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天堂还是陷阱？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乐园还是陷阱?（论文文献综述）

靳永茂^[1]（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叶文亮^[2]（2020）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开展,世界各国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已经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化进程为世界各国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和挑战。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基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以全球视野,从人类长远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出发,为当前国际社会提出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案和新路径。近年来,习近平在国际和国内多个场合强调、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积极行动来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文首先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概念进行界定,论证该论述的普适性和先进性,进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研究主线,重点研究该论述的生成基础、主要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从生成基础上看,马克思共同体理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协和万邦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理念是该论述的重要理论渊源;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极端国家权力依然盛行、全球经济治理挑战重重、不同文化间隔阂与冲突不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逐渐走回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未来发展与世界发展紧紧相连形成了该论述的现实依据。就主要内容而言,本文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内涵,并具体阐述了构建这一理念应该坚持主权平等、合作共赢和开放包容的主要原则。从实践路径上看,中国需要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打造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四方面入手,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应对未来的困难和挑战。在价值意蕴方面,习近平论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扬弃并超越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为解决全球问题贡献了中国力量,为构建国际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推动了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耦合发展,也推动了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对当今世界的长效发展和中国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竟辉^[3]（2018）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民众心理的显示器和价值观念的调适仪,在一定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产生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对内思想解放程度的跃升、自由舆论平台的拓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多、融入全球市场的加速,为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和广阔空间。一时间,个体与国家、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兼而有之的社会思潮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擘画了一幅异彩纷呈的景象。然而,社会思潮并不是人们心理动向和思想观点的单纯再现,其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价值取向、强烈的政治诉求、系统的制度安排决定着它必然会向国家政策乃至国家政权渗透抑或侵蚀。在犹如万花筒般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就是衍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并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倾向和确定政治制度意向的社会思潮。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程度和思想分化裂度的不断加深,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围绕国内社会现实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一激烈论战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既从宏观层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担心忧虑和认识分歧,也从微观层面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间复杂尖锐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可以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争,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关键时刻发生的一次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思想交锋。双方在体制内外、官方民间都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也都试图通过遮蔽、解构甚至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而为中国社会发展寻找出路。但由于二者在方案设计上脱离中国发展实际,在利益关切上疏离广大人民群众,在价值理念上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弥漫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毋庸置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较量已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客观事实。通过对中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学理概述,阐释了中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流变过程,同时分析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概念内涵、理论依据和心理基础,从而展现了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中国新左派思潮与西方新左派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生成环境、发展脉络、存在形式和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现实成因、嬗变历程、表现样态,能够从中发掘和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特点。诚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演进所凸显的只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潮多样化图景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多样化图景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并非孤立的个体,二者同其他社会思潮存有密切联系。我们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在基本立场、现实评价、政治主张等方面相对立,但并不排斥它们在意识形态、社会变革、现代建构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有融通之处。反观20余年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其深刻的论争背景、宏大的论争主题、丰富的论争内容和嬗变的论争过程向人们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纷争乱象。总体来看,无论是在理论的完整性方面,还是在实践的操作性方面,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都包含着太多的价值变量,它们针对的虽是同样的中国问题,却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关怀。囿于各自理论逻辑的依附性、政治逻辑的排他性和思维逻辑的教条性,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既有理论主张上的误区和偏差,也有价值认知上的分野和悬殊。这主要表现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明模式、社会性质、改革开放、自由平等和全球化进程上。显而易见,这种内在的价值裂变向人们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非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为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应然地位和实然境遇,从比较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各自价值诉求的视角出发,整体上把握二者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离合关系,继而重点剖析和论证它们潜在的意识形态危害。然而问题在于,对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价值评价都要结合其所处的环境和所经的阶段来进行。众所周知,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正遭受着思想分化、共识瓦解的阵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战的发生和发展,正好从某个侧面印证了这种阵痛背后所隐藏着的思想资源的短缺、匮乏。所以,面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不仅要善于剥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糟粕成分,努力规避它们的话语陷阱;而且还要勇于汲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有益资源,准确把握它们的发展动向,通过不断对其价值整合,使之更好地契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从根本上说,要跳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理论窠臼,突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意识形态藩篱,除了必要的价值批判和资源借鉴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层面予以超越。这就要求我们从原则遵循、方法探求和目标建构三个方面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在高擎改革开放旗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中彻底化解自由主义走“改旗易帜邪路”、新左派思潮走“封闭僵化老路”的风险。

杨珍奇^[4]（2018）在《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显着特征和总体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日益突出。文化认同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性因素,它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之一是实现文化认同。同时,文化认同还建构了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抵御文化侵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必须要在增进文化认同上下功夫。要增进文化认同,需要将全球化的时代因素与国际因素纳入其中。作为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统一,全球化发展存在悖论。全球化在为我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贫富悬殊扩大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的后果。全球化既整合了世界又制造了分裂;既推动了合作又引发了冲突;既生产了同一性又突显了特殊性;既解决了既有问题又引发了新的发展困境。正是因为这种“全球化悖论”的存在,才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许多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流派,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当代西方的全球主义新“左”派等。而不同的流派对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等都有着不同的认识,每个派别都呈现和沿袭了各自的风格,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比较注重生产力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流派强调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主权作用的减弱;全球化的新左派们对“依附理论”情有独钟等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人类带来很多积极影响。全球化有利于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有利于文化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有可能会出现全球性的文化认同。但同时,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首先,全球化的过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在占领世界市场之后,努力按照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重塑世界,它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其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各民族国家对本国文化都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发达国家担心自身文化会因为人口结构性变化而丧失国民特性,担心文化秩序面临挑战;发展中国家则害怕自身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而对全球化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甚至极端的抗拒。最后,全球化时代,时空都被压缩,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碰撞,容易引发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世界和平将受到严重威胁。近期国际上极端事件频发,除了经济、种族、地缘政治因素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文化认同的挑战是一个既存事实,而文化是存在变迁的,文化认同是可以塑造的。不同的国家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有些国家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给国家文化认同带了积极影响。而有些国家的措施则出现了失误,甚至犯了颠覆性的错误,不但给国家治理和文化认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还引发了民族危机,甚至造成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这在美国、新加坡以及苏联的国家发展历史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美国的公民文化教育,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的塑造等,都增强了各自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而苏联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治理措施,导致了文化领导权的丧失,最终走向解体。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吸取他国的失败教训,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开始,中国经历了传统文化认同崩塌与新的国家文化认同构建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先后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引进了多种文化思想,产生了多种文化认同。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原有多元混合的文化状况的改造,形成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蔓延,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开始向着极端方向的发展,最终引起了思想文化上的混乱。改革开放不断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进行着解构与重构,当前新的文化认同正在形成之中。就目前来看,中国文化认同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度不高,西方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认同冲击严重,保守的宗教思想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国家文化认同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一个新的考验。针对这些问题,借鉴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教训,通过强化国家意识,反对狭隘的族群意识,塑造共同价值观;强化公民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强化文化领导权等一系列举措,来提升国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实现以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的文化认同。

曹义恒^[5]（2017）在《“生态帝国主义”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文中认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学思想的基础上,运用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价值批判与科学分析相统一的方法,通过梳理和考察“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力图整理、提炼出“生态帝国主义”理论演进的过程和核心内容;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与批判“生态帝国主义”,以期能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也试图澄清人们对“生态帝国主义”本质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从而对我们坚持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有所助益。论文共分为一个导论和五章。导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研究的意义与目的,梳理并评述国内外研究状况,介绍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及重点和难点等。第一章是本文研究“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分析“生态帝国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现实原因以及对“生态帝国主义”进行批判的问题域和理论旨向。本章涉及的主题是“生态帝国主义”的内容,它兴起的历程及其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并论述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第二至第四章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其中第二章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着述中所蕴涵的生态学滋养,以及其他理论家的生态学思想成分,以便于更客观、系统地评析“生态帝国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学滋养,如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垄断理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市场理论以及帝国主义理论当中都闪耀着生态学思想的光辉;同时,在其后众多西方理论家的理论当中,也有比较丰富的生态学思想资源,如拉法格、霍布森、卢森堡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帝国主义理论,伯恩斯坦、卢卡奇等新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依附论、新帝国主义论等。第三章对“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主要论述“生态帝国主义”各主要流派的地位与作用、采取的分析方法、坚持的主要观点,并分析了“生态帝国主义”各流派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其理论贡献与不足之处加以评析。从“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学者来看,克罗斯比从环境史角度对传染病进行了研究,指出正是欧洲的扩张导致“生态帝国主义”的形成;福斯特从生态道德的视角批判了资本的扩张本性,认为要消除生态危机,就要彻底放弃以“支配和掠夺”为宗旨的传统价值观,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社会正义”为核心内容的新价值观;奥康纳的核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具有“共生性”,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地位;佩珀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抨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是后者造成了生态危机、导致了“生态帝国主义”和消费异化;格罗夫研究了世界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生态女权主义学者强调,人类需要善待自然,男性需要善待女性,以便实现生态平衡;气候帝国主义理论则认为,气候变化对世界各国国家安全以及生态平衡有着重要的影响。第四章在第二章“经典理论”论述和“典型思想”展示的基础上,对“生态帝国主义”予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集中阐述生态帝国主义行径的本质及其危害。分析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是导致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西方资本主义转嫁污染或实施生态侵略的行径加重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并进一步深化了全球发展的不均衡性。第五章主要说明就“生态帝国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对于中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同样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史观,借鉴“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反对“生态帝国主义”,主张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社会公正和生态和谐,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保护环境。最后一部分是总结,指出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在认清其本质的基础之上联合起来加强应对。

邱金英^[6]（2015）在《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帝国主义思潮是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主要话语之一,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本文在对西方现代性反思的历史大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文化哲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采用宏观整体研究和微观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以及对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思潮主要代表人物的文本解读（诠释学）的方法和语境论研究方法,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主要思想来源。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和重商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概念辨析,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扬弃了英国学者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话语说——媒介帝国主义话语、“民族-国家”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话语和现代性批判话语,通过综合创新,提出了“一总三分”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分析模式。所谓“一总”就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三分”就是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全球化思潮。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实质上是透过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和全球化思潮来进行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就是渗透在对西方现代性反思之中并通过现代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全球化思潮表现出来的。为此,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考察了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指出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论的异同,研究了赫伯特·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理论,对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评析。第二,考察了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以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为例,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了评析。第三,分析了作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思潮,研究了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和詹姆逊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进行了评析。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系统研究表明,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合理因素主要表现为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多层结构、分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剖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形态。在此基础上,概述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理论特征,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自身存在的诸多矛盾、问题和局限性,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客观的评价,提出了应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策略。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研究和剖析,使我们认清了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实质,这不仅对于我们加强文化战略研究,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批判地吸收异质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李飞^[7]（2015）在《农民工乡城迁移行动研究 ——基于广东省中山市的调查》文中提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乡城迁移逐渐从少数农民的个别行动成为现今大多数农民生命历程中的常态选择。从形式上看,三十余年的乡城迁移以暂时迁移为主,永久迁移为辅。各界普遍认为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工永久迁移的主要制度障碍。最近,中国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战略,其制度设计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方面提出要进一步放开城镇落户限制,将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常住人口,另一方面,则强调继续完善农地制度,保障农民的农地权利。学术界对当前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存在争论,大体可分为激进派和保守派:激进派认为中国城镇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现在已经到了加速推进城镇化的阶段;保守派则认为现在的经济发展还不能提供充足稳定的工作岗位,不能容纳大量农民工,因此应采取谨慎的城镇化道路。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即当前的经济发展能否吸纳大量农民工进城,保证农民工的稳定就业和有保障的收入。因此,问题的关键是,要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做出准确的判断。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暂时迁移现象,而且这种暂时迁移时至今日仍在持续,显示出与中国乡城迁移的相似性。由此,值得探究的是,中国的乡城迁移与众多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其乡城暂时迁移的生成逻辑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乡城迁移（以永久迁移为主）不一样的形式?对此,学术界已经进行了众多解释,但仍缺乏更为有效的解释范式。本研究正是在上述这种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提出,以正在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的广东省中山市为例,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外出农民工的乡城迁移行动问题。基本的研究策略是在梳理乡城迁移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先从理论上洞悉乡城迁移的发生及演变机制,提出中国农民工乡城迁移的理论分析范式,再结合实证研究,运用中山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检验提出的理论假设。本研究最终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结论:第一,从本质上说,乡城迁移是现代性的制度性后果,乡城迁移的具体形式与现代性不同时期的结构特征紧密相关。在古典现代性时期,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农业资本主义转型将农民从农地上剥离,并实现了资本、国家、劳动三者之间的均衡,因此促成并稳固了乡城永久迁移。在流动的现代性时期,资本、国家、劳动三者之间的均衡被打破,资本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这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选择暂时迁移的根本性原因。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体现出流动的现代性的结构性特征,这是当前中国乡城迁移之所以以暂时迁移为主的结构性原因。第二,中山市近年来率先推行了新型城镇化的改革试点工作:一是通过将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常住人口的举措来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社会权利;二是通过引导农民工社会参与来促进农民工的心理融合;三是通过积分落户制度逐步引导部分农民工制度性永久迁移。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工的社会福利,促进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引导了部分农民工的永久迁移。但总体上看,农民工共享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比较高,积分落户的积极性相对较低。第三,对中山市积分落户入围农民工的调查表明,积分落户入围的农民工大都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但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相比,这些入围的农民工真正办理城镇落户的比例要低很多。农业户口背后的各种权利待遇是这部分获得落户资格的农民工最终选择放弃的主要原因。此外,城镇定居意愿也是影响其是否真正落户城镇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四,农民工的乡城迁移意愿仍以暂时迁移为主,只有少部分农民工有明确的永久迁移意愿,且呈现出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高于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的特征。根据流动的现代性,本研究建立了农民工乡城迁移的四个研究假设,即人力资本假设、社会地位假设、身份认同假设和生活方式偏好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和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农民工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社会地位对农民工乡城迁移意愿有显着影响;身份认同对农民工行为性永久迁移意愿影响显着,对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没有显着影响;生活方式偏好对农民工乡城迁移意愿也具有显着影响,只是喜欢农村生活方式对制度性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相对比较弱。第五,在讨论部分,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农民工乡城迁移的行动逻辑,认为农民工的行动体现了韦伯意义上的目的合理行动和情感行动两方面的特征;对学术界有关中国城镇化道路的争论、乡城迁移形式的争论进行了回应,指出如果中国未来仍然延续流动的现代性特征,应采取常住人口城镇化而非户籍人口城镇化的策略;对中国现代性与乡城迁移的未来进行了理论探讨,认为中国现代性有可能重新实现国家、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的均衡,那时暂时迁移有可能被永久迁移取代。

田文峰^[8]（2012）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常简称为“帝国主义论”）这一历史巨着,是列宁研究帝国主义理论的思想结晶和科学总结。该书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它所提出和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列宁在这本书中以及随后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1916年10月）一文中,对帝国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全面而深刻地分析和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做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重要论断,并彻底批判了考茨基等人在帝国主义问题上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正是列宁站在历史的高点上,在以帝国主义理论为核心的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才形成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蓬勃开展；不仅成功地领导俄国人民群众完成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翻转了历史乾坤,而且还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各国共产党人,成为他们的坚定信念和行动指南。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论断和科学断言,都得到了世界范围内革命实践的验证,经过百年历史风云的洗礼,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充分体现了其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至今我们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关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乃至战争与和平等种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得回归列宁,请教列宁!我们在充分肯定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正确性及其现实指导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距20世纪初列宁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近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又进入一个新的繁荣阶段,在这个“黄金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新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准,推动了知识经济的发展。此时,特别是在苏东国家社会变型之后,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学者、国际上的“修正主义者”也包括中国的右翼“知识精英”也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思潮的俘虏,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掩饰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矛盾和弊端,大肆赞颂和吹捧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完美。他们中的有一些人认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了,甚至是错误的,至少不适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苏联解体以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更是受到了不公正的评价。然而,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简而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之后,“列宁主义”逐渐成为鲜为人知,少有提及的语词之时,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爆发之际,人们才幡然醒悟?再回首,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如同“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虽然产生于20世纪初,但它对于我们理解21世纪的资本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提供了我们分析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指导。的确,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相关理论都是列宁在一个世纪前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与百年前相比,当今世界无疑发生了重大变化,列宁当年的论述是否符合当今,是否已经过时?我们应当如何结合当今的实践来理解和解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实践及其现代价值?毫无疑文,这正是本文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第一章,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结合列宁时代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系统地论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形态、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科学理论。作者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剖析了帝国主义的实质、特征和基本矛盾,全面而深刻地分析和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规律,列宁创造性地解决了资本主义新阶段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新课题,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当代的蓬勃开展和顺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思想武器。本文第二章阐释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和现代价值。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一套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表现为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飞跃与升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发展阶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纪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性的飞跃,而列宁所创立的帝国主义伟大科学理论则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提供了指导方针。作者力求坚持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方法,试图在当代的现实背景下,充分发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和预见性,继承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说,适应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新发展；作者进而认为,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主义的基石和核心,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正因如此,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具有以下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1）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伟大认识成果；（2）她具有应因时代性的当下性,当前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证明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前瞻性、时代性、正确性和真理性,也因此它是我们反思和战胜全球金融危机的思想利器和实践工具；（3）更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4）列宁的帝国主义思想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不仅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反而是更加凸显重要性和指导性。也因此,它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方法论；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我们应该用客观的、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来理解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本文第三章试图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全球社会历史经济政治的新变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分别从垄断、瓜分领土、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夸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趋势、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等视角,论述了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并最终主张：以历史的眼光、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眼光和创新的视野来——致力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灵魂和生命力之所在。本文第四章尝试对列宁“帝国主义论”进行了新阐释：主张“照着”列宁讲,也“接着”列宁讲,“接着讲”就是要以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对当代帝国主义进行新的批判,揭示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展现当代帝国主义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在新的情境下,尤其是在当前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势,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指导,进一步深化认识当代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新的表现形式(如金融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等当代“新帝国主义”的新表象,着力把握当代帝国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形态,透过实证分析和理论反思,系统地提出和阐释出一套论述当代帝国主义的理论标准和概念架构。本文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定义、形成及其经济基础的演变（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态势做了较为系统而又深入地论述和梳理,从而使得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能够认清当代帝国主义的本性（本质与特征）并没有变化,尤其是日美帝国主义在二战之后达成新的同盟,形成新帝国主义；我们不能无视新帝国主义的存在；只有正视它,直面新帝国主义,我们才能战胜他（一切帝国主义主义都是纸老虎——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本文的第五章认为,研究列宁帝国主义的当代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更好地指导我国积极有效应对“新帝国主义”的挑战,从而为中国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建设提供新战略、新策略和新措施。我们对“新帝国主义”的研究之最终目的还是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告诫国人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新环境中,应该怎样内保生存和发展权益,外争必要的话语权。为此,本文首先理顺了中国四代领导人在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方面的创新与实践,主要内容有——毛泽东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理论、第三世界理论和独立自主的理论；邓小平提出的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图谋的理论；江泽民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题；但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世界局势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的理论,为此胡锦涛还进一步地提出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构想。这些思想体系一脉相承,内容丰富,对于我们分析帝国主义相关理论与指导我们在新时代如何应对帝国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当今中国如何应对新帝国主义的有效策略。帝国主义在当代的渗透已经与旧帝国主义有所区别,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文化等等方面进行新形式的渗透与剥削。对此,我们要引起足够重视,既要针对帝国主义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又要明确防范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我们并不是要拿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大旗与帝国主义国家势不两立,最终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而是要努力在新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大趋势下既学会有效防范帝国主义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渗透与颠覆,又要学会如何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与当代帝国主义打交道,在斗争、博弈和合作中谋求发展,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千秋伟业。

董岩^[9]（2013）在《经济全球化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社会最显着的变化之一，就是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已经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国家之间、地区之间被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政治稳定、文化传承以及社会和谐等方面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客观的看待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与特征，如何理性的对待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带来的各种机遇和引发的各种风险，以及如何科学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等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也可以说是摆在世界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和任务。本文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基础，以世界历史理论为理论支撑，运用辩证的逻辑分析方法以及理性与抽象分析等方法论对经济全球化的总体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旨在为能够客观的、科学的认识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获取更大的利益、规避和消减不必要的风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和理论指导。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提出了本文进行研究所依托的方法论，对文中的框架结构进行简要的阐述，最后提出本文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对西方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基本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梳理。首先，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起源、性质以及推动力等方面总结西方学者的立场和观点。其次，根据西方学者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扮演角色的不同，把西方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理论进行分类，即分为新自由主义、“西方左翼”以及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三个流派，并对它们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见解进行梳理和研究。第三章，依托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经济全球化基本问题进行科学的探索和研究。首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容进行深入的解读，确定了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分析和探索的科学性和必要性。西方学术界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以拥护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为前提，只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符合人类历史客观发展规律，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自由为宗旨的角度来看待和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所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必要的、科学的理论后盾。其次，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以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为前提，以工业革命的爆发为标志发生的人类历史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以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为基本内容。最后，对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影响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和预判。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大浪潮在促进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相应的、不可回避的弊端和风险，如造成了全球范围内两级分化日益严重、世界经济风险加剧、生态环境和资源遭到破坏等。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只有客观的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理性的面对其引发的弊端和风险，才能让这一进程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第四章，依托经济同国际关系发展的同步性和逻辑关系，客观的分析经济全球化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带来的新发展和新趋势。首先，从经济与国际关系发展的紧密联系出发，认为国际关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如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等等，但经济的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也是决定性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民族国家仅仅依靠其内部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和贸易生活，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没有任何往来和联系，因此就无所谓国际关系。直至人类进入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对外扩张的需求、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以及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各民族国家之间才开始有了经济和贸易往来，此时完全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才开始出现，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各民族国家相互合作、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其形式和内容也跟着变得更加丰富。其次，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关系发展的新趋势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关系主要表现出了以下七方面的新特点，即国际关系制度化深入发展、国家关系进一步民主化、国际合作与冲突并存发展、国际关系的经济政治双化倾向不断增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合作加强、国家间外交出现新特点以及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日益复杂化。第五章，考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首先，对当今世界反全球化运动的表现和根源进行探讨与分析，认为反全球化运动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阶段性的产物。作为一种“全球化”现象，反全球化运动几乎蔓延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每个角落。它是在由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各种全球问题如贫富悬殊增大、社会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问题等的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并由无序的、孤立的抗议行动逐步发展成为有组织、有秩序的大规模的以抗议游行为主要方式的社会运动。其次，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影响和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分析和预测，认为反全球化运动为当今享受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中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时度势，重新看待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的优势和弊端。同时也有效的促进了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改革和与时俱进，并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然而反全球化的多数组织和群体往往只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问题，却没有思考过其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真正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同时还有部分极端分子打着反全球化的幌子为自己谋取利益，从而降低了反全球化运动的积极作用。总之，只要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全球问题还存在，反全球化运动就不会消失，而会朝着更加科学、理性、有秩序的方向发展。第六章，阐述了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首先，提出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不会打破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发展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满足不了其资本扩张的本性，资本的对外扩张打开了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大门，并促进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往来，由此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发生和发展。经济全球化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它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基本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却把这种带有局限性和剥削性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扩延到了整个世界范围内，从而加快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步伐。其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阐述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的发展。而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暂时性的发展，但并不代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其它类型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就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获得了迅猛地增加，或者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从而加快了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步伐。最后，本文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全球化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作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既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带来了风险和隐患。经济全球化的发生和发展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不可能阻碍或终止人类社会历史朝着更合理、更健康、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阶段发展，而是加快了这一进程的步伐。在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必须要客观的看待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科学的、理性的分析和消解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努力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经济全球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贡献更大的力量。

吴立斌^[10]（2011）在《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中国开始重新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但是,当代中国的崛起更多是经济等硬实力的崛起,而不是文化等软实力的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严重缺失,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还相当滞后,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还相当有限,中国的对外舆论力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还极不相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塑造权还掌握在西方媒体的手中。以CNN、BBC、《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它们所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以及它们传播中国声音、形象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中国舆论的视听和认知,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它们将中国发生的事情按照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进行报道传播,形成了涉华舆论传播的强势,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内政外交形成冲击和干预。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向中国提出一个紧迫性课题:发展软实力,掌握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地对外舆论力量,已经成为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性任务。这一战略任务能否完成考验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只有硬实力与软实力同时崛起的大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崛起的世界性强国。70年代所谓苏联的崛起（军事崛起）,以及80年代所谓日本的崛起（经济崛起）,都只是硬实力的崛起,都是不全面、不可持续的崛起,最终的结果是“一个解体、一个停滞”。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表现为两个力——媒体国际传播力与媒体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媒体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多介质、多层次、全方位的传媒体系。历史看,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有了相当程度地提升。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还相当欠缺。在国际传播力方面,中国媒体的传播基础实力、传媒产业发展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与世界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尽管传播基础实力近年来有了一定改善,但是传媒产业水平、信息生产能力两方面仍相当落后。在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受众接触率、国际公信力、“走出去”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比,差距更为明显。中国媒体目前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是:“传而不通”,中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只拥有为数不多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通而不受”,在为数不多的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背后,更难见有实质性地中国媒体国际公信力和国际舆论引导力的提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媒体国际影响力发展所面临的这种“有覆盖率而没接触率,有接触率而没公信度”的情况,将长时期得到维持,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仍亟待提高。制约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国际影响力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不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众多交互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仔细梳理制约中国媒体影响力发展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探究问题背后的问题,给出一个客观辩证的问题单。第一,以经济、科技为基础中国综合实力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还不能拿出更多的资源去发展国际传播力。第二,在当代国际传播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媒体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国际公信力地国际传播战略。第三,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媒体传播体制,明显落后于国际传播发展现实,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力,制约了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活动空间。第四,当代中国媒体所走的发展路线主要还是一种内向型发展路线,而不是一种内向型与外向型并重的发展路线。第五,中国媒体在进行国际传播时缺乏敏锐的机遇意识,面对突发性地重大事件时,还不善于进行危机传播,变危机为契机。鉴于以上五方面原因,笔者认为,中国媒体要想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媒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必需通过两条途径:第一,大力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强化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推动中国媒体国际传播力建设跨越式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眼于当代中国发展现实和全球视野,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传媒全球化、传播全球化的发展现实,适应当今世界传媒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趋势,适应当今世界信息传媒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潮流,依托现阶段的中国媒体格局、媒体资源分布,以核心、骨干媒体为建设重点、为有效抓手,紧紧围绕骨干媒体,调动各种政治、经济力量进行传媒资源的重新配置与重新整合,坚持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建设并重,中央媒体与非中央媒体并重,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并重,坚持媒体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并重,大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基础设施水平、信息播发能力、产业经营实力、国际竞争力,加大经济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在未来5-10年,构建若干个语种多、技术先进、信息量大、受众广、影响力强、覆盖全球的跨国传媒集团,使我们的图像、声音、文字、信息更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千家万户,实现我国重点媒体集团国际传播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媒体国际传播能力。第二,实施国际传播新战略,打造中国媒体的国际公信力,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不断地改变和创新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观念、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体制和政策,提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的针对性、感染力和实效性,在涉华舆论和国际重要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新闻事件的第一时间报道、现场报道、首发报道、独家报道、全面报道和权威报道,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时效性、独家性、权威性和全面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新闻报道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实现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首发有我,首发用我”,创新国际传播艺术和技巧,善用国际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和语言,把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时代风貌、价值观念融汇于国际传播内容之中,大力推进传播内容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加大对对象国和本土事务的报道力度,努力推出一大批具有“中国视角、亚洲元素、全球视野”传播力作,积极创新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建设,打破束缚国际传播能力发展、国际传播能量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塑造中国媒体的灵活性、应变性和机动性,完善媒体报道机制与信息发布体制,加强媒体危机传播体制机制的持久性和柔韧性建设,为中国媒体的危机传播提供一个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

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乐园还是陷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乐园还是陷阱?（论文提纲范文）

（1）《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生态帝国主义”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农民工乡城迁移行动研究 ——基于广东省中山市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8）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经济全球化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的乐园还是陷阱?（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
• [2]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研究[D]. 叶文亮.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2)
• [3]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D]. 竟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12)
• [4]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研究[D]. 杨珍奇.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5]“生态帝国主义”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D]. 曹义恒. 武汉大学, 2017(06)
• [6]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研究[D]. 邱金英. 大连理工大学, 2015(03)
• [7]农民工乡城迁移行动研究 ——基于广东省中山市的调查[D]. 李飞.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8]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田文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5)
• [9]经济全球化基本问题研究[D]. 董岩. 吉林大学, 2013(08)
• [10]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吴立斌.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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