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概念辨析——对“错案调查制度”的建议

一、“错案”概念辨析——对“错案追究制”的建议（论文文献综述）

殷兴东^[1]（2020）在《走出错案追责制度误区:成因、变量及解困路径》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于何为错案、错案应当如何追究等问题的认识莫衷一是。这不仅影响到司法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错案追责制度的落实,更直接影响到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预期效果能否最终实现。为了走出错案追责的误区,本文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错案追责的惩治概率与惩治力度之间的变量关系,为解决错案追责难以落实的困境提出了在两可的疑难案件中以是否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为判定错案的标准,建立相对独立的惩戒机构、在司法态度上用"激励论"取代"结果论"以及避免"和稀泥"式的调解等完善思路。

蔡舒眉^[2]（2020）在《复合型管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院审判管理是一个日久弥新的话题,学界主流观点把法院审判管理置于司法行政化这一宏观命题中,而“去行政化”框架下的“去科层管理”成为改革的基本方向。但结合历次司法改革来看,“去行政化”的改革实践呈现出回环往复的特点。尤其是“四五”改革之后,科层管理的现实需要与科层管理合法性丧失之间的矛盾,促使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呈现出“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管了也没有责任”的实践乱象。为此,应突破规范研究范式中把“行政化”、“去行政化”等概念绝对化的分析模式,以实证方法剖析我国基层法院审判管理的实践样态和内在机制十分必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视角下,我国基层法院嵌入以地方党委为核心的块块系统和上下法院层级的条条系统中,由此导致我国基层法院兼具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与承接上级法院专业化的双重职能。与此对应,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成为整合微观司法运作、回应法院条块关系、调试法院外部意志的体制性渠道,并由此衍生出规范化和竞争性双重审判管理目标。以类型化视角,基层法院审判管理可以分为信息化审判管理与科层化审判管理两种样态。以计算机信息技术为核心,审判质量管理办公室为主体,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与审判绩效管理为内容的信息化审判管理构成了法院审判管理的常规方式。审判流程管理覆盖司法审判全过程,以诉讼程序为依据实现了对审判行为的动态监管。在权力规训与绩效追寻之间,以发改案件为核心的审判质量管理呈现出“强警示——弱惩罚”于一体的实践特点。司法绩效同质化扩大了法院评比范围,但在绩效锦标赛中,上下级法院绩效连带,由此衍生出考核指标层层下压、层层加码的实践样态,并最终形塑了基层法院司法绩效唯数据化的特征。信息化审判管理具有提高司法绩效、约束权力、实现同步监督与同质化管理等正向功能,但也存在着数目字管理与司法价值的内在张力、唯数字化司法绩效异化等负面影响。与信息化审判管理相对,科层审判管理作为法院审判管理的传统方式,通过把关程序事项、配置审判资源、分析审判态势、组织疑难案件集体决议以及对个案的审判监督来发挥审判管理职能。作为法院一把手,院长、书记一肩挑的职权设置保障了基层法院院长的制度性权威,而实践中职级晋升、岗位调换以及各种考核考评机制进一步巩固了院长实际领导能力。院长审判管理侧重于全局管理和重点管理,通过继受既有管理制度、转化非正式管理制度、综合素质匹配具体岗位以及岗位动态调整等方式来发挥全局管理的职能。而在与外部机关沟通协调、构建集中讨论机制、用领导权威进行责任豁免以及利用社会权威化解矛盾的过程中,院长实现对特殊案件的重点管理。受制于科层行政化强推的限度,科层柔性监管与普通法官对领导工作的共情构成了法院科层化审判管理的深层运作机制。作为中间管理阶层,庭长以管理的亲历性、权力的弱行政化以及权威的自我生产而呈现出浸入式管理的特点。庭长常态管理的弱行政化表现为去个案化管理、审判绩效柔性监管以及管理公平约束上,而在带头干活的过程中庭长首先需要以身作则的完成本职工作,并在特殊案件上发挥担当精神、补强自身权威。而创造和谐的庭室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案件集中讨论机制也是庭长审判管理的重要内容。在把审判管理类型化为信息化审判管理与科层审判管理的同时,也需要对类型研究方法进行反思。在基层司法实践中,信息化审判管理与科层审判管理并不是相互区隔而是相互协调、相互勾芡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管理模式。信息化审判管理在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管理,通过技术约束权力、技术释放科层管理、技术的去层级化等方式,信息化审判管理实现了对科层管理的再塑,并最终回应了审判管理规范化的目标。而难以规约的权力缝隙、难以均质化的审判实践、脱域化管理与司法实践的疏离以及唯数据化的倾向构成了信息化审判管理的内在缺陷,并产生对科层管理依赖的内在机制。由此,复合型审判管理形成了审判流程管理与院庭长的节点督促督办、审判质量管理与作为评查主体的院庭长以及审判绩效管理与院庭长的绩效督促的互动样态。复合型管理面向下我国法院审判管理的未来走向,应该在肯定法院审判管理重要性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信息审判管理的基础性作用,构建权责一体的科层管理体系,通过复合机制来发挥审判管理的最大效能。

雷婉璐^[3]（2019）在《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改革整体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六年来,我国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评估与分析的。对此,本文选取“功能”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因为功能是评价一项制度、政策或方案是否值得创设、是否值得存在以及是否值得改革的重要指标。如果改革能够有效实现其功能预期,在实际运行中产生积极的客观后果,就具有了在社会结构中存在并持续存在的理由。如果改革不能有效地实现其功能预期,甚至产生了诸多消极的客观后果,就可能被废弃或继续改革以契合现有的社会结构。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发挥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司法责任制改革?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是什么?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是否实现了制度设计之初的功能预期?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产生了怎样的客观后果?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客观后果?如何对这些客观后果进行正负评价?在对这些问题的逐步回答中,通过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和客观功能的描述,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实际运行效果进行检视和评估,提出如何进行改进与优化的进路与具体方略,以期能够为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理论研究实现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上的知识增量,同时为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某些具体的制度设计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与理论上的证成。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概念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并采用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作为主要研究框架对司法责任制改革这一事项进行功能分析,旨在对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预期和客观功能进行描述与评价。对功能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是对一件事物进行客观评价的恰当视角,也是对其存废以及如何改进的有效途径。司法责任制改革从改革内容来看,包括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即让审理者裁判,和司法问责制改革,即让裁判者负责。在问题意识作为改革基本方法论的前提下,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问题意识在于司法裁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影响了审判权的正常运行,违背了司法规律,导致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不健全,由此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功能预期在于保障审判权的独立运行。司法问责制改革的问题意识在于司法问责制度在以往的实践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其功能预期在于消除这些困境,对法官进行有效问责。但是,在对司法责任制改革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进行肯定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理性地认识到司法责任制改革还产生了诸多与改革初衷不符的反功能。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在于功能发挥途径受到阻碍,消解了改革的积极效果,因而应当进行一种改革思路的转向,寻求阻碍改革功能发挥途径的关键因素,认真对待作为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法官需求,加大政策制定的开放性和透明度,进一步充实司法改革的理论储备,为改革进一步提供正当性基础,化解司法改革举措推行的难度。司法问责制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司法问责事由改革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在于司法问责制本身的功能预期设定超过了制度所能承载的限度,从而对现有的司法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出现了部分功能发挥失灵的现象;另一部分是司法问责主体和程序改革反功能出现的原因在于改革的司法化导向不足。针对不同的原因,应当采用不同的应对方案。就司法问责的实体改革而言,应对司法责任制的功能预期进行适当的减负,司法责任制的功能预期应当集中在对司法公信力的维护与恢复上,对于其他司法责任制无法承载的功能预期应当寻找适当的功能替代物。制度预期的设定直接决定了该制度的模式和内容。在对司法责任制制度功能预期合理减负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建立统一的法官惩戒制。将法官不当行为和裁判结果错误均纳入法官惩戒的事由当中,对法官不当行为的惩戒采用“仅需行为造成公众对司法公信之损害即可”的标准;对于裁判错误则区别对待,在法官行为良好的前提下,如果属于明显而低级的错误则可能受到追责,反之免责。就司法问责的程序改革而言,我国应当进一步对司法问责程序进行司法化改造。

刘颖琦^[4]（2019）在《审判责任制下错案认定标准研究》文中认为审判责任制下的错案认定标准,是审判责任制中错案认定的准则和依据。其中,错案认定标准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错案认定标准对实现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而在实践中该标准仍存在着标准缺乏体系性、可操作性、领域性等问题。对此,可从实体性标准、程序性规则和错案认定监督机制三个方面对错案认定标准进行构建与完善。首先,在实体上应当建立错案认定标准,进而建构错案认定体系。其中,刑事错案的外在认定标准包括审判监督程序、国家赔偿程序以及证据视角下的认定标准,内在认定标准包括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和审判程序违法的认定标准;民事错案的外在认定标准包括审判监督程序、证据视角下的认定标准,内在认定标准包括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以及审判程序违法的认定标准;行政错案的外在认定标准包括审判监督程序、证据视角下的认定标准,内在认定标准包括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和审判程序违法的认定标准。其次,在程序上应当设置专门的错案认定机构并规定正当的错案认定程序以保证错案认定处理结果的公正性。最后,在错案认定监督层面应完善错案认定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

李俊雅^[5]（2019）在《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随着秦皇岛市人民法院提出的法官追责制度,如星星之火般迅速在全国基层法院建立。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在提高法官的责任心和职业素质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从建立之初就饱受质疑,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理论界认为法官责任追究制度是权力与责任统一的体现,能够最大程度上保障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实务界认为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给法官带来巨大的审判压力,限制了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甚至有极端的观点支持废除该制度。因此,需要对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重新进行严谨的审视,并重新定位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与我国的国情现状是否完全匹配,同时寻找一种更加完善的对法官问责的机制。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在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中首先阐述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内涵、概念与特征、历史沿革和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意义。其次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现状和困境,重点剖析我国现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包括:错案标准的界定不明确、运行程序的不确定性、实施过程中负面影响较大、错案制度化的构建不完善、法官责任划分显失公平。同时考察美、日、德三个先进法治国家现行的法官追责制度,从惩戒立法专门化、惩戒程序多元化和加强法官保障措施三个方面总结对我国的启示。针对上述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存在的缺陷,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从完善错案的行为认定标准和时间标准、建立科学合理的追责程序、落实主审法官责任制以及建立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应当遵循的原则几个角度出发,对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建言献策,力图以此营造一个完善的司法环境,从而实现对我国法官司法活动的监督。司法人员作为手握裁决权的裁判者,对他人的命运和性命起着决定性作用,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必须足够完善才能不断跟上社会的需要。

刘云哲^[6]（2019）在《中国法官“行为责任制”研究 ——以美国法官责任制为参照》文中认为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的浪潮将司法责任推上了学术讨论的高峰。然而从古至今,我国关于法官问责的实践始终离不开错案结果。这种带有浓厚行政管控色彩的“错案责任制”的确给中国传统的司法管理实践带来了一些便利,但在现代社会中却显失偏颇。细究其根本可以发现,错案本身与责任并没有必然联系,造成错案的原因多样,若一味以错案作为追责依据,既有违常理,同时在实践中给法官增加了不必要的职业风险、造成司法队伍人才流失,乃至于侵蚀司法独立之基石、扭曲司法规律,从而异化正常的司法活动。也正是因为这些弊病,世界上大多数现代法治国家接连摒弃错案责任制,再加上近现代以来司法独立原则的蓬勃发展,围绕着法官不当行为而展开的“行为责任制”应运而生。要注意的是,行为责任与司法独立并非天然的对立关系,二者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掌握司法的基本原则、特征和目的,是研究、构建我国行为责任制的前提。作为现代法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美国在其由司法独立、司法道德和和司法责任组成的伦理体系中,已经围绕着法官的不当行为构建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具体机制,其中尤其以“1980年法案”和各州相对应的司法委员会机制为重。这种使用广泛、操作性强的纪律处分机制,值得我国学习借鉴。法官责任制的建立是一个追求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之间动态平衡的过程,因此,需要保证外部监督与内部自律、法律理性与法官裁量、民主监督与司法专业之间的平衡。既然符合现代司法独立之基本要求、满足权责相统一之原理的行为责任制成为中国司法改革必然的出路,那么系统且具体的建构规划则迫在眉睫。就责任内容而言,责任事由应当限于法官的不当行为,以损害司法公正和公信力的程度作为标准,且行为包括审判行为和伦理行为,但应将实体性裁判作为责任豁免之禁区;同时设置多层次且与责任相对应的惩戒种类,其中应注意梯度设置的合理性,淡化行政化色彩。其次,就追责程序而言,应加强民主监督的成分,以公众投诉作为程序的重要启动来源,并以上诉法院作为“一审”机构、以惩戒委员会作为“二审”提供救济渠道,同时强调严格的追责门槛;追责客体则在员额制改革的背景下明确为员额法官,但应注意审判权与其他权力的厘清与划分;审查模式应充分吸取调查及两造听审的有益经验;此外,法官责任之特殊性要求采用终身时效,故应当对应修改现有《刑法》中时效之规定,并按照法官的不同情况细化具体措施。最后,行为责任制不仅需要自身的构建与完善,更需要其他制度的有效配合,如优化改善司法队伍的环境、构建合理有效的司法绩效考核制度、强调司法活动中控辩诉权的制约作用、加强事后纠正与赔偿的落实,并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培育理性的民意。综上所述,无论从理念转变还是制度重构的角度来看,中国司法责任制改革依旧任重道远。

王明辉^[7]（2018）在《论我国审判责任制改革》文中研究表明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必须以严格的审判责任制为核心。本文以我国审判责任制改革为研究对象,采取认真对待现有体制的态度,以解释学方法为主、实证方法为辅,从系统论角度对该制度的历史转型、基本机制、基本逻辑等问题进行研究,揭示其面临的主要困境,并为下一步改革提供可行的制度模式和路径参考。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经错案责任追究制时期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时期,我国审判责任制在保留和吸收该两个时期制度因子的基础上,逐步向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方向转型——既要求法官对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负责,亦要求法官对办理案件的质量负责,且将责任期限定为终身。概言之,我国现行审判责任制系在司法行政化日益严重,法官队伍专业化和廉洁性建设亟待破局,司法权威重塑和司法公信力提升刻不容缓的情势下,以法官精英化为前提和基础,以去司法行政化为重要内容,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要环节的一项制度。该制度依托司法责任制改革系统布局,以终身负责制为统领,以法官职权保障机制相配套,囊括了违法行为责任和错案责任两种模式。现行审判责任制以惯性逻辑指导制度设计,以加法逻辑弥补制度漏洞,以倒逼逻辑追求制度目标;其核心机制和配套机制一道,构建起系统化改革格局。该制度的核心机制包括:第一,行为与结果兼容的责任基准。法官故意违法审判需承担责任,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亦需承担责任。第二,双重诉讼式构造的主体设置。在横向上,追责主体、确责主体和担责主体构成“原告-裁判者-被告”三角结构;在纵向上,追责主体、确责主体和执行主体构成“立案者-审案者-执行者”线性结构。第三,同体问责主导下的追责程序。虽增设了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程序,但仍以法院同体追责程序为主导。第四,多元形式相结合的追责方式。法官承担审判责任的方式既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也包括特定情形下的民事责任。第五,终身负责语境下的追责时效。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该制度的配套机制包括:以人员分类管理明确法官职责权限,以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促进依法独立审判,以法官单独序列管理提升法官职业待遇,以综合保障机制维护法官合法权益。现行审判责任制为进一步规范法官审判行为、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强化法官审判责任和推动司法公正提出了新的路径,但在模式选择、制度设计和改革逻辑三个维度面临诸多困境。在模式选择上,该制度企图将错案责任模式作为违法行为责任模式的一种亚类型,并以后者囊括前者。这种做法忽视了两种责任模式之间的排异性,亦未对错案责任模式固有的逻辑缺陷和潜在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反思。在制度设计上,该制度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位阶、融贯性和可操作性方面有待提升;其归责方案亦不合理,具有典型的转嫁和分摊式特点;追责程序的行政化色彩浓厚,追责方式亦未体现司法属性;加之,各项职权保障机制并未形成有效合力,致使当前的制度设计不能令人满意。在改革逻辑上,该制度虽已认识到“还权-赋利-追责”基本逻辑的重要性,但由于过度依赖惯性逻辑、加法逻辑和倒逼逻辑,未动态性把握人民司法理念的内涵,并有效处理关联性制度间的关系,亦未厘清审判责任制改革内部和外部相关举措的顺位次序,在改革中产生负效果。健全和完善我国审判责任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从宏观层面来看,需要明确改革旨在实现法官权责统一、维护司法公正,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定位;坚持严格依法推进、保障依法独立审判和准司法化程序的基本原则;充分借鉴域外相关制度在责任事由明确化、程序设计规范化、参与方式民主化、惩戒模式多元化,以及处理方式司法化等方面的有益做法;由中央主导、地方协同,按照顺位模式,进行系统化推进。从中观层面来看,需要重新审视现有审判责任模式,杜绝将法官的判断和认识作为处罚对象的做法,将追责对象限为法官的不当行为,以“行为-程序”监控替代“结果-实体”监控,并逐步建立行为中心主义责任模式。即只有当法官在行使其审判职权过程中,故意实施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当行为,或因重大过失实施了违反法律法规的不当行为,致使其行使审判职权的公正性遭受严重质疑,或使司法权威严重受损的,才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因此,应不以裁判结果作为审判责任的认定要件,而以法官不当行为作为审判责任追究的核心要素,以法官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作为判断其主观过错的推定依据,并以法官是否遵循证据裁判规则作为评判其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标准。从微观层面来看,需要完善制度框架并细化制度设计,构建顶层统摄式的制度依据、双重独立式的追责主体、行为归责式的责任基准、诉讼审判式的追责程序,以及专业梯级化的追责方式。此外,科学的法官履职保障机制是审判责任制改革的基础。审判责任制改革需要配套机制的同步健全。应通过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优化审判监督管理和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构筑法官依法独立审判空间;通过健全法官选任和培训制度、推进裁判文书说理机制改革,以及健全裁判文书上网机制,提升法官依法独立审判意愿和能力;通过将法官等级与行政等级实质性脱钩、建立法官任职稳定性保障机制、维护法官安全和健康,保障法官身份权益;通过适当提高法官薪资水平、完善“省级统管”下经费保障制度,确保法官薪资待遇;通过明确规定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及其适用范围、程序,解决法官后顾之忧。

王航^[8]（2018）在《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行使,是各类司法案件审理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运行环节,也是司法工作正确开展和审判正义的重要保障。近年来,诸如佘祥林、聂树斌、赵作海、张氏叔侄等冤案改判的实践更是表明我国司法机关正在逐步加大对错案的纠正力度,无辜者的沉冤得以昭雪,被错杀者的冤魂得以安息,真正的凶手得以伏法,正义在个案中虽然迟到却最终没有缺席。但是,还必须正视的是,仅仅依赖有错必纠、疑罪从无的理念是绝对无法杜绝冤案的继续发生。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强认定了如何建立健全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具体方法,对于办案责任的追究更有效的落实。此项决定显然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存在诸多问题,笔者也认为有必要就法官惩戒委员会的设立缺陷、错案纠正的标准、错案的承担主体、实行主审法官制与限制主审法官自由裁量权如何制衡等等问题予以正面回答。当然,必须承认的是尽管错案无法避免,但完全可以通过对制度的完善来避免冤假错案不断的发生,完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可以将冤假错案的发生率降低到实践操作中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尽力消除司法者的恣意和擅断空间,实现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对自由的有效保障。可见,完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让审理者成为判案者,让审判者对其所作判决承担责任是司法制度改革必须面对且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只有建立和落实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审判才有可能真正彰显正义。本文从法官错案责任制度基本理论入手,就错案的概念界定,结合国外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理论实践,通过四个部分对错案责任追究标准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各类错案,并对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缺陷进行深入了解;同时,与国外的相关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为构建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持续完善该制度中的基本理论借鉴;除此之外,还对确立法官错案评判标准、惩戒和问责原则以积累司法实践经验;当然,最终归结到建设性地提出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需要完善的若干建议,这也是撰写此文的初衷。

马慧丹^[9]（2017）在《论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文中提出我国现行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处于试运行阶段。为遏止司法腐败和提高办案质量,由地方试点而形成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逐步制度化,不过并未形成统一的全国性制度。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受到了质疑,极端观点甚至建议废除该制度。这些质疑主要因下列原因产生:该制度运行的消极效果、域外法官责任制度的压力、法律运行的不确定性挑战和审判独立理念的刺激。本文认为,上述考虑不能否定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存在的必要,当前的法律现实需要该制度,它也是法官职业伦理建设的需要。而产生质疑主要是因为,现行制度存在缺陷,未达到制度的预期效果,应当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其一,观念方面,学理上错案认定标准模糊不清,使得制度运行受到影响,其二,具体制度缺陷方面,主要表现为法官权益保障不足、该制度的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完善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需要从如下方面着手:注重保障法官权益;实现制度的去行政化;以法官责任豁免、责任法定、权责一致、程序司法性等原则改造该制度,以重树社会对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信心。

奚玮,肖珍^[10]（2017）在《论司法改革语境下我国法官的错案追究制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以我国法官的错案追究制度为研究对象,指出目前我国的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唯结果论、主体不明、程序缺失等弊端,并认为受到一些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如果不完善现行的错案追究制度,势必会造成一些负面效应。作者在借鉴两大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官惩戒制度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法官错案追究制度的完善建议:对错案的概念准确界定、明确限制错案追责的追究范围、建立独立追诉主体和追究程序、统一法官行政责任追究的程序法律规定。

二、“错案”概念辨析——对“错案追究制”的建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错案”概念辨析——对“错案追究制”的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1）走出错案追责制度误区:成因、变量及解困路径（论文提纲范文）

（2）复合型管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审判责任制下错案认定标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法官“行为责任制”研究 ——以美国法官责任制为参照（论文提纲范文）

（7）论我国审判责任制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司法改革语境下我国法官的错案追究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四、“错案”概念辨析——对“错案追究制”的建议（论文参考文献）

• [1]走出错案追责制度误区:成因、变量及解困路径[J]. 殷兴东. 西部法学评论, 2020(04)
• [2]复合型管理：基层法院审判管理机制的实证研究[D]. 蔡舒眉. 吉林大学, 2020(08)
• [3]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功能分析[D]. 雷婉璐. 吉林大学, 2019(02)
• [4]审判责任制下错案认定标准研究[D]. 刘颖琦. 广州大学, 2019(01)
• [5]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研究[D]. 李俊雅.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9(01)
• [6]中国法官“行为责任制”研究 ——以美国法官责任制为参照[D]. 刘云哲. 中国政法大学, 2019(01)
• [7]论我国审判责任制改革[D]. 王明辉.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8]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研究[D]. 王航. 云南大学, 2018(01)
• [9]论我国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D]. 马慧丹. 华南理工大学, 2017(07)
• [10]论司法改革语境下我国法官的错案追究制度[J]. 奚玮,肖珍. 新西部, 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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