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北文明起源过程的特征

一、河北北部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特点（论文文献综述）

高云逸^[1]（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东北地区是我国最早开展科学意义上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迄今已走过百年的历史。这里也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重点区域,对阐释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谱系论”和“文明论”为理论基础,本文试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及其所表述的文明进行整合研究,以期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空范畴内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情况。论文第一章对本文讨论的时间与空间范围作出界定,简要回顾“两论”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中形成与运用的发展历程,概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内容与程序。论文第二章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将中国东北地区划分为十个地理—文化区,即辽西地区、西辽河流域、下辽河流域、辽东半岛地区、西流松花江流域、东辽河流域、海拉尔河流域、嫩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基本方法,以陶器纹饰和器型为主要着眼点,对上述十个地理—文化区内所包含的诸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定年研究,初步建立起各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同时,从陶器纹饰、器型组合的共性与差异出发,辨识出了一些以往未被识别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将个别过去所划分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存合并为同一考古学文化;以及将部分曾经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拆分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或遗存。总之,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和新材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定性与定年的全面梳理。论文第三章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谱系关系和文化格局的研究。首先,通过将上述十个区的文化编年序列进行横向串联,建立起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体系。其次,立足于文化的编年序列,着眼于陶器的纹饰器型,对诸考古学文化的纵向传承与横向渗透关系进行解析,由此构建出诸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最后,以历时性演进的年代顺序为叙事脉络,以共时态互动的文化关系为分析主干,分阶段、分层次地探讨我国东北不同地区各个考古学文化的相互联系,即文化格局的演进与变动。论文第四章是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探讨的是该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在前文所搭建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平台之上,以年代早晚关系为线索,以物质遗存所反映出的社会演进现象为标准,分谱系、分阶段地剖析诸考古学文化的社会演进脉络。属查海时代的小南山文化、双塔一期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涌现出了玉质礼器,反映出当时社会已初步走向分化。仰韶时代早、中期诸考古学文化的社会分化进一步加深,宗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赵宝沟文化晚期和红山文化中期为代表的辽西地区神权和军权或已开始确立。至仰韶时代晚期,处于晚期阶段的红山文化为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神权进一步发展,王权正式形成,标志着红山文化晚期跨入文明时代。基于诸考古学文化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划分出文明启步、文明起源、文明形成三个发展阶段。并对红山文化所代表的渔猎主导型文明以及红山文明的消亡原因、东北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边际现象等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论文第五章依据经过科学鉴定的动、植物遗存材料,对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新石器文化的经济格局进行了分析,突出了渔猎主导型经济在东北文化区文化面貌塑造和社会发展特点形成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论文第六章主要是本文所得出的主要创新性认识和重要补充意见的扼要总结。

李鹏辉^[2]（2021）在《下七垣文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下七垣文化为研究对象,亦有部分学者称之为先商文化,主要分布于今河北、河南省。通过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细化了该文化的编年体系,系统考察其历时态空间分布,明确了地方类型的划分及各自源流,对下七垣文化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交流路线等方面也进行了详细论述。并通过聚落、墓地分析讨论了下七垣文化的社会结构。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讨论了从二里头时代向早商时期的区域文化整合过程。全文共分为七章。第1章绪论,介绍研究对象及时空范围,并对相关概念做出说明,系统梳理了研究简史与概况,总结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研究目的及方法。第2章,以小区域为单位对相关遗存进行地层学、类型学研究,考察该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共分为五期,年代与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在分期基础上,对部分石、骨器进行了考察。第3章,主要探讨该文化的空间分布与地方类型。从历时态角度考察了该文化的空间分布,并讨论了变迁的动因。明确了地方类型的划分,归纳了各类型的文化内涵及其阶段性变化。第4章,明晰了各类型的源流,探讨了下七垣文化因素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并讨论了太行山东西两翼的交流通道。后世所称太行八陉中的轵关陉、太行陉、白陉、滏口陉、飞狐陉、蒲阴陉及军都陉等均已被利用。第5章,通过下七垣文化的聚落及墓地研究,讨论了该文化的社会结构。认为三个地方类型是相对独立的聚落系统,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可能代表相对松散的联盟。存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型墓地,具有明显的社会分层。财富与社会地位可在亲属间转移,二者或许属于不同体系。第6章,将考古学文化研究与聚落考古相结合,系统探讨了下七垣文化在二里冈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论述了区域文化整合及其背后动因。第7章结语,总结了全文内容及取得的学术收获,以及研究的不足之处。

龙沛^[3]（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研究说明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祁冰^[4]（2020）在《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标题中“长城地带中段”所指代的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西地区。众所周知,夏商时期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并巩固、东亚地区青铜文明滥觞与发展的关键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文化环境,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既是文化发展的策源地之一,也是人群、技术交流融合的大熔炉。本文从该区域夏商时期的考古遗存入手,在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探讨其发展动因、对外影响,进而尝试从社会、经济角度观察长城地带中段青铜时代早期的文明进程。本文的内容共分为以下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笔者在对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进行说明的前提下,详细梳理了相关考古学研究史,总结了以往研究的成果和不足,进而引出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介绍了研究方法。第二章和第三章,全面考查了区域内夏商时期各类考古遗存的文化内涵、分期与年代、发展与源流。将区域内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演进历程分为三阶段,年代分别约相当于夏纪年时期、商代前期、商代后期,再根据各阶段所呈现出的具体特点,将一、二阶段合并为“发展期”、将第三阶段归属于“鼎盛期”。第四章,整合前文所取得的认识,探讨区域内文化格局演进及相关问题。认为其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是本地原先的文化传统受到外来因素冲击的结果,同时气候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过程。笔者还强调了长城地带中段地区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青铜文明进程中所起到的推进作用。第五章,结合文献记载及以往研究,总结了区域内考古学文化于西周早期走向衰落的原因,兼论商代后期各类遗存的族群归属问题。指出商周王朝对西北地区以“鬼方”为代表的诸族群的攻伐战争,特别是周人的大规模军事征服和移民政策,是导致当地考古学文化进程“中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六章,尝试利用相关材料及研究成果,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观察区域内夏商时期的文明进程。通过综合分析当地社会阶层、生业形态、信仰习俗的发展过程,推测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的社会形态整体上应该处在由“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过渡的阶段。第七章为结语,罗列了本文的主要收获和结论,并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和将来值得重视的相关课题。

唐由海^[5]（2020）在《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营城思想的韧性活力、独特审美和哲学底色,丰富了世界城市发展历史。先秦时期的城市选址,充溢着活跃思潮和丰富实践,是中国营城传统的开启之处,但现有城市选址研究成果集中在主要王朝时期,先秦时期研究鲜有成果报道且不成体系。本文旨在通过对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的研究,从史学角度还原先秦城市选址营建历史,从文化和技术角度挖掘先秦城市选址的基础性价值、源头价值和多元化价值,以弥补对先秦营城传统的理解不足及其价值对“华夏化”贡献的认识不足,并为现代城市规划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早期先民智慧。本文采用阶段式论述结合案例城市分析,梳理了自龙山时代到东周结束约2000余年时间内先秦华夏文明主要地域的城市选址起源、分布、流变、融合的动态历程,以综合性研究为主,并选取作为城市选址重要支撑的技术体系和哲学思想进行专项研究。研究结果揭示了先秦华夏城市选址发展历程经历“多源”发育期、“多源”到“一体”期、“一体”到“多元”期三个阶段;提出选址技术体系在先秦时期已经初步形成,并由“辨方正位的测量之术”、“城地相称的制邑之术”、“因地制宜的御水之术”、“流域治理的兴城之术”、“观星授时的节令之术”、“星象崇拜的象天之术”六方面技术构成,具有“实用理性”特点;发现城市选址受先秦哲学思想影响,并体现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山水有情的审美观和有为无为的人地观三方面,呈现出“儒道互补”特征,“儒”“道”共同构成了进与退,巧与拙,收与放的矛盾体,形成了华夏选址传统开放、多元、深沉的思想主干和基本线索。

熊增珑^[6]（2020）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文中提出从中国东北及东北亚考古学研究的研究视野来看,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资料,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都有重要的环壕聚落遗址的发现,而聚落研究却一直很薄弱。同时,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作为整个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标杆作用是其他区域无法代替的。通过对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系统研究,在全面整理各聚落遗址考古资料基础上,整合以往其他与之相关的调查、勘探、发掘资料,选择重点地区、重点流域开展了针对性的专题调查工作,探讨了新石器时代辽西地区的社会形态与组织结构以及人地关系,推动中国文明起源及其相关课题研究的展开与深入。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述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建立与聚落考古研究概况,时代划分、文化编年与聚落的变迁,辽西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综述及选题理由,理论和实践支撑等。第二章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特征。目前,辽西地区还缺乏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从华北平原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及其山前冲积平原发现的聚落形态,已从更早阶段的洞穴形式转移到河流附近的平地。中期阶段,聚落分布、规模上有明显的扩大,聚落内房址、窖穴、窑址、墓葬、祭祀遗迹丰富,并各功能区有明确的划分,如查海遗址中心墓地和祭祀遗迹,盆瓦窑遗址临河台地边缘的烧窑区。聚落分环壕聚落和无环壕聚落,也存在像白音长汗那样的双体环壕聚落。但这一阶段的环壕深度较浅、宽度较窄,防御的功能不明显,可能是有用来界定聚落范围的功效。聚落是在较短时间内规划完成,使用时间较上一阶段的聚落较长。聚落之间的地位平等,存在着某种亲密关系,很可能存在着劳动分工。房址面积有大有小,并不代表聚落内人群存在分化的现象。第三章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聚落的繁荣。这一时期聚落发现的较多,通过分析赵宝沟文化聚落、富河文化聚落、红山文化早、中期阶段的聚落遗址材料,结合在教来河流域、半支箭河流域调查结果,对大凌河中上游第二牤牛河流域新调查的58处聚落材料进行了等级划分,并就发现的聚落遗址材料进行了梳理。这一阶段聚落构成复杂,有居住址、环壕、窑址、祭祀遗址、墓地等,聚落选址上更有规律,多选择在河流两岸的山半坡位置、平缓的山梁梁顶、河流岸边顶部较为开阔平坦的山丘顶部。分布规律是南北流向河流西岸密度高,东岸密度小。东西流向河流北岸密度高,南岸密度低。如在建平县北部老哈河右岸红山文化遗址分布非常密集。通过比较,当时聚落面积出现了较大差异,大面积的聚落遗址数量少,小面积的聚落遗址数量多,社会结构呈现橄榄式结构和圆形结构。同时,还探讨了该阶段的聚落与社会、生业系统和手工业与贸易情况。这一时期,辽西地区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制陶业,出现了作坊,其生产的陶器用于满足不同遗址内人们的需求,按此推理,当时陶器应该是贸易的一部分。根据遗址内出土的骨器,说明制骨业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手工业。石器制造业是当时较重要和易操作的手工业。在富河文化的东山湾遗址地表散布许多半成品和成品石器,以及大量石片和石渣分析,应该是一处石器制造场。玉器的制作工艺不断成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手工业。第四章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聚落的分化。这一阶段聚落与经济发展的态势较前一阶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这两个地区较前一时期聚落点的数目有了成倍的增加,在个别县区增加的数目甚至达到四五倍之多。聚落数量增长的原因大概出自很多方面,其中比较主要的原因应当是人口有所增加和聚落社群的居住形式开始发生分化。这一时期普通的聚落中基本的社群单位则是小一些的群体,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这样的社群在聚落中的居住单位多是一些成排的房屋组成,但是墓地的分布目前还不清楚。大凌河流域这一时期出现大量的积石冢墓地,规模小的面积大约1500平方米左右,规模大的如牛河梁遗址第2地点,面积达到上万平方米。尤其是第1地点出现的建筑址群,已具备城的规模。红山文化晚期的手工业也多种门类,主要包括制陶、制骨、石器、制玉及各种高水平技艺,如泥塑、石雕人像、建筑等。其中有的是本地区传统的手工业门类,如制陶、制玉等。第五章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衰落。新石器时代末期,聚落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辽西地区各流域聚落发现普遍都较少,目前确定的聚落遗址寥寥无几,大多数只是调查的资料,墓地的材料相对丰富。这一时期,各种文化因素在此汇聚,反映出各种文化扩展对本地区文化的强烈影响。环境考古证据显示,在距今5千年前后出现的全新世大暖期期间最强的降温事件,持续时间在1千年左右,这一阶段气候变干,新一次沙漠化到来,风沙活动增强,气温下降,对渔猎经济和农业经济打击较大,尤其是燕山以北丘陵地带的经济打击更大,迫使该地区居民向南迁徙,这是造成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第六章探讨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与文明起源。通过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内的元素来看,集体意识和社会凝聚力不断增强,宗教和祭祀活动在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精神文化一直在超前发展。在此过程中,社会整合力和社会秩序进一步形成,辽西地区文明化道路呈现平和发展状态。第七章为结语。对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主要收获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顾超^[7]（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陈醉^[8]（2019）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变迁与早期社会》文中研究表明辽西地区位于我国东北部,地处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是连接我国东北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间地带,也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史前六大区系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本文即以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为研究对象,在对资料全面、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分析聚落变迁及其所反映的早期社会演进情况,探讨变迁与演进的背景、动力,并通过比较的方式得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区域特性,同时从经济形态、文化区位和精神领域三个方面,对区域特性的形成原因进行阐释。全文共分十章。第一章为绪论。对本文的时空范围、研究对象进行界定,回顾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实践及研究简史,分析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研究目的、思路、方法,并对一些关键术语进行了说明。第二章为年代框架的构建。通过对以往考古学文化分期成果的梳理,确立本研究的年代框架和主要聚落遗址的时间位置。结合考古发现情况,将本文涉及的聚落遗存划分为五个时期,从而为接下来的聚落形态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分期和年代上的依据。第三章至第七章为各时期聚落形态的具体分析。通过聚落构成要素、聚落形态及平面布局、区域聚落形态三个方面,对各时期聚落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厘清聚落内遗迹的形制和性质、单个聚落的布局和演变、区域聚落的分布和组织等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了同一时期内不同阶段聚落的变迁和不同地域聚落的差异。此外,还分析了不同时期经济形态、陶器生产专业化和与精神文化生活有关的遗存,为后文早期社会的探讨奠定基础。第八章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变迁与早期社会研究。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发生期之后,辽西地区历经了由简单逐步复杂并最终突然衰落的四个发展阶段: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发育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的发展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的繁荣阶段、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衰落阶段,分析、总结各阶段聚落形态与早期社会的特点。根据聚落变迁与早期社会的区域性,以西拉木伦河为界,分为南部中心区和北部边缘区,两区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单个聚落的构成和聚落类型、单个聚落布局形态及其演变、区域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北部边缘区与南部中心区虽然时段上是同步的,但聚落形态和早期社会没有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此基础上,探讨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变迁与早期社会演进的自然环境背景、经济形态背景和内在动力、外在动力。第九章为比较研究。通过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北方以远地区的比较分析,明确辽西地区聚落形态特性,并认为经济形态、文化区位和精神领域三个方面共同决定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早期社会的特性。在辽西地区的发展兴衰进程中,文化传统贯穿始终,具有持续性;南北区位文化兼容并蓄,具有特殊性;狩猎采集经济形态特有的物质文化基础和精神文化底力,具有根本性。总之,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与早期社会走过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狩猎采集型的发展道路。根据比较研究结果,本文将黄河中下游地区、辽西地区、北方以远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变迁归纳为两种发展模式。第十章为结语,对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主要收获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

倪震宇^[9]（2019）在《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空间人类学为视野,以聚落空间为研究对象,探求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的多维成因。文化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关注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探索。空间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架构一种全新的空间视野,解读聚落空间的组织形态。以人类社会的多种组织方式为线索,从生计、合作、秩序三个层面出发,从生计模式、社会组织、政治宗教三个不同侧面认识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生计模式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环境中聚居,对诸土地、水等资源的选择、利用与控制的产物。农业经济与商业经济作为人类定居社会的两种基本经济类型,深层作用于聚落空间,形成了稳定分散、匀质分布的乡村聚落和集聚向心、层级分布的商业聚落,具有完全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社会组织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是以住宅这种承载社会单元——家庭的物质空间,作为普遍的建筑类型和聚落的空间单元。单元依据亲属网络和共同利益两种方式聚居,形成封闭排外、等级分层的家族聚落和开放包容、阶级分化的行业聚落,具有完全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政治和宗教是维持社会秩序、防止社会失序的重要保证。政治形成稳定的政治组织,构成人类社会的行政管理系统,系统通过正式的社会控制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如法律法规、社会规范等,共同作于聚落空间形态。而宗教是人类的精神追求,但也一种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通过信仰、价值、生活方式与规范等,决定这聚落空间的形态。聚落空间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历时变化结果。不同的演变过程、演变动因、演变机制,形成不同的聚落空间形态,折射出聚落空间结构的多样性、复杂性的动态构成。正文字数:13.5万字全文数字（含注释、参考文献、附录）:16万字图片:260余幅表格:5幅

袁丽华^[10]（2019）在《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文中认为跨境民族是与民族国家伴生的产物,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以后,原本模糊的边缘被主权国家清晰的国界所代替,于是,原本同源的民族被国界线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形成跨境民族。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与地理边界一致的心理边界、塑造跨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国家势必要面对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缅跨境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分别从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构建及中缅德昂族对国家进行自下而上的回应为基本思路,试图对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与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互动关系进行专门探讨。除导论与结语外,本文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对德昂族发展演变与跨境民族的形成进行梳理。“德昂”作为一个专有的称呼首次出现在史籍中是在清代乾隆年间,在此之前,德昂族的历史与布朗族、佤族的先民杂糅在一起,其所居住的区域历来多民族杂居,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民族文化相互影响并趋同的现象,这造成德昂族的历史演化具有多元性、交融性和复杂性,而且,由于传统文献中德昂族的族源、祖属、历史演化传承关系记载的匮乏,我们只能借助少量史料和德昂族的神话传说、古歌古调来探索德昂族的历史源流。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德昂族在传统史籍中的模糊性,为当今德昂族知识精英“传统的发明”、历史叙述的展开提供了多元性的基础。德昂族长期处于中国王朝国家的政治、文化影响之下。1960年中缅边界勘定完成后,有形的国界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因此,对于中国德昂族而言,王朝国家对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进行的持续并逐步深入的经略与浸润是德昂族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历史基础,其王朝国家意识的构建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对其经营及互动的结果。而对于缅甸德昂族来说,要将本民族历史纳入到缅甸历史的框架中,建构起对缅甸国家的认同观念,则要困难得多。第二章主要探讨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在王朝国家时期,中央王朝通过对德昂族进行持续不断的历史书写与直接或间接的治理,对德昂族先民的王朝国家意识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通过民族识别、民族调查,确立德昂族在国家中的正式成员地位之后,民族国家背景下的历史书写更加细致深入,使德昂族产生了对国家的认同,并影响了德昂族的集体记忆,也促发德昂族自下而上地建构历史叙述,形成对民族国家历史的回应。这反映在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的具体文本中,如《滚思艾、妈阿嘎》中太阳爸爸和青龙妈妈的故事、葫芦起源传说中与汉族兄弟关系的描述等构成了德昂族的历史记忆,它建立起华夏各民族的根基性感情,成为中国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基础;通过确立德昂族与历史上“金齿国”的关联,构建德昂族与历史上其他各民族共同开发西南边疆的历史,从而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华夏历史的整体框架中,塑造德昂族国家认同的历史基础;而德昂族浇花节的设立则是属于对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其固然有加强族群认同与经济利益的考量,但通过这种差异性历史记忆的叙述和书写,也凸显了跨境德昂族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开始强调心理边界,以及对国家叙述的主动回应。通过对历史叙述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建构对国家的认同。第三章主要探讨缅甸民族国家进程中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缅甸自独立以后一直推进多民族国家的构建,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出发,作为绝对主权的体现,缅甸国家的统治权力势必建立自上而下的历史书写,显示国家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缅甸境内的德昂族为了表现“政治忠诚”,也需要自下而上地建构起与现代统属关系相适应的历史表述,来建立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首先,通过建构与缅甸的历史关联,在缅甸的历史中找到归属感,重塑对缅甸的国家意识。其次,在文字创制时,最终以缅甸语文字的声母与韵母组合,拼制而成德昂文字,建立与缅甸国家的文化关联;最后,割裂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建构起与缅甸国家共同的历史纽带。但是,由于缅甸王朝国家时期并未对德昂族进行有效的治理,缅甸德昂族与所在国缅甸的历史关联要弱于中国,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受到缅甸自上而下国家历史书写的影响,在其具体历史叙述的内容上表现出对缅甸国家历史自下而上的回应,主动将德昂族的历史纳入到缅甸国家历史的整体框架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缅甸民族整合的不彻底性,导致了缅甸在历史叙述中未能完全割裂历史上与中国的纽带,表现出了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整合策略不一致的历史叙述话语。第四章对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与国家认同进行比较分析。通过对比中缅德昂族回溯性历史叙述的考察,我们发现中缅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既有共性也有不同。从共性上来说,二者出于强化民族认同的动机,通过回溯性的历史叙述凸显各自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构建中缅德昂族在各自国家历史从边缘到中心地位的蜕变。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的差异性也是很明显的。中国德昂族对于中国历史认同构建的历史过程是基于历史上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德昂族先民分布地区逐步深化的经营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王朝国家由上而下的“持续不断地典范历史的书写”。因此,中国德昂族的历史叙述是通过发掘业已存在的、但被“主体历史”覆盖的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来充实丰富与王朝国家联系,呈现的是历史叙述的客观性与现实指向性的结合。而缅甸德昂族则与中国德昂族不一样。缅甸德昂族历史叙述的现实指向性全面压倒了历史的客观性,“现在中心观”对其历史叙述有着强烈影响。加之缅甸国家历史书写中存在的大缅族主义的倾向,从而导致缅甸德昂族的历史叙述体现出“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综上,跨境民族是两国或多国之间边界逐渐明晰化与法理化的结果,是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产物。作为跨境民族的中缅德昂族,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其历史叙述和文化建构却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通过历史文化认同构建起来的身份认同,是为他们选择所属国的国家认同服务的。

二、河北北部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特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北北部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2）下七垣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4）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变迁与早期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9）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河北北部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特点（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北地区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文化演进与社会发展[D]. 高云逸. 吉林大学, 2021
• [2]下七垣文化研究[D]. 李鹏辉. 吉林大学, 2021
• [3]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4]长城地带中段夏商时期遗存研究[D]. 祁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5]先秦华夏城市选址研究[D]. 唐由海. 西南交通大学, 2020
• [6]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研究[D]. 熊增珑. 吉林大学, 2020(08)
•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8]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变迁与早期社会[D]. 陈醉. 吉林大学, 2019(10)
• [9]空间人类学视野下的聚落空间形态与结构研究[D]. 倪震宇. 东南大学, 2019(06)
• [10]中缅德昂族历史叙述比较研究[D]. 袁丽华. 云南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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