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论文文献综述）
卢光盛,马天放[1]（2020）在《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到澜湄合作：兼论云南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提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LMC）是澜沧江—湄公河区域（澜湄区域）的两个主要区域合作机制,两者在本质上是共存并行的关系,且在澜湄区域内将长期共存。两个机制的并行发展,既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忽略议题的弥补,也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应历史需要的必然发展要求。云南与湄公河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商缘相通,是中国实现和南亚、东南亚周边国家友好往来的前沿省份。云南作为澜湄区域合作的参与者,其身份的变迁映射了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到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云南的参与更有利于推动两者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本文主要通过描述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到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展示云南在澜湄地区合作机制变换中身份和地位的变迁,进而提出云南如何参与两个合作机制的政策思考。
郑宽[2]（2021）在《“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涵盖中国的云南省及中南半岛,是沟通太平洋到印度洋,东亚到东南亚地枢纽要地,具备较为重大的地缘战略价值,其本身也蕴藏着较为丰富的资源。同时,这里不仅是中国周边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世界各大势力利益交汇和集中角力的地区,因此,澜湄次区域承受着较大的政治安全压力,澜湄次区域内的各国建立适合于本地区的政治安全机制成为了倒悬之急。随着澜湄合作机制的建立,澜湄次区域国家之间的合作从广度和深度上在不断加深。澜湄合作机制运行五年以来,整体上已经较为成熟,且有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作为澜湄合作成立之初就已确立“三大支柱”之首的政治安全,澜湄合作机制还尚未建立起在该领域的一个整体性合作机制,这也不符合澜湄次区域国家政治安全压力日益增大的现实。政治安全作为澜湄合作机制的三大支柱,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当属于澜湄合作机制的一部分,其与澜湄合作机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从政治安全的概念来看,政治安全应当包含领土主权、政权稳定、意识形态与部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内容。目前,澜湄合作成员国已在部分领域进行了有关政治安全的合作,且有了专门的机构与相应的机制。并且,也有了对政治安全合作发展安排的纲领性文件。但是,就目前澜湄合作成员国进行的政治安全合作而言,缺乏了一个整体性的机制安排,合作定位也尚没有明确,在合作领域和合作形式方面亦需要拓展。其原因在于澜湄合作成员国在政治互信方面有所不足,澜湄合作机制缺乏一个可以统一协调政治安全合作的机构,并且,澜湄次区域域外国家对当地的干预,也使得澜湄合作成员国在政治安全合作方面面临着较大的阻力。当前澜湄次区域六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政治安全形势与压力,各国存在相互之间的领土主权矛盾,各国内部也存在内部的民族分离等势力威胁本国的领土主权安全,各国的政权稳定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着其自身内部和外部的威胁与挑战。除此以外,澜湄次区域各国也面临着足以威胁到本国政治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澜湄次区域六国面临的这一系列安全问题,凸显出了尽快建立“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必要性。对与“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本文使用了国际机制理论和建构主义两种理论分析工具。国际机制论解决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形式层面的问题,即明确“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原则与规则,明确机制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并就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建立整体性的协调机构,以统筹和协调整个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运行和发展。在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问题上,也应当注意对拓宽政治安全合作内容与拓展政治安全合作形式的机制安排。而建构主义理论则是解决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内核层面的问题,要使得机制具有良好的运行效果与可持续性,需要解决机制内生动力的问题,建构起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通过有意识的互动来建构次区域内的共有知识,建立起澜湄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次区域整体发展的利益,影响澜湄国家对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行为,以此来共同推动澜湄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发展,使得澜湄六国的政治安全合作更加具备持续性,这是保持政治安全合作机制具有持续性和有效性的深层次途径。
赖征世[3]（2021）在《“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研究》文中指出以建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宗旨的“澜湄合作”,具备“友谊”、“朋友”、“共同利益”、“共同身份”等建构主义理论内核。从建构主义视角探寻“澜湄合作”社会人文合作建构现状及建构路径,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育澜湄流域六国集体认同与共同利益,打造新型区域治理格局。“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在高层会议稳步布局,多主体参与社会人文互动。与GMS相比,“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在教育卫生领域以及青年等人文群体互动更为丰富;涉及领域及参与主体更为宏观;与培育“澜湄合作”集体认同紧密相关。“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在“行为体间互动”方面取得的主要建构成效是达成了系列宣言共识、注重青年领域互动;在“共有知识”方面取得的建构成效是重视重点领域合作、重视社会人文领域支柱作用、重视社会人文合作的区域治理作用。“朋友”角色结构主导“澜湄合作”、社会人文合作具有“康德文化”的利他属性。“集体身份”体现在“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等集体身份的建构。“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面临的主要困境主要表现为“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互动机制化较弱、“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行为体身份困惑、社会人文合作的结构文化培育与深化困难等方面。传统“重政治经济”观念影响了社会人文合作统筹机制构建,项目内涵挖掘性不够影响互动项目机制化水平,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主体不够明确,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考量,“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内在意涵不够明确,“澜湄文化”的话语内化有限,“澜湄文化”的培育实践较为稀缺等是“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建构困境的主要动因。为推动“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发展,可从提升协调架构的机制化水平、加强社会人文各领域互动、强化社会人文合作伙伴关系身份、丰富“澜湄文化”意涵、健全社会人文共有知识测量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建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魏冉[4]（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说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杨嘉宜[5]（2021）在《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令全球及区域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现象出发,试图回答认知共同体在区域公共卫生治理中的作用问题。论文对现有的公共卫生学与国际关系学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细致的回顾,指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视角、卫生外交视角、安全化理论视角和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各自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不足,尤其是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区域公共卫生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进而提出认知共同体推动区域各国实现协作治理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假定认知共同体是一些特定的专家基于公认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汇聚到一起,通过对相关议题的参与和互动,塑造了该群体特有的身份和利益,遵循着共同的规范,并为实现特定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产生新的认知结构或政策参考的因果框架、作为政策选择的“过滤”机制、为决策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提出替代性方案和路径等四种机制影响决策。此外,认知共同体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还可能是知识的实践者,他们分别在国际、国家和地方三个层面来落实相关政策,从而能够快速感知相关政策是否有效,进而提出新的知识或政策建议。这就使得知识的生产与政策的制定始终处于动态的互动之中,实现了协作治理机制的不断发展。本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为案例验证以上假设,发现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推动下,该联防联控机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发展,从中缅两国的跨境疟疾防控项目发展为覆盖多病种、由多国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并且为本地区其他国际合作框架所接受。本研究反驳了西方学术成果中有关认知共同体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作用甚微的观点,指出东亚背景下的认知共同体具备知识生产者和实践者的双重属性,对于我们理解东亚地区其他领域合作进程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大量访谈与实地考察,也为国际关系与公共卫生的跨学科研究积累的宝贵素材。
李艳[6]（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东北地区是重工业基础雄厚、资源丰富的传统老工业基地,在全国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近年来,中国东北地区受历史、地域等因素影响逐渐面临资源枯竭、产能过剩、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严重衰退等问题,尤其是东北地区经济外向型明显不足。新时期东北地区的发展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挥地缘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开展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进一步加快东北振兴的步伐。中国与俄罗斯是当今世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两个大国,推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是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向。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充分互补,实现战略对接、相互融合,既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同时可促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巩固。基于此,本文以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现状进行全面分析,提出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础和制约因素,并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对两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借鉴世界主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经验提出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两国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全文共8章,主要包括五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绪论和第2章文献综述。阐述论文研究背景、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论文创新点与不足;从不同角度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梳理,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第二部分是基本理论与机理分析,即第3章。首先界定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概念;其次对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理论进行梳理,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自由贸易区理论与自由贸易园区理论、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区域创新理论、地缘经济理论、博弈论在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应用;再次对论文的理论框架进行阐述,介绍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扩展贸易引力模型、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及贸易非效率模型。最后论文从经济、政策、社会、空间等角度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第三部分包括第4章和第5章。分析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历史沿革,总结两地区在贸易合作、投资合作、产业合作方面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在分析两地区经济合作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地缘优势、经济互补优势、发展理念契合是双方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提基础,而“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则为双方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经济合作受两地区“边缘地域”、俄方人口问题、双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中国威胁论”以及来自外部激烈竞争等不利因素的制约。第四部分是论文实证分析,即第6章。基于贸易合作视角,建立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通过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影响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核心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测算两地区经济合作的贸易潜力,评估贸易效率;通过贸易非效率模型,进一步衡量贸易非效率的构成要素,探究贸易阻力,以期为提升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水平提供参考。第五部分包括第7章和第8章。对世界主要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提升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水平的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对话沟通,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拓展经贸合作的领域和层次;积极扩大“内联外引”,提升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合作效率提升;增加互动,加强机制和组织建设;推动中俄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立,提升合作自由化水平。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本文选取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作为研究主题,基于地区和省域两个角度,分析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时空格局,注重东北三省一区同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展经济合作优势和差异的研究,明确各省区在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合理定位。二是本文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对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进行分析,弥补了现有中俄次区域经济合作缺乏定量分析的不足,为中俄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三是基于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性的提出依托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以及俄罗斯远东跨越式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的建设,建立中俄次区域自由贸易区。
闫晓燕[7]（2021）在《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以及国际分工的驱动,次区域合作蓬勃兴起,次区域合作理论也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交叉方向和研究热点。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强化次区域合作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亚洲开发银行牵头建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合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已趋近于资源分配的“帕累托最优”;从经济贸易、基建水平、能源保障、非传统安全、民族团结、科教文卫事业等领域合作看,与澜湄次区域主体需求错配,趋近于一种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次区域合作的层次、范围、规模和水平迫切需要实现提升。中国倡导建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以下简称“澜湄合作”）,可以看做是是次区域合作的提质升级版。自成立以来,澜湄合作进展良好,成效显着。作为一个崭新的合作机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行先试的典型引领方面,在中国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着力促进周边外交方面,显现出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的热点地区,澜湄次区域不可避免地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和冲击。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由于地缘重要性、民族宗教复杂、国家实力悬殊、民粹主义盛行、发展理念差异、深度贫困及大国博弈的影响等,导致次区域各国一边互动活动增多、程度增强,不断获取澜湄合作的利益;一边又出于各方面考量主动或被动地做出不同的决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在我国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中,除国家层面主导和助推之外,地方政府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云南省,地处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结合部,与流域内各国地缘区位临近、地域文化相通、边贸合作历史悠久、互联互通无缝衔接,具有先天地缘优势;而且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云南主动融入、积极参与澜湄合作,致力于实现“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参与次区域合作的积极性较高、能动性较强。鉴于次国家行为体融入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对于促进此区域合作具有现实意义和正外部性效应,通过次级政府府际合作和府际关系治理,不仅可以解决国家主体的功能不足或机制不畅问题,还能够实现地方政府自身发展利益,激活内生动力,借助外部推力,坚持重点带动、整体推进,对于拓展次级政府发展空间,推动次区域合作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论文以澜湄合作为研究背景,围绕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的府际关系治理这一研究主题,以云南省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为实证内容,借助次区域合作理论、府际关系治理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地缘经济外部性理论和演化博弈理论等,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假设分析法、因子模型构建法、演化博弈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澜湄合作的外部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变革与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次区域的现实情况（外交取向选边站驱稳、发展梯度倒逼合作力度驱强、经贸合作向多领域拓宽、制定主张地缘战略趋同）,从微观机理、中观区域和宏观政策三个维度,对微观主体利益决策特征、博弈过程和驱动机理进行分析,厘清次区域主体利益诉求和决策特征,构建了一个次区域合作中府际关系治理驱动机制的微观机理分析框架—（APT—R）因子模型,并进行了多情境府际合作关系的模拟和验证,比较分析了三种策略扰动下的府际关系演化过程与机制运行效果,揭示府际合作实现的驱动机制与实现过程,从府际关系、策略扰动者利益承诺和策略随动者利益诉求三个方面揭示了驱动因素与驱动过程,表明了多主体、多领域、多层级的合作框架是澜湄机制的独特优势,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次区域合作研究的框架和方法论。为次区域合作中的府际治理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提供理论支撑。本文聚焦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等实践热点问题,以次区域经济地域分工新趋势和不同阶段主体利益诉求变化为线索,通过分析阐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澜湄合作成效与利益契合度;云南融入澜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提出了如下观点:一是逆全球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下,湄公河流域国家发展诉求由外向型经济向多领域合作共赢转变;二是澜湄合作机制契合了这一府际合作需求变化,强调多边网络化合作、多领域共建共享和命运共同体等合作理念与机制,是次区域合作的更高版本;三是中国作为大国,推进澜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受到地缘博弈阻力,而云南在区位、文化、基础方面具有消除合作阻力的先天优势,因此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的结论,也为强化云南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在实际运用层面,对“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实施“黄金四角”府际合作,有助于将府际关系“问题区”向府际合作“试验区”转型。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强化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功能,提出了路径设计与对策建议,对于云南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助推国家推进澜湄合作的进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论文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视角拓展、模型机制构建等方面的创新如下。一是将云南融入澜湄合作这一实践问题纳入框架进行分析,并建立次区域合作的演化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澜湄合作机制两种情境下的演化博弈过程与合作驱动机制,模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澜湄合作和云南融入澜湄合作三种情境的演化过程,从驱动机制、情景模拟的微观层面论证得出“畅澜湄机制必先强云南功能”、“次区域府际治理需要的多主体磋商、多利益导向、多层级合作”的结论。二是将府际关系治理纳入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中,是次区域合作研究的视角拓展。构建次区域府际关系治理的分析框架,丰富并拓展了传统国家内部次级政府合作研究。梳理了云南参与湄公河流域区域合作的历史进程、作用瓶颈和强化辐射功能的对策,验证次区域府际关系研究框架的可行性和云南开展次级政府府际合作的路径,为拓展云南参与的路径,强化云南辐射功能提供对策建议与科学机制支撑。三是构建APT—R因子模型。通过分析演化,强化“云南功能”在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对云南辐射功能的强化赋权、拓展路径、参与领域进行了政策框架构建,针对服务国家推进“命运共同体”需求和云南功能短板的供需矛盾,提出拓展云南参与路径的5大领域和增强云南功能的5点建议,充分发挥云南区位优势和开放功能,服务“一带一路”和澜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使云南省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
刘畅[8]（2020）在《环境主义视角下的次区域合作 ——理论构建与案例分析》文中提出近年来,中国和东盟的次区域合作取得新发展,呼唤新型理论工具解释到底什么是次区域合作,什么是“好的”次区域合作,中国和东盟应该如何构建一个“好的”次区域合作。环境主义认识到,过往研究使用“拟合法”和“层次法”解释区域和次区域相关概念和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引入对环境的感知。环境主义主张环境是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的场所,认为环境主义指的是在国际关系中承认并重视环境（及其差异性）为分析国际关系现实的理论思路,强调国际关系行为体应使用环境的角度和方法入手处理国际关系问题。引入环境主义视角可知,区域和次区域都是环境对象物,区域是国际关系行为体按照权力需要进行人为区隔的环境对象物,其中既包含一定的时空组合关系,也包括行为体间对环境对象物的共识。次区域是区域概念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因素”的不断流动的环境对象物。微区域是区域和次区域概念的延展概念。区域主义和次区域主义都主张重视区域和次区域环境的核心地位,构筑和完善环境,但次区域主义主张适度性、非系统性和弱主导性。二战后次区域合作经历了三次起伏期,分别为冷战早期、冷战后初期和新世纪以来。三次起伏期的历史演变表明,次区域合作的普适性越来越强,次区域主义方向性越来越突出,次区域合作的环境属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在理论和历史相统一的前提下,环境主义的次区域合作分析框架包括环境属性、环境特点和异质性因素三部分。其中环境属性包括价值设定和上层权力,环境特点包括相互承认和社会关系。价值设定包括设定方、设定内容、设定强度和设定方与主导权关系。上层权力包括伙伴延迟以及格局延迟。相互承认包括扩员能力、专注能力和推进能力。社会关系包括合作系统性、机制建设、成果可持续性。典型的异质性因素包括单标区隔、外力耦合、弹性贫乏。当绝大部分指标趋于积极时,即可认为次区域合作总体状况良好。澜湄合作始终坚持务实高效的特性,充分发挥异质性因素的作用,不仅很快融入次区域环境之中,也为未来塑造次区域环境提供了较好基础。中国—东盟东增区合作虽然还面临严峻挑战,但提质升级后基本适应了东增区次区域合作环境,已经部分具备了塑造东增区次区域合作环境的能力。案例启示中国和东盟次区域合作的构建和发展应主动让次区域合作融入到已有次区域合作环境之中。中国应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逐步提升与东盟开展次区域合作的能力。
邓涵[9]（2019）在《“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澜沧江—湄公河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正在日益复杂化。2018年作为"峰会年",可以为评估该地区的制度竞合提供有效的视角。通过提出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议题领域是否重叠、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这5个维度的指标进行系统评估,并对中国、日本、越南和泰国四个关键国家的互动进行案例分析,文章发现,澜湄地区合作制度之间的竞争被夸大了;澜湄合作与日本—湄公河合作互为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前者是被动跟随而非主动挑起竞争;柬老越发展三角、柬老缅越合作与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也相互竞争,但后者正在取得优势;澜湄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湄公河委员会之间不会出现"制度达尔文主义"。
李曾桃子[10]（2019）在《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湄公河次区域减贫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南亚地区的贫困问题一直较为突出,阻滞了各国乃至东盟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因长期存在殖民历史且较晚出现领土和主权的观念,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水平不一。由于部分国家建构水平较低,区域内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水平不高。尤其是地处湄公河流域的中南半岛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显着落后。其中,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现已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而越南、泰国的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并仍存在着较大基数的贫困人口。以作物种植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动力不足,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贫困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妥善解决。随着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态势的不断变化,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国家对发展经济、消减贫困存在迫切诉求。以澜沧江-湄公河为主轴的既有合作机制虽然对消减贫困作出了贡献,但次区域内的“机制过剩”现象以及次区域安全环境的复杂化影响了减贫合作的成效。在此背景下,澜湄合作机制以建立互惠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明确了减贫合作的具体实践方案,并将减贫合作确立为优先合作领域,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澜湄合作机制虽然推动了减贫合作,但域外大国对中南半岛的持续关注以及该区域内持续存在的制度竞争,限制了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空间。为了使澜湄合作机制继续发挥作用,应统筹协调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以实现绿色减贫,尊重并适应现有合作机制以实现各机制在次区域内的优态共存。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区域,积极促成澜湄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的战略对接,能够促进各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由此提高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推动次区域减贫进程。
二、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1）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到澜湄合作：兼论云南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GMS到LMC：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 |
| （一）何为GMS和LMC |
| 1. GMS的发展历程 |
| 2. LMC的发展历程 |
| （二）从GMS到LMC的发展 |
| （三）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
| 二从GMS到LMC：云南的“变”与“不变” |
| （一）云南的角色 |
| （二）云南的“变” |
| （三）云南的“不变” |
| 三云南参与GMS和LMC合作的政策思考 |
| （一）推动GMS和LMC的协调发展 |
| （二）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澜湄地区的先行先试 |
| （三）推动全方位合作模式的运行 |
| （四）进一步加强“澜湄合作经济带”建设 |
| 结论 |
（2）“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工具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1.澜湄合作 |
| 2.政治安全 |
| 3.国际机制 |
| (二)理论分析工具 |
| 1.建构主义 |
| 2.国际机制论 |
| 二、“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的发展与现状 |
| (一)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
| 1.澜湄合作发展的历程 |
| 2.澜湄合作的现状 |
| (二)“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1.“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的发展历程 |
| 2.“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的现状 |
| 三、“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中存在的不足及原因 |
| (一)“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存在的不足 |
| 1.政治安全合作的机制化不足 |
| 2.政治安全合作的定位不够明确 |
| 3.政治安全合作的内容不够全面 |
| 4.政治安全合作的形式有待拓展 |
| (二) “澜湄合作”中政治安全合作存在不足的原因 |
| 1.澜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不足 |
| 2.次区域外部势力的干预 |
| 3.“澜湄合作”缺乏专门的政治安全协调机构 |
| 四、建构“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必要性 |
| (一)“澜湄合作”成员国存在领土主权安全问题 |
| 1.澜湄合作成员国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 |
| 2.澜湄合作成员国内部民族分裂势力问题 |
| (二)“澜湄合作”成员国面临政权稳定安全的威胁 |
| 1.泰国的政权稳定问题 |
| 2.缅甸的政权稳定问题 |
| 3.柬埔寨政权稳定问题 |
| (三)“澜湄合作”成员国面临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
| 1.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
| 2.越南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
| (四)“澜湄合作”成员国面临非传统安全中的政治安全问题 |
| 1.军火贩卖问题 |
| 2.毒品生产与贩卖问题 |
| 3.恐怖主义问题 |
| 4.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
| 5.网络信息安全问题 |
| 五、建构澜湄合作框架下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
| (一)建构澜湄合作框架下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原则 |
| 1.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 |
| 2.尊重政治制度多样性原则 |
| 3.全方位与多层次原则 |
| 4.平等协商原则 |
| 5.循序渐进原则 |
| (二)加强澜湄合作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 |
| 1.加强澜湄合作成员国之间政治互信的可行性 |
| 2.加强澜湄合作成员国政治互信的前提和方式 |
| (三)明确政治安全合作机制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 |
| (四)建立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统一的协调机构 |
| (五)明确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定位 |
| (六)拓宽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合作领域 |
| (七)拓展政治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合作形式 |
| 1.健全反恐情报信息共享机制 |
| 2.发挥第二轨道外交优势 |
| 3.健全打击极端分裂势力的合作机制 |
| (八)深化澜湄国家政治安全共同体意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内容与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 |
| 一、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 |
| 1.“澜湄合作” |
| 2.社会人文合作 |
| (二)基本理论 |
| 1.建构主义 |
| 2.分析框架 |
| 二、“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建构成效 |
| (一)“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发展简述 |
| 1.从“大湄公河合作”到“澜湄合作” |
| 2.“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进程 |
| 3.“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特点 |
| (二)“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成效 |
| 1.“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行为体间互动”的建构成效 |
| 2.“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共有知识”的建构成效 |
| 3.“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结构文化”的建构成效 |
| 4.“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集体身份”的建构成效 |
| 三、“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困境 |
| (一)“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互动机制化较弱 |
| 1.社会人文统筹机制的缺失 |
| 2.社会人文互动的项目机制化较弱 |
| (二)“澜湄文化”培育与深化困境 |
| 1.“澜湄文化”话语的认同困难 |
| 2.“澜湄文化”与“澜湄意识”的认知混淆 |
| (三)“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行为体身份困惑 |
| 1.“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国家行为体多重身份困惑 |
| 2.“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非国家行为体角色定位不强 |
| 四、“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建构困境的成因 |
| (一)社会人文机制化水平不高 |
| 1.传统“重政治经济”观念影响社会人文合作统筹机制构建 |
| 2.项目内涵挖掘性不够影响互动项目机制化水平 |
| (二)“澜湄文化”培育与深化困境 |
| 1.“澜湄文化”话语的内化有限 |
| 2.“澜湄文化”的培育实践较为稀缺 |
| (三)行为体身份困惑 |
| 1.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主体不够明确 |
| 2.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考量 |
| 3.“社会人文交流伙伴关系”内在意涵不够明确 |
| 五、“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路径 |
| (一)推进“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思路 |
| 1.提升协调架构的机制化水平 |
| 2.加强社会人文各领域互动 |
| 3.健全社会人文共有知识测量体系 |
| 4.丰富“澜湄文化”意涵 |
| 5.强化社会人文合作伙伴关系身份 |
| (二)中国推动“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的对策建议 |
| 1.集体认同视角下中国宜积极作为 |
| 2.规范内化视角下中国宜重塑次区域认同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有关的论文目录 |
| 附录:“澜湄合作”中的社会人文合作的主要互动项目整理 |
| 致谢 |
（4）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起源与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
| 第一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合作的理论解释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国际卫生与全球健康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公共卫生治理的理论解释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认知共同体析论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理论 |
| 第二节 跨国倡议网络与第二轨道外交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认知共同体如何影响决策 |
| 第一节 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 |
| 第二节 认知共同体影响决策的方式 |
| 第三节 认知共同体作为公共卫生治理的实践者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第二节 中国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防控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一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 |
| 第二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发展(2006-2010 年) |
| 第三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升级(2011-2014 年) |
| 第四节 联防联控机制的成熟(2015-2019 年)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理论及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认知共同体的实践 |
| 第三节 疫情后时代跨境传染病防控的挑战与建议 |
| 致谢 |
| 附录一:专家访谈列表 |
| 附录二:参会调研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跨学科结合法 |
| 1.3.3 比较分析法 |
| 1.3.4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整体状况的相关研究 |
| 2.1.2 俄罗斯东部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发展状况的相关研究 |
| 2.1.3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合作问题的相关研究 |
| 2.1.4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具体合作领域的相关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相关研究 |
| 2.2.2 中国东北地区的相关研究 |
| 2.2.3 中俄经贸合作关系的相关研究 |
| 2.2.4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基本理论与机理分析 |
| 3.1 相关概念 |
| 3.1.1 区域经济合作 |
| 3.1.2 次区域经济合作 |
| 3.2 基本理论 |
| 3.2.1 区域分工理论 |
| 3.2.2 自由贸易区与自由贸易园区理论 |
| 3.2.3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3.2.4 地缘经济理论 |
| 3.2.5 博弈论 |
| 3.2.6 理论述评 |
| 3.3 理论模型 |
| 3.3.1 由传统引力模型到扩展的引力模型 |
| 3.3.2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 3.3.3 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
| 3.4 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 |
| 3.4.1 经济因素 |
| 3.4.2 社会因素 |
| 3.4.3 空间因素 |
| 3.4.4 政策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现状分析 |
| 4.1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历史沿革 |
| 4.1.1 平稳过渡和稳步发展阶段:1978—1991年 |
| 4.1.2 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时期:1992—1999年 |
| 4.1.3 营造互信与建立框架阶段:2000—2008年 |
| 4.1.4 项目实施与战略互动阶段:2008—2012年 |
| 4.1.5 制度建设与全面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4.2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现状 |
| 4.2.1 贸易合作 |
| 4.2.2 投资合作 |
| 4.2.3 产业合作 |
| 4.3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3.1 贸易规模小,贸易结构单一,合作水平低 |
| 4.3.2 东北各省(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水平不均衡 |
| 4.3.3 投资规模有限,项目落实滞后 |
| 4.3.4 俄罗斯政策不稳定,双方合作的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
| 4.3.5 服务贸易水平低,滞后于货物贸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础与制约因素 |
| 5.1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基础 |
| 5.1.1 地缘优势是两地区合作的首要前提 |
| 5.1.2 互补性需求是两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 |
| 5.1.3 发展理念契合是两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强大动力 |
| 5.1.4 区域外经济合作是推进两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 |
| 5.2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的制约因素 |
| 5.2.1 “边缘地域”导致两地区经济合作困难重重 |
| 5.2.2 俄罗斯东部地区人口稀薄导致两地区经济合作空间有限 |
| 5.2.3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抑制两地区经济合作的深度与层次 |
| 5.2.4 “中国威胁论”阻碍了两地区经济合作的进程 |
| 5.2.5 外部激烈竞争弱化了两地区经济合作的需求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影响因素与发展潜力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的建立和数据来源 |
| 6.1.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建立 |
| 6.1.2 一步法贸易非效率模型 |
| 6.1.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结果分析 |
| 6.2.2 贸易非效率模型结果分析 |
| 6.2.3 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贸易效率和贸易潜力分析 |
| 6.3 主要结论 |
| 第7章 主要国家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比较与借鉴 |
| 7.1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 |
| 7.1.1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历程 |
| 7.1.2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特点 |
| 7.2 “新—柔—廖成长三角”合作 |
| 7.2.1 “新—柔—廖成长三角”合作历程 |
| 7.2.2 “新—柔—廖成长三角”合作的主要特点 |
| 7.3 上莱茵边境区合作 |
| 7.3.1 上莱茵边境区合作历程 |
| 7.3.2 上莱茵边境区合作的主要特点 |
| 7.4 美墨边境区合作 |
| 7.4.1 美墨边境区合作历程 |
| 7.4.2 美墨边境区合作的主要特点 |
| 7.5 启示与借鉴 |
| 7.5.1 地缘优势是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必要基础 |
| 7.5.2 经济互补是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首要前提 |
| 7.5.3 制度建设是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保障 |
| 7.5.4 共同利益是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原因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强化对话沟通,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
| 8.2.2 借助“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合作的领域和层次 |
| 8.2.3 积极扩大“内联外引”,提升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 |
| 8.2.4 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促进合作效率提升 |
| 8.2.5 增加互动,加强机制和组织建设 |
| 8.2.6 推动中俄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立,提升合作自由化水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1.3.1 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3.2 府际治理研究进展 |
| 1.3.3 云南参与次区域合作研究进展 |
| 1.4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内容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次区域合作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合作特征 |
| 2.2 府际治理 |
| 2.2.1 理念演进 |
| 2.2.2 次区域府际治理实践路径 |
| 2.3 地域分工理论 |
| 2.3.1 中心—外围理论 |
| 2.3.2 地缘区位论 |
| 2.3.3 劳动地域分工和协作理论 |
| 2.3.4 经典博弈理论 |
| 第3章 次区域府际合作的驱动机制 |
| 3.1 府际关系的APT—R因子模型 |
| 3.1.1 发展引力(Attraction) |
| 3.1.2 梯度压力(Pressure) |
| 3.1.3 战略推力(Thrust) |
| 3.1.4 博弈阻力(Resistance) |
| 3.2 基于主体异质性的府际博弈分析 |
| 3.2.1 有限理性概念 |
| 3.2.2 群体策略选择 |
| 3.2.3 演化稳定策略 |
| 3.2.4 合作博弈机制 |
| 3.2.5 群体选择与直接互惠 |
| 第4章 云南参与澜湄次区域合作进程 |
| 4.1 澜湄合作机制演变 |
| 4.1.1 合作成效 |
| 4.1.2 存在问题 |
| 4.2 阶段特征 |
| 4.2.1 前期积累准备阶段(1950-1991 年) |
| 4.2.2 构建合作框架阶段(1992-2002 年) |
| 4.2.3 积极参与实践阶段(2003-2014 年) |
| 4.2.4 融入澜湄合作阶段(2015 年—今) |
| 4.3 重点合作区域 |
| 4.3.1 中越河口—老街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2 中缅瑞丽—木姐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3 中老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 |
| 4.3.4 临沧边境经济合作区 |
| 4.3.5 境外合作区 |
| 4.4 主要合作领域 |
| 4.4.1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 4.4.2 产能合作成效显着 |
| 4.4.3 贸易畅通方兴未艾 |
| 4.4.4 资金融通格局初现 |
| 4.4.5 民心相通深入人心 |
| 4.5 问题与瓶颈 |
| 4.5.1 支持沿边地区开放的机制与功能不完善 |
| 4.5.2 边境贸易互补性不高 |
| 4.5.3 交通瓶颈 |
| 4.5.4 产能合作示范效应不显着 |
| 4.5.5 非公共安全隐患较大 |
| 第5章 基于APT—R因子的府际合作机制研究 |
| 5.1 次区域主体利益分析 |
| 5.1.1 泰国利益诉求 |
| 5.1.2 缅甸利益诉求 |
| 5.1.3 越南利益诉求 |
| 5.1.4 柬埔寨利益诉求 |
| 5.1.5 老挝利益诉求 |
| 5.1.6 中国及中国云南利益诉求 |
| 5.2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动力机制 |
| 5.2.1 合作发展引力(A) |
| 5.2.2 发展梯度压力(P) |
| 5.2.3 战略协同推力(T) |
| 5.2.4 地缘博弈阻力(R) |
| 第6章 基于APT—R模型的府际关系情景模拟 |
| 6.1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情景分析 |
| 6.1.1 实施前稳态 |
| 6.1.2 策略扰动者 |
| 6.1.3 实现路径 |
| 6.1.4 模型设计 |
| 6.1.5 策略模拟 |
| 6.1.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2 澜湄合作机制情景分析 |
| 6.2.1 实施前稳态 |
| 6.2.2 策略扰动者 |
| 6.2.3 实现路径 |
| 6.2.4 模型改进 |
| 6.2.5 策略模拟 |
| 6.2.6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3 强化云南辐射功能的情景分析 |
| 6.3.1 辐射中心策略 |
| 6.3.2 策略模拟 |
| 6.3.3 府际合作驱动分析 |
| 6.4 案例:中缅泰老“黄金四角”府际治理研究 |
| 6.4.1 府际关系情境分析 |
| 6.4.2 府际合作领域 |
| 6.4.3 府际治理政策设计 |
| 第7章 云南参与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路径与建议 |
| 7.1 府际合作路径 |
| 7.1.1 促进互联互通 |
| 7.1.2 促进跨境产能合作 |
| 7.1.3 支持次级政府府际合作 |
| 7.1.4 促进跨境旅游合作 |
| 7.1.5 促进贸易畅通 |
| 7.2 府际治理保障措施 |
| 7.2.1 要素流动保障 |
| 7.2.2 企业主导保障 |
| 7.2.3 政府推动保障 |
| 7.2.4 辐射功能保障 |
| 7.2.5 改革赋权保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发表论文情况 |
| 参加课题研究情况 |
| 致谢 |
（8）环境主义视角下的次区域合作 ——理论构建与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区域和次区域相关概念和理论 |
| (二)中国参与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有关研究 |
| (三)东增区次区域合作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五、篇章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国际关系中的环境主义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环境 |
| 一、证明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环境主义 |
| 一、环境主义的特点 |
| 二、环境主义的基本概念 |
| 第二章 区域和次区域的界定及对相关概念的认识 |
| 第一节 界定区域和次区域 |
| 一、区域 |
| 二、次区域 |
| 第二节 区域主义和次区域主义的界定及对相关概念的认识 |
| 一、区域主义 |
| 二、次区域主义 |
| 第三章 一个环境主义的次区域合作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战后次区域合作的三次起伏 |
| 一、冷战早期的次区域合作 |
| 二、冷战后初期的次区域合作 |
| 三、新世纪以来的次区域合作 |
| 第二节 次区域合作发展历程的理论总结 |
| 一、纵向比较得出的特点和初步结论 |
| 二、既有模型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
| 第三节 以环境主义的次区域主义为基础的次区域合作分析框架 |
| 一、环境属性 |
| 二、环境特点及异质性因素 |
| 第四章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 |
| 第一节 概况 |
| 一、背景和目的 |
| 二、特点 |
| 三、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环境属性分析 |
| 一、价值设定 |
| 二、上层权力 |
| 第三节 环境特点分析 |
| 一、相互承认 |
| 二、社会关系 |
| 三、异质性因素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合作 |
| 第一节 概况 |
| 一、东增区主要发展历程和特点 |
| 二、中国-东增区合作的历程 |
| 第二节 环境属性分析 |
| 一、价值设定 |
| 二、上层权力 |
| 第三节 环境特点分析 |
| 一、相互承认 |
| 二、社会关系 |
| 三、异质性因素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9）“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既有研究及其存在的不足 |
| (一)关于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认知变化 |
| (二)关于澜湄地区制度竞争的对象 |
| (三)关于澜湄合作机制成立的动因和影响 |
| 二、从“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效用与路径 |
| (一)效用评估 |
| (二)分析路径 |
| 三、“峰会年”对澜湄地区制度竞合的系统评估 |
| (一)参与成员是否具有排他性 |
| (二)主导成员是否为同类型国家 |
| (三)议题领域是否重叠 |
| (四)合作内容是否涉及“高级政治” |
| (五)目标原则是否具有外向性 |
| 四、关键国家在“峰会年”中的互动 |
| (一)中国 |
| (二)日本 |
| (三)越南 |
| (四)泰国 |
| 五、结 论 |
（10）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湄公河次区域减贫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湄公河流域东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突出 |
| 1.1 老挝的贫困问题现状 |
| 1.2 缅甸的贫困问题现状 |
| 1.3 柬埔寨的贫困问题现状 |
| 1.4 越南的贫困问题现状 |
| 1.5 泰国的贫困问题现状 |
| 2 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减贫合作 |
| 2.1 澜湄合作机制的减贫构想 |
| 2.1.1 澜湄合作机制中的减贫规划 |
| 2.1.2 澜湄合作机制中的减贫目标 |
| 2.1.3 澜湄合作机制中的减贫理念 |
| 2.2 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推进减贫合作的必要性 |
| 2.2.1 澜湄合作推进湄公河次区域减贫的优势 |
| 2.2.2 利用澜湄合作机制促成减贫合作的意义 |
| 3 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促进减贫合作的既有成果 |
| 3.1 澜湄合作机制中推动次区域减贫的具体项目 |
| 3.1.1 基础设施建设与产能合作 |
| 3.1.2. 农业替代种植与疫情防控 |
| 3.1.3 电子商务平台与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 |
| 3.2 澜湄合作机制促成减贫合作的实际成效 |
| 3.2.1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减贫的成果 |
| 3.2.2 利用产能合作与项目投资促成减贫的成果 |
| 3.2.3 借助农业发展合作推进减贫的成果 |
| 4 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减贫合作的限制因素 |
| 4.1 湄公河次区域内合作机制之间亟待协调 |
| 4.1.1 经济合作机制较多造成机制堵塞 |
| 4.1.2 多边合作机制交叠导致制度竞争 |
| 4.2 域外国家对湄公河次区域的关注与影响 |
| 4.2.1 美国对湄公河次区域事务的积极介入 |
| 4.2.2 日本对湄公河地区减贫事务的参与 |
| 4.2.3 其他国家对澜湄流域的持续关注 |
| 4.3 湄公河次区域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定 |
| 4.3.1 缅甸正处于民主过渡阶段 |
| 4.3.2 泰国的政治环境复杂混乱 |
| 4.3.3 柬埔寨的政治问题仍然严峻 |
| 4.4 环境民族主义与资源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 |
| 4.4.1 湄公河流域国家对资源开发的认知不同 |
| 4.4.2 湄公河流域国家各自发展理念存在差异 |
| 5 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减贫合作的推进路径 |
| 5.1 妥善应对澜湄合作机制面临的发展挑战 |
| 5.1.1 协调并规避次区域合作中的机制拥堵 |
| 5.1.2 合理看待域外国家在湄公河流域的竞争 |
| 5.1.3 关注澜湄合作成员国的内部发展状态 |
| 5.1.4 尊重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经济发展理念 |
| 5.2 倡导“澜湄速度”、发挥“澜湄效应” |
| 5.2.1 继续推动澜湄合作机制发挥减贫作用 |
| 5.2.2 促成澜湄合作机制与其他机制的耦合 |
| 5.2.3 合理推介中国既有的减贫经验 |
| 5.3 制定并实施“一国一策”的减贫方案 |
| 5.3.1 继续实行援缅减贫示范合作技术援助 |
| 5.3.2 深入推进中越跨境自贸区建设 |
| 5.3.3 加快落实中柬产能合作项目 |
| 5.3.4 完善中泰沿线基础设施建设 |
| 5.3.5 加强中老生态环境联合保护 |
| 5.4 推动澜湄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政策对接 |
| 5.4.1 实现澜湄合作与“一带一路”的概念对接 |
| 5.4.2 促成澜湄合作与“一带一路”的项目对接 |
| 结语 |
| 附表 衡量湄公河东南亚国家贫困程度的详细参考标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到澜湄合作：兼论云南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J]. 卢光盛,马天放. 中国-东盟研究, 2020(01)
- [2]“澜湄合作”政治安全合作机制的建构研究[D]. 郑宽.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3]“澜湄合作”中社会人文合作的建构研究[D]. 赖征世.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4]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5]认知共同体与区域公共卫生治理 ——大湄公河次区域传染病跨境协作治理研究[D]. 杨嘉宜. 外交学院, 2021(11)
- [6]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经济合作研究[D]. 李艳. 辽宁大学, 2021
- [7]澜湄合作的府际治理和云南参与路径研究[D]. 闫晓燕.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9)
- [8]环境主义视角下的次区域合作 ——理论构建与案例分析[D]. 刘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9]“峰会年”看澜湄地区制度竞合[J]. 邓涵. 当代亚太, 2019(06)
- [10]澜湄合作机制框架下的湄公河次区域减贫问题研究[D]. 李曾桃子. 辽宁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