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社会存在——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社会存在”范畴

一、重申社会存在——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社会存在”范畴发微（论文文献综述）

张起梁^[1]（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郗戈^[2]（2019）在《思想史视域中的《资本论》“存在论革命”》文中指出从西方思想史来看,马克思在黑格尔之后开辟了不同于尼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实现了"存在论革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根本上转换了哲学的问题视域与思维方式,超越了关于"存在一般"的形而上学探究,直接追问社会历史存在物的特定存在方式问题,提出了一种关于现代世界的存在方式、生成方式与超越方式的"新存在论"。这种新存在论构成了《资本论》的新哲学建构的理论根基。《资本论》揭示了现代世界的特有存在方式:资本逻辑统摄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产生出普遍的物象化效应。《资本论》揭示了现代世界的特有生成方式,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物象化结构的生成过程。《资本论》提出了"现存世界的存在方式何以能超越"的问题,其具体体现是追问人类解放何以可能,并提出遵循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来寻求内在超越。

甘子成^[3]（2019）在《基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是关于人类精神生产实践规律的科学总结,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对人们的精神生产实践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具有实践性、人本性、自由性、观念性和创新性,体现出精神生产实践的普遍特征,是精神生产实践的具体形态之一。在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以及迫切需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维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探究和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尝试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文献研究、社会实践调查、定性分析和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该论题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是本论文的理论基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近代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精神生产理论是最先系统化的精神生产理论。但是,它们都明显存在着片面化、绝对化的缺陷。其中,近代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中的精神生产理论只是从物质生产、财富增长的角度分析精神生产实践,存在“见物不见人”的不足;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精神生产理论只是从人的本质发展的角度探索精神生产实践,存在“见人不见物”的不足。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社会急剧变迁和弊端明显暴露的背景之下,以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立足点,对过去的思想材料进行批判地吸收,既从物质生产角度又从人的发展角度进行探索分析,构建起了系统的、科学的精神生产理论。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确定了精神生产是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形式,是人类重要的认识活动,是人类本质属性的根本体现;表明了精神生产是社会全面生产的子系统之一,与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紧密相联系,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不断运行的过程,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构体系;阐释了精神生产具有以社会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为中心的形态范畴。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具有方法论的本质,对于人们解决精神生产实践的问题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为方法依据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精神生产问题,同时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向前发展,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具体应用是本论文的落脚点,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但是他们对古代文学、史诗、诗歌、音乐、戏剧、绘画、宗教、习惯和风俗等的探讨,实质已经涉及到了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能够给予人们物质支持和为人们提供精神养分,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对其传承和发展进行研究。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属于精神生产的具体形态范畴之一,它体现出精神生产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特点,体现出精神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目标的特点,体现出与精神生产的观念性、自由性和创造性具有相互契合的特点,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分析和指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存在可行性和必要性。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作为基础,可以把握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具有以环境基础为依托、以社会力量为驱动、受自内生力量作用的历史合力系统;可以充分肯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具有促进物质发展、精神发展和人的发展等多维的社会价值;可以深刻洞悉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受环境变迁、社会作用力变化以及自身局限性制约的挑战;可以收获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应该遵循精神生产规律的方法启示。

程远^[4]（2018）在《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与当代中国美育建设》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的美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新科技革命与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过去的美育观念已不能完全支撑起时代的需求。因此,构建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美育观,并以此指导美育建设成为一个新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作为中国美育建设的理论基础,必然承担起了这一使命。源于此,本文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马克思主义美育观进行全方位的梳理,通过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论述,与时俱进的呼唤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美育观。以此美育观为根底,以当代中国美育发展的现状为依据,又为新时代急需呼唤的美育建设提供了理念、宗旨与对策的支撑。在此,本文将构架三个部分开展这一研究:第一部分是概念和理论的梳理与阐释。第一章为序论。第二章着重探讨了美育与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对史实与史料的细致考证,对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意涵进行了界定,从而明确了研究场域、划定了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论文的第三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学理意蕴。从存在领域、哲学基础和三个维度进行学理化的整理,以此得出马克思主义美育观的理论内核。论文的第二部分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中国化的历程进行梳理。在详尽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育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之后,着重对美育观发展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观进行解读。通过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观的内涵与逻辑,归总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美育建设的新要求,从而以更加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美育建设。第三部分是第五章和第六章。通过对当代中国美育建设的环境、队伍、内容、管理四个方面的现状进行考察,找出其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美育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当代中国美育建设的实施原则与对策。以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育建设的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赵华飞^[5]（2018）在《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文中认为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学说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此,可以把“现实的人”概念理解为马克思学说的主体概念。马克思之所以高频率地使用“现实的人”概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用“现实的人”概念彻底瓦解以往一切思辨哲学之“抽象的人”概念;二是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现实命运,为现实中一切被压迫、被奴役、被专制统治的人探寻走向幸福之路的现实可能性。本文以“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为题,企望通过深入考察和分析马克思的这一概念,来深入理解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精神,进而强调“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才是马克思学说的中心主题。为此,本文将立足马克思的主要文本,深入分析这些文本中与“现实的人”概念相关的主要论述、思想和观点,来考察马克思的“现实的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指向。正文分为四章,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第一章考察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费尔巴哈渊源。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是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直接来源。深入考察和分析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是准确理解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基础。现实性是费尔巴哈学说中“人”的概念的根本特性,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就是“类”的存在物和对象性的存在物。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是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这一概念的价值旨趣就在于彻底取消和否定一切抽象的人性观念,而倡导以“现实的人及其本质”为其新哲学的研究对象。通过认真分析和考察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可以发现,他的这一概念带有浓厚的抽象色彩,具体表现为非辩证性、非实践性和超历史性。因此,要从费尔巴哈这个具有浓厚的抽象色彩的“现实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现实的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这项杰出的工作正是由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及之后的主要理论着作中完成的。第二章深入考察和分析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的生成逻辑。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经历了孕育、基本形成和深入发展三个时期。这一概念的孕育时期是从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到与恩格斯合撰《神圣家族》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着作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从作为“抽象的人”概念之“自我意识”转向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的发展历程。这一概念的基本形成时期是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哲学的贫困》,这一时期的着作充分反映了与这一概念相关的如下主要内容:马克思完全走出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的窠臼,将“现实的人”概念建立在唯物史观和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之上。这一概念的深入发展时期是自《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至《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着作充分反映了马克思在对现实中的各种革命斗争运动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客观规律的考察和分析中不断丰富了“现实的人”概念的基本内涵的发展过程。这三个历史时期相对完整地勾勒出了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发展的历史轨迹。第三章阐发马克思“现实的人”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其一,“现实的人”是“实践的人”。现实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其从事改造对象性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的根本动力。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生成了人本身。物质实践活动是现实的人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实践性是“现实的人”的总特征。其二,“现实的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成、活动和发展的人。社会性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属性。其三,“现实的人”是“历史的人”。“现实的人”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即在一定的历史中活动和发展的人。“现实的人”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与变迁的现实主体。历史性是“现实的人”的重要特征。总之,“现实的人”正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并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活动的人。这三个内涵构成了马克思学说中“现实的人”的基本内涵。第四章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价值指向。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是奠立在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状况、历史过程的充分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现实命运是马克思这一概念的理论品质。寻求实现现实中每个个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这一概念内在包含着的根本价值指向。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以深入理解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理论贡献为视角,深入发掘费尔巴哈的哲学为何能够成为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核”的重要依据。其二,比较全面地展现马克思“现实的人”概念形成的历史轨迹。其三,通过揭示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和价值指向,再次重申“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点、中心和归宿。

林海峰^[6]（2017）在《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普遍性范畴。但是,关于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研究一度被种种原因遮蔽起来,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研究。实际上,文化观点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问题的阐述在他的学说尤其是哲学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着述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论述,蕴含着如何认识文化的科学内涵、理解文化的原则、立场和方法等思想观点。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建构了一种人本属性的实践文化观。马克思实践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构成了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着特征之一。文化批判指的是在对文化本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把握的基础上,对体现为精神观念、人格结构或思维价值等形式的特定文化存在着的前提条件进行的一种认识、理解、阐释和评价。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指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关于文化批判的学说。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无一例外都以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来说明人类社会的丑陋与崇高社会现象,并且通过扬弃丑陋使人类获得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开展本论题研究,旨在立足于马克思经典着作文本,秉着忠实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态度,初步梳理出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脉络,并且希望通过现代诠释深入发掘其一些独特的价值启迪。为此,本文着重进行了以下探究:一是厘定了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概念及其一般原理。对马克思文化批判的基本概念进行初步界定;从马克思文本出发疏证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论述了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特征、本质及其一般原理。二是阐述了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文化渊源及历史生成。从文化角度分析了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产生渊源;探寻了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发展历程;根据马克思文化批判的焦点问题对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价值取向进行探析。三是诠释了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内容建构,主要包括: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多维解读;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发展指向等。四是揭示了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视角出发,从五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基线提供了价值选择;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发展逻辑;促成文化批判研究范式的转向及综合创新;推动了中国文化正义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立足实践关注人的生存和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文化批判的终极价值旨趣。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就是从文化是人的生存方式来考察人与文化的本质关系的,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各种文化异化形式是对资本主义真实本质的遮蔽,把文化批判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总体批判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异化产生的深层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从而指引无产阶级找到消除文化异化、实现人类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因此,马克思的文化批判思想对于解决当代世界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文化困境,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贾晓旭^[7]（2017）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女性生育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在身体与性别的特定语境中、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女性的生育观进行重新审视。这种审视的指向目标既有女性自身,也涵盖着男性、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全部历史,更包括着人类未来的价值取向和前进方向。现实的、具体的人作为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其所具有的特定性别往往被人所忽视。性别的差异不仅影响了社会分工,还致使当代中国女性在生育观上出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仅仅取决于个体的主观选择,而始终是取决于在社会实践中展开的、基于物质利益关系而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因此,想要研究中国女性生育观,就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产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生育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育政策重新进行认识和思考,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整合中国女性生育观的嬗变过程及当代中国女性生育现状,探析当代中国女性确立理性生育观的时代价值与阻滞因素,并在上述基础上寻找最终的解决之道。本文主要包括绪论（第1章）、正文（第2-6章）和结语（第7章）三个部分。具体如下:第1章,绪论。主要阐述论文的选题缘起及意义、评述当前研究现状、概述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在选题缘起及意义方面,指出女性生育不仅在构建人类历史中起到重要作用,还是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西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探讨女性主体性、阶级性、权力范式等问题时的核心关切。在国内外研究综述方面,对国内外关于生育观的相关问题进行总结、归纳,指出目前关于女性生育的理论探索局限于对生育观变动的理论体系阐释与预测生育行为的数据模型构建,并未触及到生育观的根本性问题。在研究方法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是进行本论文研究的灵魂和总的方法,贯穿整个研究的始终,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对策提供相结合。最后阐释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之处。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是运用唯物史观重新思考中国女性的生育观问题,这既是关系到能否在新的领域中贯彻唯物主义原则的根本性问题,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解放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第2章,女性生育观的概念界定及其理论依据。先是在结合多学科的相关知识基础上,定义生育观和女性生育观的概念和内涵,并厘清其与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然后分别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产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的生育观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育政策。首先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着作文本为依托,按照时间顺序挖掘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生产理论实质与内在逻辑,即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出人口再生产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人口再生产的过程受社会经济现实的发展水平所制约,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生产制度和人口规律也会大相径庭。然后从西方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女性生育,探寻其与马克思主义人口生产理论的联系与分歧;最后梳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育政策发展脉络,即中国政府通过实施法律政策,对击毁封建生育观、重建符合当时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新生育观,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第3章,中国女性生育观的历史嬗变。本章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生育观的嬗变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中国女性生育观所经历的由原始到现代的漫长的嬗变过程。这种嬗变不是经济唯物主义的移植,而是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推动下,上层建筑逐渐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在古代中国,囿于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使得对于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们的生育诉求,传统生育观由此而生;到近代以来,由于小农经济依然是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传统生育观仍有存在的经济基础,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和当时中国落后社会形态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通过对生育观的改良而得到解决;再到现代,新中国将女性从家庭的私人领域的困窘中解放出来,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改变女性的生育观,女性生育观开始实现现代转型。第4章,当代中国女性生育现状。本章尝试总结当代中国女性生育的现实状况,因为这是解决当代中国女性生育观问题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首先,从当代中国女性生育行为的表现来看,中国女性开始逐渐认同晚婚晚育、少生优育、男女平等的现代生育观,另一方面受城乡差别和地区发展不平衡、农耕生产方式差异、宗族文化的再度复兴等影响,使得传统生育观在一定范围内仍有着广泛而强大的根基。其次,生育率偏低、性别偏好严重与生育伦理问题频发是当代中国女性生育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最后,是当代中国女性生育问题的成因。无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还是传统男权制的惯性,其实质问题是在历史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两种生产”中的“人口再生产”的价值被无限地漠视与剥削。当生育从维系氏族存亡的角色退居到家庭私人领域中时,女性的价值自然也会随之被贬低和轻视。第5章,当代中国女性确立理性生育观的时代价值与阻滞因素。本章首先强调当代中国女性确立理性生育观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即有助于实现两性平等、有助于实现女性解放、有助于延续民族血脉。然后在此逻辑起点上探讨当代中国女性的生存现状,指出当代中国女性自身的变化与觉醒使得构建新的、适合人们身心需要的理性生育观成为可能。最后重点探讨了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女性确立理性生育观的阻滞因素:一是生育被“异化”,在人口再生产理论的语境下,利用唯物史观的“异化”概念从异化劳动是“物”的异化、异化劳动是自我异化、异化劳动是类本质的异化、异化劳动是人同人的异化四个方面论证女性生育如何被“异化”并与女性自身出现疏离;二是女性是“他者”,从近代以来兴起的“主体性”和“本质主义”角度出发探讨女性是“他者”的非正当性;三是从“社会性别体制”角度探寻传统社会性别体制如何使两性之间的生物差异转变为了社会差异,并通过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制度力量来维持这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第6章,当代中国女性确立理性生育观的路径选择。确立理性的生育观,需要公民、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第一是公民角度,根据唯物史观中对人口再生产的“生理素质”和“精神素质”的论述重新诠释了“生育优化”的科学内涵,指出“生理素质和精神素质”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也是决定人口质量的两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生育优化”的基本要求。第二是家庭角度,从法律和道德伦理两个层面论证了女性应该拥有生育自主权,并指出了女性在生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第三是国家角度,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指出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底层的变革具备天然的正当性和成功的可能性,因此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在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生命观教育,都可以通过对生育行为的适度调控达到使人口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目的。第四是社会角度,指出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和解决女性就业歧视是重塑整个社会还隐匿存在的重男轻女的生育观的根本解决之道。第7章,结语。通过对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女性生育观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一是提倡理性生育的前置条件是价值观预设问题。二是生育观是可以被塑造和影响的。三是指出以往把中国生育问题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力的低下”并倾向于使用经济理论解释人们的生育行为的思路所存在着的原则性问题。四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语境的影响,即使在当代,生育的决策权也并不完全取决于女性本人。

金永^[8]（2017）在《卡尔·洛维特论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诊断和批判》文中指出对韦伯与马克思关系的讨论不仅是社会学和哲学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是人们进行相关研究必须澄清的理论前提。尽管韦伯与马克思的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在洛维特看来,韦伯与马克思理论差异的背后恰恰暗含着两人学说的内在契合性,即对现代人的关怀。也就是说,韦伯以合理性概念为基点,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中现代人所陷入的“理性牢笼”,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为现代人寻求走出困境的“药方”;马克思以异化概念为切入点,重点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为现代人招致的“非人”境况,并以此为基点对资本主义社会加以剖析,以便为人类解放描绘蓝图。概而言之,洛维特所试图表明的是,韦伯论述合理性对现代人的宰制与马克思论述异化对现代人的支配具有殊途同归之效,即两者都折射出韦伯与马克思对人的解放问题的关注。因此,本文以洛维特对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问题域的分析为逻辑主线,剖析韦伯与马克思学说的差异性,并尝试在此基础上为两者“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李鹏^[9]（2014）在《马克思超越蒲鲁东的思想进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是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为线索,对马克思和蒲鲁东的主要思想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马克思对蒲鲁东超越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意义,从而展现出马克思在哲学上、经济学理论上、社会主义理论上超越蒲鲁东的过程。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思想经历了从接受到批判,进而在批判中实现对蒲鲁东的超越的历史进程。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系统地探究出马克思和蒲鲁东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多方面的关系变化,并总结出马克思超越蒲鲁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经济学理论、社会目标的差别,呈现整个超越进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本文第一部分是对蒲鲁东主要思想及其发展的梳理和分析。将蒲鲁东的思想发展进程分为四个时期：1840年之前、1840年到1846年期间、1846年《贫困的哲学》时期、1848年革命中及革命后,着重总结和概述蒲鲁东的思想在四个时期内思想发展的进程。1840年以前,蒲鲁东所具有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双重出身,蒲鲁东在宗教学校求学的这段经历,以及在里昂工人中获得的有关社会问题的经验对他的社会主义立场和哲学思想形成具有一定影响,这一时期蒲鲁东在着作《论通用文法》和《报考信—致贝桑松大学的先生们》中展现出了神学思维和唯心主义思想,并且提出了创立新的哲学体系的构想。1840年到1846年期间,蒲鲁东从法权角度对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和私有制进行了勇敢的批判,首次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带到了私有制的视域中来,并提出了“第三种社会形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此期间蒲鲁东的思想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贫困的哲学》的创作和发表时期,蒲鲁东在哲学上接受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并庸俗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一“新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理论体系,即“经济矛盾体系”。《贫困的哲学》的发表及其传播带来的不良影响加速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公开问世,更加坚定了马克思将唯物史观运用到具体科学领域（经济学）的发展道路。1848年大革命及其之后,蒲鲁东在唯心主义哲学和“经济矛盾体系”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提出了一系列小资产阶级改良计划,企图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这一系列计划包括：无息信贷、人民银行、社会清算等等,这凸显出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未超越空想。通过对蒲鲁东主要思想发展进程的整体剖析,全面展现蒲鲁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等,以及这些思想基础上蒲鲁东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式变化。尽管蒲鲁东和马克思在思想上存在殊异,但是在蒲鲁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以及对资本主义批判方式的演变过程中,蒲鲁东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蒲鲁东的思想演进过程是不容忽视的。第二部分是基于第一部分对蒲鲁东主要思想的梳理,立足文本,剖析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到大革命时期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发展,阐述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基础,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思想从接受到批判以及在批判中不断深化的过程。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特里尔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影响以及自由主义思想的熏陶,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学时期,马克思在对哲学的研究中经历了康德、费希特逐渐走向了黑格尔,虽然此时马克思还是青年黑格尔派,但是马克思提出建立新的哲学体系的构想,并在《博士论文》中表现出不局限于接受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而是始终用求真的科学精神去进行自己的哲学研究,试图冲破黑格尔哲学进行哲学变革。在马克思把蒲鲁东作为社会主义者接受时期,马克思通过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认识到在哲学领域对反动势力进行攻击和批判是不够的,应进入政治领域对国家制度进行攻击,在对当时各种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研习后,认为不能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武断地进行评论。随后,马克思汲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和市民社会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对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独立的研究,还基于异化劳动理论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评价,指出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超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范围,只是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次公开,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哲学上对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系列辩证法进行了批判考察,并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范畴理论和构成价值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揭露了蒲鲁东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小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大革命前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分析了蒲鲁东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和“空论”的社会主义,批判了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在《反思》中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究,揭示了蒲鲁东反对革命斗争的本质,指出蒲鲁东倡导的工业制度和人民银行计划只是采取和平改良主义的空想。第三部分论述了在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过程中,马克思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在这长达四十年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经济学理论逐渐成熟,从唯物史观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由异化劳动理论转变到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运动的把握,系统的阐述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同时,批判了蒲鲁东的经济关系起源学说、劳动货币理论、生产过剩的观点等。《1861-1863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成熟,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清算。马克思指出对蒲鲁东关于贷方货币的谬论泯灭了生息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一般资本运动的特殊形式的本质。在土地所有权和地租学说问题上,蒲鲁东直接接受了李嘉图的起源理论,完全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所有权所具有的特殊性。对于蒲鲁东所提出的无息信贷理论和工人不能买回自己所生产的产品的经济怪论,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不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更陷入了资本拜物教的假象,完全忽略生息资本运动的G-G’中的中介过程G-W-G’。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提出任何劳动必有剩余的定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过程指出蒲鲁东的这个观点是用庸俗经验主义的方法揭示劳动剩余的产生,将劳动剩余的产生归因于人类劳动的属性。第四章是从整体性上对马克思和蒲鲁东的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阐述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超越蒲鲁东的思想进程。分析马克思对蒲鲁东的哲学上的形而上学、庸俗政治经学和小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批判和超越。通过比较分析马克思和蒲鲁东解决社会问题的不同思想和道路,揭示蒲鲁东对马克思的思想的影响,最终全面展现马克思超越蒲鲁东的思想进程。

凌取智^[10]（2014）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基于时代顺应时代并超越时代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是基于时代的领导权，其根本宗旨是为了人的自由解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仅是政治领导权、经济领导权抑或文化领导权，而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社会现实总体领导权。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想表明，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不应仅仅是在思想观念领域内寻找，其根本的路径应该是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去把握。无论是一种思想、理论体系还是一种现实社会制度，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最根本的路径就在于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的支持来源于对于该种意识形态的认同，而认同最根本的在于基于该种意识形态的思想和制度对于人民群众利益的满足，而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是对于人自身的自由实现的需求。社会主义如何获得意识形态领导权就在于能否满足每个个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权力的切身利益和自由实现的需求。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人类自由解放的方向，对于未来的自由解放作出了深刻的具有时空穿透力的设想，确立了“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的目标理念；在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中，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的未来社会制度设计，并在批判现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专政、通过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消灭为少数人服务的虚假意识形态，从而走向没有专政和虚假意识形态的自由人联合的共产主义社会。本文第一章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条件、创立历程和基本内涵、逻辑结构、根本路径，重在说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是时代历史发展的产物，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并把握了和能够引领时代发展潮流的时代思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科学性在于其奋斗目标的崇高性和实现路径的现实可行性。本文第二、三、四章通过考察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现实实践和理论发展，重在说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时代穿透力和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至今在未来理想社会的理念设想、制度设计、观察世界的方法和劳动人民的立场等方面仍然占据着世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地位，引领着世界的发展潮流和人类解放进步的方向。

二、重申社会存在——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社会存在”范畴发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重申社会存在——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社会存在”范畴发微（论文提纲范文）

（1）《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思想史视域中的《资本论》“存在论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与当代中国美育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女性生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卡尔·洛维特论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诊断和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超越蒲鲁东的思想进程（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重申社会存在——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社会存在”范畴发微（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2]思想史视域中的《资本论》“存在论革命”[J]. 郗戈. 教学与研究, 2019(07)
• [3]基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研究[D]. 甘子成.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4]马克思主义美育观与当代中国美育建设[D]. 程远. 北京交通大学, 2018(12)
• [5]马克思的“现实的人”概念[D]. 赵华飞.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马克思文化批判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林海峰.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6)
• [7]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国女性生育观研究[D]. 贾晓旭. 吉林大学, 2017(11)
• [8]卡尔·洛维特论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诊断和批判[D]. 金永. 安徽师范大学, 2017(02)
• [9]马克思超越蒲鲁东的思想进程[D]. 李鹏. 河南大学, 2014(02)
• [10]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研究[D]. 凌取智. 苏州大学,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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