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解四大矛盾 推进税费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亮[1]（2021）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问题历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政治引领优势、统筹协调作用、资源整合功能是保证广大贫困村实现脱贫的重要动因,也是推动农村党建科学化的决定性因素。截止2019年底,我国已在533824个行政村建立党组织,覆盖率超过99%。1从基层党组织引领干部群众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来看,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形成鲜明的交互促进特征:一方面,贫困村的扶贫必须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来推动、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又为农村基层党组织以提升功能为重点的自身建设提供了良好平台。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工作已进入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战略决胜期,由于扶贫主体的自身能力因素、脱贫主体的内在动力因素、帮扶策略的试用匹配因素、扶贫保障的机制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影响,精准扶贫的成效受到一定制约。在此种情形下,在今后的脱贫攻坚中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特定功能,如何才能强化农村党组织功能促进脱贫实效,如何理解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扶贫功能内涵,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如何实现等等,这些问题亟需提上重要日程,也是我们党巩固农村执政根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脱贫实现进程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从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演进来看,能够为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下科学高效地推进脱贫攻坚提供经验借鉴。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组织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承接落实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工代赈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扶贫开发阶段专门成立农村扶贫工作领导机构,增强了广大农村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效加强对农村扶贫工作的领导,承接落实贫困县独有的优惠政策,增强扶贫攻坚的驱动力。扶贫攻坚阶段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互促模式促进贫困人口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新世纪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格局中形成攻坚合力,以“一体两翼”战略建立农户参与式利益协调,以“多予、少取、放活”的强农惠农方针确立利益协调的行动导向。新时代精准脱贫阶段主要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村委会主导、社会动员、群众参与的大扶贫工作格局,承接第一书记驻村制度安排,促进精准化脱贫与党的政策机制有效衔接,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内典型做法,呈现出脱贫攻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战略性、资源开发与整合的统筹性、制度政策与利益诉求衔接的科学性等特征。我们党通过探索与实践,不仅使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更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显着加强,彰显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背景下脱贫攻坚的贫困治理价值。从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内涵看,在对政党功能作用理论展开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村级党组织履行功能时呈现出直接现实性、动态不均性、相对变易性、权责限定性、权威内生性等基本特点,分类分析了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的历史选择因素、制度机制因素、利益结构因素、干部能力因素和服务保障因素,在本体层面、载体层面、中接层面、取向层面、职责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组织建设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宣传教育功能、联系群众功能、整合动员功能、社会服务功能,建设性地提出生态建设功能供理论研讨;通过对习近平在精准扶贫中关于村党支部功能重要论述的话语分析,析理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这一特定条件下发挥的核心领导功能、队伍建设功能、致富引领功能、宣传扶志功能、资源整合功能、基础保障功能等实际功能;阐明了在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作用机制,为后文研究提供基本遵循。在对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进行实证分析时,一是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实现状况为标的,结合历史考察方法进行重点梳理。二是选取甘肃省陇南市、兰州新区的100个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调研对象,对其在精准扶贫中的功能状况开展实证研究。三是结合中观层面的功能实现状况和微观层面的调研走访结果,推证出精准扶贫进程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功能主体本位化、功能结构固有化、功能方式单一化、功能策略浅表化、功能保障低效化等主要问题,并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深入探究问题成因。在脱贫攻坚背景下,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主要途径应当聚焦于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以多元化为引领,拓展功能主体。以加强扶贫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以加强扶贫公开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以加强扶贫领导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第二,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重点是: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第三,以多元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尤其是:坚持多元推动,统筹扶贫方式;坚持要素整合,统筹扶贫资源;坚持人才整合,统筹精英参与。第四,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必须着力于: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效;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第五,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持续壮大村级积累,持续健全协调体系,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为实现脱贫攻坚奔小康提供强大支撑。从现实来看,广大农村地区当下乃至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工作具有极端特殊性:既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收官阶段,也是既有脱贫成果的检验巩固阶段;既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决胜阶段,也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现代化农业发展体系的布局强基阶段。值得指出的是,全面小康是一个大的历史范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维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结果和归宿。因此,精准扶贫思想的最大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针对脱贫攻坚实践的指导意义,而在于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目标为统率,促成路线、方针、政策、举措、治理能力、具体工作等全方位的精准化,从根本上提升发展效能。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彰显农村党组织的功能,以推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着力点,带动农村“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立体、科学、渐进地融入全面小康社会。
侯超[2]（2019）在《完善田镇政府社会综合服务职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级政府职能加速向服务型转变,大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更加注重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职能建设,有力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政府要统筹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共同发展,提高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换句话说,新时代下的社会状况已向政府的综合服务职能提出了诸多诉求。本文主要是以治理理论与服务型政府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山东省田镇政府社会综合服务职能,以田镇政府行为和职能为调查对象,详细了解田镇的财政状况、职能履行状况,以此来解决田镇政府在履行社会综合服务职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政府、政府职能、公共服务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是关于田镇政府财政状况、职能履行予以探究,通过整理、分析研究材料,并结合相关理论得出结论。第三部分对田镇政府社会综合服务职能的职能目标进行了探讨。第四部分是考察田镇政府在履行社会综合服务职能时面对的困境及其原因,该部分从多角度展开论述。第五部分是探究田镇政府健全社会综合服务职能应对策略。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分析田镇政府管理实践这一具体案例,发现田镇政府在基层乡镇管理实践中究竟履行了哪些职能,还原一个全面、客观的乡镇政府管理全貌,希冀能破除人们对乡镇政府和乡镇干部的误解,另外,本文通过对案例乡镇的深入剖析,发现了基层乡镇政府管理的薄弱环节及问题所在,为乡镇政府进一步完善社会综合服务职能做了有益的探索。
褚楚[3]（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指出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何梦娟[4]（2020）在《“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嵌入与基层协同治理研究 ——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不仅是对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一种愿景式理论想象,还是对我国当前基层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即基层治理要朝着多元治理、关系重构和协同共治的方向迈进。很多学者认为社会治理创新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突破点和关键点都在基层。基层乡镇研究,是观察我国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窗口。随着我国转型发展进程的加快,基层治理越来越复杂,基层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单薄”的管理职权与繁重的工作任务严重不匹配问题最为突出,对治理中的不少问题,基层政府往往是“看得见、管不着”。从治理主体上来说,基层“条块”离散、“条条”离散、群众缺位等问题突出,难以形成治理合力;从治理过程来说,不同环节之间碎片化,导致政府职能、资源和相关服务难以直达基层,不仅影响着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还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改革获得感和政府的公信力。为此,很多学者提出引导基层治理走出困境的方法,如强镇扩权、简政强镇、项目化运作模式等以期实现权责对等、机构重整、纵横联动的条块关系。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基层政府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以应对社会发展的需要。如网格化治理、“互联网+行政审批”、“互联网+政务服务”等一系列将技术应用于基层治理的效果日益显现。本文以互联网技术嵌入基层治理为研究视角,探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基层治理创新模式。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案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分析以互联网技术搭建的“政务服务平台”对解决基层治理离散化困境的重要意义。对“互联网+”时代基层协同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以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协同治理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协同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分析当前基层治理中的碎片化问题,包括职能部门与基层政府间的条块分割;派驻部门之间的条条分割及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政社分割。通过分析互联网技术对政府治理的重要意义得出互联网技术嵌入政府治理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基层政府的协同治理。其次,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案例。先是提出“四个平台”建设的启动背景。从当前乃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县乡治理体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分析入手:一是事权矛盾。二是条块分割,“两张皮”的问题普遍存在,难以形成工作合力。三是基层政民关系日渐“疏远”问题。浙江省提出建设“四个平台”,并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再者通过解构“四个平台”,剖析其组织架构、技术手段、考核机制、运作机制及问题反思。最后,分析“四个平台”对基层协同治理的成效。表现三个方面:一是基层政府服务能力显着增强;二是基层执法效能显着提升;三是基层群众参与意识明显增强。最后,对“互联网+”时代基层协同治理提出对策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提升服务能力;二是强化技术嵌入与制度创新的有效融合;三是建构虚拟平台,优化整合治理资源。
章成之[5]（2020）在《“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县域信访治理研究 ——以拱墅区和余杭区信访超市为例》文中指出信访制度的诞生初衷,是对民众的一种权利救济。然而社会经济的各类矛盾伴随着改革进程始终存在,群体性上访、非正常访事件层出不穷,对国家的治理和稳定都造成了一种挑战。信访制度尽管回应性地作出了大量改革和调整,但仍面临诸多争议,甚至上升到了信访制度的“存废”之争。相当多的研究认为,信访制度阻碍了中国走向法治化的进程,这意味着行政力量在解决信访困境上已然失效,因此解决困境的“重点”应着眼于人大、政协及司法力量的发挥,而非行政力量本身。浙江省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背景下,提出了“最多访一次”“最多跑一地”的目标,并以信访超市作为改革的载体。实践证明,信访超市的运行有力地影响了关键性信访指标的变化,各地的县级接访占比大幅上升。那么,在“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影响下,行政体系内部的力量是否开始对县域信访的治理产生良性影响?本文研究基于此问题而展开。立足于整体性治理和跨部门治理的理论视角,本文构建了研究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研究命题,“最多跑一次”改革塑造下的整体性政府,将通过制度基础和组织结构两个方面发挥“逆碎片化”的作用,进而对县域信访治理发挥正面的撬动效应。研究表明,“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制度基础上与信访制度的变迁形成了契合点,即“最多访一次”“最多跑一地”目标的提出;在组织结构上以信访超市为载体,浙江省形成了信访局主导的“功能引入型”和政法委主导的“建制引入型”两种模式,且信访超市建设在全省已经基本完成。通过对余杭、拱墅两地信访超市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在管理模式和形态上存在差异,信访超市设立目标都在于对信访事项实现“一站式接待、一揽子调处、一条龙服务”,其治理效能也发挥了类似作用。本文从县域信访事项受理占比、信访积案的化解情况、一般信访事项的办理效率三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最多访一次”“最多跑一地”的指标,并根据指标的变化特征,结合信访超市的内在机制进行验证分析。研究发现,信访超市引入各职能部门的接访功能,建立了整体政府集中领导的权威,并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矛盾化解,有效提升了县域接访的比例和积案化解的效率,对一般信访事项的办理没有显着的效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访超市存在工作职能的界限不明,工作机制不顺畅,跨部门横向联动不紧密,与司法、人大、政协等其他治理主体的合力不明显等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全省统一的制度性规划,导致各部门间信息壁垒依然存在,影响了信访事项后台办结的效率。因此可以认为,“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效应有限度地发生在县域信访治理领域,集中体现为访民实现了“最多访一次”“最多跑一地”,信访事项的数据及办理程序没有实现。作为一项行政体系内部的机制性变化,“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制度基础和组织结构两种方式对县域信访治理产生了撬动效应,这无疑在行政体系内部,为信访制度的改善提供了“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运用整体性治理和跨部门治理的理论视角,分析“最多跑一次”这场新兴改革对传统信访工作的影响,是对既有研究关于“行政力量本身不适宜解决信访困境”观点的突破,并通过信访超市个案的实证研究,验证其在县域信访治理发挥的效用,以新的视角揭示行政体系在信访制度中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限度,或将有助于回答“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重大命题。
钟贤哲[6]（2018）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湖北省J县为例》文中认为“三农”工作历来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的根基在农村,农村的基础在村一级。村级党组织是党的领导向农村最基层延伸的载体,是党在农村最基层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加强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功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对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如何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建设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推动村级党组织功能充分发挥,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问题导向,运用组织学、社会学、心理学、人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借鉴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学结构——功能理论、生态系统理论、西方政党理论,通过对湖北省J县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状况的实地调查,剖析影响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原因,探寻其背后的机制,重点研究在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以及如何建设等问题。本文界定了村级党组织功能。提出村级党组织功能是一个由政治功能,自身建设功能,领导功能,服务功能有机构成的整体系统。政治功能是根本功能。基本功能是根本功能的展开和实现形式,主要包括自身建设功能,领导功能,服务功能。在村级党组织整体功能系统中,政治功能是根本,是统领。自身建设功能是基础,是支撑,领导功能是核心,是保证。服务功能是手段,是途径。根本功能与基本功能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统一于村级党组织的政治实践之中。这一定位克服了既有功能定位研究中简单套用西方政党功能理论,忽视村级党组织个性等不足,也避免了以往功能定位研究中存在的层次不清,不同位阶的功能相互交叉、混淆的问题。为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向。本文构建了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系统框架。通过对湖北省J县进行长期的追踪调查,对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影响功能发挥的障碍因素,主要是村级党组织自身建设弱化、外部环境变化、功能发挥动力不足等。提出了村级党组织作为一个行为系统,其功能发挥机制应是一个由自身建设机制,环境建设机制,系统动力机制紧密关联,相互作用,有机构成的整体性机制系统。分析了构成整体性机制系统的各个机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理,并且较为系统地指出了机制建设的基本路径和方法,能够更好地回应村级党组织建设的现实关切。本文提出了构成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整体机制的每一具体机制的构建原理和基本路径。在自设建设机制方面:指出任何政治体系的功能发挥都必须立基于体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村级党组织要严格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与时俱进地抓好自身建设。重点是完善党员队伍质量提升机制,创新领导班子建设机制,构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机制。在环境建设机制方面:指出任何组织的生存发展与功能发挥都必须依赖于与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面对复杂动态的外部环境,村级党组织要建立控制和适应环境的机制,优化村级党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重点是优化思想文化环境建设机制,党群良性互动机制,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对村级党组织的制度性支持机制。在动力机制建设方面:指出村级党组织是一个行动系统,其功能发挥需要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作支撑。动力既来自于村级党组织内部,也来自于村级党组织外部。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只有将二者关联起来,形成有机系统,才能形成大于各部分之和的整体动力。建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系统性动力机制,要着力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在村级落实的系统动力机制,优化村级党组织创先争优的系统动力机制,完善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绩效管理驱动机制。
詹国辉[7]（2018）在《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社会发展也到了此阶段。在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过近40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经济总量迈上82万多亿元的新台阶,高居世界第二位。但同时应当看到高速发展背后的限度:一是从本质上讲,高速发展还是依靠拼资源拼消耗实现数量增长;二是无法有效满足乡村民众不断升级的现实需求,由此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对于乡镇基层政府而言,仍然面临着乡镇经济发展状况转型及乡村社会维稳压力,尽管代表国家力量的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运行的干预及对乡村社会事务的大包大揽有所消退,但乡村治理质量尚未得到有效提升。究其原因在于基层政府的压力型体制,更多关注的是绩效考核的任务指标,尚未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乡村场域”内的与乡村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的治理以及乡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层面缺乏必要的制度化分权机制,治理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不够,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乡村事务治理的调整过度频繁,最终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质量不能有效匹配当前乡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形势。为此,本研究首先解构了当前乡村治理研究过渡关注数量层面上的局限性,随后基于社会质量理论视角建构出乡村治理的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以及四维结构要素等具体勾勒了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图景架构,以期提升乡村治理的质量。本论文研究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这是本研究的开篇起点。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研究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的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国内外不同主题内容对乡村治理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从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方向。三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社会质量”理论是理解和爸释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社会质量”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乡村治理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社会治理从传统模式转向现代模式的内在逻辑,其内在始终秉持了从政府质量逻辑朝向社会质量的逻辑转向。二是,阐述了“社会质量”理论创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发展脉络、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同时还论述了其与乡村治理的契合性,社会质量理论构成了“乡村治理”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三是,尝试性建构出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新理论框架,从制度支持--行动者--四维结构要素等三方面内容型构出乡村治理的立体框架,以期为当下乡村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和有力的解释性框架。第三章,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本章节主要立足于乡村治理质量中的单一向度——制度支持的视角来厘清正式制度支持与非正式制度支持对乡村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在应然层面上,以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为核心的正式制度支持型构出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而乡村宗族、乡村社会组织、合作社与乡村集体所型塑出的乡村内生的非正式制度弥补了政府中心主义的正式制度支持。而在实践中,乡村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的实践样态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诱致了乡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非耦合性支持障碍。第四章,乡村治理行动者特征及其行动逻辑。本章节基于乡村治理中的另一向度——行动者视角来观察乡村行动者的特征及其行动逻辑互动与博弈。依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分析不同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进而阐释其不同关系中差异化的行动者的利益选择和行动规律,最终刻画出不同行动者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效应。如上逻辑的陈述内在昭示了政府主导的隐性行动脉络,致使乡村其它主体（自治组织、社会本体以及市场主体）的外部缺陷,难以型构出乡村“社会性”。第五章,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本章是以社会质量理论框架内的四维象限结构要素（乡村社会经济保障、乡村社会凝聚、乡村社会包容、乡村社会赋权）来具体刻画出乡村治理的具体形态。通过梳理乡村治理质量提升的现实限度,发现乡村社会民生保障日渐匮乏、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乡村社会排斥现象普遍存在、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的稍显不足。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制度在地化实践的偏差、上传下达沟通机制不畅、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等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效应。第六章,乡村治理的保障路径。本章节通过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等三方面路径的设计,一是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由此有必要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进行深度融合,强化其两者间的互动均衡支持,进而相互架构出耦合性路径;二是凸显多元行动主体间的强强关系,同时保障建立在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实现并构筑出行动者的互构路径;三是倡导乡村社会质量结构要素的嵌入路径,通过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构造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创新乡村社会公众的参与方式,最终促进乡村社会治理质量的有序提升。第七章:结论与展望。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乡村治理及乡村建设的未来研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一方面,通过乡村社会建设的进程,把乡村社会场域空间内的全体乡村社会民众包容进来,追求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目标。另一方面,在努力追求乡村社会质量和提升乡村社会福祉的同时,应警惕乡村社会转型和乡村社会制度重构的逆向风险。
沈费伟[8]（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万海玲[9]（2017）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对政治主体的意识和感情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政治认同的标准有区别,而且不同成员对政治主体的认同度也是不同的。当代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不断累积,社会成员的利益与价值观趋向多样化,随之而来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我国,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认同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根基。本文以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阐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厘清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其次,在阐述政治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对农民政治认同进行了界定,接着对“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与政治认同理论的统一性进行了学理分析,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间的渗透、影响,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变量不仅是引发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议题,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为本文研究农民政治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论述了社会转型必然对农民政治认同产生影响:即一方面社会转型使得农民政治认同主体从“臣民”向“公民”身份转化,另一方面推动了政治认同客体的政治现代化步伐。接着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不仅从农民政治认同的表现维度即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以及政治参与方面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方面,同时探讨了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表现。再次,运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阐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即“利益-制度-价值”,探讨了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各结构性要素的内在关系,指出不仅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不能有效地保障农民利益,而且农村社会组织也不能更好地为农民实现和维护自身权益提供组织保障;不仅农村现行制度的缺陷是农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重要原因,而且农民参政权的缺位也影响农村制度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不仅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在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较少也使得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困难重重。最后,从如何提高农民政治认知、培养政治情感,端正政治态度以及规范政治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以强化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归属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坚实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根基,实现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论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以政治认同理论和“国家-社会”研究框架的统一作为理论基础,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进行了新的尝试。本文在运用政治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把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研究放在国家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场域中加以考察,这样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放在因社会转型引起的农村社会变迁转型的大背景下审视,不仅有助于拓展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内容和视野,而且有助于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的张力,凸显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特质,避免单纯政治学研究和经验社会学研究的片面性和抽象性,遵循事实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合理平衡,以更好地探索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第二,拓展了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内容,初步建构了一个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一般机理模型。即政府治理现代化、农民政治有序参与制度化、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化、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等“四化协同,义利并举、体用统一”的对策体系。笔者把政治认同理论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统一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指出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辩证关系的调整与处理,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变量不仅是引发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议题,二者的统一为研究农民政治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这一理论框架,笔者在分析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各结构性要素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利益因素与农民政治认同的提升不是绝对的正向关系,强调了社会公正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就如何提高农民的政治认知,培养农民的政治情感、端正农民的政治态度以及规范农民的政治参与,构建了一个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体系。这样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拓展,同时也是对农民政治认同进一步深入、系统化研究的尝试。
汤琳[10]（2017）在《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以湖南省益阳市为例》文中指出随着后税费时代来临,国家治理重心向农村基层下移,农村管理开始向治理转型。如何推进农民民主,如何化解基层矛盾,如何将治理理念融入农村,甚至整个乡土社会,成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现实课题。农村基层治理是指在农村社区范围内,由国家公共权力部门、村民自治机构、农村社会组织、农民等治理主体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多元协商共同管理村级公共事务,增进村庄公共利益,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健康有序发展的过程和结果。农村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利益问题,治理的过程也是一个农村场域内多元主体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后税费时代的农村治理呈现出四大特点:农民群众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依靠力量;农民利益问题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问题;治理机制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根本任务;维护基层稳定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目标。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民主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是农村基层治理发展的基本趋势。后税费时代来临对益阳市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表现为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治理面临挑战、村级组织推动村民自治举步维艰、农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热情高涨。目前,益阳市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是农村治理的共识基本形成、资源渐趋丰富、趋势逐渐明朗。存在的问题包括民主治理有流于形式之嫌、乡村治理权威有弱化危险、法治化治理规则缺乏共鸣、农民的治理参与能力偏低等。究其原因:一是基层政府主导乏力;二是村级组织推动不够;三是农村居民参与不足;四是农村治理机制老化。益阳农村基层治理中创新性地构建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议事会为常设议事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民主监督组织的“四位一体”新型村级治理机制。这一机制优化了村党组织领导农村治理的方式和途径,强化了村民自治权,提升了农民参与治理的能力,缓和了农村治理中的一些矛盾。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基层治理应坚持民主化、法治化的定位,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创新民主机制,推进村民自治法治化运转;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的民主治理能力;培育法律权威,推动农村治理规则的转型。
二、化解四大矛盾 推进税费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解四大矛盾 推进税费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选题缘由 |
| 1.1.2 问题意识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梳理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研究成果评析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依据 |
| 1.1 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 |
| 1.1.1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贫困思想 |
| 1.1.2 列宁的反贫困思想 |
| 1.1.3 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 |
| 1.1.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贫困思想 |
| 1.1.5 习近平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思想 |
| 1.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分析 |
| 1.2.1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概念 |
| 1.2.2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内涵 |
| 1.2.3 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原理 |
| 1.2.4 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理论 |
| 1.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理论分析 |
| 1.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
| 1.3.2 精准扶贫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 |
| 1.3.3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基本内涵分析 |
| 1.3.4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作用机制分析 |
| 第二章 扶贫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历史考察 |
| 2.1 扶贫救济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78 年一1985 年) |
| 2.1.1 组织领导功能:有力推动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 |
| 2.1.2 政策执行功能: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商业发展 |
| 2.1.3 统筹协调功能:带动农村贫困群众就业增收 |
| 2.1.4 资源整合功能:助力农村基础设施显着改善 |
| 2.2 扶贫开发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86 年一1993 年) |
| 2.2.1 成立农村扶贫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功能的新起点 |
| 2.2.2 落实专项帮扶计划:加强政策承接功能的着力点 |
| 2.2.3 纳入贫困县惠顾序列:加强致富引领功能的关键点 |
| 2.3 扶贫攻坚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1994 年一2000 年) |
| 2.3.1 统筹农村“三位一体”扶贫力量 |
| 2.3.2 推动建立农村多元互促扶贫模式 |
| 2.3.3 带领农村群众开展内源扶贫 |
| 2.4 综合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01 年一2011 年) |
| 2.4.1 全力构建农村大扶贫格局 |
| 2.4.2 在“一体两翼”战略中推进农户参与式扶贫 |
| 2.4.3 以“多予、少取、放活”确立行动导向 |
| 2.4.4 在“双轮驱动”中增强农村贫困群众生活保障 |
| 2.5 精准扶贫阶段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考察(2012 年一2020 年) |
| 2.5.1 扶贫领导作用持续强化 |
| 2.5.2 功能实现特征更加鲜明 |
| 2.5.3 引富带富成就广受认同 |
| 2.5.4 党建扶贫经验值得推广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实证分析 |
| 3.1 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状况的个案研究 |
| 3.1.1 样本选择 |
| 3.1.2 现实表现 |
| 3.2 精准扶贫中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主要问题 |
| 3.2.1 功能主体中的本位化问题 |
| 3.2.2 功能结构中的固有化问题 |
| 3.2.3 功能方式中的单一化问题 |
| 3.2.4 功能策略中的浅表化问题 |
| 3.2.5 功能保障中的低效化问题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思考 |
| 4.1 以多元化为方向,拓展功能主体 |
| 4.1.1 以加强致富引领为指向,创新农村党组织本体设置 |
| 4.1.2 以加强党群联系为导向,健全党务村务监督主体 |
| 4.1.3 以加强农村治理为取向,构建“一核多元”治理体系 |
| 4.2 以科学化为原则,完善功能结构 |
| 4.2.1 坚持选育结合,完善力量结构 |
| 4.2.2 坚持培优训强,完善素质结构 |
| 4.2.3 坚持科学衔接,完善制度结构 |
| 4.3 以多样化为要求,丰富功能方式 |
| 4.3.1 实施多元推动,促成扶贫路径多样化 |
| 4.3.2 实施资源整合,促成要素配给多样化 |
| 4.3.3 实施人才战略,促成精英参与多样化 |
| 4.4 以精准化为内涵,实施功能策略 |
| 4.4.1 推动精准识别,克服“漏桶效应” |
| 4.4.2 推动精准施策,稳定脱贫成果 |
| 4.4.3 推动精准考核,完善评价机制 |
| 4.5 以持续化为导向,加强功能保障 |
| 4.5.1 持续壮大村级积累 |
| 4.5.2 持续健全协调体系 |
| 4.5.3 持续强化服务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2）完善田镇政府社会综合服务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本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 1、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
| 2、研究的创新性 |
| (四) 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访谈法 |
| 3、数据分析法 |
| (五) 研究内容 |
| 一、乡镇政府社会综合服务职能研究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一) 相关概念 |
| 1、乡镇政府 |
| 2、政府职能 |
| 3、公共服务 |
| (二) 相关理论基础 |
| 1、服务型政府理论 |
| 2、新公共服务理论 |
| 3、治理理论 |
| (三) 国内学者对乡镇政府职能的分析 |
| 二、山东省田镇政府的职能与行为分析 |
| (一) 田镇的基本情况 |
| (二) 当前田镇政府的职能与行为 |
| (三) 财政困难下的田镇政府的职能履行 |
| 三、对田镇政府社会综合服务职能目标的探讨 |
| (一) 西方国家乡镇政府的社会综合服务职能 |
| (二) 对我国乡镇政府职能目标的探讨 |
| (三) 对田镇政府的社会综合服务职能目标的探讨 |
| 四、田镇政府履行社会综合服务职能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 田镇政府社会综合服务职能存在的问题 |
| 1、田镇政府的职能错位 |
| 2、片面追求财政增收,过多干预微观经济运行 |
| 3、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的积极性和能力不足 |
| 4、财力与事权不匹配 |
| (二) 田镇政府难以履行综合服务职能的原因 |
| 1、田镇政府缺乏能保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财政收入 |
| 2、田镇政府承受的考核压力过大 |
| 3、部分考核内容指标不科学不合理 |
| 五、完善田镇政府综合服务职能的对策研究 |
| (一) 上级政府应完善对田镇政府的考核机制 |
| 1、对田镇区域功能和发展前景进行合理定位 |
| 2、科学设定对田镇政府的考核指标 |
| 3、在权责对等的基础上设定考核指标 |
| 4、完善考核指标出台程序 |
| (二) 上级政府应增强对乡镇政府的发展支持力度 |
| (三) 田镇政府财政资金应更多倾斜于民生领域,严格监管民生资金流动 |
| 1、财政资金应更多倾斜于民生领域 |
| 2、加强对民生资金流动的监管 |
| (四) 田镇政府应落实基层民主监督制度,完善基层民主运行机制,使基层群众拥有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权力 |
| (五) 完善对田镇政府的信访责任认定,提升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嵌入与基层协同治理研究 ——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二章 协同治理与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
| 第一节 协同治理的理论溯源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的特征 |
| 第三节 协同治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
| 第三章 基层治理中的协同困境与信息技术嵌入 |
| 第一节 基层治理的协同困境:离散化 |
| 第二节 互联网技术与政府流程再造 |
| 第三节 互联网技术与政府权能整合 |
| 第四节 互联网技术与政府资源共享 |
| 第四章 基于信息技术的基层协同治理:浙江省“四个平台”的实践 |
| 第一节 浙江省基层“四个平台”建设的背景 |
| 第二节 信息技术嵌入基层:“四个平台”的整体建构 |
| 第三节 “四个平台”建设的运作机制 |
| 第五章 “四个平台”对基层协同治理的成效与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四个平台”运行的成效分析 |
| 第二节 “四个平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反思 |
| 第六章 “互联网+”时代基层协同治理创新启示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统一领导 |
| 第二节 强化技术嵌入与制度创新的有效融合 |
| 第三节 建构虚拟信息平台,优化整合治理资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5）“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县域信访治理研究 ——以拱墅区和余杭区信访超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点 |
| 2 已有研究述评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信访 |
| 2.1.2 信访治理 |
| 2.1.3 “最多跑一次” |
| 2.1.4 信访超市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整体性治理理论 |
| 2.2.2 跨部门治理理论 |
| 2.3 文献述评 |
| 2.3.1 上访者与上访 |
| 2.3.2 信访制度建设与信访治理 |
| 2.3.3 信访法治化与法律援助 |
| 2.3.4 已有研究的简要述评 |
| 2.4 分析框架 |
| 3 从民众权利到属地压力:信访制度和政策的回顾 |
| 3.1 分级与归口:信访分类治理的初步探索 |
| 3.2 回应与协调:信访联席会议制度的生成 |
| 3.3 压力与综治:“大信访”格局下的的新治理 |
| 4 信访超市案例的实证研究 |
| 4.1 信访超市个案的描述性框架 |
| 4.2 拱墅区信访超市:“功能引入型”超市 |
| 4.2.1 拱墅区信访超市的基本情况 |
| 4.2.2 基于研究框架的运行机制介绍 |
| 4.2.3 一个涉诉信访问题的处理:以浙江省某装饰设计公司个案为例 |
| 4.2.4 小结 |
| 4.3 余杭区信访超市:“建制引入型”超市 |
| 4.3.1 余杭区信访超市基本情况 |
| 4.3.2 基于研究框架的运行机制介绍 |
| 4.3.3 一个信访问题的代办制处理:以临平公交站线调整个案为例 |
| 4.3.4 小结 |
| 4.4 信访超市的机制分析 |
| 4.4.1 基于描述性框架的案例比较 |
| 4.4.2 信访超市治理效能分析 |
| 4.4.3 信访超市存在问题分析 |
| 4.4.4 小结 |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6）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湖北省J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功能内涵界定有创新 |
| 1.4.2 构建了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系统框架 |
| 1.4.3 提出了复合式自治是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
| 1.5 样本概况与选择理由 |
| 1.5.1 样本概况 |
| 1.5.2 选择理由 第2章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机制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1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逻辑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党管党治党学说 |
| 2.1.2 毛泽东建党管党治党思想 |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党治党理论 |
| 2.2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创新 |
| 2.2.1 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内涵 |
| 2.2.2 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价值 |
| 2.2.3 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方略 |
| 2.3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基层指向 |
| 2.3.1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自身建设应有之义 |
| 2.3.2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是客观现实的迫切需要 |
| 2.3.3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基本路径 第3章 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基本理路 |
| 3.1 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的学理分析 |
| 3.1.1 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的方法论 |
| 3.1.2 政党组织的功能结构分析 |
| 3.1.3 村级党组织功能定位 |
| 3.2 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 |
| 3.2.1 自身建设问题影响了功能发挥 |
| 3.2.2 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了功能发挥 |
| 3.2.3 系统动力不足影响了功能发挥 |
| 3.3 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机制建设的总体构想 |
| 3.3.1 正确认识机制的重要作用 |
| 3.3.2 从整体上把握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 第4章 创新村级党组织自身建设机制 |
| 4.1 完善党员队伍质量提升机制 |
| 4.1.1 建立发展党员质量保证机制 |
| 4.1.2 构建党员角色管理长效机制 |
| 4.1.3 完善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 |
| 4.2 创新领导班子建设机制 |
| 4.2.1 改进领导班子选配机制 |
| 4.2.2 创新领导班子教育机制 |
| 4.2.3 深化领导班子管理机制 |
| 4.2.4 优化后备力量储备机制 |
| 4.3 构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机制 |
| 4.3.1 创新党性建设机制 |
| 4.3.2 建立党内政治生活质量保证机制 |
| 4.3.3 强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机制 第5章 优化村级党组织环境建设机制 |
| 5.1 优化思想文化环境建设机制 |
| 5.1.1 优化思想文化“大环境”建设机制 |
| 5.1.2 优化思想文化“小环境”建设机制 |
| 5.2 构建党群良性互动机制 |
| 5.2.1 构建畅通的输入机制 |
| 5.2.2 完善科学的决策机制 |
| 5.2.3 创新村级党组织领导的输出机制 |
| 5.2.4 建立以群众评价为主的反馈机制 |
| 5.3 建立上级党和政府对村级党组织的制度性支持机制 |
| 5.3.1 建立城乡平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支持机制 |
| 5.3.2 强化对村级党组织工作运行的制度支持机制 |
| 5.3.3 构建村级党组织基本保障的制度支持机制 第6章 建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系统动力机制 |
| 6.1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在村级党组织落实的系统动力机制 |
| 6.1.1 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内部动力机制 |
| 6.1.2 建立全面从严治党的外部动力机制 |
| 6.2 优化创先争优的系统动力机制 |
| 6.2.1 构建横向联动机制 |
| 6.2.2 改进纵向动力机制 |
| 6.2.3 强化联动长效机制 |
| 6.3 完善功能发挥绩效管理驱动机制 |
| 6.3.1 建立功能发挥绩效评价体系 |
| 6.3.2 实施功能发挥绩效考核评价 |
| 6.3.3 创新功能发挥绩效干预机制 结语 致谢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加的科研项目 |
（7）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述评: 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理论概括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述评与本研究的定位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三、可能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治理的逻辑转向: 从政府质量到社会质量 |
| 一、政府质量: 传统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二、社会质量: 复杂条件下社会治理的逻辑取向 |
| 三、基于社会质量框架下的社会治理创新要求 |
| 第二节 社会质量: 发展社会学下的新理论 |
| 一、理论创生背景 |
| 二、理论溯源 |
| 三、理论内核及内容体系 |
| 第三节 社会质量: 乡村治理的新分析框架 |
| 一、制度支持 |
| 二、行动者 |
| 三、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三章 乡村治理的制度支持: 正式与非正式支持 |
| 第一节 正式制度: 乡村制度支持的中心主义 |
| 一、基层政权的组织基础 |
| 二、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 |
| 第二节 非正式制度: 乡村“内生性支持” |
| 一、宗族 |
| 二、乡村组织 |
| 三、合作社与集体行动 |
| 第三节 非耦合性支持: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均衡互动 |
| 一、非制度化的策略运作: 乡村治理的实践样态 |
| 二、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妥协” |
| 第四章 乡村治理行动者的特征及治理逻辑 |
| 第一节 计划体制时期乡村行动者的政经统合 |
| 一、公社制度为主导的行动载体 |
| 二、政治运动式治理为特色的实践模式 |
| 三、政经统合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
| 第二节 经济转型时期乡村行政者的逐利导向 |
| 一、乡村主体的逐利交织网络 |
| 二、积极转型及压力型体制下的“指标”治理 |
| 三、逐利导向下的乡村治理逻辑:基层政治竞标赛 |
| 第三节 政府主导模式的治理限度 |
| 一、村民组织的自治能力羸弱 |
| 二、乡村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 |
| 三、乡村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建构的缺失 |
| 第五章 乡村治理的社会质量四维结构要素 |
| 第一节 结构性要素 |
| 一、乡村社会经济保障 |
| 二、乡村社会凝聚 |
| 三、乡村社会包容 |
| 四、乡村社会赋权 |
| 第二节 结构要素下乡村治理的限度 |
| 一、乡村社会民生保障的不平衡 |
| 二、乡村社会认同危机不断加剧 |
| 三、乡村社会排斥现象仍显普遍 |
| 四、乡村民众自治能力稍显羸弱 |
| 第三节 乡村治理的困顿之源 |
| 一、政策制度在地实践的偏差 |
| 二、上传下达沟通机制的阻塞 |
| 三、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失范 |
| 四、乡村民众参与能力的束缚 |
| 第六章 乡村治理路径:制度耦合、主体互构与调适路径 |
| 第一节 耦合路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型构 |
| 一、正式制度无法消弭非正式制度的运行空间 |
| 二、非正式支持是正式制度“嵌入”的前提保障 |
| 三、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深度融合 |
| 四、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性支持 |
| 第二节 乡村行动者的主体互构路径 |
| 一、治理主体间的互构 |
| 二、治理结构的互构行动 |
| 第三节 调适路径: 社会质量要素的嵌入 |
| 一、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经济保障网络 |
| 二、建构社会凝聚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 |
| 三、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促进乡村社会融合 |
| 四、创新乡村社会民众的参与方式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情况 |
| 后记 |
（8）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9）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基本理论 |
| 2.1 政治认同的基本理论 |
| 2.1.1 政治认同的基本内涵 |
| 2.1.2 政治认同的特点 |
| 2.1.3 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 |
| 2.1.4 政治认同的作用 |
| 2.2 农民政治认同的概念及其表现维度 |
| 2.2.1 农民政治认同的概念 |
| 2.2.2 农民政治认同的表现维度 |
| 2.3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
| 2.3.1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 |
| 2.3.2 “国家-社会”研究框架的可行性 |
| 2.4 国家-社会关系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关系 |
| 2.4.1 国家-社会关系与政治认同的统一: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
| 2.4.2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带来政治认同的变化 |
| 2.4.3 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农民政治认同的互动 |
| 第3章 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分析 |
| 3.1 社会转型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变化及其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
| 3.1.1 社会转型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变化 |
| 3.1.2 社会转型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
| 3.2 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变化 |
| 3.2.1 农民政治认知水平逐步提升 |
| 3.2.2 农民的政治情感倾向相对稳定 |
| 3.2.3 农民的政治态度相对积极 |
| 3.2.4 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 |
| 3.3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表现 |
| 3.3.1 农民政治认知水平与农民权利意识增长不相适应 |
| 3.3.2 农民政治态度上的冷漠与疏离并存 |
| 3.3.3 农民政治文化心理层面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
| 3.3.4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增多 |
| 第4章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分析 |
| 4.1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 |
| 4.1.1 利益认同—绩效的显着性 |
| 4.1.2 制度认同—制度的公正性 |
| 4.1.3 价值认同—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
| 4.2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的基本特征 |
| 4.2.1 强调利益的满足是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 |
| 4.2.2 强调社会公正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
| 4.2.3 国家宏观制度输出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 |
| 4.2.4 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涉及多个层面 |
| 第5章 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 |
| 5.1 提高农民政治认知,奠定农民政治认同的认识基础 |
| 5.1.1 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
| 5.1.2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搭建有利于政治文化传播的平台 |
| 5.2 培养农民政治情感,端正农民政治态度,强化农民政治认同的心理倾向 |
| 5.2.1 保障农民经济利益,满足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 |
| 5.2.2 规范基层政权的权力运作,提升基层政权运作的制度化水平 |
| 5.2.3 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
| 5.3 规范农民政治参与,强化农民政治认同的实践环节 |
| 5.3.1 保障农民参政权,以强化农民制度性的政治参与 |
| 5.3.2 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构建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基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以湖南省益阳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海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问卷情况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课题的创新点 |
| 1.4.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4.2 研究内容的创新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后税费时代 |
| 2.1.2 后税费时代的特点 |
| 2.1.3 农村基层治理 |
| 2.2 现代治理理论概述 |
| 2.2.1 治理理论的提出与发展 |
| 2.2.2 关于治理理论的基本共识 |
| 2.2.3 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治理” |
| 2.3 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容 |
| 2.3.1 增进农村公共利益 |
| 2.3.2 保障农民参与权利 |
| 2.3.3 化解基层矛盾纠纷 |
| 2.4 农村基层治理的特点 |
| 2.4.1 农民群众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依靠力量 |
| 2.4.2 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利益问题 |
| 2.4.3 治理机制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的当务之急 |
| 2.4.4 维护基层稳定是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目标 |
| 2.5 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趋势 |
| 2.5.1 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
| 2.5.2 治理机制的民主化 |
| 2.5.3 治理方式的法治化 |
| 第三章 后税费时代益阳市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与问题 |
| 3.1 益阳市概况 |
| 3.2 益阳市农村基层治理的沿革和特点 |
| 3.2.1 益阳市农村基层治理的沿革 |
| 3.2.2 税费改革前益阳农村治理的特点 |
| 3.3 后税费时代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 |
| 3.3.1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治理面临挑战 |
| 3.3.2 村级组织推动村民自治举步维艰 |
| 3.3.3 农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热情高涨 |
| 3.4 后税费时代益阳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现状 |
| 3.4.1 农村基层治理共识基本形成 |
| 3.4.2 农村基层治理资源渐趋丰富 |
| 3.4.3 农村基层治理趋势逐渐明朗 |
| 3.5 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 |
| 3.5.1 村级民主治理流于形式 |
| 3.5.2 乡村治理权威明显弱化 |
| 3.5.3 法治化治理缺乏共鸣 |
| 3.5.4 农民参与治理实效偏低 |
| 第四章 后税费时代益阳市农村基层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对策 |
| 4.1 后税费时代益阳市农村基层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
| 4.1.1 基层政府主导乏力 |
| 4.1.2 村级组织推动不够 |
| 4.1.3 农民素质较低参与不足 |
| 4.1.4 农村治理机制老化 |
| 4.2 后税费时代益阳市农村基层治理的对策 |
| 4.2.1 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 |
| 4.2.2 创新民主机制,推进村民自治法治化运转 |
| 4.2.3 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的民主治理能力 |
| 4.2.4 培育法律权威,推动农村治理规则的转型 |
| 第五章 益阳市小河口村基层治理案例 |
| 5.1 小河口村概况 |
| 5.2 小河口村村级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5.3 小河口村村级治理改革的思路和举措 |
| 5.3.1 小河口村治理改革的思路 |
| 5.3.2 小河口村村级治理的举措 |
| 5.4 小河口村村级治理改革的成效 |
| 5.4.1 推动村级治理改革,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得以发挥 |
| 5.4.2 创新村级治理机制,村级公共权力的运行渐趋规范 |
| 5.4.3 保障农民参与权利,农民民主治理的能力快速提高 |
| 5.4.4 建立政府农民共治规则,基层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 |
| 5.5 小结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四、化解四大矛盾 推进税费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精准扶贫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研究[D]. 高云亮. 兰州大学, 2021(11)
- [2]完善田镇政府社会综合服务职能研究[D]. 侯超. 苏州大学, 2019(03)
-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技术嵌入与基层协同治理研究 ——以浙江省“四个平台”为例[D]. 何梦娟. 浙江财经大学, 2020(04)
- [5]“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县域信访治理研究 ——以拱墅区和余杭区信访超市为例[D]. 章成之. 浙江大学, 2020(01)
- [6]全面从严治党条件下村级党组织功能发挥的机制建设研究 ——以湖北省J县为例[D]. 钟贤哲.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7]社会质量框架下乡村治理研究[D]. 詹国辉.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8)
- [8]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9]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D]. 万海玲. 西北工业大学, 2017(02)
- [10]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以湖南省益阳市为例[D]. 汤琳.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