,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使中西方文化相交流、融合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由此,人们开始对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从形上领域到政治领域的多维探索。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当时国人最初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所进行的应对,从完全封闭自身以拒斥西方文化,发展为逐渐开放,以“体用”模式,不断扩大西学的范畴,最终发展为极端的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第二部分为面对此种以西方文化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现代新儒家学者们立足中国文化,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力图论证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可以发展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并以传统文化精髓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形成未来的世界文化。第三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使多元文化元素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符合现代化需求的新文化。进而建立以“马魂”统摄“中体”与“西用”的三元文化发展模式。第四部分为学术界的文化现代化发展理论在现实政治领域的实践。从新中国建立后最初的开放性文化指导方针,发展到习近平提出当今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见,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其自身的内涵逐渐丰富,作为一种创造主体、运作主体、生命主体,中国文化不断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有益内容,是文化自信建立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陈广华^[4]（2018）在《李济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李济先生是我国近代科学考古的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考古人类学宗师”。他所领导的殷墟发掘和城子崖遗址发掘,开辟了以科学方法进行田野考古的新路。李济领导的安阳殷墟遗址发掘,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殷墟发现的大量甲骨及相关器物资料,部分证实了传统文献的可靠性,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证明了商朝的存在,为中国古史重建做出重大贡献。除领导发掘工作本身外,李济还对大量的商代文化遗存组织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出版了卷帙浩大的的学术成果。研究视野方面,他从“人类史”的观念出发,以全人类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种世界眼光形成其新史料观,即“平等的眼光”。他将考古学放在重建文化的架构上,将一切考古材料当作人类文化发展记录的一部分;他坚持跨学科交叉的学术视野,利用包括古环境、考古、历史等多个学科的资料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的古史研究跨出中国版图,了解人类不同文化的内涵与关联。课题关怀方面,李济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先驱,其一生最关切的学术情怀就是探寻中国民族与文化的起源。这一问题既牵涉到历史学与考古学,还有人类学与民族学。他一生治学以中国民族文化研究为宗旨,每有创获皆来自田野实践及科学探讨;论着深入浅出,琅琅上口,重科学实证,拒斥无根据的推测及臆断;主编学术报告集及多种集刊,皆为研究中国考古学者的必读刊物;提高中国考古学工作水平及其世界地位,增进国人及世人对中国历史的正确认识。研究方法方面,他既能开拓学术新领域,又能指明学术方向与方法。其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地层学与类型学相结合的典范,将中国古器物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更科学的道路上。其人类学研究坚持心理学、双语互证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人类学思想和方法为指导,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最终通向古史重建之路;善用体质人类学知识,证明中国人种的多元。其史学研究坚持走一条独特的“新史学之路”,藉由田野考古向远古推本寻源,讲述一连串历史情境,将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纳入史学范畴,利用出土文物印证历史,解决各种古史问题,促使古史研究实现革命性转化。人才培养方面,李济在培养考古、博物馆人才方面也作出突出贡献。仅在他所领导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就培养出吴金鼎、高去寻、夏鼐等一批为我国考古事业做出突出成绩的考古学家。近几十年海峡两岸的考古事业,均留下了李济的考古学思想印迹。晚年的李济,还亲自培养出了如张光直、李亦园、许倬云等享有国际声誉的考古和历史学者。科学情怀方面,李济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人生观入手,深入探究“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近代中国发展”这一李约瑟难题。他极力宣扬科学,一生致力于“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在学术研究中,他谨守科学原则,在操守上保持学者本色,做学问的目的只是追求知识本身。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学科,探索科学精神,不囿成见,一心追求真理,逐渐形成了理性思维与现代学术视野。治学特色方面,李济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又受到西方科学知识的洗礼。因此,其治学态度不仅兼收并包,还具有严谨、创新、客观等特点,较好地兼顾了客观实证与历史想象、术业专攻与科际整合、研究专精与视野广博。李济重视精确记录,不但要将田野工作提高到实验室工作的标准,而且站在人类学角度开辟史学新途径。他坚持人类学知识与考古研究相结合,运用科学的想象和假设,将崇真求实精神和客观实证方法贯彻到考古发掘中去,使考古发掘获得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李济在考古学上的国际影响,团结互助的精神,以做学问为唯一目标的优良作风,都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在传统旧学和西方新学的双重影响下,先生和他领导的殷墟团队以现代考古学方法从事田野发掘,坚持详细记载考古资料,要求合乎欧美最高学术规范撰写研究报告,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的“现代派”。

蒋萍^[5]（2018）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分析东西方文化话语权力构成的持续解构过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葛兰西、福柯等学者从同质文化内部的矛盾研究走向异质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颇有渊源,探讨这一理论,有利于消除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遮蔽,推动本土文化的重建。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就是在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对近现代世界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建立了世界市场,打破了各国孤立、闭塞、相互隔离的状态,另一方面,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西方文化不断地向东方传播和扩张。当殖民者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实施殖民的历史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瓦解后,文化殖民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东方”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已经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政治,演绎为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碰撞。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正是揭示、分析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借助殖民活动建构文化霸权的实质的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全方位探索和揭露西方对东方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虚幻想象的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借助文化话语权力的消长态势分析“他者”-“自我”、冲突-认同等诸多文化现实,涉及到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不仅关乎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也关系到“东方”以及象征的一切弱势文化的存在。它关系着这些弱势文化的国家能否清晰地认识在强势异质文化影响下的文化“自我”;第二,它关系到弱势文化能否从对后殖民文化的分析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思辨与哲学经验,激发文化自省与话语权力警醒;第三,它关系着在全球化籍“现代”之名持续强化西方文化霸权的现实背景下,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去建构本民族文化自信的未来。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文化“关系”,不仅是一个反映文化话语权力本质和发展趋势的范畴,它还包含着从殖民文化这一特殊角度看待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法。为此,本文尝试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作一种整体性的理论研究,以扩展传统的思潮、理论家个体研究的模式和范围,显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启迪批判性重建具有的借鉴意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二战后民族国家崛起的新世界格局下产生,它既受冷战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持续影响,又是东西方知识界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普遍反思、尝试破解二元对立建立新型文化对话关系的理论产物。这一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以来,对其文化理论的引介、探讨、借鉴频见于文化批评与比较文学批评领域,学者们侧重于自文学角度展开阐释与分析,出现了不少成果。也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对后殖民主义代表理论家主要观点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过,从文化哲学角度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进行的研究还不多,现有的成果往往从过于贴近现实的需要出发,重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东方”他者相对西方的文化特殊性与文化抵抗性,对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阐发不同文化“关系”特别是互动性的研究尚不够系统充分,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有两大组成部分:一个是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实质及其深远影响的论述;另一个是对于异质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本文的研究立足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度探索和分析,力求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溯源中发掘其理论构成的演变和核心要素,寻找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理论在解构-建构过程中的深层理论联系;注重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易与后现代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等混淆的理论模糊点展开辨析,并在新世纪全球化加速背景下探讨推动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可以借鉴的思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一种被第一世界理论话语场域所羁绊的理论,但它对西方主宰的知识权力体系提出了重构的要求。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如何发掘其中的理论悖论与缺憾,是本文论述最为集中的部分。它深切地关联着当下对于“新时代”、新形势中如何面对文化冲突、如何重建民族文化、如何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自信等一系列关乎未来中国思想文化如何面对世界文化的重要命题。本文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讨一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概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理论联系。略谈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体系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上述理论的阐析,勾勒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理间相互连接、有所对立、择优而从、发扬传承的复杂的多样性图景,为进一步论述作出铺垫。同时综述了国内外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提出本文的创新点。第一章,分析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理论家萨义德、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的经典理论。首先,通过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新思考与东方权力话语机制辨析、解构“东方”、重建东方形象以及“流亡”理论的把握,再度审视萨义德提出的西方建构的“东方学”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密切关系;其次,通过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认知暴力”和“他者”理论,分析其如何运用解构主义,集中研究第三世界底层女性这一“底层的底层”、“边缘的边缘”的理论辐射。探讨斯皮瓦克“臣属”概念及其对殖民文化压抑“困境”与“历史记忆”的结合。再次,分析霍米·巴巴对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混杂”理解,即异质性在混杂中如何面向新的文化杂糅空间（第三空间）的问题。最后,强调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各自的理论特长与存在的争议。第二章,主要探讨民族解放运动后进入后殖民文化语境下的文化重建问题。从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他者”之问的系统化梳理开始,探寻后殖民透视出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关系”内涵。将“他者”揭示的不平等、主体性身份疑虑、边缘性思考与面向殖民文化的深层次解构相结合,探讨当代西方哲学从主体研究向主客体“关系”研究发展的趋势。落足于中国及更广义的“东方”文化实况,研究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对文化中心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输出的相关论述,进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视域下分析本土文化重建的多种可能路向。第三章,阐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话语权力的强弱之分、主客之别。分析全球化进程下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冲突的性质,发掘文化冲突的实质与不同的化解思路,分析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多样性,区分文化冲突的自然状态与人为刻意,挖掘不平等的冲突根源。注重分析文化冲突的实质与过程、结果与影响,探讨后殖民语境下“和而不同”传统基于“现代”内涵的差异性。第四章,研究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殖民文化的深层影响。本文在此探讨文化全球化与当代文化认同的联系,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破除“他者”幻象的同时,也着力于解码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认同的深度体验,在重建文化主体认同时探讨建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可能,以新的文化身份意识去重构本土文化。第五章,分析东西方对话中的文化自信问题。在全球化推动东西方对话的大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此注重阐发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下意义:分析中西互视过程中文化身份的迁移和质疑,探讨如何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主体作用、“边缘”与“边缘的边缘”文化定位及其当下意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知识分子“职守”与价值信念,试图建构东西方对话中稳定、平等、交互的新型文化自信的理论途径。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做了简短总结,并借助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分析这一理论的不足与局限性。

颜蒹葭^[6]（2017）在《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与掠夺,近代中国逐步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困境。有志之士奋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相继开展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爱国救亡活动。但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也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同样面临着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怎样对待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进而又面临着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到底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直至20世纪初期,各种外来思想仍扑朔迷离,中西文化激烈冲突。青年毛泽东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进行着文化学习、比较、选择及改造,从而建构了其早期文化观。本论文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不是空穴来风,其形成有三大条件,即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自身因素。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是在20世纪初期近代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在毛泽东生活的青少年时代,有志之士的多次爱国救亡活动均遭失败,近代化对文化变革提出了迫切要求,新文化运动应运而起,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狂飙突进。同时,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有着种种现实的、深厚的理论渊源。在中国文化方面,既有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又有家乡湖湘文化的熏陶;在西方文化方面,既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启迪,又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导。正是这些理论渊源,共同影响着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当然,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与他自身的素质与努力分也是不开的。青年毛泽东热爱学习,具有开放开阔的文化视野;反抗规范,养成了了独立进取的文化精神;忧国忧民,确立了爱国救亡的文化立场。这些自身因素,保证了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正确发展方向,并促进了其形成与发展。一个人思想发生剧变,往往需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蜕变过程。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构建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着明显的发展轨迹。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选择来看,这一发展轨迹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缩影。本论文研究发现: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构建,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第一大阶段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初构和第一次重构,时间是在1902-1913年。在1902-1910年,青年毛泽东通过私塾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进行了传统文化的早期积淀——文化初构。其间,毛泽东虽通过阅读《盛世危言》和《新民丛报》等宣传维新思想的书刊,间接学习了西方文化,但影响不大。1910-1913年,青年毛泽东先是进入新式学堂,受到了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西学思想的间接影响,后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直接阅读了大量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主义着作,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得以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被逐步削弱,于是开始了早期文化观的第一次重构。第二大发展阶段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第二次重构与基本形成,时间是在1913-1918年。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求学。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杨昌济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不但学习新思想新文化,而且积极投身其中从事了一些实践活动。通过对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文化思想进行吸收与发挥,青年毛泽东提出了东西方思想同时融合改造的文化观,从而对自己的早期文化观进行了第二次重构。第三大发展阶段是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转型升级,时间是在1918-1920年。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受到了东西文化论战和陈独秀、李大钊文化观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文化实践活动,于是思想开始发生巨变。到1920年底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早期文化观也向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观转型升级。本论文认为,由于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是在中西文化冲突这一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所以他在形成自己的文化观时受到了在他之前和与他同时的启蒙学者经过中西文化比较而形成的各种学说、观点的影响,但又有别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或全盘西化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而又经历过西方新学洗礼的青年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李大钊、杨昌济关于融合中西文化、创造第三类型文化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早期文化观——基于中西文化比较、融合的“东西文明汇合”观。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本论文认为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目的论、差异论和改造论。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严重弊端,研究、比较中西文化,是为了改造落后的旧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实现救亡图存。中西文化是性质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体系,是有差异、有差距的,但要平等、辩证地看待两种文化,并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和文化一元论。他力主清算“中体西用”思想,提倡高扬西方时代精神,主张通过批判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对东西方文化“同时改造”,从而创造“第三类型文化”。显然,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具有中西交融的辩证性、行重于知的实践性、与时俱进的进步性等特点。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是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并对近代西方各种思潮不断进行扬弃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这实质上就是一个怎样正确对待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无疑,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对于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影响。本论文指出,作为基于中西文化比较、融合的“东西文明汇合”观,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价值与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中国文化明确了基于辩证继承与吸收中西文化的创新方向;二是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三是为中国新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发展繁荣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郭勤艺^[7]（2016）在《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开展的一切具有目的性、生产性的活动,都不过是物质、能量、信息等这些资源,通过一定的途径、手段、方法进行传递或转化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也必须有其资源作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然而,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文化创造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正是这种文化精神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信念、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历史前提和重要现实语境。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在当前所面临的复杂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以自身的文化土壤阻抗多元文化侵蚀的必然选择。本文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入手,以“为什么开发”→“开发什么”→“如何开发”为逻辑结构展开,共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以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概念界定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科学厘清相关概念,奠定研究的重要理论前提。并历史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新时期关于资源、关于传统、关于文化的相关与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新时期关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的基本理念,同时还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和教育学中关于文化或资源的相关理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的科学、合理开发的重要理论指导与基础。第二部分（第三章、第四章）,主要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现实境遇的分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沉浮的梳理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讨论。深刻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之痛、迷失之思、发展之需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历史前提；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有效性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现实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存在的优势与问题,是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的重要现实依据。第三部分（第五章、第六章）,重点回答了要“开发什么”的问题。基于并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资源都有待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开发的考虑,本文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领域限定问题。主要是为了区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与其他性质资源开发的本质差异。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目标,既要满足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又要满足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提高和文化本性的需要。原则问题的讨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的方向与指引,也是传统文化资源开发过程应遵循的尺度。在开展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循承续本真原则、可持续性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实效针对原则,这是是合理开发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目标不偏离正确轨道的重要原则与保障。第四部分（第七章）,是本文研究的落脚点,重点回答了如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问题,实践性问题的回归也是本研究的最终指向。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具体方法与实现路径,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工作的的经验总结和提炼。简单地说,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具体方法有深入挖掘法,合理规划法和分类整合法。而运用这些方法又必须结合现实条件作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传统文化资源开发,以现代应用技术推进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平台搭建,以交流互鉴拓宽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视野,以国民教育营造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氛围是完成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必经的路径或渠道。

张丽^[8]（2016）在《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为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秉持着为中国文化寻求出路的初衷,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思考并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籍中国共产党早期一段时期内领导核心的特殊身份,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殚精竭虑。他克服长期严重病痛和艰苦战事带来的重重困难,在三十六载生涯中留下了五百余万字的着述,不仅完整地阐释了自己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思考理路和构建脉络,而且为后人瞻观考述自民国初年至抗战之前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革新提供了难得的文本依据。1953年党中央决定将收集整理的瞿秋白文学方面的遗着编辑出版,形成了四册八卷的《瞿秋白文集》,这实质上是在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自觉引发各国普遍关注本国文化模式的背景下,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化建设亟需符合本国实际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指导之际,提出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时代课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结构和生存方式发生了空前的变更,文化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的地位不断凸显,中国的改革开放更进入深层次阶段,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赋予了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崭新的时代价值。从本质上讲,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它是在文化视域下系统研究具有西方血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选择、融合和创新整体进程,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个案代表,是贯通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在中国建立新型文化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关键环节,是精通文化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留给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后人们一笔仍有待深入挖掘的宝贵遗产,本文力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全面解读瞿秋白的文化思想。论文主体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其中正文部分共五个章节,在逻辑结构上分为三个层次,第二章整体考察瞿秋白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第三、四、五章分别探讨瞿秋白文化思想具体内涵,第六章对瞿秋白文化思想进行评析。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明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前提基础。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论文研究的问题域,而瞿秋白的文化思想则是论文研究的直接对象,明确这一关系是理解论文立意主旨的关键。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内在的包含了作为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主观心态领域、作为过程的活动领域和作为结果表征的符号领域,瞿秋白正是凭借着对文化范畴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从事文化活动并形成自己的文化思想的,这是理解论文篇章结构的关键。此外,针对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梳理、选题的研究价值分析以及研究思路、方法等的明确,为全文的展开做出了必要的铺垫。第二章厘清瞿秋白文化思想的逻辑进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依循的传播、选择、融合、创新路径,在瞿秋白个体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也构成了瞿秋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中国传统文化沁染中成长起来的瞿秋白,在近代中国文化嬗变的历史背景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坎坷身世促其萌生的"人与人关系"的难题,在调整以人为中心各种关系的伦理型传统文化与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共鸣中得以解答;赴俄归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从中国文化现实出发,在与各种文化代表论战碰撞中,阐述了中国新型文化的创建只有通过文化革命这一道路的理论观点,实现了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需求的融合;这种新型的文化是包括符号表征、实践形态、价值意蕴等系统体现无产阶级本质要求的新文化,瞿秋白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第三章梳理瞿秋白关于语言文字和艺术的思想理论。瞿秋白较早地认识到统治阶级利用语言文字剥夺无产阶级文化权利以巩固统治的实质,受苏联扫盲运动的启发开始倡导汉字拉丁化运动,并提出"文腔革命"的主张;他第一个翻译了极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歌曲——国际歌,在散文创作中移植了山水画作清秀空灵的风格创造了具有艺术美的无产阶级文艺典范,翻译俄国无产阶级戏剧经典并倡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创作属于自己的革命戏剧,重视并推广连环画等大众艺术形式等等,形成了充分发挥艺术的革命功能,积极利用民族艺术形式,实现"自由""正义""真美"的艺术发展目标的无产阶级艺术观。第四章论述瞿秋白关于文学、教育和新闻报刊的思想理论。瞿秋白是首位将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从俄国翻译并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在杂文、散文、诗歌等领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品,他还充分并灵活运用文学批评武器,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文学思想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使他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人;瞿秋白的学校教育思想侧重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授传播和教育规律的研究探索,农民教育思想强调的是阶级性、革命性的培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教育思想则凸显了重视人才培养,注重思想教育,锤炼先进性的特征;瞿秋白还在自身丰富的新闻报刊编辑实践中形成了关于不同性质新闻报刊的功能、立场、文风、中心工作等的科学认识,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第五章概括瞿秋白文化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瞿秋白的文化思想从哲学的高度赋予了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其中关于文化哲学的思想是瞿秋白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广义的文化层面观察人类社会取得的文明成果的思想结晶,是他关于文化本质理论、文化革命理论、文化建构理论等问题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也渗透着主体的价值理念追求,包含了瞿秋白的价值立场、价值观点、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凸显了瞿秋白的献身精神、自我批评精神、革命精神,是瞿秋白道德品格和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第六章全面评析瞿秋白文化思想。纵观瞿秋白探索中国新型文化的历程,我们发现,革命性、批判性、民族性、创新性和人民性是贯穿其文化思想始终的主要特点,他独特的文化思想在系统阐释唯物史观、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强调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确立文化发展的国际视野、突出民主革命时期文化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奠基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也存在着教条理解文化功能、过分强调文化阶级属性、过于凸显意识形态隔阂、僵化对待资产阶级文化和传统文化等不足之处,但从总体看来,对今天的文化建设存在着系统而深刻的启示意义。

薛子燕^[9]（2015）在《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文中研究表明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价值观问题的凸显,不仅最为鲜明的代表了中国现代哲学的精神内核与具体风貌,同时也体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变革的历史趋势和发展方向。通过对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梳理和考察,能够使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思想足迹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重建提供了值得挖掘和思考的丰富资源。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的形成、变动、更新,有其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基础和自身发展规律。从中国近代价值体系变迁的过程来看,新文化运动中的价值观变迁是在新旧价值体系的冲突、嬗变和自我更新中完成的。旧的价值体系逐渐瓦解,新的价值观体系通过吸取西方价值理念和传统价值观中的合理资源,融贯一体、综合创新、终以确立。这些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开展的范式、问题和内容都息息相关。在本论文中,以五章正文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展开探讨。第一章是对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总体说明。从历史背景看,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辛亥革命后复辟帝制运动和军阀混战直接影响所致。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等重大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了一次次波澜。这些历史大变局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对于新的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西方思想资源的不断引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以及现代报刊业的发达,为新文化运动价值观的重建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和途径。这些背景和条件使价值观变迁呈现出三个总体特征：其一是对于旧价值观的重新估定；其二是新价值观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由思想解放阶段进入到社会改造阶段；其三是对于价值观的理解多元化,造成不同立场和思想派别的人们围绕新价值观的合理性展开争鸣和探讨。而在这种复杂的价值观变迁格局中,“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核心价值观,主导着整个运动的思想基调,成为当时大多数人认可的理想追求。第二章以科学观念为考察重点,厘清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观念呈现的形态、特点和影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科学作为实现救国的重要手段一直受到近代爱国人士的重视,不过“科学”作为一种价值观的确立却经历了一个由器而道的演变过程。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观念的内涵得以不断泛化和扩大。它不仅仅代表西方的坚船利炮,或是科学宇宙论所讲的进化法则,还是由思想精英们所揭橥的科学态度、理性精神和科学方法,作为一种内在解放力量蕴含于人们头脑当中,引导中国人的思考与活动。以《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为中心,自然科学家们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进行了广泛传播；以“整理国故”运动为中心,科学方法对于人文学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历史学科转型和历史方法论的自觉；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中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围绕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相激互动,使中国人对科学观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第三章以民主观念为考察重点,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观念,由单纯的政治思想理念扩大为自由独立、个性解放和追求社会平等的普遍价值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首先将民主革命的任务引入社会文化领域和思想心理层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思想家们,沿着辛亥革命开辟的民权建设的道路,继续探索政治民主建设的新方案；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们,对于西方民主价值的理论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理解和阐发；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将民主理想与民主实践联系起来,从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反思中,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理论。这些内容,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观念深化的体现。第四章以社会主义观念为考察重点,剖析社会主义观念如何伴随新文化运动发展而盛行,成为人们寻求“中国向何处去”的核心价值理念,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心向往之的新型社会和理想人格。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当时较为流行的三派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们共享着相同的平等价值资源,提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救世方案。然而由于各自汲取的国外社会主义理论来源的差异和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导致它们对平等观念的追求大异其趣,尤其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理想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存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观点,造成不同社会主义思潮间的激烈竞争,促成新文化运动后期关于社会主义的三次大论战。论战的最终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对于原先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进行重估和选择,将马克思主义视作观察国家命运、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新理想。第五章选取康有为和梁漱溟为代表,考察两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价值更替之际对于传统的儒学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化,从不同的思想进路出发所作的探索。康有为鼓吹立孔教为国教运动,试图从儒学宗教化的路向重建儒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结果与袁世凯、张勋的复辟活动捆绑在一起而走向失败。梁漱溟则以建立文化儒学为思路,从儒学学术化的路向重建儒学价值体系,开辟了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路径。上述五章表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激荡,“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由外来的观念实现了自身的本土化过程,成为了20世纪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和核心价值观；传统的儒学价值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开展出了现代转化的方向。这些哲学领域中的价值观变革,重构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逐渐形成一条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谱系。

吴婷婷^[10]（2015）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的过程,语文教育的建设历史是对语文教育现代性不懈追求的历史;而清末民国国文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选取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并以语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在传统文化选择历程中表现出最为复杂、多变、奋进、挣扎的螺旋上升态势,诸多现代教育和文化问题,都可在这一时段发现惊人的历史印记。所以,研究清末民国的文化和教育问题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果不是历史以偶然中的必然给予古老中国强烈的外部刺激,乾嘉诸老所创立的学术范式或可为中国文化另辟新路,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自身的内涵式蜕变完成近代化转型,谋得康、梁、胡适所期待的“近代科学”的文化蜕变;亦或乾嘉诸老的遗智尚不足以达成使命,那么中华文化可能重新构建一番崭新的文化体系。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不会逆转,深深的车辙见证的往往与期待和假设相背离。历史的屈辱以亘古未见的惨败和屈辱的城下之盟告终,从此,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社会性质被迫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再难自保,逐步融入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的轨迹中去。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面对西方各类教育思想的头脑风暴,“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1将传统文化的选择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本研究以“中华传统文化选择为主体,价值趋向为主导、中学国文教科书文本研究为主线”而展开,遵循历史发展状态的研究逻辑,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教科书问题。这三条线相互交叉和映证,最终作用于教育对象上,“教科书中怎样选择中华传统文化,选择怎样的传统文化用之于语文教育,如何通过语文教科书实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向学生的转化,使得学生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些问题就成为本研究的初衷和归宿。根据这一线索和研究思路,本论文分四章内容呈现研究过程和结论:第一章绪论。叙述了本研究的缘起、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方案、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内容。第二章清末“中体西用”文化选择下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近代化转型。内容有:清末“民族危机”带来传统文化选择中的意识更迭;清末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清末“国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中文学服膺于实用的价值趋向;清末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08年吴曾祺主编的《国文教科书》内容,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清末之文化选择—一中华传统文化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修身”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二是清末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学优而仕”（工具主义）到“经世致用”（实用主义）;三是清末之国文教科书——是对传统旧式文选型语文教材的艰难突破。一言以蔽之,清末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未跳出“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可以形容为——“秋风不惊堂前雁,夕阳仍恋路旁鸦”。第三章民国时期“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下中学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现代化转型。内容包括:民国期间革新气象与传统文化选择的重构轮回;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现代语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上文学服膺于科学的价值趋向;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35年叶圣陶、夏丐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民国时期之文化选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这一时期“修身”的新内涵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和脊梁;二是民国时期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独善其身”（个人功能）到“兼济天下”（社会功能）;三是民国时期之国文教科书——在白话文教育中实现对传统文学教材的科学化突破。一言以蔽之,民国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破除了“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在坚定的前行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可以形容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回”。第四章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价值趋向对于当代的启示。“让历史回答未来”,本章期望以历史之镜关注现实文化、教育、中学语文教科书问题,分四个问题进行阐述:其一,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现代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之鉴;其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是语文教科书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其三,兼容多元文化价值趋向且凝结民族之魂是语文教科书未来发展的方向;其四,基于严凌君语文教育读本的思考。

二、胡适文化个性试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适文化个性试析（论文提纲范文）

（1）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杜威文化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李济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10）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胡适文化个性试析（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职院校文化育人价值取向研究[D]. 方桐清.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2]杜威文化哲学思想研究[D]. 杨鹤.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3]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D]. 高一品.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4]李济学术思想研究[D]. 陈广华.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2)
• [5]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研究[D]. 蒋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6]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研究[D]. 颜蒹葭. 云南师范大学, 2017(11)
• [7]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研究[D]. 郭勤艺. 武汉大学, 2016(06)
• [8]瞿秋白文化思想研究[D]. 张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6)
• [9]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D]. 薛子燕. 武汉大学, 2015(01)
• [10]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D]. 吴婷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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