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要妄加批评同行的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黄小菊[1]（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认为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饶莹[2]（2020）在《《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文中指出本论文以“《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为论题,研究清代、民国时期的《长生殿》接受现象及其话语体系的演进规律。旨在探究自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生殿》问世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长生殿》在全本发行、选本辑刊、批评斠律、演剧清唱、剧本改编等多个方面的被接受情况,及其被接受进程中各方面话语体系的演进规律。第一章为《全本刊刻与〈长生殿〉之接受》。《长生殿》自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脱稿后,历经十余年,至康熙四十三年（1704）始刻成。郑振铎所藏《长生殿》康熙间稗畦草堂刻本一直被学界认作《长生殿》原刻本,吴梅旧藏本与国家图书馆所藏三种署有“本衙藏板”的《长生殿》刻本同属于《长生殿》原刻本,当中涉及洪昇自序撰写与落款时间、原刻本由何人主持刊刻、刘世珩重刻《长生殿》与吴梅旧藏本之关系等多个问题。《长生殿》清代刊本众多,随着清末版刻由传统雕版、活字印刷向近代印刷技术的转型,《长生殿》石印本、铅印本相继出现,直接促成了民国初年扫叶山房石印本以及之后民国年间新式标点排印本的出现。第二章为《选本流变与〈长生殿〉之接受》。清代戏曲选本总量比明代少,特别是清代中叶出现的钱德苍所编《缀白裘》收录宏富,把当时盛演于场上的折子戏大多收罗殆尽,因而后世新的戏曲文本选本并不多见。洪昇《长生殿》不仅有吴舒凫为之论文,且有徐麟为之乐句,又有赵秋谷为之订谱,因此而成一部文律双美之作。由于《长生殿》的依腔合律,自其问世之始便常演不衰,必然存在许多的梨园演出抄本,尤其是供舞台搬演之用传抄的曲谱,如殷溎深《长生殿曲谱》《异同集》《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等。除供梨园演唱的曲谱之外,亦存在供文人清唱之用的曲谱,如冯起凤《吟香堂曲谱》、叶堂的《纳书楹曲谱》等。第三章为《批评斠律与〈长生殿〉之接受》。清代康熙年间,文人墨客多以诗词这种带有较为明显的自发性与随意性的批评方式,对《长生殿》内容要旨、艺术风格及其创作原则等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方式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批评研究,且多以褒赞为主;雍乾以降,文人学者并非如康熙期间那样对《长生殿》一味揄扬,而是持肯否相间态度,并从各个角度对《长生殿》进行批评研究;民国时期,文人学者对《长生殿》批评研究尽管取得初步成果,但这种批评毕竟显得单薄,具有表层性与分散性之特征。笔者从清代、民国时期文人学者对《长生殿》批评之具体情形进行阐释,勾勒出文人学者接受之轮廓,深入理解不同历史时段文人学者接受之心态和审美取向。第四章为《演清唱剧与〈长生殿〉之接受》。有清一代,《长生殿》不仅一直以独特的舞台魅力常演不衰,其受众范围也涵盖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长生殿》在清朝时的舞台演出情况主要散见于文人们的笔记、诗文,进入民国后,有不少剧评呈现于报刊。笔者从《长生殿》的不同演出场所如在皇家宫廷、文人厅堂以及戏楼茶园甚至民间庙会的演出,不同类型的演出班社,如文人家班与民间戏班出发,论述演出场所与班社类型的不同对场上接受形式、接受群体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第五章为《剧本改编与〈长生殿〉之接受》。戏曲创作从案头到场上必然要经过删节改编,改编本身即是一种接受。此种接受方式与文本阅读方式不尽相同,其包含着对作品更多的把握、理解乃至再创造。在改编过程中,改编者必然要考虑到不同观众或读者之接受能力及接受心理。由于改编者不同的审美情趣,使改编呈现出较大差异性。笔者从清初至晚近以来文人与艺人的改编、昆曲与地方戏的改编切入,探讨同一时代不同身份的改编者对《长生殿》的接受情形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剧种之间的改编体现出各阶段个体之间接受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第六章为《〈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长生殿》的接受形态是在其生成的阶段性与接受的持续性两种特性交替杂糅之下逐步演进的。笔者从清初社会与《长生殿》演剧之祸、《长生殿》演出形态的转变两个角度,考察清代《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语境的演进;又从晚近时期《长生殿》刊印技术的转型、昆曲《长生殿》传承模式的新变以及晚清民国报刊媒介兴起之下的《长生殿》接受情形切入,探讨晚清民国时期《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语境的嬗变,进而论析《长生殿》在被接受进程中各方面话语体系的演进规律。
王岩[3]（2020）在《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文中指出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在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着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王廷法[4]（2020）在《明季巴蜀第一禅僧：聚云吹万广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聚云吹万禅师（1582-1639）,讳广真,俗姓李,僰道宜宾（今四川省宜宾市）人,对明末巴蜀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万历四十一年（1613）七月,吹万广真礼月明联池禅师出家受具,后游吴、越、闽、粤,还蜀后驻锡忠州聚云禅院。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去世,世寿五十八,僧腊二十七。吹万广真着述宏富,有《一贯别传》《古音王传》《恣夏草》《说乐正论》《文字禅那》《偏说九辩》《心经诠注》《居士颂》等二十多种。现存《聚云吹万真禅师语录》三卷,《吹万禅师语录》二十卷,《一贯别传》四卷,《古音王传》一卷,《释教三字经》一卷。《释教三字经》在禅林流传甚广。释至善《行状》、田华国《吹万禅师塔铭》、释自融《南宋元明禅林僧宝传》、释性统《续灯正统》载其生平事迹。吹万禅师一生足迹遍布四川、湖南、湖北、江苏、福建、广东等地,游方多处,于潇湘湖东禅院、巴台禅院、宝峰山云来禅院、兴龙禅寺、忠州聚云禅院等处开堂说法,开创了聚云禅派,中兴明末巴蜀佛教。吹万禅师的方外之交与其游方经历密不可分,形成了主要以“潇湘湖东禅院——平都地藏院——金陵之行——破山禅系——聚云禅系”为线索的几个交游中心。吹万禅师不同时期的游方、住持经历,见证其弘扬禅法的起伏,最终成为明季巴蜀一代宗师。吹万的方内之交多为抗清忠义之士,与忠州世家大族高、田二氏及马千乘、马祥麟、秦良玉等忠义之士互有往来。吹万广真身处明末动乱之际,援儒入释,保有忠义菩提的救世情怀,受到诸多忠义之士的钦仰。吹万禅师的禅学思想会通三教,思想来源广博,现存着作《一贯别传》保存了吹万禅师的主要禅学思想,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道德经》《南华经》《文始真经》等道教典籍及《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等多种佛经予以禅学解读,遵循三教“一贯传心”之旨,以一“心”会通三教,将儒家仁者心德、玄宗无为之道与释家空性相论,以三教合一的圆融之道宣畅居士佛教。吹万广真继承大慧宗杲看话禅的参悟之道,倡导“外净内禅”,在禅宗内部则倡“五宗兼备”,认为参禅一法贵在真参实悟,宣畅寻常日用的平常心之禅道。吹万广真传世着作除了保留吹万禅师上堂说法的语录之外,涉及诗、词、歌、赋、记、引、序、传及小说等多种文体,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吹万诗歌不但具有禅意、禅趣、禅理,亦与明末时局相关,体现了隐逸与忠义的双重主题,并体现了明代“真情”“真诗”的诗歌风貌。吹万禅师所撰佛化神魔小说《古音王传》是禅林小说的突出代表,不但蕴含深刻的禅理,启悟学人证禅,同时汲取明代小说的创作元素,以“奇”“幻”的叙事机制宣畅禅旨,是禅林小说的成熟之作,并在后世禅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吹万广真的文学思想承其“真参实悟”的参禅之法,认为“诗家法即禅家法”,并结合明末禅林现状,持动态的诗学观念,融合明代谢榛“兴、趣、意、理”的四格说,提出诗歌应具“大丈夫相”,表现出亦儒亦释的双重性,在出世、入世之间寻求平衡,体现了一代高僧大德的忠义菩提心。
孟凡明[5]（2020）在《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是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改革的政策文本。如何实现由作为政策文本的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转换为高中生发展核心素养,这一方面需要对学科核心素养的本质进行学理性分析,以期形成某些学术共识和共通话语,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学科核心素养教育的核心概念、目标、内容和实施做深入的理论分析,以期避免经验化理解的狭隘性。科学精神是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理性维度,尤其突出高中生公民教育的思想性,是培育其他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基础和思想保证。为此,本文从前提性分析、本体性分析和条件性分析三个层面来探讨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问题。第一部分探讨科学精神素养的内涵、要素和特点。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是指通过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内容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学习以及相关学科活动的参与,学生逐渐形成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思维,掌握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基于人民立场的集体主义,初步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科学精神素养所蕴含的正确价值观念,自觉践行集体主义是科学精神素养所追求的必备品格,形成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思维构成科学精神素养的关键能力,上述三者构成了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的基本要素。本文着重分析了科学精神素养的批判性、历史性、价值性。第二部分探讨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而认知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目标是科学精神素养教育具体目标的核心要素。根据2017年版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关于课程结构的规定,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课程内容可划分为必修课程内容、选择性必修课程内容和选修课程内容。必修课程内容集中体现在模块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模块4“哲学与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选择性必修课程内容集中体现在模块3“逻辑与思维”的辩证思维部分,选修课程内容集中体现在模块3“历史上的哲学家”。本文研究没有局限于课程标准相关表述,而是力图从内在逻辑及教学问题角度深入分析。第三部分从课堂教学与教师发展两个方面来探索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实施策略。在课堂教学策略方面,科学灌输马克思主义,引导高中生把握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遵循深度学习的教学要求,提升高中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构建对话倾听的师生关系,创建理性包容的教学氛围。本文提供了一则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课例——“文化创新的途径”教学设计,重点强调思辨性教学的重要性。在教师发展策略方面,高中思政课教师应该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也应该超越经验化教学定势,涵养教育理性思维。
王建军[6]（2019）在《朱熹孟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熹一生致力于《孟子》研究,其孟学着作很丰富,在长期的探索和思考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孟学体系,主要包括“义理”和“考据”两个部分。《孟子》对心性问题多有阐发,成为宋明理学的立论基础。朱熹集前贤之大成,巧妙地将佛、老思想与孟子心性学说相结合,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理学体系。朱熹的“理气观”、“性二元论”、“心统性情说”、“理欲观”、“格物致知论”等义理思想,并非一时形成,而是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这一点在其孟学着作中表现尤为明显。在理气观方面,至《孟子集注》、《孟子或问》时期,朱熹“理气不可分”、“理先气后”的思想已经形成。至《朱子语类·孟子》时,其理气观以“理气不可分”的思想为主,并从不同视角来深化这一思想,完善理气观。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最终以“心统性情”来阐释“心”、“性”、“情”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最初是由“心主性情”为发端,后逐渐转向“心兼性情”,这一理论的名称也经历了“心统性情”——“心主性情”——“心统性情”的变化。至《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时,“心统性情说”中的“心主性情”和“心兼性情”的双重内涵已经形成,但此时以“心兼性情”为主。在这一时期,“才情论”也初露其端,成为“心统性情”的一部分。朱熹至晚年时,“心统性情说”的双重内涵得到平等对待,“才”与“情”之间的关系也得到充分的阐释。自此,“心统性情说”已较为完备。在人性论方面,朱熹以“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性二元论来解释人性善恶问题,但这一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在《胡子<知言>疑义》和《孟子精义》时期,朱熹一方面批评胡宏“性无善恶”说,表明自己性善的人性立场,并首次在其人性论中提及“气禀之性”;另一方面则不断汲取张载、二程之说,为性二元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孟子集注》初稿和《孟子或问》时期,朱熹初步确立“天命之性善,气质之性恶”的思想,但此时受“理本论”思想的影响,并未将两性对立;至《朱子语类·孟子》时,朱熹受“理先气后”思想的影响,将性、理分作两截,“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形成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性二元论由此确立。在理欲观方面,朱熹早年受胡宏之说的影响,主张“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强调二者的同一性。至《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时,朱熹不再强调这一点,而是转向“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并从“义利”、“善恶”、“心正与否”、“修养工夫”等多角度论证这一问题,凸显“天理”、“人欲”的对立性。至《朱子语类·孟子》时,扩大理、欲对立的范围,同时,重新对“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进行申发,进一步完善了理欲观。在格物致知论方面,朱熹申发孟子思想,以“尽心”、“知性”、“知言”、“明善”,阐释“格物致知”的内涵。在《胡子<知言>疑义》时,朱熹开始关注“尽心知性”与“格物致知”的联系。至《孟子集注》、《孟子或问》时,朱熹不仅注重它们之间的联系,还强调“尽心”、“知性”的顺序,试图与“知至”、“物格”的顺序相应。同时,朱熹将“知言”、“明善”也纳入“格物致知”理论体系中,认为“知言”即“格物”,“明善”即“致知”,是“格物”的前提。朱熹至晚年时,一改前说,认为“尽心”并非“知至”,而是“意诚”;“知言”并非“格物”,而是“格物”的前提;“明善”并非“致知”,而是“格物致知”。在构建全新的“格物致知论”时,由其衍生的“知行观”也随之形成,大致经历了“先行后知”——“先知后行”——“先知后行”、“知行不可分”、“行重知不轻”的发展历程。朱熹释《孟》,运用全新的诠释理路,极具特色。朱熹采用“集注”体对《孟子》进行注疏,力图摆脱传统经注和义疏体束缚,在不失文本原意的前提下,注重义理诠释,带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在义理诠释的过程中,朱熹主动将原始儒学和理学进行融合,对《孟子》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创建了“新”孟学。正因如此,朱熹的孟学成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提高了孟子的地位,扩大了《孟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使《孟子》超子入经,将孟学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朱熹虽然注重义理诠释,但不废考据。对《孟子》中的字词音义、人物史事、典章制度均有一定考证。在文本考证方面,对“至大至刚以直养无害”和“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的断句考证较多;在人事史实方面,重点关注的是对史事的考证,具体包括:“瞽、象杀舜之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血流漂杵”之事、“《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及“齐伐燕”之事等;在典章制度方面,侧重考察“贡、彻、助”之法、“井田制”、“市廛而不征”、“班爵制度”等问题;在古礼方面,重在考证“士不见诸侯之礼”。在考证的过程中,朱熹广征博引,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的思想较为突出。然而,在义理学兴盛,考据学未兴的思潮下,其考据亦存在疏失,如“考证重复”、“考证不够严谨”、“考证不够全面深入”等,但这仍不能抹煞其在《孟子》考据学方面的成就。之后的学者沿着朱熹考证的内容和方法,不断深入和拓展,最终在清代使《孟子》考据学达到鼎盛。
俞灵灵[7]（2018）在《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司法裁判研究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59份判决书为样本》文中认为移动电商领域竞争模式的升级、一般条款的抽象性和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使得法官在裁判时难以沿用传统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裁判方式,难以用现有的具体规则去处理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实践中往往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因此,站在移动电商的大背景下,从判决书本身出发对上述司法难点进行甄别考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涉及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59份判决书为样本,从宏观视角对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从微观视角对裁判的现状进行探究,发现法官难以厘清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对竞争关系认定态度模糊,对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定存在疑问。而对竞争行为正当性判定存疑又具体表现为三点,一般条款适用泛道德化、说理论证两级分化及同等情形不同对待。在此基础上,本文探析了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官对法律的适用理论存在误读,一般条款本身的抽象性及道德性影响了法官理性审判,司法论证及配套机制的缺乏导致了法官难以寻得正义。经由剖析,本文分别从条文本身、法官本身及配套措施出发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即细化一般条款以遏制泛道德化现象;严格法律的适用程序和加强说理论证以约束法官审慎裁判;提升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级别、优化电子证据机制和建立案例族谱以弥补配套措施的缺失。我国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7年11月4日颁布,而本文的研究是建立在新法颁布前,法官对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审判是依托旧法来实现的。新法的颁布完善了旧法在新商业时代所暴露出的弊端。而本文通过判决分析提出针对性建议也与新法部分所修之处契合。
李玟兵[8]（2016）在《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自然观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自然观指涉了两个范畴的概念,一是自然实体意义上的自然观,文中指云南少数民族的神性自然观和物性自然观；二是自然非实体意义上的自然观,文中指云南少数民族的人性自然观。人们的自然观关涉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危机尽显的今天,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优化生存方式,可以从少数民族的自然观中得到启迪。云南少数民族从未远离过自然,他们与自然是亲融共在的,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有着独特的思想智慧。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是具有生态本原性的作品,它们是与云南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学,反映的是云南少数民族生命的自由样态和本真的生活世界,凝聚着民族的灵慧和精神。本文从生态学和生态批评的视角去梳耙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自然观,对遗失物质和精神双重家园的现代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对少数民族具有生态意识的自然观研究使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在新时期和新的理论视角下敞亮出了新的价值空间和意义。绪论首先论述了论题的缘起及意义,然后廓清“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概念,厘定“自然”和“自然观”的内涵,认为“自然”的内涵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一是指实体的自然,即自然物与自然环境；二是指非实体的自然,即哲学意义上的自然,指事物本来的样子、本性或自然而然。相应的,“自然观”的内涵也打破了以往对象性思维的认识局限,被拓展到了非对象性思维意义的“自然观”,即人顺应本性、不为外物所干扰、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这是本研究人性自然观部分具有创新意义的理论基点。最后,依次交代了论题的研究现状、理论背景、研究的对象、方法和路径。正文兼顾历时性和共时性,围绕着文学中的自然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梳耙,从实体自然和非实体自然的意义出发,全面考察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自然观,把研究对象和内容分为神性自然观、物性自然观和人性自然观三个部分。神性自然观部分以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具有神圣性、神秘性、权威性的自然为研究对象,梳理出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和于自然的自然崇拜和合于自然的图腾崇拜,它们是云南少数民族敬畏自然、崇拜自然的最早的自然观；物性自然观部分首先对云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史诗进行生态学解读,从中梳理出了云南少数民族初民们对宇宙、世界和自然万物的本体论认识,以及人源于自然的神话言说、具有进化论思想的自然观；然后又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物我关系梳理出了云南少数民族依存于自然的观念意识、个体自然上人与自然互渗、“谐振”的自然审美观、整体自然上天人合一的自然审美观以及爱护和尊重万物的生态伦理观；人性自然观部分从非实体自然的哲学意义——本然、本性和自然而然出发,详细论述了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人性自然下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意识和诗意生存状态,各少数民族在天、神、人一体和谐的美丽家园中,精神无所羁绊,敬畏生命,顺时而作,随时而歌。他们的人生是一种艺术的人生,一种生态审美的人生。结语部分总结了云南少数民间文学中的自然观,论述了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云南少数民族的自然观是他们生活世界里自然养成的生态生存智慧,是人与自然、社会、自身和谐一体的本真自然观,人与自然须臾不能分离的生态整体意识和人与自然和谐互渗的间性思想贯穿始终。在理论联系实际中,总括了云南少数民族自然观中的生态美,从审美的理路让我们重新感悟自然,回归自然；最后结合云南少数民族自然观中的生态思想为迷失物质和精神家园的现代人指出一条返乡之路。
杜卫东,周新京[9]（2014）在《江河水(上)》文中研究指明引子:神秘赌石人夜幕初降,西南边陲小城瑞丽宛如一位曼妙仙女。街灯渔火,是她衣裙上闪光的饰物;风动鸟鸣,是她即兴吟唱的美妙歌声。穿城而过的瑞丽江和陇川江,便是她身上银光闪烁的披锦,在水雾氤氲中显得飘逸而灵动。这里自清代,便是着名的宝石集散地。白天,云遮雾罩,翠绿醉人;到了晚上,在人来客往中又透出几分张扬和神秘。突然,一个中年汉子捂着眼从一家宝石店窜出,嘴里喊着,他娘的,太平世界,朗朗乾坤,怎么说打人就打人呀!话音未落,青衫平头、膀阔腰圆的两个伙计追出来,一左一右挟持住他。那汉子使劲挣脱,无
胡丹[10]（2012）在《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晚清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天下”正在经历颠覆性的变化，社会秩序面临瓦解，这迫使中华民族不得不重新寻找建构精神生活的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分子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当西方帝国借助坚船利炮闯入中国时，面对内忧外患，知识分子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中；他们以敏锐的触角，最先发现西方科技技术及思想文化的先进性，并试图对中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乃至文化体制进行改造；他们通过各种社会交往参与时政变革的议论，并对各种社会现实进行批评，其中就包括对媒介体制、媒介现象、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和媒介文化的批评。清末民初是我国现代意义上大众传媒的初兴时期，其自身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社会定位也不清晰，由此，新兴知识分子展开了对新兴媒介的批评；而现代报业与出版业又为媒介批评话语实践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公共平台与空间。知识分子对报刊的传播价值与功能进行了充分认识和肯定；对出版作品的质量问题、报界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钳制言论自由的媒介体制、帝国主义的新闻侵略，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在对媒介现实不断进行反思、干预的过程中，现代媒介批评逐渐走向独立、理性与职业自觉。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不但充分展示了我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轨迹，也鲜活而生动地展示了清末民初的时代风貌以及意识形态特征。本文通过媒介批评话语向媒介批评思想透视，发现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思想，不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文以载道”观念的浸润，也受西方新闻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呈现出中西批评理念融合的态势；知识分子不仅追求批评的职业自觉意识，同时也十分强调批评动机中“工具理性”的政治取向，这其实是矛盾的，但在“救亡图存”历史使命中，两种矛盾的批评意识被知识分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本文根据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梳理与解读清末民初发生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力图脉络清晰地展现出现代媒介批评的历史演变轨迹，并深入考察现代媒介批评思想的时代内涵。正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讲述相关研究背景、方法与概念，为媒介批评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撑；第二章主要分析清末民初的社会背景、媒介环境、批评生态，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并从宏观上介绍媒介批评的对象、平台以及外在语境。第三章全面梳理维新变法前后、辛亥革命前后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一方面展示现代媒介批评在蕴育时期、萌芽时期、自觉意识初步形成时期的主要概貌，另一方面总结现代媒介批评在各个时期的主要特点。第四章采取个案研究方法，选择清末民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对其重要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进行解读，以期深入了解清末民初时期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思想。第五章从宏观上整体把握现代媒介批评的文本特征及思想特征，同时理性分析现代媒介批评的进步作用与时代局限。结语部分简略论述中国台湾与大陆对现代媒介批评传统的不同继承方式，并且探讨了现代媒介批评实践与思想的深远影响。通过对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和思想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现代知识分子在媒介批评中不但持有理性反思与职业精神，同时也兼备“言论救国”的传统政治情怀；这种兼容开放、独立进取、守望正义的现代媒介批评优良传统与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值得我们当代媒介批评者学习、继承与发扬。
二、不要妄加批评同行的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要妄加批评同行的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2）《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 二、本论题概念及范畴的界定 |
| 三、研究现状及反思 |
|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五、研究方法与路径 |
| 第一章 全本刊刻与《长生殿》之接受 |
| 第一节 清代《长生殿》刊本及其流变 |
| 一、《长生殿》稗畦草堂原刻本新论 |
| 二、《长生殿》其他清代刊本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长生殿》刊本及其流变 |
| 一、贵池刘氏暖红室刻本 |
| 二、民国石印本 |
| 三、民国新式标点铅印本 |
| 第二章 选本流变与《长生殿》之接受 |
| 第一节 《长生殿》文本选本 |
| 一、《长生殿》剧选本 |
| 二、《长生殿》出选本 |
| 第二节 《长生殿》曲谱选本 |
| 一、《长生殿》格律谱选本 |
| 二、《长生殿》工尺谱选本 |
| 第三节 关于几种《长生殿》工尺全谱 |
| 一、《长生殿宫商全谱》与吟香堂《长生殿曲谱》 |
| 二、从殷溎深《长生殿曲谱》到《异同集》《昆剧手抄曲本一百册》 |
| 第三章 批评斠律与《长生殿》之接受 |
| 第一节 《长生殿》例言与序跋 |
| 一、《长生殿》例言与序文 |
| 二、《长生殿》跋文 |
| 三、《长生殿》曲谱序言 |
| 第二节 《长生殿》题词及散论 |
| 一、《长生殿》题词 |
| 二、《长生殿》其他散论 |
| 第三节 《长生殿》批语与斠律 |
| 一、吴舒凫论文 |
| 二、徐麟乐句 |
| 三、刘世珩按语 |
| 四、吴梅斠律 |
| 第四章 演剧清唱与《长生殿》之接受 |
| 第一节 从《长生殿》演剧之祸到演剧诗 |
| 一、关于《长生殿》演剧之祸 |
| 二、《长生殿》观演诗作 |
| 第二节 《长生殿》全本戏与折子戏的演出形态 |
| 一、《长生殿》全本演出 |
| 二、《长生殿》折子戏演出 |
| 第三节 文人曲家清唱《长生殿》 |
| 一、《长生殿》清唱与剧唱之关系 |
| 二、晚清民国文人曲家清唱《长生殿》 |
| 第五章 剧本改编与《长生殿》之接受 |
| 第一节 从洪昇《长生殿》到昆班梨园脚本 |
| 一、《长生殿》梨园本由来 |
| 二、以《缀白裘》与《审音鉴古录》为例 |
| 第二节 跨戏曲剧种之间的剧本改编 |
| 一、昆曲《长生殿》与其他剧种的融合 |
| 二、以川剧改编本《长生殿》为例 |
| 第三节 《长生殿》其他改易之作 |
| 一、《长生殿补阙》与《女弹词》 |
| 二、时剧《长生殿》与《后补长生殿》 |
| 三、顾履仁抄藏《新编长生殿》 |
| 第六章 《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 |
| 第一节 清代《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语境的演进 |
| 一、清初社会与《长生殿》演剧之祸 |
| 二、《长生殿》演出形态的转变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长生殿》接受形态及其语境的嬗变 |
| 一、《长生殿》刊印技术的转型 |
| 二、晚近时期昆曲《长生殿》传承模式的新变 |
| 第三节 近代报刊媒介兴起之下的《长生殿》接受 |
| 一、晚清民国报刊视阈中的《长生殿》曲论 |
| 二、旧戏论争与《长生殿》的继承和发展 |
| 结语 |
| 附录 :《长生殿》接受编年(1688-1949)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1.1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背景 |
| 1.1.2 本文特点及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3.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不同把握 |
| 1.3.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天人关系之不同理解 |
| 第二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学术特色 |
| 2.1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体现时代之思想 |
| 2.2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之推崇 |
| 第三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道”之异同及其意义 |
| 3.1 朱熹对“道”之理解 |
| 3.1.1 阴阳之气与自然秩序 |
| 3.1.2 “人之气”与“天地之气” |
| 3.2 伊藤仁斋对“道”之理解 |
| 3.2.1 对朱熹之“道”的批评 |
| 3.2.2 “道”至近至浅 |
| 3.2.3 “道”在人伦之间 |
| 3.3 丁若镛对“道”之理解 |
| 3.3.1 “道”是人伦之道 |
| 3.3.2 “天之主宰为上帝” |
| 3.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之“道”的意义指向 |
| 3.4.1 朱熹之道贯通天人 |
| 3.4.2 伊藤仁斋人伦之道关注人间 |
| 3.4.3 丁若镛天道尊崇“上帝” |
| 3.4.4 “道”决定三家学问底色 |
| 第四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理”之异同及其意义 |
| 4.1 朱熹对“理”之理解 |
| 4.2 伊藤仁斋对“理”之理解 |
| 4.2.1 对朱熹之“理”的批评 |
| 4.2.2 “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 |
| 4.3 丁若镛对“理”之理解 |
| 4.4 “理”为三家分歧之根本 |
| 第五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理解之异同及其意义 |
| 5.1 朱熹《孟子集注》的特点 |
| 5.1.1 朱熹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1.2 朱熹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2 伊藤仁斋《孟子古义》的特点 |
| 5.2.1 仁斋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2.2 仁斋对《孟子集注》之继承与反驳 |
| 5.3 丁若镛《孟子要义》的特点 |
| 5.3.1 丁若镛对《孟子》作者等问题之理解 |
| 5.3.2 丁若镛对《孟子》主旨之把握 |
| 5.4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孟子》诠释之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
| 6.1 朱熹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 伊藤仁斋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2.1 仁只是爱,不是理 |
| 6.2.2 “仁”只在人伦之间 |
| 6.2.3 仁是公共之爱 |
| 6.3 丁若镛对孟子仁说的理解 |
| 6.3.1 仁是“人伦之成德” |
| 6.3.2 仁成于行事之后 |
| 6.4 孟子仁说反映三家思想之异同 |
| 第七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性善说之异同及意义 |
| 7.1 朱熹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1.1 朱熹“性即理”的理论来源 |
| 7.1.2 朱熹“性即理”的主要内容 |
| 7.1.3 朱熹“性即理”的地位及意义 |
| 7.2 伊藤仁斋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2.1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理论来源 |
| 7.2.2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主要内容 |
| 7.2.3 伊藤仁斋“性好恶说”的意义 |
| 7.3 丁若镛对孟子性善说的理解 |
| 7.3.1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理论来源 |
| 7.3.2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主要内容 |
| 7.3.3 丁若镛“性嗜好说”的意义 |
| 7.4 孟子性善说全面反映三家学问之异同 |
| 第八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不动心”之异同及其意义 |
| 8.1 朱熹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1.1 “道义”是“不动心”的根本 |
| 8.1.2 “知言”即是“知道” |
| 8.1.3 “浩然之气”是“不动心”之襄助 |
| 8.2 伊藤仁斋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3 丁若镛对孟子“不动心”的理解 |
| 8.4 以孟子“不动心”蠡测三家儒学思想 |
| 第九章 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关于孟子仁政说之异同及意义 |
| 9.1 朱熹对孟子仁政说的理解 |
| 9.1.1 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 |
| 9.1.2 一正君心而国定 |
| 9.2 伊藤仁斋对孟子王道说的理解 |
| 9.2.1 “生生之德” |
| 9.2.2 “君为民之父母”与“与民偕乐” |
| 9.2.3 “慈爱为仁”与“仁政”说 |
| 9.2.4 仁斋论教育 |
| 9.3 丁若镛对孟子仁政的理解 |
| 9.3.1 举用贤才与理财丰产 |
| 9.3.2 教化与道心 |
| 9.4 以孟子仁政说管窥三家儒学思想 |
| 结语:中日韩三国《孟子》学研究及其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明季巴蜀第一禅僧：聚云吹万广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吹万广真生平考证 |
| 第一节 生平考述——明末巴蜀佛教第一人 |
| 一、夙结佛缘,出家受具(1582—1616) |
| 二、游方时期(1617—1624) |
| 三、住持忠州聚云禅院时期(1624—1638) |
| 第二节 吹万广真交游考述及影响 |
| 一、吹万禅师的方外之交 |
| 二、吹万禅师的方内之交 |
| 第三节 吹万广真《释教三字经》《示谶说》与明清“二道悟”之诤 |
| 一、吹万禅师《释教三字经》与天皇道悟 |
| 二、吹万禅师《示谶说》与马祖“五宗”说 |
| 第二章 吹万广真思想研究:三教合一与居士佛教的倡导 |
| 第一节 思想渊源 |
| 一、吹万思想的形成时期 |
| 二、吹万禅师思想着述 |
| 三、《一贯别传》与三教会通 |
| 第二节 吹万禅师《一贯别传》思想研究:儒宗 |
| 一、《易经》:天地之心与如来之藏 |
| 二、《学》《庸》:性觉妙明与明德同一 |
| 三、《论语》:天下归仁与正法眼藏 |
| 四、《孟子》:孺子之心与本来面目 |
| 第三节 吹万禅师《一贯别传》思想研究:玄宗 |
| 一、《道德经》:无为与空性 |
| 二、《南华经》:佛道归一 |
| 三、《文始真经》:无得与无相 |
| 第四节 吹万禅师《一贯别传》思想研究:释宗 |
| 一、《心经》:般若空观与无位真人 |
| 二、《金刚经》:云何应住与自识本心 |
| 三、《弥陀经》:一心不乱与理事相融 |
| 四、《四十二章经》:“命在呼吸之间”与“不可须臾离道” |
| 五、《佛说维摩诘经》:不二法门与曹溪指月 |
| 六、《楞伽经》:出佛身血与无明烦恼 |
| 七、《圆觉经》:圆无不觉与万物一府 |
| 八、《楞严经》:妙真如性与性外无物 |
| 九、《法华经》:开权显实与声色言语 |
| 十、《华严经》:一真法界与寻常日用 |
| 第三章 吹万广真的禅法及文学思想 |
| 第一节 吹万广真对临济禅法的革新与重构 |
| 一、从大慧宗杲“看话头”到吹万广真以儒、释、道之言为话头的变革 |
| 二、吹万广真“外净内禅”与晚明“禅净合一”模式的变革 |
| 三、从汉月法藏“○相”至吹万禅师“五宗兼备” |
| 四、吹万禅师对“寻常日用”与“真参实悟”的诠释 |
| 五、吹万禅法之旨归:平常心与佛祖相传之心 |
| 第二节 吹万广真文学思想研究:历史视域中的“文字禅” |
| 一、吹万广真对文字禅的继承与反拨:文字禅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 |
| 二、吹万禅师的动态诗学观 |
| 三、吹万广真的诗学主张:亦禅亦儒的双重性 |
| 第四章 吹万诗歌研究——真情与真诗:明诗本位论的一个尝试 |
| 第一节 明代禅林偈与诗的合流及其功用的泛化 |
| 一、偈与诗的合流 |
| 二、偈颂在明代禅林中功用的泛化 |
| 三、《吹万禅师语录》中偈与诗的合流 |
| 第二节 吹万广真诗歌体裁研究 |
| 一、五绝:丈室不增,诸天不减 |
| 二、七绝:游戏三昧 |
| 三、律诗:写禅林事,发世外情 |
| 第三节 隐逸与忠义:吹万广真诗歌的创作题材 |
| 一、僧俗交往诗 |
| 二、山居诗 |
| 三、怀古与抒情感怀 |
| 第四节 吹万的诗歌风貌及其诗学意义——真诗:浪漫主义的素朴表达 |
| 一、禅悦:浪漫主义的素朴表达 |
| 二、物像观照与情感映射:禅林与世俗双重衰落的气象 |
| 三、意境的营造:清寒意境的突破与“苦吟式”作诗法的转变 |
| 四、“响”:从“真情”到“大丈夫相” |
| 第五章 吹万广真《古音王传》研究 |
| 第一节 佛化神魔小说《古音王传》的创作成因及其影响 |
| 一、小说与禅的关系转变 |
| 二、僧人创作小说的发端及发展状况 |
| 三、创作原因蠡测 |
| 四、吹万《古音王传》之影响 |
| 第二节 《古音王传》的禅学指归——张伯端《悟真篇》对吹万禅师的影响与秤叟居士对《古音》的阐发 |
| 一、张伯端《悟真篇》对吹万禅师的影响 |
| 二、秤叟居士对《古音王传》的阐发 |
| 第三节 《古音王传》“奇”“幻”的叙事机制 |
| 一、创作渊源 |
| 二、叙事伦理:佛门善恶观与因果报应说 |
| 三、叙事结构:以双层结构为经,重叠式结构为纬 |
| 四、叙事风格:详赡、奇幻与讽刺 |
| 结论 |
| 附录:吹万广真年谱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研究述评 |
| (二)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目标和内容研究述评 |
| (三)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实施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概述 |
| 一、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的内涵 |
| (一)作为科学家专业素养的“科学精神” |
| (二)作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科学精神” |
| (三)作为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科学精神” |
| 二、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的要素 |
| (一)智育层面:关键能力 |
| (二)德育层面:必备品格 |
| (三)理想层面:正确价值观念 |
| 三、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的特点 |
| (一)批判性 |
| (二)历史性 |
| (三)价值性 |
| 第二章 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
| 一、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目标和内容确立的基本依据 |
| (一)促进新时代高中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迫切需要 |
| (二)提高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施水平的重要要求 |
| 二、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具体目标 |
| (一)认知目标: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
| (二)能力目标:描述、解释、选择和评价能力 |
| (三)价值目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三、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内容体系 |
| (一)必修课程内容:模块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模块4“哲学与文化” |
| (二)选择性必修课程内容:模块3“逻辑与思维” |
| (三)选修课程内容:模块3“历史上的哲学家” |
| 第三章 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实施策略 |
| 一、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课堂教学策略 |
| (一)坚持科学灌输马克思主义,引导高中生把握正确世界观和方法论 |
| (二)遵循深度学习的教学要求,提升高中生的理论思维能力 |
| (三)构建对话倾听的师生关系,创建理性包容的教学氛围 |
| 二、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的教师发展策略 |
| (一)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
| (二)超越经验化教学定势,涵养教育理性思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文化创新的途径”教学设计及反思 |
| 附录二 教育反思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6）朱熹孟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朱熹孟学着述概略 |
| 二、朱熹孟学研究现状 |
| 三、本选题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上编 朱熹《孟子》义理学 |
| 第一章 朱熹理气观 |
| 第一节 理气观概述 |
| 第二节 孟学理气观 |
| 第二章 朱熹人性观 |
| 第一节 心统性情论 |
| 一、“心统性情”说的发端——“心主性情” |
| 二、“心统性情”说的双重内涵——“心兼性情”和“心主性情” |
| 三、“心统性情”说的发展——“才情论” |
| 第二节 性二元论 |
| 一、性二元论的雏形 |
| 二、性二元论的初步形成 |
| 三、性二元论的正式确立及发展演变 |
| 第三节 性命观 |
| 第三章 朱熹理欲观 |
| 第一节 “理”和“欲”的内涵 |
| 一、“理”的内涵 |
| 二、“欲”的内涵 |
| 第二节 “理”和“欲”的关系 |
| 一、“天理人欲,同行异情” |
| 二、“天理人欲,不容并立” |
| 第四章 朱熹格物致知论 |
| 第一节 “格物致知”的内涵 |
| 一、“知性”与“尽心” |
| 二、“知言”与“明善” |
| 第二节 格物致知的延伸——“知行观” |
| 一、“知行观”概述 |
| 二、孟学中的“知行观” |
| 第五章 朱熹《孟子》义理学审视 |
| 第一节 朱熹《孟子》义理学成就 |
| 一、构建性二元论完善孟子心性学说 |
| 二、存理抑欲申发孟子理欲观 |
| 第二节 朱熹《孟子》义理学特色 |
| 一、凸显时代性 |
| 二、改造注疏体例 |
| 三、文本意义创生 |
| 第三节 朱熹《孟子》义理学影响 |
| 一、提高孟子地位扩大《孟子》影响 |
| 二、推动孟学发展 |
| 下编 朱熹《孟子》考据学 |
| 第一章 《孟子》文本考 |
| 第一节 训诂 |
| 第二节 校勘 |
| 第三节 辨识文义 |
| 第二章 人物史事考 |
| 第一节 考人物 |
| 一、考伯夷、柳下惠 |
| 二、其他人物考 |
| 第二节 考史事 |
| 一、考瞽、象杀舜之事 |
| 二、考“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 |
| 三、考“血流漂杵”之事 |
| 四、考“《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 |
| 五、考齐伐燕之事 |
| 第三章 典章制度考 |
| 第一节 田赋制度考 |
| 第二节 商业税制考 |
| 第三节 班爵制度考 |
| 第四节 古代礼制考 |
| 第四章 朱熹《孟子》考据学平议 |
| 第一节 朱熹《孟子》考据学特色 |
| 一、广征博引集众家之长 |
| 二、经世致用注重现实 |
| 第二节 朱熹《孟子》考据学疏失 |
| 一、重复考证 |
| 二、据己意断是非 |
| 三、考证不够全面深入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7）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案件的司法裁判研究 ——以中国裁判文书网59份判决书为样本（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问题的缘起 |
| 2 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异质化探析 |
| 2.1 异于传统电商之移动电商新特征 |
| 2.1.1 不再囿于时空 |
| 2.1.2 集个性化数据 |
| 2.1.3 具有聚合效应 |
| 2.2 衍生的竞争行为较传统之不同点 |
| 2.2.1 表现形式迥异 |
| 2.2.2 对用户行为选择的更多限制 |
| 2.2.3 对证据机制的更艰挑战 |
| 2.2.4 对法官技艺的更高要求 |
| 3 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司法裁判分析 |
| 3.1 宏观视角：所采样本的实证分析 |
| 3.1.1 以时间和地域为参数 |
| 3.1.2 以案由为参数 |
| 3.1.3 以被诉行为所涉的模块为参数 |
| 3.1.4 以判决依据为参数 |
| 3.1.5 以原告胜诉率为参数 |
| 3.2 微观考察：判决依据及理由的运用歧义 |
| 3.2.1 法法之间关系的歧义 |
| 3.2.2 竞争关系考察之歧义 |
| 3.2.3 竞争行为正当性判断之歧义 |
| 4 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裁判困境的理论溯源 |
| 4.1 知识产权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关系剖析 |
| 4.1.1 规范层面：法条竞合或想象竞合 |
| 4.1.2 责任层面：竞合或独立 |
| 4.2 竞争关系判定之理论廓清 |
| 4.2.1 是否为前提 |
| 4.2.2 标准之厘定 |
| 4.3 不正当性的判断存疑之原因考察 |
| 4.3.1 一般条款本身具抽象性及伦理性 |
| 4.3.2 法官陷入适用困境和论证困境 |
| 4.3.3 司法配套机制不完善 |
| 5 完善移动电商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裁判制度之建议 |
| 5.1 细化一般条款以遏制泛道德化现象 |
| 5.1.1 填补一般条款 |
| 5.1.2 明晰认定标准 |
| 5.2 审慎法官裁判以走出现实困境 |
| 5.2.1 严格适用程序 |
| 5.2.2 加强说理论证 |
| 5.3 升级配套机制以弥补缺失 |
| 5.3.1 提升审判级别 |
| 5.3.2 优化电子证据机制 |
| 5.3.3 建立案例族谱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目次 |
| 作者简介 |
（8）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自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二、核心概念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理论背景 |
| 五、研究对象、方法和路径 |
| 第一章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神性自然观 |
| 第一节 和于自然的自然崇拜 |
| 第二节 合于自然的图腾崇拜 |
| 第二章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物性自然观 |
| 第一节 创世生态观 |
| 第二节 依存自然观 |
| 第三节 自然审美观 |
| 第四节 生态伦理观 |
| 第三章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人性自然观 |
| 第一节 本然的生命意识 |
| 第二节 诗意的生存 |
| 结语 |
| 一、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自然观与生态美 |
| 二、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自然观与“返乡之路”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对象与路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对象与文本来源 |
| 1.4.3 研究路径 |
| 1.5 研究创新点及难点 |
| 1.5.1 创新点 |
| 1.5.2 难点 |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问题 |
| 1.6.1 “媒介批评”概念的界定 |
| 1.6.2 编辑思想、新闻传播思想、媒介批评思想 |
| 1.6.3 问题的提出 |
| 2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生态 |
| 2.1 清末民初：千年未有之变局 |
| 2.2 从传统走向现代：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思想的变迁 |
| 2.2.1 从“学而优则仕”到多元化的择业观 |
| 2.2.2 知识分子批评意识的流变 |
| 2.3 清末民初的媒介生态 |
| 2.3.1 批评的对象与平台：现代报业及出版业的初兴 |
| 2.3.2 批评的外在语境：政府对媒介的控制 |
| 3 清末民初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发生过程 |
| 3.1 维新变法前后：媒介批评的蕴育时期 |
| 3.1.1 蕴育时期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 |
| 3.1.2 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印象式批评 |
| 3.2 辛亥革命前后：媒介批评的萌芽时期 |
| 3.2.1 媒介批评的先声 |
| 3.2.2 媒介批评观念的“拿来”与本土化 |
| 3.3 五四时期：媒介批评的“职业自觉” |
| 3.3.1 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展开 |
| 3.3.2 媒介批评“自觉”意识的初兴 |
| 4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代表人物 |
| 4.1 报业先驱彭翼仲：开风气之先 |
| 4.1.1 从“开民智”到“通上下之情” |
| 4.1.2 坚持言论的自由与言论的主导权 |
| 4.2 梁启超：步入理性思考 |
| 4.2.1 维新时期对报刊“有益于国事”的初步认识 |
| 4.2.2 对媒介价值与功能的深度体认 |
| 4.3 于右任：敢于诤言者 |
| 4.3.1 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批评 |
| 4.3.2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批评精神 |
| 4.3.3 “不作怒气冲天之文章”的理性转向 |
| 4.4 胡适：谨慎、务实的批评思维 |
| 4.4.1 谨慎、务实、负责地去批评 |
| 4.4.2 追求自由主义的执着与坚定 |
| 4.5 鲁迅：自觉的战斗意识 |
| 4.5.1 批评的战斗姿态 |
| 4.5.2 自觉的保护意识 |
| 4.6 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的典范 |
| 4.6.1 批评的职业自觉 |
| 4.6.2 新闻专业主义的批评理念 |
| 4.7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 |
| 4.7.1 以批评的力量促进国之进步 |
| 4.7.2 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思想 |
| 4.8 瞿秋白：“红色”的批评家 |
| 4.8.1 批评帝国主义的先锋战士 |
| 4.8.2 文学性与革命性的交织 |
| 4.9 戈公振：学者的批评思维 |
| 4.9.1 客观、理性的评价 |
| 4.9.2 注重对媒介现实的调查研究 |
| 5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理性审视 |
| 5.1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特征 |
| 5.1.1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文本特征 |
| 5.1.2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思想特征 |
| 5.2 清末民初媒介批评的进步作用 |
| 5.3 清末民初媒介批评的时代局限 |
| 结语：对清末民初媒介批评传统的“扬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四、不要妄加批评同行的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长生殿》接受研究（1688-1949）[D]. 饶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3]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以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为中心[D]. 王岩. 山西大学, 2020(12)
- [4]明季巴蜀第一禅僧：聚云吹万广真研究[D]. 王廷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高中思想政治科学精神素养教育研究[D]. 孟凡明. 西南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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