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转轨经济模型下的投资体制（论文文献综述）
黄彪,赵晓楷[1]（2021）在《需求体制存在吗?——两部门新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理论批判》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考察了两部门新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理论中需求体制存在的逻辑问题。新卡莱茨基学者在两部门模型中从行业的角度重新定义了需求体制的概念,即工资导向型、利润导向型和混合型需求体制。本文认为两部门框架下总量需求体制并不确定,同时两部门模型下的收入分配会受到有效需求的影响。此外,当存在技术选择问题时,收入分配变化会导致需求体制转轨或"再转轨"。这些问题表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需求体制。尽管新卡莱茨基理论为研究分配与需求（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框架,但在利用该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注意其假设合理性、逻辑一致性和中国经济的特点。
郑国强[2]（2021）在《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劳动力市场扭曲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为劳动力配置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两个方面。作为要素市场中的关键要素,劳动力是连接其他生产要素的重要纽带,知识、技术和管理等要素依附于劳动力本身,资本、土地和数据等要素需要通过劳动力才能实现激活和运转,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必然对整个要素市场的配置和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并把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价格反应灵活作为今后要素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深化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此背景下,探究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通过对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和文献进行系统总结,归纳出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从中归纳出不同阶段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变化特征,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历史逻辑;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的测度,并基于省级宏观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影响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制度性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寻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现实因素。其次,基于城市、企业以及个人三个层面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有序概率模型等计量方法,从生产率效应、创新效应以及创业效应等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再次,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模型等计量方法,从居民阶层认同和幸福感两个角度实证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相关建议。基于上述思路,本文的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阐明论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同时对论文中的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创新点进行了论述。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在理论基础方面,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理论机理进行梳理:（1）马克思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思想以及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和劳动力工资理论。（2）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论述。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理,本文对劳动力市场扭曲产生的市场内生性因素和政策引致性因素进行了总结。（2）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主要包括有关劳动力市场扭曲“生产率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以及“就业创业效应”的文献。（3）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主要包括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社会阶层影响的文献。第三章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进行了分析。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演进历程进行了梳理,探究了相关政策要点以及劳动力配置扭曲和价格扭曲的时序变迁。其次,采用生产函数法和市场化指数法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区域特征和变化趋势。最后,从政府经济赶超行为与增长目标管理、官员晋升激励、户籍制度以及工会双重职能定位等视角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形成的特殊制度性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宏观省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首先,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生产率效应。采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城市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其次,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考察了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创新效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个体层面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第五章是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以居民阶层认同的变化衡量社会阶层变迁,以居民幸福感间接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并从这两个角度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进行了考察。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检验了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居民阶层认同和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第六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相关对策建议。
李屹然[3]（2021）在《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制度是激励与约束人行为的一种规则。中国式分权制度由于对地方政府做对了激励,从而被认为是引致我国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当前纵向财政税收返还已逐渐无法满足“增长型”政府的支出需求,分税制改革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效应正在减弱;分权体制在保留政治权威约束下的上下级互动过程中,更倾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在近十余年来伴随预算外收入的增长越发明显。支农事权下放后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支农领域的作用越发重要,但事实与现象发现西方经典分权理论已无法合理解释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分权制度的作用机制产生了独特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否合理激励地方政府扶持本地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式分权制度对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影响理论框架,希望通过优化我国分权制度设计从而优化地方政府的支农行为,最终达到促进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目的。本文遵循了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政策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将中国式分权细分为收入分权（横向）、支出分权（纵向）与管理分权（市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与理论构建。其中收入分权从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经济收入博弈的角度分别讨论了预算内收入（财政分权）与预算外收入（金融分权）的不同影响机制;而支出分权则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支农事权下放、信息反馈机制以及政绩考核指标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最后管理分权侧重于分析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支农干涉与管理职能问题。通过对中国式分权制度研究范畴的细化,本文揭示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内在机理与影响方式,并为后文实证构建了理论框架。在实证研究阶段,本文首先通过描述性统计对核心变量进行了基础演绎与分析,其后采用2008-2018年面板数据,并运用了固定效应模型、门槛回归模型、面板分位数模型、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空间计量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前文理论机制进行了验证。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后提出了以下研究结论:（1）收入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①当前收入分权下无责任的财政援助弱化了纵向财政分权的激励机制,但强化了横向财政资源竞争的能力。联邦制的财政分权模型的激励效应并不适用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在中央政府高度政治集权的“大政府”领导下,基于增值税税收返还的纵向财税激励效应减弱;而地方政府可通过横向的财政控制从而强化其财政资源能力。②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上的目标函数趋同降低了金融支农约束。同时金融收入分权的预算外收入竞争强化了地方政府金融支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来源于金融风险的对外转嫁与中央的隐形担保。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成本外溢与风险转嫁等方式,将自身预算外约束扩张的成本与风险转嫁到上级或同级政府,从而强化其金融资源的获取能力。③地方政府在强化其经济能力的过程中,支农能力大于了其支农真实需求。通过理论与博弈分析表明,财政援助所形成的横向财力转移会导致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农规模的提升。地方政府中高收入分权地区会主动增加财政支农规模,在被转移支付前优先满足自身支农需求;而低收入分权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在农业“争资立项”的基础上对中央与同级政府造成事实性依赖。二是地方政府利用“风险转嫁”扩大其预算外支农约束,增强了预算外收入的横向竞争（金融资源）,从而更为盲目的扩张其预算外的金融支农约束。实证结果表明收入分权造成的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同时收入分权对支农规模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双门槛效应,适度的收入分权能够推动当地支农规模上涨,但过高或过低的收入分权对于支农规模提升作用降低。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在25%、50%以及75%分位条件下对涉农资金规模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同,其结果同时说明当前地方政府支农资金规模的主要受到政府间横向经济博弈与其支农能力的影响,而非适应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2）支出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①当前支出分权的下放并未能平衡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差,信息传递仅能从上至下而未能从下至上。由于我国户籍制度与乡村文化传统限制导致农村受益主体的村民难以运用“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来反馈地方政府对三农建设的成绩与满意度;农村对地方政府服务供给的信息反馈失效导致委托代理模型在我国农村的应用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弱化了支出分权通过横向竞争优化农村公共投资结构的作用。②上级部门指标性考核方式则强化了支出分权的纵向激励效应,中央政府指标性考核从选择性变为了唯一性。当前支出分权制度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反馈与绩效考核方式,造成地方政府在面临上级政府考核时产生对政绩指标过度依赖,从而忽略了当地农村受益主体的真实需求。这种激励偏差会引致地方政府一方面追求短期政绩表现,同时对农村公共投资更侧重“可视性”的政绩投入,最终形成政绩导向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对农村投资与公共服务供给遵循“可视化”优先的投入导向,对容易被上级政府考核发现的“可视化”指标更加侧重,而对于不易被晋升考核重视的“非可视化”指标则投入不足。通过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发现支出分权对支农行为“短期化”投入的冲击效应在滞后四期左右迅速收敛于零,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支农政绩导向行为对农村投资建设未能形成长期稳定的支持,同时这种短期性行为对于“可视化”指标的影响滞后期更为提前。此外实证结果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对于需要长期和持续性供给的农村服务供给更为有效。（3）管理分权会造成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①管理分权此时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管理与干涉并未有效促进其市场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区域间的市场分割行为,这种干涉行为不仅未能消除“市场失灵”,反而导致了“政策性失灵”。我国农业市场与政府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强政府”与“弱市场”关系,地方政府在支农事务上出现明显的地域边界隔离,支农行为边界不清晰,职能不确定的现象,并对当前区域中农业商品市场以及农业生产要素市场进行行政干预与地方保护。②管理分权的主要影响机制为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农业商品或生产资料市场的价格因素来对农业生产与销售环节进行控制。地方政府支农行为边界的模糊引致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缺乏制约,在面领“各自为战”与提升本地农业经济增长的选择中,地方政府突破管理分权边界约束对区域农业发展形成市场保护,最终形成农业多领域的市场分割行为。实证结果表明:一是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商品市场已经形成了区域性市场分割,该行为表现出区域内Moran I值的显着与趋同性,表明农业商品市场的市场分割已经形成了一定区域性聚合性以及部分地方政府横向联盟;同时,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法检验后,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管理分权对农业商品市场分割的影响显着。二是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就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省农业生产规模会影响对管理分权的影响效应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管理分权在农业生产大省形成的市场分割行为会更加明显。本文中国式分权制度特点从不同维度勾勒出地方政府在支农行为的特点,描述了支农规模基于博弈、支农投资服从政绩、支农管理缺乏合作的综合性支农行为。本文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我国分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与优化方案。最后,和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与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论框架创新。本文将分权制度的纵向激励、横向竞争、预算外经济资源博弈以及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抉择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下,政府间一方面存在纵横联动的二维显性制度“双重激励”效应,另一方面存在基于预算外经济资源撰取的隐形制度“投机抉择”,显性与隐形制度博弈结果决定了地方政府支农的行为路径。该框架较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支农“意愿”不强,但支农规模增长的现象;同时澄清了支农资金规模并非造成农村公共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并能对区域农业市场分割现象进行有效回答。（2）分权制度的研究维度细化。基于中国经验对已有以纵向税收返还为核心的财政分权制度研究内容的细化与扩展。本文在将分权制度的研究范畴细化为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以及管理分权三个维度,是对当前分权制度研究维度与范畴的有效细化。（3）实证方法创新。运用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规模影响的非线性关系,描述了不同分权程度的影响机制差异性,是对已有线性实证方法的一个补充;运用PVAR模型实证了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的滞后期影响,并描述了该影响在短期快速收敛的政绩导向现象,是对已有研究忽略政策滞后期影响与持续效应的一个补充;通过设定质点距离并基于“冰山理论”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实证了地方政府对农产品造成的市场分割行为,是将“冰山理论”与空间地理结合实证的创新扩展。
金辉[4]（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何松龄[5]（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龙俊鹏[6]（2020）在《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金融风险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两大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重点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过程中“救什么”（应对范畴）、“何时救”（介入标准）、“怎么救”（政策手段）等问题,对国内外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通过成本收益法分析了政策介入和退出的标准,通过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的IS-LM-BP模型,结合对现代货币理论的借鉴与批判,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运用VAR模型、VEC模型、ARCH类模型,对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当前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作了探讨。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应对范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市场失灵、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包括救金融机构、救金融市场、救实体经济、救社会预期四个方面。二是介入标准。需要考虑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预期收益和成本,收益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实体经济、社会预期等领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超调成本、道德风险成本、机会成本等方面,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即可介入,并探讨了最优政策资源投入规模。三是政策手段。除传统工具外,必要时财政可为央行资金提供担保,央行为财政政策扩张提供低利率环境和间接融资支持。四是政策效应。在IS-LM-BP模型中引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后,持续实施力度过大的政策刺激,可能引发汇率危机和产出下降。五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面临的挑战。应急决策和协调机制有待完善,央行利润上缴国家财政的机制执行存在灵活性,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的联动性有待加强。六是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2008年至2019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果比较显着,对市场预期具有一定影响,但对股票市场走势和波动性影响不明显。七是新形势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主要包括中美经贸与金融关系、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杠杆资金、城投债集中违约、以城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一是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分析。二是制定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预案。三是建立完善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应急机制。四是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五是正常情形下尽量保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态化,危机初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度可以超预期,实施中把握好力度与节奏。六是稳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必要时,财政政策可突破赤字率限制、为央行担保,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间接提供流动性或融资支持,更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对于金融市场风险,一般情况下由市场自行调节,政府不作行政干预,如市场失灵、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可能导致更大危机,必要时政府可适当入市,但不能试图改变市场趋势。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明确金融机构及股东、地方政府的责任,必要时中央给予适度支持。七是坚持风险处置与改革开放相结合,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风险问题。八是加强国际合作,形成政策合力。
张东辉[7]（2019）在《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比较》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出现了爆发式增长,金融脱媒现象严重,中国以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盈利模式亟需转型。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面临两个倒逼:第一,经济结构调整倒逼商业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要求其盈利模式由动员储蓄的基础功能发挥主导作用,拓展到配置资金的核心功能发挥主导作用,并为进一步拓展资源再配置、分散风险等派生功能,实现功能升级奠定基础;第二,利率市场化导致利差收窄,倒逼商业银行通过提升表内外业务收入和进行综合化经营两个途径来探索新的盈利结构。如何把商业银行盈利结构调整与其服务实体经济功能提升有机结合,避免利率市场化中“脱实向虚”的倾向,是中国商业银行提升自身竞争力并确保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顺利进行的关键,也是盈利模式可持续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文献对此缺乏必要的关注。本论文:首先,在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的影响等国内外文献梳理的基础上:（1）根据商业银行收益不能够独立于风险的特征及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面临的两个倒逼,将商业银行盈利能力与风险统一到盈利模式的影响下,提出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研究命题,试图寻找中国与发达国家、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的异同及背后的体制与机制原因;（2）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盈利能力及风险等概念进行界定。将盈利模式分为“利差主导型”和“利差与中间业务平衡型”两种,对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及其衡量指标进行阐述;梳理了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选择Z-SCORE作为风险衡量指标的依据;（3）系统归纳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及风险的影响相关理论。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逻辑框架和理论基础。其次,构建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理论模型。（1）借助Cobb-Douglas生产函数刻画了商业银行的投入产出关系,以此为依据建立了贷款生产函数,构建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的基本模型,并对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2）通过Cobb-Douglas函数体系下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求解发现,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即随着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多元化,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的正向影响逐渐加强。但由于受到市场垄断势力、外部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其盈利能力的影响存在高限;（3）将Roy所提出的破产距离概念,引入到Altman企业风险的Z-SCORE模型,在厘清银行盈利模式与风险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影响的模型,使用统计学中概率分布函数对理论模型进行延展得到,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对风险的影响主要通过业务收入波动实现。当商业银行业务收入波动较小时,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提高会降低商业银行的潜在破产风险;当商业银行业务收入波动较大时,收入结构多元化程度提高可能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潜在破产风险。对盈利模式影响盈利能力与风险理论建模,弥补了该研究领域目前仅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不足的缺陷。第三,选取2005-2014年中国与4个发达国家、6个其他转轨国家各前20家商业银行的数据:（1）从实体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阐述了不同金融主体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功能优势。（2）基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不同类型国家商业银行间盈利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盈利结构与其他国家的商业银行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是过度依附动员储蓄功能,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远远高于对比国家,利差主导型盈利模式占据主要地位;二是在资本配置的核心功能方面,净息差与净利差较高,资本核心配置功能却较低;三是在派生功能方面,净费用及佣金占比较低,分散风险功能弱,其他收入占比低,规避风险、公司治理等衍生功能匮乏。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变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虽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也充满挑战。利用多个国家微观数据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盈利能力及风险进行描述性统计比较,弥补了现有描述性统计主要集中于不同国家银行业层面、中国与个别国家商业银行的简单对比,缺乏多国商业银行微观层面深入调查研究的不足。第四,对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选取平均资产收益率和银行破产概率作为商业银行衡量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的被解释变量,净息差、非利息收入占比、多元化收入结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使用GMM方法分别对2005-2014年中国与4个发达国家和6个其他转轨国家的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得到:（1）中国与发达国家及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相同,扩大信贷业务、增加净利差的盈利模式显着提高了其盈利能力,但同时也加大了风险。（2）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不同之处,一是中国商业银行拓展非利息业务显着提高了其盈利能力,而对其他转轨国家提高其盈利能力却有负向影响,对发达国家提高其盈利能力影响则不显着;二是多元化经营可以显着增加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并降低其风险,但只能显着降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风险,并负向影响其盈利能力。中国商业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能显着提高其盈利能力,但不能显着降低其风险。（3）中国商业银行的所有业务收入均能显着提高银行盈利水平,但这些业务均不能有效改善风险承担状况。中国商业银行进行多元化经营时盲目追求盈利并没有充分考虑规避风险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用微观数据揭示中国商业银行与发达国家及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两方面影响的显着差异,弥补了现有文献局限于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或风险单方面影响、没有把二者有机联系的不足。最后,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中国商业银行在盈利模式转型中提高盈利能力与加强风险控制的政策建议。（1）在盈利模式中改善资金配置,发挥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功能。提高对实体产业的识别与预测能力,将银行服务链条与产业服务链对接,顺应实体产业发展。（2）加强行业监管,强化风险意识,纠正业务创新与监管套利的扭曲关系。商业银行应完善产品创新机制,严格执行监管制度。监管部门要提高监管机制有效性,为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提供制度保障。（3）优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推动盈利模式良性转型。要加强银行董事会、管理层与监事会的相互制衡与协调,从内在驱动盈利模式转型。银行要及时补充资本,提高资本质量,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4）实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差异化经营,挖掘更大盈利潜能。要利用大数据深度挖掘,针对不同业务提供差异化的风险管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经营,促进盈利模式从传统利差型向多元化的综合经营转变。（5）加强服务功能升级,选拔培育职业银行家,建立健全银行业T型人才培养机制,为盈利模式转型做好人才保障。
许港[8]（2019）在《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研究 ——“土地配给”假说及其检验》文中研究表明土地是所有社会经济活动的载体,人多地少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研究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安排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未来土地供给模式及相关政策应该如何调整才能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现阶段我国还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阶段,城市建设用地供求矛盾日趋尖锐,土地供给成为制约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瓶颈之一。为了缓解耕地保护与城市规模扩张这一两难局面,改变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提高城市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效率就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大多数研究仍然遵循的是传统的生产函数理论,偏重于从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等较为宏观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影响,缺乏从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角度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进行研究,忽略了信息不对称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从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出发,对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本文遵循“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研究思路,以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梳理、数理建模与面板回归分析方法,针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对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首先,在对已有文献资料归纳整理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工业用地集约效率的历史演进规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资源禀赋、政府行为和激励约束机制是影响我国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三大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土地配给”模型,从投资强度、市场收益率和技术变迁三个角度,分析信息不对称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理。模型结果显示,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破产成本与投资强度相关,使得投资强度可以通过甄别工具和激励机制两个途径影响项目的质量,所以政府可以通过提高投资强度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投资强度的提高也引发了企业家的自选择行为,迫使企业家不得不选择成功概率更大的项目。即有效缓解了政府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又使得企业家获得了高于市场平均收益水平的收益率,引发了对于土地的过度需求,从而导致“土地配给”现象的出现。而市场收益率和技术变迁则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土地配给”现象。其后,本文又以“土地配给假说”为基础,对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土地配给”有助于提高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效率。为了对“土地配给假说”及其推论进行检验,本文借鉴了有关信贷配给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设计了土地配给系数指标来衡量工业用地的配给水平,分别从投资强度、市场收益率、技术变迁和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等不同角度对“土地配给假说”的不同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检验的结果为“土地配给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最后,本文以“土地配给假说”为依据,分别从改善信息不对称、建立事后谈判机制和加快土地市场建设等方面就如何提高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土地配给”模型,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土地配给假说”。指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变化会改变风险分担机制,而通过信号甄别和激励机制设计则可以改善这一状况。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新意。第二,指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投资强度的提高会引发“土地配给”行为,降低项目风险,提高项目的期望产出水平,进而提高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效率。同时,也为中国长期的高投资率现象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即如果高投资率伴随着投资强度的增加,则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理性行为。为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对现有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理论进行了一定的延展。第三,构建了衡量工业用地配给水平的指标——土地配给系数。从投资强度、技术变迁、市场收益率和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对“土地配给假说”及其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为“土地配给假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李晨光[9]（2016）在《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筹资改革：经济影响与制度设计》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三大制度共同构成。无论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其制度框架均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相同,而且,从参保人数、资金收支规模和待遇水平以及改革历程等方面来看,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一直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核心和重点。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源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80年代,改革焦点集中在积极推行社会统筹机制,使养老保险由“企业保险”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保险”;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养老保险改革在社会统筹的基础上引入了个人账户;2000年以后,开始进行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经过三十年改革探索,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改革在筹资模式上部分实现了制度创新,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框架。但实践中,做实个人账户面临如何弥补转制成本的实际困难和确保养老金当期发放的双重压力,导致“名义账户”制成为绝大多数地方无奈却现实的选择。即便在最早进行试点且是唯一一个真正做实个人账户的辽宁省,2010年以后,由于国家财政暂时中止对当期社会统筹基金发放缺口的补贴,辽宁省只能动用业已做实的个人账户基金弥补,个人账户重新回归“空账”。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筹资环节改革的焦点集中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模式中个人账户“空账”是否还要继续做实以及如何做实这一难题上,这也是中国养老保险未来发展无法回避且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相较于个人账户“空账”的做实问题,中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高缴费率与征缴收入小于基金支出的问题更加直接与明显。当前各地区用人单位名义缴费率一般维持在20%左右,严重影响企业参保积极性并制约其发展。2014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收入20434亿元,而基金支出21754.7亿元,征缴收入小于基金支出,这表明即使实现全国统筹,即使不做实个人账户,职工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也不足以满足当年基金支出的需求,需要财政资金予以补足。因此拓展养老保险资金来源并保证经济的运行效率（表现为降低企业缴费率）成为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当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筹资,除了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费以及财政投入外,依然不存在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其他渠道,在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基金当期出现支付压力的情况下,降低用人单位缴费率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我们能否转换改革思路?既然无法降低费率,是否可以改变缴费基数?长期以来中国用人单位参加养老保险一直是以工资总额或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作为缴费基数,这也是社会保险制度产生之后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方式,在国际上已形成惯例。已有文献均没有对此提前疑问,也没有关于改变用人单位以工资总额作为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的论述。但企业以工资作为缴费基数并非不可改变,中国的现实情况也提出了改变企业缴费基数的内在要求,因此应摆脱传统观念与惯例的束缚,根据现实情况探索企业缴费基数的改革。本文选择以“收入”（现实中对应企业的收入额或增值额）作为企业参保缴费基数并与改变前以“工资”为基数对比来进行研究。企业缴费基数改变与否和个人账户做实与否就形成如下四种组合:个人账户空账以工资作为企业缴费基数、个人账户实账以工资作为企业缴费基数、个人账户空账以收入作为企业缴费基数和个人账户实账以收入为企业缴费基数。这四种组合就构成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对应本文的四个核心模型。本文设置参数后通过模型模拟对不同模型稳定均衡状态下的模拟值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探求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筹资改革的目标模式。1.个人账户空账以工资作为企业缴费基数的模型（NW模型）这可以看成是对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实际情况的近似模拟,也是与其他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的基准模型。通过模型模拟考察外生变量变动的影响可以发现:第一,在企业以工资为缴费基数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情况下,降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参保缴费率和企业参保缴费率,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上升,会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下降;而提高个人参保缴费率和企业参保缴费率虽然能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上升,但却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下降。第二,在企业以工资为缴费基数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情况下,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参加养老保险在职人员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会降低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平均养老金、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但却导致资本回报率（利率）上升,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却不会发生变化。第三,在企业以工资为缴费基数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情况下,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就业人员增长率通常也会随之下降,就会导致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平均养老金、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逐渐上升,而利率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会下降。2.个人账户实账以工资作为企业缴费基数的模型（FW模型）在不改变企业以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企业缴费率消化转制成本实现个人账户由“空账”转变为“实账”。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个人缴费不再用于当期养老金发放,而是形成实账积累进入资本市场;但转变过程中已经处于退休期的个人其个人账户仍然是空账,其所需个人账户养老金仍然需要从当期养老保险缴费中支付,通过提高的企业缴费率实现转变期间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的收支平衡,从而满足转轨期间的养老保险支付需求。通过模型模拟考察外生变量变动的影响可以发现:第一,企业仍以工资为缴费基数,但通过提高企业缴费率的方式实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空账运行转变为实账运行之后,如果能够降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企业参保缴费率,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上升,会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下降;而提高企业参保缴费率虽然能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上升,但却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下降。第二,在完全做实个人账户之后,可以通过提高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实现提高养老金水平和替代率的目标,而不会对其他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第三,企业仍以工资为缴费基数,但通过提高企业缴费率的方式实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空账运行转变为实账运行的情况下,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参加养老保险在职人员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会降低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平均养老金、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但却导致资本回报率（利率）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上升。第四,企业仍以工资为缴费基数,但通过提高企业缴费率的方式实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空账运行转变为实账运行,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就业人员增长率通常也会随之下降,就会导致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平均养老金、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逐渐上升,而利率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会下降。3.个人账户空账以收入作为企业缴费基数的模型（NY模型）本文构建的第三个模型为个人缴费保持不变与个人账户维持空账情况下,改变企业参保缴费基数,以收入作为企业缴费基数的模型。通过模型模拟考察外生变量变动的影响可以发现:第一,在企业以收入为缴费基数且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情况下,降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参保缴费率或企业参保缴费率,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上升,会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下降;而提高个人参保缴费率或企业参保缴费率虽然能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上升,但却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下降。第二,在企业以收入为缴费基数且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情况下,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参加养老保险在职人员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会降低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平均养老金、养老金平均替代率、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但却导致资本回报率（利率）上升。第三,在企业以收入为缴费基数且个人账户保持空账运行的情况下,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全社会生产者中的覆盖范围,提高参加养老保险企业的产出占社会总产出比重,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下降;会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上升。第四,在企业以收入为缴费基数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情况下,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就业人员增长率通常也会随之下降,就会导致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平均养老金、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逐渐上升,而利率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会下降。4.个人账户实账以收入作为企业缴费基数的模型（FY模型）本文构建的第四个模型为个人缴费保持不变情况下,改变企业参保缴费基数,以收入作为企业缴费基数并实现个人账户由空账转变为实账的模型。通过模型模拟考察外生变量变动的影响可以发现:第一,在企业以收入为缴费基数且个人账户由空账运行转变为实账运行的情况下,降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企业参保缴费率,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上升,会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下降;而提高企业参保缴费率虽然能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上升,但却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下降。第二,在完全做实个人账户之后,可以通过提高养老保险个人缴费率实现提高养老金水平和替代率的目标,而不会对其他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第三,在企业以收入为缴费基数且个人账户由空账运行转变为实账运行的情况下,扩大养老保险在就业人口中的覆盖范围会导致均衡状态下人均储蓄、平均养老金和养老保险平均替代率下降,而不会对其他经济变量产生影响。第四,在企业以收入为缴费基数且个人账户由空账运行转变为实账运行的情况下,扩大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全社会生产者中的覆盖范围,提高参加养老保险企业的产出占社会总产出比重,会使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下降;会使利率、平均养老金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上升。第五,企业以收入为缴费基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空账转变为实账运行,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就业人员增长率通常也会随之下降,就会导致资本劳动比、单位劳动产出、资本产出比、人均储蓄、平均工资、平均养老金、工作期人均消费、退休期人均消费和个人终生效用逐渐上升,而利率和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会下降。通过模型FW、模型NY和模型FY分别与基准模型NW的定态值进行比较,可以得出本文的最终结论:第一,在个人缴费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企业缴费基数不发生改变,单纯通过提高企业缴费率来做实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在现实中既不可行也完全没有必要。第二,在个人缴费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相较于企业以“工资”作为缴费基数,如果改变企业缴费基数,企业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以“收入”作为缴费基数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要更大。第三,如果企业参保缴费基数能够由“工资”改为“收入”的话,相较于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做实个人账户对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要更大。综上所述,在个人缴费基数和个人缴费率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企业将参保缴费基数由“工资”改为“收入”并做实个人账户,相较于其他方式能够最大幅度的促进资本和产出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因此,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筹资改革的目标模式应以收入作为企业参保缴费基数,合理确定企业缴费率以满足当期基金支出需求并实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空账”转变为“实账”。根据本文模型分析得出的最终结论,确定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下一步筹资环节改革的目标为:在统账结合的制度框架与职工个人缴费均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改变企业以“工资”作为缴费基数的现状,以“收入额”或“增值额”作为企业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合理确定企业缴费率以满足当期基金支出需求,从而实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由“空账”转变为“实账”,并真正实现制度的自我平衡与自我发展。
刘洋[10]（2014）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二、建立转轨经济模型下的投资体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转轨经济模型下的投资体制（论文提纲范文）
（1）需求体制存在吗?——两部门新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理论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两部门新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模型简介 |
| (一)理论假设与基本模型 |
| (二)短期均衡与需求体制 |
| (三)中间投入品与藤田模型 |
| 三、需求体制理论存在的逻辑缺陷 |
| (一)结构框架下总量需求体制的不确定性 |
| (二)收入分配内生化导致需求体制不成立 |
| (三)技术选择和需求体制的转轨与再转轨 |
| 四、对新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理论的进一步反思 |
| 五、结论与展望 |
（2）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市场扭曲的内涵 |
| 1.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定义 |
| 1.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表现形式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 2.1.1 马克思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思想 |
| 2.1.2 马克思的劳动力流动配置理论 |
| 2.1.3 马克思的劳动力工资理论 |
| 2.2 西方经济学关于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理论 |
| 2.2.1 新古典学派的均衡价格工资理论与职业竞争理论 |
| 2.2.2 新制度学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
| 2.2.3 新凯恩斯学派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局内人-局外人”理论 |
| 2.2.4 新剑桥学派的社会经济因素理论 |
| 2.2.5 激进经济学派的劳动力市场扭曲理论 |
| 2.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成因 |
| 2.3.2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 2.3.3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 2.3.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和形成机理 |
| 3.1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历史演进 |
| 3.1.1 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发育阶段(1978-1991 年) |
| 3.1.2 劳动力市场的加速发展阶段(1992-2002 年) |
| 3.1.3 劳动力市场的相对成熟阶段(2003-2012 年) |
| 3.1.4 劳动力市场的深化改革阶段(2013 年至今) |
| 3.2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测度与现状分析 |
| 3.2.1 生产函数法 |
| 3.2.2 市场化指数法 |
| 3.3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与实证分析 |
| 3.3.1 形成机理分析 |
| 3.3.2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3.3.3 实证分析 |
| 3.3.4 本节小结 |
| 第4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经济效应 |
| 4.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
| 4.1.1 问题的提出 |
| 4.1.2 理论机制分析 |
| 4.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1.4 实证结果分析 |
| 4.1.5 本节小结 |
| 4.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 |
| 4.2.1 问题的提出 |
| 4.2.2 理论机制分析 |
| 4.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2.4 实证结果分析 |
| 4.2.5 本节小结 |
| 4.3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创业 |
| 4.3.1 问题的提出 |
| 4.3.2 理论机制分析 |
| 4.3.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4.3.4 实证结果分析 |
| 4.3.5 本节小结 |
| 第5章 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社会效应 |
| 5.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阶层认同 |
| 5.1.1 问题的提出 |
| 5.1.2 理论机制分析 |
| 5.1.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1.4 实证结果分析 |
| 5.1.5 本节小结 |
| 5.2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居民幸福感 |
| 5.2.1 问题的提出 |
| 5.2.2 理论分析 |
| 5.2.3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 5.2.5 本节小结 |
| 第6章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中国式分权制度 |
| 1.4.2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 |
| 1.5 主要创新点与贡献 |
| 第2章 理论借鉴与文献评析 |
| 2.1 理论借鉴 |
| 2.1.1 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 |
| 2.1.2 分权制度与发展理论基础 |
| 2.1.3 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风险理论 |
| 2.1.4 地方政府行为边界理论 |
| 2.2 文献评析 |
| 2.2.1 分权化的OECD国家与地方政府行为 |
| 2.2.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激励形式 |
| 2.2.3 中国式分权制度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好 |
| 第3章 理论机理与研究假设 |
| 3.1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3.1.1 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农规模增长 |
| 3.1.2 金融收入分权与金融支农规模增长 |
| 3.1.3 研究假设 |
| 3.2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3.2.1 支出分权、信息传递失效与横向激励弱化 |
| 3.2.2 支出分权、考核机制失效与纵向激励强化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市场分割行为 |
| 3.3.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 |
| 3.3.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 |
| 3.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中国式分权的演进与描述性统计 |
| 4.1 中国式分权的体制背景与演进过程 |
| 4.1.1 中西方分权制度构建的社会背景与差异 |
| 4.1.2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历史探索 |
| 4.1.3 中国式分权制度的特征:显性与隐形分权 |
| 4.2 中国式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1 收入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2 支出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2.3 管理分权的描述性统计 |
| 4.3 地方政府支农行为描述性统计 |
| 4.3.1 支农预算约束与区域配置描述 |
| 4.3.2 支农政绩导向与服务结构描述 |
| 4.3.3 支农市场分割与价格指数描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软约束行为 |
| 5.1 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跨时与跨区域影响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指标设计、描述与处理 |
| 5.1.3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
| 5.1.4 跨时与区域差异分析 |
| 5.2 收入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预算约束行为的非线性影响 |
| 5.2.1 双门槛模型设计 |
| 5.2.2 指标设计与描述 |
| 5.2.3 TM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2.4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面板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政绩导向行为 |
| 6.1 研究思路与模型 |
| 6.2 变量设定与整理 |
| 6.2.1 变量设定与描述性统计 |
| 6.2.2 变量整理 |
| 6.3 支出分权制度与地方政府支农可视化行为 |
| 6.3.1 财政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3.2 金融支出分权与可视化行为 |
| 6.4 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1 财政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4.2 金融支出分权与支农短期化行为 |
| 6.5 支出分权与支农滞后期影响效应分解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管理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农市场分割行为 |
| 7.1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 |
| 7.1.1 研究思路与模型构建 |
| 7.1.2 指标设计、整理与测算 |
| 7.1.3 Moran I指数与模型甄别 |
| 7.1.4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 |
| 7.2 管理分权与市场分割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 |
| 7.2.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与检验步骤 |
| 7.2.2 指标设计、整理与描述 |
| 7.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协调正式性政策约束,建立诱导性分权制度 |
| 8.2.2 优化财政援助机制,防范财政支农的机会主义 |
| 8.2.3 强化政府预算监管,平衡金融支农资源 |
| 8.2.4 建立信息双向回馈渠道,完善考核激励设计 |
| 8.2.5 整合农产品流通市场,建立农业生产联盟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论文相关研究成果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产权:一个比较视角的认知 |
| 二、金融产权:产权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
| 三、金融机构产权:金融机构发展的制度基础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亟待深入的关键领域 |
| 第二节 理论借鉴 |
| 一、企业产权理论 |
| 二、制度金融理论 |
| 第二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与本相 |
|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 |
| 二、农村金融机构的本相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特征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语境 |
| 一、从亲缘信用向契约信用的农村信用转型 |
| 二、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三农”落后 |
| 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 |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以所有权改革为主的演进模式 |
| 三、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 |
| 第四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经验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基本成效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现状分析 |
| 一、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二、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三、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表现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第五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制度成因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缺位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错位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越位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异化的深层机理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法制缺失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供需失衡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目标冲突 |
| 第六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美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法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日本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四、韩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巴西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印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孟加拉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节 域外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一、重视法律制度的根本性作用 |
| 二、坚持合作制的基础性地位 |
| 三、重视国家的扶持性作用 |
| 四、优化机构间的产权联结 |
| 第七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框架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指引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五、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 |
| 一、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 |
| 二、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 |
| 三、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 |
| 四、深化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 |
| 五、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重点 |
| (二)重点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与成因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定义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 |
| 二、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和金融危机救助相关研究 |
| (一)政府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必要性 |
| (二)政府救助范畴 |
| (三)政府救助措施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相关研究 |
|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四)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方法 |
| 第三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一):介入和退出标准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预期收益分析 |
| (二)预期成本分析 |
| (三)预期成本收益曲线分析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一)退出原则 |
| (二)退出标准与时机 |
| (三)政策退出的次序与方式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理论分析(二):作用机制 |
| 一、蒙代尔—弗莱明IS-LM-BP模型 |
| 二、加入风险溢价因素的IS-LM-BP-RP模型 |
| 三、加入风险溢价和预期因素的IS-LM-BP-RP-AE模型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IS曲线的影响 |
|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LM曲线的影响 |
|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状态下预期对BP曲线的影响 |
| (四)IS-LM-BP-RP-AE模型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应 |
| 四、极端情形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选择 |
| (一)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借鉴 |
| (二)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理念的批判 |
| (三)IS-LM-BP-RP-AE 模型与现代货币理论的结合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经验 |
| 一、美国应对“大萧条”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二、香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三、美国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
| (一)背景概况 |
| (二)采取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 |
| (三)政策效果 |
| (四)政策退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做法与建议 |
| 一、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做法 |
| (一)上世纪90年代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 |
| (二)清理整顿金融“三乱” |
| (三)全国农信社风险处置 |
| (四)本世纪初国有银行风险处置与股份制改革 |
| (五)2015年应对股市异常波动 |
| (六)包商银行接管 |
| 二、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不足及原因 |
| (一)传统机制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突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需求 |
| (二)央行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机制执行的灵活性加大 |
| (三)货币政策调控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 |
| 三、完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
| 一、变量数据与模型说明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VEC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协整检验与VEC模型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走势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ARCH类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ARCH效应检验 |
| (三)模型拟合 |
| (四)结果分析 |
| (五)小结 |
| 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股市波动性的影响(VAR模型) |
| (一)VAR模型的构建 |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 |
| (四)小结 |
|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VAR模型) |
|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
| (二)VAR模型的构建 |
|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
| (五)小结 |
| 第八章 新形势下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及应对 |
| 一、新形势下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一)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金融市场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三)金融机构领域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储备 |
| (一)应对实体经济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二)应对金融市场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应对金融机构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 三、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范畴 |
|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介入与退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的标准 |
|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手段 |
| (四)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效果 |
| (五)当前中国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 |
| 二、政策启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7）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与评述 |
| 1.2.1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内涵 |
| 1.2.2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影响因素 |
| 1.2.3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
| 1.2.4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的影响 |
| 1.2.5 盈利模式、盈利能力及风险的国别比较 |
| 1.2.6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结构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2 基本概念界定与基本理论分析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
| 2.1.2 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 |
| 2.1.3 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及衡量指标 |
| 2.1.4 商业银行非利息业务及风险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投资组合理论 |
| 2.2.2 范围经济与管理约束理论 |
| 2.2.3 多元化经营理论 |
| 2.2.4 信息不对称与有效市场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理论建模 |
| 3.1 模型构建的理论依据与基本假设 |
| 3.1.1 模型构建的理论依据 |
| 3.1.2 模型的基本假设 |
| 3.2 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的理论建模 |
| 3.2.1 银行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逻辑关系 |
| 3.2.2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2.3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影响理论模型的求解与理论分析 |
| 3.2.4 模型适用性分析 |
| 3.3 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影响的理论建模 |
| 3.3.1 银行盈利模式与风险的逻辑关系 |
| 3.3.2 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影响的建模 |
| 3.3.3 银行盈利模式对风险影响理论模型求解与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基于功能差异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国际比较 |
| 4.1 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层次对盈利模式的决定机制 |
| 4.1.1 商业银行的价值体现 |
| 4.1.2 实体经济发展阶段与不同金融主体的优势 |
| 4.1.3 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层次对盈利模式的决定作用 |
| 4.2 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与其他国家比较 |
| 4.2.1 动员储蓄的基本功能比较 |
| 4.2.2 配置资本的核心功能比较 |
| 4.2.3 派生或衍生性功能比较 |
| 4.3 本章小结 |
| 5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
| 5.1.2 变量的选择 |
| 5.2 回归模型设定 |
| 5.2.1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其盈利能力影响的模型设定 |
| 5.2.2 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其风险影响的模型设定 |
| 5.2.3 模型的技术处理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中国与他国商业银行服务功能存在差异 |
| 6.1.2 中国与他国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及风险影响存在差异 |
| 6.2 中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提升与风险防控的建议 |
| 6.3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6.4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研究 ——“土地配给”假说及其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基础理论 |
| 2.1.1 软预算约束理论 |
| 2.1.2 财政分权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4 土地报酬递减理论 |
| 2.1.5 地租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2.2.3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内涵及其历史演进 |
| 3.1 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内涵 |
| 3.1.1 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界定 |
| 3.1.2 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外在表现 |
| 3.1.3 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度量 |
| 3.2 我国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历史演进 |
| 3.2.1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
| 3.2.2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
| 3.2.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时期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
| 3.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信息不对称对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影响机理分析—“土地配给”假说的提出 |
| 4.1 模型的设定 |
| 4.1.1 地方政府行为目标的设定 |
| 4.1.2 生产函数的设定 |
| 4.1.3 信息结构的设定 |
| 4.2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土地配给模型构建与作用机理分析 |
| 4.2.1 投资强度对土地配给的作用机理 |
| 4.2.2 市场收益率对土地配给的作用机理 |
| 4.2.3 技术变迁对土地配给的作用机理 |
| 4.3 土地配给对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4.3.1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
| 4.3.2 基于生产函数的视角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投资强度对土地配给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
| 5.1 变量的选取 |
| 5.1.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
| 5.1.2 解释变量的选取 |
| 5.1.3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5.2 样本的选取 |
| 5.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的统计描述 |
| 5.4 模型的设定 |
| 5.5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
| 5.5.1 单位根检验 |
| 5.5.2 协整关系检验 |
| 5.6 计量模型的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6.1 面板模型的估计 |
| 5.6.2 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6.3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5.7 内生性检验 |
| 5.8 稳健性检验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市场收益率对土地配给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的选取 |
| 6.1.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
| 6.1.2 解释变量的选取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6.2 样本的选取 |
| 6.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的统计描述 |
| 6.4 模型的设定 |
| 6.5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5.1 单位根检验 |
| 6.5.2 协整关系检验 |
| 6.6 计量模型的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6.1 面板模型的估计 |
| 6.6.2 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6.3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6.7 内生性检验 |
| 6.8 稳健性检验 |
| 6.9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技术变迁对土地配给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
| 7.1 变量的选取 |
| 7.1.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
| 7.1.2 解释变量的选取 |
| 7.1.3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7.2 样本的选取 |
| 7.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变量的统计描述 |
| 7.4 模型的设定 |
| 7.5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
| 7.5.1 单位根检验 |
| 7.5.2 协整关系检验 |
| 7.6 计量模型的估计与结果分析 |
| 7.6.1 面板模型的估计 |
| 7.6.2 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7.6.3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7.7 内生性检验 |
| 7.8 稳健性检验 |
| 7.9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土地配给对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
| 8.1 变量的选取 |
| 8.1.1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 |
| 8.1.2 解释变量的选取 |
| 8.1.3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8.2 样本的选取 |
| 8.3 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变量的统计描述 |
| 8.4 模型的设定 |
| 8.5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5.1 单位根检验 |
| 8.5.2 协整关系检验 |
| 8.6 计量模型的估计与结果分析 |
| 8.6.1 面板模型的估计 |
| 8.6.2 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8.6.3 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 8.7 内生性检验 |
| 8.8 稳健性检验 |
| 8.9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不足之处 |
| 9.3 政策建议 |
| 9.3.1 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建议 |
| 9.3.2 建立事后谈判机制的建议 |
| 9.3.3 加快土地市场建设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9）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筹资改革：经济影响与制度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中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改革历程与发展情况 |
| 第一节 中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改革历程 |
| 第二节 中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情况 |
| 第三节 关于改变企业缴费基数的探讨 |
| 第三章 个人账户空账以工资为企业缴费基数的一般均衡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的建立 |
| 第二节 动态均衡系统及稳定均衡状态 |
| 第三节 外生变量变动的影响 |
| 第四章 个人账户实账以工资为企业缴费基数的一般均衡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的建立 |
| 第二节 动态均衡系统及稳定均衡状态 |
| 第三节 外生变量变动的影响 |
| 第五章 个人账户空账以收入为企业缴费基数的一般均衡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的建立 |
| 第二节 动态均衡系统及稳定均衡状态 |
| 第三节 外生变量变动的影响 |
| 第六章 个人账户实账以收入为企业缴费基数的一般均衡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的建立 |
| 第二节 动态均衡系统及稳定均衡状态 |
| 第三节 外生变量变动的影响 |
| 第七章 参数设置与模型模拟 |
| 第一节 参数设置 |
| 第二节 模型模拟 |
| 第八章 敏感性分析 |
| 第一节 NW模型下的敏感性分析 |
| 第二节 FW模型下的敏感性分析 |
| 第三节 NY模型下的敏感性分析 |
| 第四节 FY模型下的敏感性分析 |
| 第五节 不同模型间比较的敏感性分析 |
| 第九章 结论、思考与筹资改革设计初探 |
| 第一节 结论与思考 |
| 第二节 筹资改革设计初探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录 |
| 图目录 |
| 1.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1.3.1 选题语境 |
| 1.3.2 研究范围 |
| 1.3.3 研究方法 |
| 2.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背景与文献综述 |
| 2.1 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制度理论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理论 |
| 2.1.2 旧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 2.1.3 熊彼特与奥地利学派对制度的有关研究 |
| 2.1.4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制度理论 |
| 2.1.5 其它制度理论的相关概述 |
| 2.2 经济体制转轨与转轨经济学的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对前苏东国家经济体制转轨问题的探讨 |
| 2.2.2 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的理论研究 |
| 2.2.3 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转轨的比较研究 |
| 3. 不同的转轨起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差异性 |
| 3.1 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与体制差异性 |
| 3.1.1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动因 |
| 3.1.2 经济体制转轨初始条件的比较分析 |
| 3.1.3 典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模式” |
| 3.1.4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体制：“非典型”的计划经济 |
| 3.2 东欧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 |
| 3.2.1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 |
| 3.2.2 南斯拉夫的改革与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
| 3.2.3 匈牙利改革与新经济体制 |
| 3.2.4 波兰的经济体制改革 |
| 3.3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走出”计划体制的比较研究 |
| 3.3.1 不同计划体制下的经济绩效 |
| 3.3.2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空间 |
| 3.3.3 不同体制下的转轨环境 |
| 4.不同的转轨过程：经济体制转轨的模式差异 |
| 4.1 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 |
| 4.1.1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权力结构与利益集团 |
| 4.1.2 供给主导型下的经济体制转轨模式 |
| 4.1.3 利益集团主导下的转轨政策 |
| 4.1.4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驱动机制：一个总结性的评述 |
| 4.2 制度的移植与创设：经济体制转轨的遗传与选择机制 |
| 4.2.1 有关制度移植与制度创设的一般性探讨 |
| 4.2.2 移植式转轨与创设式转轨：制度遗产的利与弊 |
| 4.2.3 转轨路径的形成：制度变迁中的选择与异化 |
| 4.3 激进转轨与渐进转轨：经济转轨形式与过程的具体差异 |
| 4.3.1 激进与渐进：对转轨方案与转轨政策的重新思考 |
| 4.3.2 激进主义的转轨与“休克疗法”：回顾、反思与评述 |
| 4.3.3 渐进主义的转轨与“中国模式”：探索、实践与争鸣 |
| 5.转轨与接轨：转轨国家的市场化与全球化 |
| 5.1 转轨国家的经济全球化 |
| 5.1.1 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国际协调问题 |
| 5.1.2 转轨国家与国际经济组织的交互作用 |
| 5.2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具体实践 |
| 5.2.1 “回归欧洲”：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全球化战略 |
| 5.2.2 “融入欧洲”与区域一体化：俄罗斯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
| 5.2.3 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 |
| 5.3 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发展 |
| 5.3.1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 |
| 5.3.2 全球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经济的冲击与影响 |
| 5.3.3 走出金融危机：转轨国家反危机的政策措施 |
| 5.3.4 转轨国家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反思与前景 |
| 6.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
| 6.1 转轨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 |
| 6.1.1 有关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的争论与偏见 |
| 6.1.2 制度变迁过程中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及其演进 |
| 6.1.3 转轨国家制度变迁驱动机制的分化与演进 |
| 6.1.4 制度变迁过程中转轨模式的静态比较与动态转化 |
| 6.1.5 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中的转轨绩效：一个对转轨国家的综合考查 |
| 6.2 市场化发展与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 |
| 6.2.1 转轨国家的政府与市场：新兴市场中的政府干预 |
| 6.2.2 转轨国家的政府规模、政府职能与制度建设 |
| 6.2.3 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政府治理：转轨国家的腐败问题 |
| 6.3 转轨国家的民主化与市场化 |
| 6.3.1 民主、市场与经济增长：转轨国家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
| 6.3.2 民主与威权：不同转轨模式下转轨经济的政治发展 |
| 7. 总结与评述 |
| 7.1 研究的基本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四、建立转轨经济模型下的投资体制（论文参考文献）
- [1]需求体制存在吗?——两部门新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理论批判[J]. 黄彪,赵晓楷.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1(06)
- [2]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形成机理及效应研究[D]. 郑国强.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国式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农行为影响研究[D]. 李屹然. 西南大学, 2021(01)
- [4]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5]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6]财政货币政策在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中的协调配合[D]. 龙俊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盈利模式对盈利能力与风险影响的机理研究 ——基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其他转轨国家商业银行比较[D]. 张东辉.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6)
- [8]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城市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效率研究 ——“土地配给”假说及其检验[D]. 许港. 西北大学, 2019(12)
- [9]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筹资改革：经济影响与制度设计[D]. 李晨光. 中央财经大学, 2016(12)
- [10]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