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周金凯[1](2019)在《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文中提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经贸关系更是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贸易总额不断增长的同时,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中美贸易发展和失衡问题并存,但贸易失衡问题更为敏感突出。特朗普执政后,尤其对此问题高度关注,并试图通过单边主义政策加以解决。中美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的共识与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双方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深入研究中美贸易失衡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贸易逆差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但贸易竞争更多体现在产业层面,恰恰正是产业竞争对一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状况产生直接影响。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上,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贸易逆差这个总量概念上,以两国间产业竞争为视角的研究略显不足,特别是对产业层面上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究竟如何、这种竞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究竟如何、以及美国单纯以贸易逆差的表象作为其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忽略产业竞争因素,是否是实现其政治意图的一种有意为之等等,这些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因此,从产业视角研究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不仅扩展了贸易失衡的理论研究,为中美重新审视对外贸易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国构建全方位开放的贸易格局战略提供政策制定、评估和改进依据。本文从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入手进行分析。首先,本文参考美国产业就业率、选举政治、中美贸易逆差程度和美国贸易救济措施等因素选定代表性产业,包括纺织业、塑料和橡胶业、金属制造业、化工业、机械制造业、电器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接下来,文章对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美国对华代表性产业的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与中国全球代表性产业的贸易差额同步变化,二者的比重整体保持平稳,中美贸易逆差变化是相对的。究其原因,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主要是美方贸易统计数据高估、美国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与贸易创造效应、中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深入分析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贸易与就业、贸易与产出、贸易与工资的回归模型,通过贸易与利润关系的经验分析,研判中美贸易失衡是否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结果表明:中美贸易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及其分类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产出、工资和利润的影响具有产业差异性,以正向影响为主,并未对美国代表性产业构成结构性冲击。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对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为了佐证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结合“232调查”的主要产品——钢铁和高新技术产品——苹果手机两个典型产业案例,详细剖析了中美高新技术产业贸易失衡的本质和中美钢铁贸易是否对美国钢铁产业构成竞争与冲击,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本文通过中美与日美对比分析,以历史事实阐释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客观事实,还是有意为之。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美国以日美贸易失衡冲击其产业为由对日本进行贸易制裁,要求减少双方贸易差额。当前中国与日本面临的情形看似一样,但二者却有本质不同,包括: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美与日美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日美产业结构以竞争为主,中美产业结构以互补为主;中国对美国出口企业涉及美国在华投资公司,日本对美出口企业主要是日本本土企业;日美同属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有意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结果表明:日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主导产业构成实质性冲击,这与中美贸易失衡有着本质不同。因此,美国大肆宣扬中美贸易失衡对其构成“产业冲击”即存在夸大其词,又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不论美国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是夸大其词,还是有意为之,其目的都是为制定和实施对华贸易政策服务。在中美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方面,美国产业界不仅鼓吹中美贸易失衡威胁国家产业安全,而且直接游说政府和国会,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因此,本文以美国产业界(企业和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为联结,基于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影响,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美国产业界的态度分析得出:一方面,在美国企业界中,传统“夕阳产业”企业,如钢铁业和纺织业,受经济全球化负面影响较重,是“中国产业冲击”言论的主要制造者。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则很少关注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产业利益集团中,主要关注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的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如美国劳联-产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全国纺织产业委员会等。受益于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商会、美国商业圆桌会议等则很少提及中美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基于美国产业界的态度,本文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结论: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经历了以“交往”为主向以“遏制”为主的转变。其中,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主要奉行以“交往”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倾向奉行以“遏制”为主的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这一转变与美国产业利益集团的态度变化密切相关,即长期以来,美国很难通过“贸易交往政策”全面迅速打开中国市场,将中国发展置于“美国规则”约束下。美国需要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改变现有局面,以求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话题正好成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战略目标的托辞。综合本文分析,在中美贸易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以“产业冲击”为由,对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贸易政策,并非真的构筑在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基础上。美国有意将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相挂钩,一方面为迎合利益集团的诉求,以服务于国内选举政治;另一方面旨在借机大肆炒作该问题,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最大限度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最后,本文针对研究结论,提出加快中国产业升级、多措并举应对中美贸易失衡和防止中美金融战等建议。
崔月姣,曾越洋,崔静波[2](2018)在《中国汽车40年 下篇》文中研究说明一直以来,很喜欢《南方周末》的刊物定位语:"在这里,读懂中国。"细思之下,这句话用来述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恰到好处。改革开放四十年,汽车工业的每一次起伏无不与时代的走向同频,与中国的发展共振。在这里,你可以握手时代,把脉中国。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还宛若刚
李怀,时晓虹[3](2015)在《制度变迁三元主体合作博弈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度变迁离不开相应行为主体的推动,从行政等级角度上可以将这些主体划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微观个体三元主体,他们之间既有利益冲突也有共同利益,不同关系会对制度变迁的效果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本文从多阶段重复博弈的角度探讨三元主体建立合作博弈的可能性及必要性,摒弃非合作博弈视角下三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分析模式,建立三者共同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谋求使三者利益都扩大的新型利益关系模式,并通过合作博弈模型分别分析单阶段合作博弈和多阶段合作博弈实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条件,从而为我们在制度变迁决策过程中三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提供理论依据。我国汽车产业入世后迅速发展壮大的案例也证明了合作博弈有利于增加三元主体的目标收益并进一步使关系得到巩固。
时晓虹[4](2014)在《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2000年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政策改革,例如国企改革、加入WTO、房地产改革等,为过去十几年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产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原有的政策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于是当前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正逐步进入发展的“瓶颈期”,亟待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突破“瓶颈”。这既是解决我国长期经济运行中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为未来经济发展开拓空间、提供持续发展动力的根本保证。然而深化改革的主要途径在于制度的变迁及创新,需要以制度手段推动我国经济的重新振兴。鉴于当前我国国民经济走到了需要通过新一轮更深入的制度改革来开拓发展空间的重要关口,进一步获取制度红利的途径不应只停留在具体制度层面,还需要从制度基础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和创新,即在以往改革耗尽了制度红利的情况下,唯有在理论创新中寻找新的制度红利。因此如何对制度理论层面进行创新,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复杂网络的视角对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进行理论研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对制度网络结构的变迁及路径进行分析,并采用博弈论及模型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主体的关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从理论上认清制度体系、理清制度关系,进而指导改革方法以及提升改革成果。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得出结论:第一,本文对制度网络结构理论及其层次性进行研究。在归纳总结国内外关于制度结构构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构成要素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制度网络结构”的内涵,并将网络结构中的制度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节点制度,另一种是连接制度,其中节点制度作为网络结构的主体是制度结构整体功能输出的主要来源,其功能的大小直接决定了整个网络输出的结果,连接制度作为形成网络结构的必要手段,建立起节点制度之间的关系机制。在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其纵向的“基础—派生”结构层次和横向的子网络结构层次,从而在纵向和横向的两个维度中构筑起整个制度网络结构的框架。第二,本文在制度网络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的提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制度网络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企业、消费者等要素网络的独特特征,由于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只能形成唯一的制度网络整体,所有的制度都在生成时即被自动地纳入在这一网络结构中,该网络伴随着制度的变迁及创新而变动、扩展,因此网络规模非常庞大,并产生了新的网络结构效应,即互动效应、倍增效应和衍生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运用该假说对我国传统的碎片化制度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第三,本文对制度网络结构的变迁特征进行研究,提出网络结构下的制度变迁具有协同和多重路径依赖两个特征。由于网络结构下具体制度的变迁必然会引起与之相连的其他制度的边际调整,出现一项制度变迁牵动多个层次制度共同调整的现象,因此制度变迁是涉及诸多相关制度的重新安排与组合,应该看做是制度网络结构整体框架中一组相关制度共同变迁的过程,从而表现出协同性的特征。本文分别从纵向关系、横向关系以及中间连接关系三个角度详细阐述制度协同变迁的机理。此外,网络结构下制度变迁受到与之相关联的多项节点制度的共同影响,于是具有多重路径依赖的特征。由不同路径依赖程度的差异将产生制度变迁偏离原有自身历史路径的可能性,当偏离程度累积达到一定值便汇聚成打破路径依赖和实现路径创造的突破力,使路径创造成为可能,以创新的制度取代旧制度,完成对路径依赖的破解。本文将制度网络结构下的制度变迁归纳为三个阶段:一是多重路径依赖阶段,二是路径偏离阶段,三是路径创造阶段,并运用多重路径依赖理论对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缺陷进行弥补。第四,本文对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进行分析。本文从制度变迁主体彼此相互联系、依赖的关系出发构建主体间的网络结构,把每一个独立的变迁主体作为节点,把构成任意两个主体之间的特定社会关系或组织方式视作连接,则主体网络结构就形成了,主体之间的连接关系既可以是无形的社会关系,也可以是有形的组织关系。这种网络结构作为对人与人之间或组织之间关系模式的反映,具有复合层次性、动态自变性及沟通协作性的特征。此外,在我国传统的以中央政府为主导、地方政府为辅助的二元主体结构基础上,本文还具体分析网络中三元主体在制度变迁中各自的行为特征及优劣势,重点突出微观个体对制度变迁的重要贡献作用。第五,本文在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元主体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和新增收益进行探讨。在逐一阐述三元主体利益目标之后,本文归纳出三者目标的冲突和融合之处,指出地方政府的目标利益具有三者利益的聚合,同时还重点指明人民利益是三者利益的归宿点,这些一致的目标使得将三元主体的目标利益统一起来成为可能。此外,还进一步对三者合作博弈关系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三元主体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进行分析。本文创新性的构建合作博弈模型对三元主体的单阶段合作博弈和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问题及新增收益分配问题分别进行探讨并得出结论:由合作博弈产生的新增收益的最优分配方案是在三者之间平均分配,合作博弈能够连续进行的关键在于参与主体每一阶段分得的收益不小于其初始预期收益,由此合作博弈关系才能长期维持下去。第六,在理论部分研究内容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还对我国汽车产业入世后的政策变迁进行案例研究。通过对汽车产业政策进行结构分析,发现这些政策以网络结构形态分布,并在运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此外,本文从制度变迁主体的角度选取汽车产业投资政策以及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变迁过程进行单阶段和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发现入世后建立在合作博弈关系基础上的制度决策给三元主体都带来了新增收益。本文的创新性研究在于:第一,本文从功能角度重新定义“制度网络结构”,并提出“连接制度”概念,对其内涵、功能、类型划分及测度等进行了创新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出“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用以解释制度网络结构特有的功能。这种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分析方法,一改传统集中于具体节点制度的分析思路,增加并注重对连接制度的分析,丰富了制度结构的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理清制度结构的构成、层次及相互关系。而“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的提出,扩展了制度分析的视野,给制度分析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它证明制度整合的价值与意义,同时在制度的设计和运行中也体现出整体规划的必要性,从而为我们从整体角度进行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第二,本文提出协同式制度变迁理论和多重路径依赖理论。一方面,协同式变迁的研究在传统单一制度变迁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分析对象,以几个或一组制度为研究内容,并将制度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的关系纳入分析范畴,它扩展了制度变迁的分析思路,是从新的视角去理解制度变迁,并为决策提供新的方法。另一方面,多重路径依赖理论将具体制度变迁纳入到整个网络结构中进行考察,该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的单一路径分析模式,它在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础上,扩大了制度变迁路径的研究范围,拓展了制度变迁的发展轨迹,使路径创造成为可能,进而丰富了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的内容。第三,本文从博弈论角度探讨制度变迁主体之间建立合作博弈关系的可能性,并构建合作博弈模型进行深入分析。该方法一改传统对立的分析思路,在变迁主体相互依赖、协作互补的网络结构基础上,指出三元主体的合作博弈能够平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个体三者的利益冲突,通过共同决策选择协商一致的行动策略,可以使每个主体获得比非合作博弈更多的收益。这种建立在合作博弈关系基础上的决策分析为制度变迁主体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它摒弃非合作博弈视角下三者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分析模式,建立三者共同收益最大化的博弈目标,从而为我们在制度变迁决策中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提供理论依据。而本文构建的单阶段及多阶段合作博弈模型,也拓展了制度变迁主体决策行为的分析方法,其结论为我国政府制度改革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因素,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意义。
中川淳司,朱晓丹[5](2011)在《中国的产业政策与WTO法》文中认为如何协调国内产业政策与WTO法之间的矛盾是WTO新成员面临的挑战。WTO法是否真的忽视了一些新成员的发展诉求?是否应当为发展中国家"松绑"?本文以中国汽车产业政策为例,分析了中国入世后如何重新制订汽车部门的产业政策,以协调国内汽车产业政策与WTO法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新成员应当在现行的WTO规则和其入世具体承诺的约束之下重新制订其国内产业政策,而不赞同为发展中国家放宽WTO法的主张。
徐秉金[6](2012)在《入世十年与中国汽车产业》文中研究指明入世和中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二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谈中国入世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关系,先必须要搞清楚几个问题。第一是入世前中国汽车工业的基本情况;第二是入世与中国汽车产业之间有什么关系;第三是入世后中国汽车产业的现状;只有了解清楚了这几个问题,谈入世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关系才有意义。
高潮[7](2011)在《中国入世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五 入世十年:中国汽车加速驶向世界》文中认为从产量200万辆到1800万辆,从世界排名第8位到世界第一产销大国,中国汽车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而这十年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十年。十年前,中国入世谈判时最担心的产业之一是汽车业;十年后,变化最大、成绩最为辉煌的产业还是汽车业。"汽车!汽车产业当时是被认为难度最大的,但在入世后,汽车行业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好处却是最大的,最直接的。过去我们还没有这个意识,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效果很难立竿见影的体现出来,但恰恰汽车行业做到了这一点。"当记者问及"入世后中国哪些产业变化最大时?"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脱口而出。
师建华[8](2009)在《我国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与产业安全问题分析》文中提出
瞿宛文[9](2009)在《超赶共识监督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模式——以汽车产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国汽车(轿车)产业在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及其产业政策沿革为例,探讨中国产业政策之模式。汽车产业政策在过去三十年来持续演变,政策质量多不理想,中央政策单位无法与企业部门信息互通,政策拟定上常难以适应市场状况,各地方也多各行其是。不过这也形成实验空间,事后各地不同结果可能被择优选用,作为下一波政策修订的依据。政策的改进有赖于各方对追求中国长期发展具有高度共识,超赶西方成为检验政策成效的有效准则。此模式下中央成为竞争平台,各方博弈在超赶共识下,逼使中央不断修改政策采纳胜出的模式。
孔宪丽[10](2008)在《转型期的中国工业增长及其结构性特征 ——基于投资、能耗、利润率及景气波动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本文以我国工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多角度对转轨时期我国工业增长及其部门内部的结构性特征进行了分析,主要的内容如下:(1)利用HP滤波对我国工业及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较为关注的10个主要工业行业投资的增长趋势和波动进行了分解,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业部门及各工业行业投资增长波动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工业及10个主要工业行业投资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及短期市场波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2)利用Panel Data模型从竞争程度、资本密集度、规模经济和对外贸易程度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开放条件下我国工业部门绩效的变动机制及其结构性特征;(3)从中观层面对我国工业部门及其内部不同能耗特征的各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变动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的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不仅研究了能源价格及技术进步对我国工业行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影响,还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在影响因素中考虑了高耗能产品出口贸易结构、产权结构以及能源替代等重要因素;(4)利用VAR模型对我国典型的高能耗工业行业——钢铁工业的具体能耗变动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具体实证分析;(5)通过构建我国装备制造业、钢铁工业及汽车工业的景气指数对这三个主要工业部门或行业的景气波动特征。
二、入世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中美贸易失衡成因的研究 |
1.3.2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依据 |
1.3.3 贸易失衡、产业冲击与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研究 |
1.3.4 现有文献述评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技术路线图 |
1.5 研究方法、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数据资料的取得及论文可行性 |
1.6 拟创新点 |
第2章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
2.1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 |
2.1.1 中美贸易失衡主要来自制造业 |
2.1.2 中美代表性产业的选取依据 |
2.2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现状 |
2.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差额整体呈上升态势 |
2.2.2 中美产业贸易差额占中国全球同类贸易差额的比重保持平稳 |
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
2.3.1 美方统计口径对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存在严重高估 |
2.3.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加剧了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 |
2.3.3 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逐步上升,美国逐步下降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结构性冲击的分析 |
3.1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影响 |
3.1.1 美国代表性产业产出的现状 |
3.1.2 贸易与产出模型 |
3.1.3 实证分析 |
3.2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影响 |
3.2.1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的变化分析 |
3.2.2 美国代表性产业利润的变化分析 |
3.2.3 中美代表性产业贸易失衡与产出利润的关系 |
3.3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影响 |
3.3.1 美国代表性产业就业的现状 |
3.3.2 贸易与就业模型 |
3.3.3 实证分析 |
3.4 中美贸易失衡对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影响 |
3.4.1 美国代表性产业工资的现状 |
3.4.2 贸易与工资模型 |
3.4.3 实证分析 |
3.5 中美贸易中的典型产业案例分析 |
3.5.1 中美钢铁贸易与产业竞争 |
3.5.2 iPhone手机全球价值链与中美贸易失衡 |
3.6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产业冲击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与日美贸易失衡的对比分析 |
4.1 日美贸易摩擦的简要回顾 |
4.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2.1 日美汽车贸易差额是双方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 |
4.2.2 日美汽车产业贸易以直接竞争为主 |
4.2.3 日美汽车产业竞争与“自愿出口限制” |
4.3 日美半导体产业贸易失衡与产业竞争 |
4.3.1 日美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4.3.2 日美半导体协定与美国竞争力的恢复 |
4.4 中美贸易失衡的本质异于日美贸易失衡 |
4.4.1 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时中日所处的产业发展阶段不同 |
4.4.2 中日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不同 |
4.4.3 贸易失衡对美国产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
4.4.4 美国对于中日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 |
4.4.5 美国对中日的出口管制程度不同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1 美国产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1 美国企业界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1.2 产业利益集团对中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的态度 |
5.2 美国产业界态度影响下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演变 |
5.2.1 美国产业界影响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路径 |
5.2.2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3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2.4 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1.1 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
6.1.2 美国宣扬的“产业冲击”并非基于产业严重受损的事实 |
6.1.3 日美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本质异于中美 |
6.1.4 贸易失衡与“产业冲击”是美国对华贸易政治的托辞 |
6.2 政策建议 |
6.2.1 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 |
6.2.2 积极应对美国以贸易失衡和“产业冲击”为由制造的摩擦 |
6.2.3 做好应对美国金融战的准备 |
6.3 研究局限与进一步工作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制度变迁三元主体合作博弈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三元主体博弈概述 |
1.1三元主体及目标利益 |
1.1.1中央政府 |
1.1.2地方政府 |
1.1.3微观个体 |
1.2三元主体的利益冲突 |
1.3三元主体的利益融合 |
1.3.1地方政府是三重目标利益的集合体 |
1.3.2人民利益是三者利益的归宿点 |
2三元主体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 |
2.1多阶段重复博弈框架下的合作博弈问题 |
2.2合作博弈新增收益分析 |
2.2.1中央政府 |
2.2.2地方政府 |
2.2.3微观个体 |
2.3三元主体合作博弈的描述模型 |
2.3.1单阶段合作博弈的描述模型 |
2.3.2多阶段合作博弈的描述模型 |
3中国汽车产业变迁的案例研究 |
3.1入世后汽车产业投资政策的合作博弈分析 |
3.1.1政策产生的背景 |
3.1.2三元主体的博弈行为分析 |
3.1.3三元主体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 |
3.1.4数据例证 |
3.2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的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 |
3.2.1三元主体重复合作博弈关系的形成 |
3.2.2重复合作博弈给三元主体带来新增收益 |
4结论 |
(4)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问题提出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1.3.1 复杂网络理论的研究综述 |
1.3.2 网络效应的研究综述 |
1.3.3 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综述 |
1.3.4 制度博弈论的研究综述 |
1.3.5 制度变迁中政府行为的研究综述 |
1.3.6 研究文献总结 |
1.4 论文结构安排 |
1.5 研究方法 |
1.6 可能的创新和研究展望 |
1.6.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6.2 研究展望 |
2 制度网络结构及其层次性 |
2.1 制度结构的理论综述 |
2.2 制度网络结构的构成 |
2.2.1 节点制度 |
2.2.2 连接制度 |
2.2.3 连接制度的测度 |
2.2.4 节点制度与连接制度的比较 |
2.2.5 制度网络结构的形态 |
2.3 制度网络结构的模型 |
2.4 制度结构的层次性 |
2.4.1 制度结构演化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2.4.2 制度结构作用形态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2.4.3 制度结构派生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2.4.4 制度结构网络角度的层次性分析 |
2.5 本章小结 |
3 “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 |
3.1 网络效应的含义 |
3.2 “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的提出 |
3.2.1 互动效应 |
3.2.2 倍增效应 |
3.2.3 衍生效应 |
3.3 “制度网络结构效应”假说对碎片化治理模式改革的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4 制度网络结构变迁的两个特征 |
4.1 协同式制度变迁 |
4.1.1 制度变迁概述 |
4.1.2 制度网络结构中的制度变迁 |
4.1.3 协同式制度变迁的机理分析 |
4.1.4 协同式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
4.2 多重路径依赖 |
4.2.1 路径依赖的理论述评 |
4.2.2 制度网络结构中的多重路径依赖 |
4.2.3 多重路径依赖对传统路径依赖理论缺陷的弥补 |
4.3 本章小结 |
5 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及特征 |
5.1 制度变迁主体概述 |
5.2 制度变迁主体的网络结构及其特征 |
5.2.1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构成 |
5.2.2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特征 |
5.3 三元制度变迁主体的特征分析 |
5.3.1 中央政府 |
5.3.2 地方政府 |
5.3.3 微观个体 |
5.4 本章小结 |
6 制度变迁三元主体的合作博弈 |
6.1 制度变迁主体的博弈研究概述 |
6.2 三元主体的博弈分析 |
6.2.1 三元主体的目标利益分析 |
6.2.2 三元主体的利益冲突 |
6.2.3 三元主体的利益融合 |
6.3 三元主体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 |
6.3.1 多阶段重复博弈框架下的合作博弈问题 |
6.3.2 合作博弈新增收益分析 |
6.4 三元主体合作博弈模型 |
6.4.1 单阶段合作博弈模型 |
6.4.2 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模型 |
6.5 本章小结 |
7 入世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变迁案例 |
7.1 入世后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状况概述 |
7.1.1 汽车产销量节节攀升 |
7.1.2 外资大举进入我国市场 |
7.1.3 国内自主品牌开始涌现 |
7.1.4 家庭轿车成为市场主力 |
7.2 入世前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变迁历程 |
7.2.1 入世前汽车产业政策概述 |
7.2.2 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概述 |
7.3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网络结构分析 |
7.3.1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网络结构的构成 |
7.3.2 汽车产业政策网络结构的层次性 |
7.4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网络结构效应分析 |
7.4.1 汽车产业政策的互动效应 |
7.4.2 汽车产业政策的倍增效应 |
7.4.3 汽车产业政策的衍生效应 |
7.5 入世后汽车产业投资政策产生的合作博弈分析 |
7.5.1 政策产生的背景 |
7.5.2 三元主体的博弈分析 |
7.5.3 三元主体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 |
7.5.4 数据例证 |
7.6 入世后汽车产业政策的多阶段重复合作博弈分析 |
7.6.1 三元主体重复合作博弈关系的形成 |
7.6.2 三元主体重复合作博弈的新增收益 |
7.7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制度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1 制度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 |
8.1.2 制度网络结构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
8.2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2.1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 |
8.2.2 制度变迁主体网络结构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中国的产业政策与WTO法(论文提纲范文)
引 言 |
一、 产业政策及其主要的政策工具 |
二、 中国入世前的汽车产业政策 |
1.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汽车产业政策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 |
2. 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 |
3. 1993年初至2001年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 |
三、 WTO体制下中国汽车部门的产业政策 |
1. 2004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
2.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与WTO法的相符性:中国汽车零部件案 |
结 论 |
(6)入世十年与中国汽车产业(论文提纲范文)
一、入世前世界汽车工业与中国汽车工业的基本情况 |
二、入世谈判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关系 |
1、入世与中国汽车产业大发展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它们之间是平行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 |
2、将汽车产业列入“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是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 |
3、要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保护我们的利益, 而不是将其作为套住我们手脚的枷锁。 |
4、正确认识入世后, 中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因。 |
三、入世后中国汽车产业现状及发展前景 |
四、前景展望 |
(8)我国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与产业安全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入世”前夕, 人们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普遍担忧 |
2 “入世”后, 我国汽车工业取得长足发展 |
2.1 汽车工业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
2.2 汽车工业产出能力大幅增加 |
2.3 汽车工业对外贸易迅速上升 |
3 我国汽车工业“入世”以来快速发展的原因分析 |
3.1 “入世”坚定了改革开放方向, 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
3.2 “入世”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了更大的机会 |
3.2.1 “入世”扩大了中国汽车业的发展空间 |
3.2.2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汽车市场规模骤然扩大 |
3.2.3 外资进入使市场更加开放, 推动了产业投资和行业信心 |
3.2.4 汽车工业产能迅速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突破性进展 |
3.2.5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法规提供了良好发展环境 |
3.2.6 汽车准入制度的放宽和使用环境的改善为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 |
3.2.7 汽车产品及服务水平的提高, 使汽车市场迎来消费膨胀 |
3.2.8 中国成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和产业转移的目标 |
4 汽车行业产业安全问题日渐凸显 |
4.1 产业控制力弱 |
4.1.1 跨国公司通过品牌控制合资企业 |
4.1.2 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和技术控制合资企业 |
4.1.3 中方在合资合作过程中的地位有被进一步削弱的危险 |
4.2 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 企业集团竞争力不足 |
4.3 本土企业后劲乏力, 产品结构调整相对滞后 |
5 尽快制定中国汽车产业安全战略 |
6 汽车产业安全措施建议 |
6.1 制定政府政策促进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建设 |
6.2 改革创新体制 |
6.2.1 构建汽车产业自主创新体系和汽车行业公共技术平台。 |
6.2.2 制定有利于创新的考核标准和评价机制。 |
6.2.3 构筑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战略联盟。 |
6.2.4 鼓励中国汽车零部件与汽车企业建立新型配套关系。 |
(9)超赶共识监督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模式——以汽车产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一、 前 言 |
二、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
三、 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演变 |
(一) 以合资为主的进口替代 |
(二) 提升国际竞争力——引入更多外资 |
(三) 合资或自主开发 |
1. 自主开发厂商之出现 |
2. 关于自主开发政策之争议 |
3. 修改政策 |
四、 中国汽车产业政策之模式 |
(一) 巴西经验比较 |
(二) 韩国模式 |
(三) 中国模式特色 |
1. 表现标准 |
2. 分权与镶嵌自主性 |
3. 博弈与检验标准 |
(四) 产业政策的成效 |
1. 产业政策无效论 |
2. 超赶共识监督下的产业政策模式 |
3. 增长与超赶共识 |
4. 模式的适用性 |
5. 崩溃论 |
五、 结 论 |
(10)转型期的中国工业增长及其结构性特征 ——基于投资、能耗、利润率及景气波动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前言 |
第一章 引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第二节 工业结构研究的国内外进展及文献综述 |
第三节 论文的结构安排 |
第二章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及工业结构的阶段性变化 |
第一节 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
第二节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结构的阶段性变化 |
第三节 现阶段中国工业结构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工业投资增长波动及其结构性特征 |
第一节 我国工业部门及主要工业行业投资增长波动的现状 |
第二节 误差修正模型及企业投资决定模型 |
第三节 我国工业及主要行业投资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四节 我国工业及主要行业投资增长短期波动的成因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开放条件下我国工业部门绩效变动及结构特征 |
第一节 开放条件下我国工业部门的绩效变动及其结构特征 |
第二节 行业绩效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及基本模型的建立 |
第三节 中国工业部门绩效影响因素及其变动的实证分析 |
第四节 入世前后工业部门绩效影响因素变动的结构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工业部门能源消耗强度变动机制及其结构特征 |
第一节 中国工业部门内部各行业能源消耗强度的变动特征 |
第二节 中国工业行业能源消耗强度模型的建立 |
第三节 中国工业行业能源消耗强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第四节 我国钢铁工业能源强度变动机制的实证分析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工业主要部门或行业景气波动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景气指数分析方法简介 |
第二节 我国装备制造业景气波动及其成因的实证分析 |
第三节 中国钢铁工业景气波动的实证分析 |
第四节 中国汽车工业景气波动的实证分析 |
第七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第二节 本文的创新点 |
第三节 政策建议 |
第四节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其他成果 |
后记 |
摘要 |
ABSTRACT |
四、入世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结构性冲击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D]. 周金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2]中国汽车40年 下篇[J]. 崔月姣,曾越洋,崔静波. 中国机械(汽车世界), 2018(07)
- [3]制度变迁三元主体合作博弈问题研究[J]. 李怀,时晓虹. 天津商业大学学报, 2015(02)
- [4]基于网络视角的制度结构及制度变迁主体研究[D]. 时晓虹. 东北财经大学, 2014(06)
- [5]中国的产业政策与WTO法[J]. 中川淳司,朱晓丹. 国际经济法学刊, 2011(04)
- [6]入世十年与中国汽车产业[J]. 徐秉金. 时代汽车, 2012(Z1)
- [7]中国入世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五 入世十年:中国汽车加速驶向世界[J]. 高潮. 中国对外贸易, 2011(07)
- [8]我国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与产业安全问题分析[J]. 师建华. 汽车工业研究, 2009(05)
- [9]超赶共识监督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模式——以汽车产业为例[J]. 瞿宛文. 经济学(季刊), 2009(02)
- [10]转型期的中国工业增长及其结构性特征 ——基于投资、能耗、利润率及景气波动的实证分析[D]. 孔宪丽. 吉林大学, 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