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狱中同志意见”想到的……(论文文献综述)
金伟信[1](2021)在《塑像》文中研究表明他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中那个振臂高呼形象的原型;他是东北地区第一批共产党员;他率领爱国学生请愿迫使北洋政府通电拒签"巴黎和约"……马骏,1919年,24岁的他为国请愿被捕入狱,从此成为"国人的马骏";1928年,33岁的他在赴刑场的路上,向国人大声疾呼:"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00多年过去,"觉悟者"们的慷慨长歌,犹在耳畔。百年前,马骏和他的同道者以年轻的身躯托起"信仰之灯";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以牺牲、以奉献,为中国不断寻求着更加光明的未来。
张宁[2](2021)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初心”的考察 ——基于1927-1949雨花英烈遗书的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华,始终坚守着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初心。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具有永恒性的同时兼具历史性和现实性。在革命战争时代,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加入党组织并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初心”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个人的烙印,但毋庸置疑地是始终坚守着殷殷为民的赤子之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南京及周边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中心坚持进行着最艰难黑暗的斗争。由于特务横行、叛徒告密等历史原因,大批的共产党人不幸被捕并最终牺牲在了雨花台刑场。他们留下的遗书真实地记录了被捕前后的公开或秘密斗争,表达了被捕入狱的悲愤心情和作为普通人对亲朋柔韧的牵挂与嘱托。但作为中国共产党员,他们在遗书中更多地表达了对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绝不妥协的大无畏斗争精神,表现了超越常人的义利观,时刻将自己的生命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紧密联结,而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的生动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雨花英烈遗书可以说是考察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初心”的典型例证。基于雨花英烈的遗书考察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的“初心”,不仅是在理论层面上在建党百年之际对于立党初心与使命的厘清与回溯,更是在现实层面具有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时代价值。
季宇[3](2021)在《群山呼啸》文中指出第一章太叔爷|1924年一民国十三年,我太叔爷贺恺年病逝了,享年四十四岁。他患的是肝病,曾四处求医,但始终无法治愈。据说死时很痛苦,腹水把肚子胀得很高,像个孕妇似的。后来,从上海请来一位德国医生为他抽掉腹水,并用鸦片来减轻痛苦,这才好受点。贺恺年一生有过辉煌,也见过大世面。
张颖[4](2020)在《《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文中认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再由“中国文学”到“世界文学”的繁杂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发生是十分隐秘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翻译文学的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研究方法与手段。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刊载外国文学译介作品的期刊《译文》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等因素入手,梳理《译文》从创刊到停刊的发展历程,考察由《译文》月刊中译介作品所构成的世界文学样貌,探讨此样貌形成的历史、社会和文学等因素,进而研究《译文》对于中国新文学产生的价值与影响,并对《译文》杂志进行总体的、客观的评价。第一章从我国现代文学译介的发展历史入手,通过史实、史料对《译文》的创刊原因及社会背景进行考察。《译文》的诞生是中国“新文学”建立的需要,是近现代外国文学译介积累的发展,是“杂志潮”与“翻译年”共同推动下的产物,也是在“文化围剿”政策影响下文人的生存之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鲁迅、茅盾与黎烈文共创《译文》。虽然期间经历了一次“停刊”风波,《译文》仍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令人瞩目的印记。第二章通过文本分析与统计的方法,从原作国别、原作家构成、译介作品体裁、文论译介以及译作主题五个方面对《译文》中刊载的352篇译介作品进行详细考察,描述《译文》所呈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文学的文学样貌。《译文》对苏俄文学的“突显”,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视,对欧美文学的“遮蔽”,对日本文学的借鉴以及亚洲其他国家文学在《译文》中的“消失”都展现着20世纪30年代各国文学在《译文》译者眼中的地位与层次。《译文》所选译的外国作家群体构成也异彩纷呈,有精英文学家、平民文学创作者,也有优秀的女性作家等等。他们对于政治和文学的见解不甚统一,各具特色的作家构成了《译文》译者眼中的世界文学作家版图。此外,《译文》摆脱了以文学创作为主的翻译选材模式,加入了大量文论的译介,生成了创作与文论共存的世界文学样貌,文论译介也是《译文》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最后,从译介题材的角度对《译文》作品进行分类,考察《译文》译者眼中世界文学作品的流行主题。第三章以多元文化理论中的翻译操控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诗学、编译者以及赞助人四个方面对《译文》所呈现出的世界文学样貌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即考察其形成的原因与路径。袭卷世界的“红色”浪潮、国民党当局的反革命思想与人民大众“革新救国”的意识形态共同影响着《译文》中所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同时,现实主义创作的发展、书写现实的小说的译介、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与改造社会的中国式追求都从诗学的角度影响着《译文》的世界文学译介选材。此外,具有时代特征的编译者构成了《译文》中世界文学样貌的内部影响因素。最后,笔者考察了充当“赞助人”的执政党、编辑出版方、共产党以及读者如何以各自的方式操控着译者的译介选择。第四章讨论了《译文》及其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的价值,探讨《译文》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考察《译文》对于后世翻译文学及新文学创作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客观地分析了《译文》作为同人杂志所具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相对排他的办刊思想、译者自身的外语局限以及因而所产生的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给《译文》一个客观的、全面的历史评价。
李想[5](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刘霞[6](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王海艳[7](2020)在《《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初期文学的“一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至1966年后方最终基本形成。在此之前,尽管毛泽东有一言九鼎之尊,但他的文艺思想被准确、彻底地理解有一个不太短的过程,加之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期间与国内各种不同的文艺思想免不了有所碰撞。这些碰撞每每以对具体作家作品或文艺现象的大批判、大讨论或文艺运动的方式显示。与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的《文艺报》是新中国初期最权威、最重要的文艺刊物之一,是新政权、新社会、新历史时代背景下,为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文艺发展未来而进行的组织化、制度化的权力运作产物,是被赋予了政治文化使命的国家级重要期刊媒介。鉴于《文艺报》的特殊地位,该期刊上曾热烈议论过的小说作品是考察当时文学思潮、文艺政策演变的重要文本。1949-1966年期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往往具有某种标本意义,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多义性和探索性,反映出那段特定时期文艺的新动向、新方向,具有主流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引领性。而围绕“热议小说”出现的批评文章则反映出文艺界领导乃至最高领导人、文学批评家及社会各阶层读者思想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其时代演变。尤其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伦理观和审美观的冲突与撞击尤为引人瞩目、意味深长。梳理剖析1949-1966年间《文艺报》上的“热议小说”,可以发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形成的具体脉络,也可对相关文本所受不同褒贬遭遇予以新的更具深度和宏观视野的阐释。深入分析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文本及围绕其产生的评论文章,可发现“十七年”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内部话语如何从多元、冲突到同一与“规范”。本文锁定热议聚焦点,并解析聚焦点产生的原因及周围文学生态环境,从而更深地理解小说热议背后的社会思潮变化、意识形态冲突、文化背景冲突、文学权力博弈、文艺政策演变等以及其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分布、抵牾、冲突、消解,以及最终如何被体制所规训。1949-1955年是文学“一体化”过程的开端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所塑造的多是贴近现实的工农兵人物形象,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当时新时代新生活的反映和过往革命历史故事的讲述;创作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创作主体是分层分等的存在,工农兵作家开始成长,而部分资深老作家处境开始变得艰难。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以批判性的为主,政治性批评话语和简单粗暴式批评风格开始出现,对更高、更正面的新人物及英雄形象塑造的期待,是这一时期批评文本较为一致的指向,批评主体主要是精英批评家,但普通读者的激进批评话语开始显现。《金锁》的创作及引发的批评拉开了文学体制“一体化”进程的序幕。1956-1962年是文学“一体化”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高大、理想的人物形象开始出现,光辉的革命历史、崭新的建设时代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显现成为主要创作点,创作主体也较为多元,创作风格则主要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较为和谐的统一。因1960-1962年前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一时期“热议小说”的相关批评文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批评文本话语之间出现可贵的论争与交锋现象,创作规范和标准问题在争议中初步确立,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受到批评家的珍视,批评主体中工农兵群众力量开始增强,激进的政治评论者开始登场,但部分精英评论家还坚守着批评个性与思想的独立。1963-1966年是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完成时期。这一阶段,“热议小说”作品中开始出现完美典范的“超人”形象,阶级斗争话语在作品中凸显,创作风格已远远偏离现实主义,走向极端浪漫主义,创作主体构成较为单一,大都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他们有趋同的政治形态化写作模式,有共性的创作指导思想和创作话语。围绕”热议小说”的批评文本与创作文本话语类同、评价标准及指导思想渐趋一致,更加重视作品的教育与宣传功能。批评主体方面,精英评论者的个性与独立性消失,评论主体工农兵化、与创作主体同一化。《欧阳海之歌》的创作及其相关批评,标志着文学“一体化”的最终形成。文学“一体化”的建构过程,不是单一行进式的,始终伴随着文艺界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各种关系的斗争和角力,发展到1966年,公开发表的创作文本及批评文本最终形成“一体化”形态。从文艺理论上看,以1949-1966《文艺报》“热议小说”及相关批评为中心来考察“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分期问题,不仅符合两者间实际的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显示了一种以小见大、从点到线、由线构面、注重文本及背景、强调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从研究实践上看,“十七年”小说创作及批评,不是一种简单、纯粹的艺术活动,而是一种被深深制约、严格规范、不断演进的社会体制内的活动。之前的研究者,大都倾向于把“一体化”文学视为“十七年”文学发展时期一个已然的、静态的、固化的形态,对它进行描述式、呈现式、阐述式、论争式的共时性研究。本论文在认真、深入研读小说文本和批评文本的基础上,综合考察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文艺政策、小说文本、小说批评文本、小说家及小说批评家主体特征,使关于“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论题,在历时性、阶段性、动态化的研究视野下展开,以彰显学术研究所应具备的历史纵深感与科学学理性。
刘博[8](2020)在《路翎《洼地上的“战役”》批评研究》文中提出路翎,一个被称为“天才”的作家,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其创作高峰期,因“胡风案”受到牵连,中断写作二十余年。新时期,路翎小说作品逐渐回到大家的视野中,大多将目光投向路翎早期的文学作品。本文聚焦于路翎的一篇争议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尽管这篇小说受到了巨大的批判和争议,但人们所给予它的关注依然不够。本文试图从围绕这篇小说的批评出发,梳理清楚批评的详细经过,以及批评背后的复杂原因,重新回到作品本身,给予这篇小说一个新的解读和定位。文章主要分为三部分,从三个章节对问题进行分析。第一章还原当年围绕本篇小说的批评现场,尽可能全面地、有条理地梳理批评文章,包含批评家们的批评和作家反批评。从文章发表时间、批评阵地、批判的程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呈现,将历史现场中从一开始针对作品所呈现的批评,到后来对作家进行政治定性的风向变化展现出来。第二章着眼于这场批评,到后来甚至演变为批判的背后原因。从文本的外部环境,包括批评家与批评阵地的特殊性,胡风等“七月派”作家与新中国政治话语的矛盾,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具体涉及到建国后对文学话语的监督、文学期刊功能的转变、批评家身份的特殊性、宗派主义问题、延安新文艺的新要求、路翎的特殊身份、现实主义的阐释等许多具体问题,正是这些具体问题从而构建了《洼地上的“战役”》这篇小说的外部环境。第三章回到文本本身,从小说中涉及到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更深层次的主题入手。对其中所包含的不纯粹的感情——不能实现的爱情、她姓力量在小说中的参与和隐喻进行分析,最终指向更为广阔的主题,与同时期战争题材的小说进行对比,与苏俄战争小说进行对话,从超越普遍意义的角度重新审视这篇小说,反观《洼地上的“战役”》与同时代小说之间的审美距离,重新对小说进行定位。从方法上来说,本文将一个短篇小说作为切入点,立足于相关史料和围绕这一场域的大量资料,以路翎的文本为土壤,对文本内外的关系进行梳理,用过去的史料和批评作为基础,用当下的理论视角重新解读。
王成芳[9](2018)在《明代陕西作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域文学是明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而陕西文学作为明代文学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诚然,有明二百七十六年,无论是作家质量,还是作家数量,陕西文学皆处于低谷阶段。但就北方地区来说,明代陕西的文学成就依旧可观:第一,明代陕西地区有文献可考的作家近700人,其中有作品存留者近400多人,有别集存世者65人,存世别集达120多种;第二,弘治、正德年间的陕西文坛涌现出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杰出作家,倡言复古,引领一代文风,成为明中期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主力军;第三,一般认为,嘉靖中期以后明代陕西文学逐渐走向没落,但恰恰就是在“没落之际”,几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家族逐渐崛起,并留下了大量作品;第四,明代陕西西安府文学异常繁荣,作家数量可与江南次发达州府相媲美。本文尝试在广泛搜集明代陕西地区作家、作品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展现明代陕西地区作家的时空分布及创作概貌,讨论明代陕西地区文学的特色,并给明代陕西文学以适当的定位。本论文分上下两编,其中上编为《明代陕西作家述论》,以时间为线索,选取50多位明代陕西地区重要的诗文作家,对其诗文创作情况进行重点考察。明代陕西文学的繁盛在中后期,经过明初长达百年的准备,明代陕西文学在弘治、正德朝达到了鼎盛,并于嘉靖、万历朝持续发展,至明末逐渐走向低谷。明前期洪武至成化(1368—1487)是明代陕西文学的沉寂、准备期。此期陕西作家多以政绩、理学见称,张紞、王恕、段坚、薛敬之、康阜、黄谏等构成其主体。其中张紞被称“治行为天下第一”。王恕是关中理学三原学派的创始人,在政绩上更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称。他们对于明代陕西文化的贡献和对后来者的启迪之功是不可磨灭的,而文化的发展必将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明中期弘治、正德时期(1488—1521)是明代陕西文学的高峰期,不论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且产生了对全国文学发展有引领意义的文学名家。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均为明代陕西人,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批复古派作家,如许宗鲁、胡缵宗、马汝骥、张治道、刘储秀、胡侍、张原、张凤翔、韩邦靖、王用宾、王讴等。此一阶段,更有理学名家如王承裕、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等,在精研理学的同时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一批有特色的作品。他们共同将明代陕西文学推向了高峰,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学发展的主力。明后期嘉靖至万历朝(1522—1566)是明代陕西文学的相对发展期,主要表现在作家的数量以及几个重要文学家族的发展上。此一阶段虽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仍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但整个陕西文学已处于全国文学的边缘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以马自强为代表的同州马氏家族、南轩为代表的渭南南氏家族及其他文学家族在此一阶段的兴盛及发展。此外,尚有王维桢、赵统、杨爵、冯从吾、温纯、张蒙训等人的文学创作显名于地方。明末,泰昌至崇祯(1620—1644)间,明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已然进入衰弱期。但陕西依旧有一定数量的作家在进行着文学创作,重要者如焦源溥、温日知、温自知、温启知、来复、来临、张春、秦一藩等。其中温自知在明末清初被尊为关中文坛领袖,享誉关中。本文下编为《明代陕西作家叙录》,以地域为纲,作家为目,为凡有作品存世的明代陕西作家撰写小传,并撰写着述、作品提要。此编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尽量求全,于能力所及处对已有研究资料中作家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科考、着述等的缺失、疑点或讹误加以考证、补订。虽为下编,实为整个研究的基础。总体而言,明代陕西文学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本籍作家的时空分布不均衡。以时间论,属万历、嘉靖朝作家数量为最,次为正德、崇祯,次为成化、弘治。以空间论,西安府的作家有绝对优势,占明代陕西作家总数的60%以上;二是明代陕西作家多受关中理学的影响,正直慷慨,注重气节,体现出较强的创作个性;三是明代陕西地区作家多具有强烈的文学复古意识,文从司马迁,诗宗杜甫;四是明代陕西作家普遍具有关注现实的写作倾向。不论在陕西文学的历史视域中还是明代文学的区域视域中,明代陕西地区文学均不算突出,但明中期以李梦阳、康海为代表的复古派作家的崛起,及区域内作家鲜明的创作风格使明代陕西作家成为明代作家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杜立芳[10](2018)在《刘少奇研究史》文中研究表明“刘少奇研究史”,将对刘少奇生平思想宣传和研究的发生发展、主要内容和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对刘少奇研究的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每个历史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进行相关的背景条件分析阐述,概括其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将选取代表作,对内容、思想、成就、方法乃至缺陷进行理论性的分析和评论,点面结合,是刘少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的系统的细致的梳理和评介,是展现刘少奇研究的发展史。这个课题尚未有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这使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对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的研究进行研究,有助于总结刘少奇的生平思想研究的经验教训,有助于推动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等的进一步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思想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耻辱救亡和中国工人运动时代的到来催促对刘少奇这一革命人物的宣传和研究。这一时期的宣传和研究主要包括:少小时的他评和自评;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中共党内评价;简要的刘少奇传记作品。刘少奇重要着作的出版也有重要宣传和研究意义。总体而言,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等各方面思想理论的真实报道和出版宣传,研究是零星的、不系统的,是刘少奇革命实践和理论活动最初的研究宣传资料,这些研究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了中国革命。《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一文由民国时期创办的《新闻杂志》于1949年4月17日第3卷第1期发表,这篇文章呈现出“篇幅长、详细具体”深度报道的特点,是1949年之前刘少奇评传中引人注目的一篇。此文作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二章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宽松的社会氛围、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提上日程、炭子冲刘少奇旧居对外开放等等,使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刘少奇生平思想有了可能性,由于刘少奇是不主张对自己的宣传研究的,没有《刘少奇选集》等真材实料做支撑,对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科学研究很难开展起来,研究成果也只能是零星的,多见于一些文章理论的宣传、对刘少奇活动的一些报道和一些老同志对刘少奇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性文章。它们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也是开展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一些基础资料。建国后十七年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出政治化倾向明显,研究成果具有预热性、宣传性、不系统性等特点,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实践上推进和理论上积累的价值。《刘少奇同志在山东》是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编着出的诸多宣传报道性的小册子之一,主要记录了刘少奇在山东的视察情况,是此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刘少奇地域性生平活动报道的小册子。吕振羽、江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记述了刘少奇1942年3月到1942年12月底期间回延安途中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了英明决断、光辉伟大的领导人形象,是一篇幅较长的回忆文章。这儿都视为代表作分析评述。第三章曲折和歪曲(1966.5-1976.10)。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非法打倒,刘少奇研究多为污蔑伪造不实之词,是“失真”的研究。“失真”的研究集中体现为:报刊杂志文章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各类书籍小册子对刘少奇的批判;中共党史书对刘少奇污陷、批判,而此时张志新等喊出人民心声。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具有政治宣传性,歪曲性、粗糙性等特点,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有不少研究的教训可以记取。《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一书,主要是对炮制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刘少奇叛徒集团进行批判,同时也对刘少奇很多思想言行进行批判,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批判刘少奇书籍,这里作为评介的代表作。这时大陆外的研究略显客观,如美国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等。第四章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刘少奇百年诞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国处于徘徊中前进的状态。学术界学术研究的局面尚未打开,刘少奇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全面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思想、政治、文化等政策环境的改变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的正常化、学术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后,刘少奇研究的春天开始到来。最初,研究的文章较多,多是纪念性的,或者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对刘少奇制造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带有拨乱反正、澄清历史是非的性质。由于《刘少奇选集》和他的各种专题文集相继出版,刘少奇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积累,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版的书籍逐步增多,研究涉及到刘少奇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以及在经济、政治、党建、统战、教育、文艺等各方面思想理论。1988年7月陈君聪《刘少奇的思想理论研究》出版,1992年1月陈绍畴《刘少奇在白区》出版,1992年8月王世谊《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出版,1993年4月商孝才《刘少奇哲学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1月谭献民《刘少奇建党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论纲》出版,1996年9月黄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出版,1997年7月李万青《刘少奇统战思想研究》出版,1996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刘少奇年谱》出版,1998年10月《刘少奇传》出版,等等。刘少奇百年诞辰之际,掀起了刘少奇研究和宣传的高潮,研究宣传刘少奇的图书总数达到60种之多。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经历了由比较粗线条的勾画到逐步走向深入的过程。这一时期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原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真实过程,还原了被歪曲的刘少奇的光辉形象和风貌。研究中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指导思想、领袖的思维逻辑方法和道德风范一览无遗,发挥了正能量的教育和引导功能。《刘少奇在白区》一书,系统地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斗争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上作出的独特贡献,是刘少奇白区工作研究最具权威性和最有代表性的着作,文中作为刘少奇实践和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一书对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主要思想理论作深刻、多方面的考察研究,是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刘少奇党建思想的专着,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在众多学术成果中,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和《刘少奇传》最引人瞩目。《刘少奇年谱》,以翔实可靠的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为依据,对人物资料进行了具体的考证和梳理,准确、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刘少奇的生平事迹、革命实践、思想发展和理论贡献。《刘少奇传》,以大量文献档案、回忆录、采访录为基础,记述了刘少奇光辉的一生,反映了刘少奇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丰功伟绩。文中对生平研究成果《刘少奇年谱》与《刘少奇传》进行了比较性的评介。第五章巩固和深化(1999-)。全国各地各类研讨会的举办和刘少奇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成立等研究平台的搭建,再加上刘少奇相关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出版,为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更为丰富的研究素材。学术界对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向全面和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涵盖刘少奇生平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个方面,一些研究论着具有新领域的开创性,思维角度方式方法都比较新颖,丰富了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1999年至今,出版了60多本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专着。2001年2月鲁彤等《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出版,2001年12月胡长水等《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出版,2005年7月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出版,2006年1月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出版,2008年陈成文等《刘少奇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出版,2009年1月黄祖琳《刘少奇家世》出版,2011年5月徐占全等主编《工运领袖刘少奇》出版,2014年5月董一冰《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出版,等等。这一时期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呈现研究内容的纵深性,研究成果形式的多样性,学术研讨和成果汇集呈现的常态化,特别是研究的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突出这些特点和价值。《刘少奇家世》一书,探寻了刘少奇家世的渊源历史,详细地介绍了众多的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亲属人物,这本书是在对家世人物生平事迹进行仔细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史料价值突显。此书视为代表作分析。《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一书,记述了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一系列民生思想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刘少奇的民生思想,是研究刘少奇民生思想的第一本专着,开拓了刘少奇思想新领域的深入研究,文中作为刘少奇思想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进行评介。王光美,与刘少奇共同生活了20年的妻子,作为刘少奇的秘书和最亲近的人,是刘少奇一手资料的获得者,对刘少奇宣传和研究贡献卓着,如刘少奇早期的口述资料和生平活动工作笔记,资料、文物的保存和捐赠以及纪念会和研讨会的参加,她还撰写和发表多篇回忆文章。访谈论着《王光美访谈录》,主角仍是刘少奇,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究论述。希望通过本课题的研究,给以后的刘少奇生平思想的研究,提供一些经验教训方面的参考,并推动刘少奇生平思想研究推陈出新、更出彩出色。
二、由“狱中同志意见”想到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由“狱中同志意见”想到的……(论文提纲范文)
(1)塑像(论文提纲范文)
引子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尾声 |
(2)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初心”的考察 ——基于1927-1949雨花英烈遗书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意义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论题相关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一) 研究方法 |
(二) 创新之处 |
(三)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雨花英烈立“初心”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1921-1927:南京党组织的初步建立与发展 |
一、马克思主义在南京的传播 |
二、中共南京地方组织的建立 |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南京 |
第二节 1927-1937:在白色恐怖中斗争 |
一、南京学生、工人运动 |
二、党组织的破坏与建立 |
三、南京共产党人的狱中斗争 |
第三节 1937-1945:国共再合作,人民抗日力量增长 |
一、南京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 |
二、全民抗日爱国活动 |
第四节 1945-1949:黎明前的战斗 |
一、国共谈判与中共中央南京局 |
二、南京市委的重建与发展 |
三、群众运动与第二条战线 |
第二章 雨花英烈及其遗书 |
第一节 雨花英烈群体分析 |
一、雨花英烈群体概述 |
二、留有遗书的雨花英烈 |
第二节 雨花英烈遗书的多维分析 |
一、遗书内容视角 |
二、写作对象视角 |
三、表现形式视角 |
第三章 雨花英烈遗书与“初心” |
第一节 雨花英烈遗书之“初心” |
一、挚爱“小家”:至真至情,情谊无尽 |
二、在家与国之间,舍“小家”为“大家” |
三、忠于组织:视死如归,无限忠诚 |
第二节 雨花英烈“初心”之践 |
一、“镣铐锁不住斗志”:百折不挠,英勇斗争,理想信念高于天 |
二、“直到牢房变废墟”:重义轻利,忠诚于党,矢志不渝 |
三、“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勇于牺牲,舍身为民,从容就义 |
第三节 雨花英烈“初心”之现实关照 |
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牺牲不动摇 |
二、为民族谋复兴:寻求真理救中华 |
三、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解放而奋斗 |
第四章 雨花英烈遗书探“初心”的价值意蕴 |
第一节 理论价值:厘清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精神食粮 |
一、诠释了“初心”的思想之源 |
二、增强了坚守“初心”的思想感召 |
三、增进了“初心”为民的思想认同 |
第二节 实践价值:推动不同党员群体对照自身的精神标杆 |
一、领导干部坚守政治信仰 |
二、普通党员淬炼纪律品格 |
三、青年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
第三节 时代价值:推进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精神养料 |
一、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动力 |
二、进行伟大斗争的精神源泉 |
三、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精神力量 |
四、推进伟大事业的精神引力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3)群山呼啸(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太叔爷|1924年 |
一 |
二 |
三 |
第二章大伯|1929年 |
一 |
二 |
三 |
第三章费伯母|1929年 |
一 |
二 |
三 |
第四章大伯|1930年 |
一 |
二 |
三 |
第五章大伯|1932年 |
一 |
二 |
三 |
第六章费伯母|1934年 |
一 |
二 |
三 |
第七章大伯|1935年 |
一 |
二 |
三 |
第八章费伯母|1935年 |
一 |
二 |
三 |
第九章大伯|1935年 |
一 |
二 |
三 |
第十章大伯|1936年 |
一 |
二 |
三 |
第十一章大伯|1937年 |
一 |
二 |
三 |
第十二章大伯|1939年 |
一 |
二 |
三 |
第十三章爷爷|1939年 |
一 |
二 |
三 |
第十四章小姑爷爷|1940年 |
一 |
二 |
三 |
第十五章小姑爷爷|1940年 |
一 |
二 |
三 |
尾声 |
(4)《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论题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四、相关理论问题的界定与厘清 |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视野中的《译文》 |
第一节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窃火传薪”之旅 |
一、洋枪洋炮打开的“窃火”之旅 |
二、现代译介的开端:《新青年》 |
三、渐入“多元”的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 |
四、1930年代的翻译文学论争与论战 |
第二节 30年代方兴未艾的翻译出版业 |
一、“杂志浪潮”兴盛的30年代 |
二、30年代翻译出版的“沉浮” |
三、文学期刊中的翻译单元 |
第三节 《译文》的创办及活动 |
一、《译文》的发起与创办 |
二、理想与现实的融合之选 |
三、曲折中前行的《译文》:停刊与复刊 |
第二章 《译文》呈现的世界文学样貌 |
第一节 世界文学的国别(地区)样貌 |
一、被“突显”的苏俄文学 |
二、被“关注”的弱小民族文学 |
三、被“遮蔽”的欧美文学 |
四、被“中介化”的日本文学 |
五、被“消失”的亚洲其他国家(地区)文学 |
第二节 世界文学的作家样貌 |
一、精英与平民作家的完美融合 |
二、日渐崛起的女性作家 |
三、意识形态各异的作家群 |
第三节 世界文学的体裁样貌 |
一、异彩纷呈的小说 |
二、关注儿童的童话与警世的寓言 |
三、以苏俄为风向标的诗歌与戏剧 |
四、以西班牙内战为焦点的报告文学 |
第四节 世界文学的文论样貌 |
一、以苏俄和进步作家为代表的作家作品论 |
二、以法、德为基础的文学理论与思潮 |
三、向苏俄学习的文学创作论 |
第五节 30年代世界文学的流行主题样貌 |
一、压迫与反抗的时代主题 |
二、写实的战争主题 |
三、永恒的情感主题 |
第三章 《译文》中的世界文学样貌溯源 |
第一节 多种意识形态交织下的《译文》 |
一、袭卷30年代的“红色潮流”的促进 |
二、国民党反革命思想的制约 |
三、中共无产阶级革命战线的引导 |
四、“革新救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诉求 |
第二节 多种诗学要素碰撞下的《译文》 |
一、在新旧作家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的痕迹 |
二、书写现实的小说译介 |
三、满足“新文学”发展的“学习”诉求 |
四、文学社会功用的中国式追求:改造社会 |
第三节 编译者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编译者 |
二、多重诉求的编译者 |
三、以鲁迅为编译中心的形成 |
第四节 赞助人与《译文》的世界文学样貌 |
一、执政党对于出版管制的影响 |
二、编辑、出版方的推动与制约 |
三、共产党的文化宣传策略的影响 |
四、以读者为主导的期刊发行 |
第四章 《译文》的价值、影响与时代局限性 |
第一节 跨时代的价值 |
一、记录新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史 |
二、树立开放与融合的文学主张 |
三、译介中展现出的学术价值 |
第二节 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追踪 |
一、为鲁迅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
二、成就新文学的人才储备 |
三、滋养新文学的翻译与创作 |
四、开创翻译杂志的先河与范式 |
五、《译文丛书》对《译文》的继承与发扬 |
第三节 带有时代烙印的局限性 |
一、同人杂志的局限 |
二、语言能力的局限 |
三、并不成熟的世界文学想象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译文》创刊号封面、插画、目录 |
附录二 《译文》译作统计(时间顺序) |
附录三 《译文》中译作统计(国别(地区)分类) |
附录四 《译文》中译介的小说 |
附录五 《译文》中译介的文论 |
附录六 《译文》中主要译者的译介统计 |
附录七 1930-1937年国内发行文学期刊及译作情况统计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一、中朝韩抗日叙事国别文学研究情况 |
二、中朝韩抗日叙事比较研究情况 |
第三节 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述 |
一、当代抗日叙事的范畴 |
二、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观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 |
第一节 全民抗战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构建 |
一、中国全民抗战群像的构筑 |
二、朝鲜领袖抗日形象的塑造 |
第二节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成因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延安文学的续写 |
二、从“全民”到“领袖”的抗日叙事转向 |
三、后世的书写走向 |
小结 |
第三章 抗日革命成长叙事 |
第一节 中朝抗日革命成长叙事特征 |
一、革命成长叙事的模式化 |
二、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第二节 革命成长叙事的个例分析 |
一、《苦菜花》与《血海》中的母亲革命成长叙事 |
二、《小兵张嘎》与《她当时九岁》中的儿童革命成长叙事 |
三、母亲革命成长与儿童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小结 |
第四章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 |
第一节 中朝韩抗日英雄理念 |
一、中国的人民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二、朝鲜的忠诚化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三、韩国的民族主义英雄理念 |
第二节 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与朝鲜“忠臣”抗日叙事样态 |
一、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义”的书写 |
二、朝鲜的抗日“忠臣”叙事:“忠”的泛化 |
第三节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个例比较 |
一、狼牙山五壮士与游击队五兄弟 |
二、英雄李舜臣与忠臣李舜臣 |
三、爱恨情仇安重根与抗日英雄安重根 |
小结 |
第五章 理念指向叙事 |
第一节 理念指向叙事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含义 |
二、理念多重选择的历史背景 |
第二节 《北间岛》、《苦难的年代》与《豆满江》中的理念指向叙事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呈现 |
二、不同理念指向下的不同矛盾叙事 |
三、理念指向下的历史叙事 |
四、历史与现实视角交融下的理念指向 |
第三节 《驽马万里》与《长征》中的理念叙事 |
一、出逃动机中的理念选择 |
二、建设新国家的梦想与期望和失望的交织 |
小结 |
第六章 抗日伤痛叙事 |
第一节 阶级创伤叙事与反战叙事 |
第二节 历史惨案伤痛叙事 |
一、象征化的创伤:“南京大屠杀”与“柳宽顺” |
二、突出女性立场的创伤叙事 |
第三节 “慰安妇”伤痛叙事 |
一、“慰安妇”问题在中韩的提出 |
二、中韩“慰安妇”伤痛叙事特点 |
三、《三十二》、《二十二》与《鬼乡》中的伤痛与治疗叙事 |
小结 |
第七章 历史复原叙事 |
第一节 国家话语下的主流历史复原叙事 |
一、党派对立中的抗日斗争历史 |
二、国家政治语境的改变 |
三、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复原与韩国义烈团历史复原叙事 |
第二节 边缘化历史复原叙事 |
一、金学铁笔下的朝鲜义勇军历史 |
二、金衍洙书写的“民生团”事件 |
三、文人个体视域下历史复原叙事的特点 |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与《异梦》的历史复原叙事 |
一、全景展示历史:人物多元、背景宏大与空间多变 |
二、民族魂的书写 |
三、强化集体身份认同 |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附录B 中朝韩抗日诗歌比较研究 |
(6)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基本概念和需要说明的问题 |
1.3 研究历史与现状 |
1.3.1 《文艺报》相关研究综述 |
1.3.2 《文艺报》“热议小说”研究 |
1.3.3 “一体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第二章 “一体化”开端期:批判与希冀(1949-1955) |
2.1 真实、多元的文本世界:“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2.1.1 工农兵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 |
2.1.2 新生活与革命历史的如实讲述 |
2.1.3 现实主义创作下的多元艺术风貌 |
2.2 层级与体制的建立:“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2.2.1 文艺界“会师”队伍构成 |
2.2.2 工农兵作家的成长与培养 |
2.2.3 资深作家的艰难与贡献 |
2.2.4 作家体制化的开始 |
2.3 “破”与“立”之间:“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2.3.1 对新英雄人物形象塑造的期待 |
2.3.2 “浇花”与“锄草”的并存 |
2.3.3 政治性批评话语凸显 |
2.4 丰富的构成:“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2.4.1 精英评论家的“定位”与“保卫” |
2.4.2 普通读者的“愤怒”与“扞卫” |
2.4.3 作者的自我批评与自我争辩 |
2.4.4 《文艺报》编者的“引领”与“裁判” |
第三章 “一体化”发展期:中断与推进(1956-1962) |
3.1 超越现实的理想与浪漫:“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3.1.1 高大理想人物形象的出现 |
3.1.2 理想烛照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书写 |
3.1.3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贡献 |
3.1.4 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交映 |
3.2 “大我”与“小我”的融合:“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3.2.1 创作主体多元化与群体化 |
3.2.2 个体生命的历史化书写 |
3.2.3 主流创作思想的表现与迎合 |
3.3 平等地“争鸣”:“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3.3.1 “争鸣”现象的出现 |
3.3.2 创作规范和标准的初步确立 |
3.3.3 对作品艺术性的珍视 |
3.4 喧嚣的大多数:“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3.4.1 群众批评力量的增强 |
3.4.2 激进政治评论者的登场 |
3.4.3 精英评论家的独立与坚守 |
第四章 “一体化”形成期:统一与确立(1963-1966) |
4.1 完美与纯粹:“热议小说”作品本体分析 |
4.1.1 完美典范“超人”形象的出现 |
4.1.2 阶级斗争主题的一致表现 |
4.1.3 极致浪漫主义风格的趋同 |
4.2 体制内的“建设者”:“热议小说”创作主体分析 |
4.2.1 工农兵作家中心化 |
4.2.2 趋同的政治化写作模式 |
4.2.3 独立性与个性渐趋消失 |
4.3 同一与统一:“热议小说”批评文本分析 |
4.3.1 与创作话语“同质”的批评 |
4.3.2 批评标准的确立与统一 |
4.3.3 宣传教育功能的重视 |
4.4 主流与合流:“热议小说”批评主体分析 |
4.4.1 批评主体工农兵化 |
4.4.2 精英评论者的独立性消失 |
4.4.3 批评主体与创作主体合一 |
第五章 结语 |
5.1 1949-1966“热议小说”创作再认识 |
5.2 1949-1966“热议小说”批评新思考 |
5.3 文学“一体化”的形成与消解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先生访谈录 |
附录二 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女士访谈录 |
附录三 赵树理孙女赵飞燕女士访谈录 |
附录四 原《文艺报》、《红旗》杂志编辑雷声宏老师访谈录 |
附录五 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先生访谈录 |
附录六 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郑一奇先生访谈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路翎《洼地上的“战役”》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的确立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价值 |
第一章 还原现场:批评与反批评 |
第一节 源源不断的批判声音 |
一、围绕《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 |
二、围绕周边创作的批评 |
第二节 作家路翎的反批评姿态 |
一、对批评家逻辑的质疑 |
二、从整体到细节的驳斥 |
三、针对路翎大规模的批判 |
第二章 批评背后:“宗派主义”政治与文学的暧昧关系 |
第一节 批评家与批评阵地 |
第二节 胡风等“七月派”作家与新中国政治话语的矛盾 |
一、延安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里程碑意义 |
二、路翎的身份问题——五四“知识分子”与成问题的“个人” |
第三节 两种“现实主义”的分歧 |
第三章 重读文本:内部世界与外部对话 |
第一节 不“纯粹”的情感——不能实现的爱情 |
第二节 路翎“她姓力量”的参与——反崇高的崇高 |
第三节 超脱战争的“战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明代陕西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上编:明代陕西作家述论 |
绪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意义与方法 |
四 相关问题的说明 |
第一章 明代陕西文学概述 |
第一节 明代陕西的文学土壤 |
第二节 明代陕西作家分布概观 |
第三节 明代陕西文学发展的几个影响因素 |
第二章 明前期(洪武至成化)陕西作家 |
第一节 张紞及其诗文 |
第二节 关学学者王恕、段坚、薛敬之 |
第三节 康阜及其他作家 |
第三章 明中期(弘治、正德)陕西作家 |
第一节 前七子之李梦阳、康海、王九思 |
第二节 羽翼词林:张原、胡缵宗、许宗鲁、韩邦靖 |
第三节 关学学者吕柟、韩邦奇 |
小结 |
第四章 明后期(嘉靖、万历)陕西作家 |
第一节 复古接续:赵时春、王维桢、赵统 |
第二节 关学学者杨爵、冯从吾 |
第三节 同州马氏家族作家 |
第四节 渭南南氏家族作家 |
小结 |
第五章 明末(泰昌至崇祯)陕西作家 |
第一节 焦源溥及其《逆旅集》 |
第二节 三原温氏三兄弟 |
第三节 来氏兄弟及其他 |
余论 明代陕西文学的地域特色及地位 |
一、明代陕西文学的特色 |
二、明代陕西文学的地位 |
下编:明代陕西作家叙录 |
凡例 |
西安府 |
凤翔府 |
汉中府 |
延安府 |
庆阳府 |
平凉府 |
巩昌府 |
临洮府 |
边境司、卫 |
宗藩 |
附录一 明代陕西省政区表 |
附录二 明代修建或修复陕西书院表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刘少奇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前言 第一章 |
萌芽和端倪(1919.5——1949.9) 第一节 |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特定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中共的幕后首脑——刘少奇》 第二章 |
零星和希望(1949.10—1966.5) 第一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研究准备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山东人民出版社《刘少奇同志在山东》 第四节 |
吕振羽、江明与《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第三章 |
歪曲和曲折(1966.5——1976.10) 第一节 |
“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失真”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 第三节 |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卫东》编辑部《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 第四章 |
澄清和成熟(1976.10—1998) 第一节 |
改革开放新时期研究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陈绍畴与《刘少奇在白区》 第四节 |
王世谊与《刘少奇党建思想研究》 第五节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刘少奇传》 第五章 |
巩固和深化(1999—) 第一节 |
1999至今研究的有利条件和研究概况 第二节 |
研究特点和价值 第三节 |
黄祖琳与《刘少奇家世》 第四节 |
董一冰与《刘少奇民生思想研究》 第五节 |
王光美的宣传和回忆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由“狱中同志意见”想到的……(论文参考文献)
- [1]塑像[J]. 金伟信. 民族文学, 2021(06)
- [2]中国共产党革命烈士“初心”的考察 ——基于1927-1949雨花英烈遗书的研究[D]. 张宁.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3]群山呼啸[J]. 季宇.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21(01)
- [4]《译文》与193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样貌[D]. 张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6]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7]《文艺报》“热议小说”与当代文学“一体化”的形成[D]. 王海艳. 河北大学, 2020(08)
- [8]路翎《洼地上的“战役”》批评研究[D]. 刘博.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9]明代陕西作家研究[D]. 王成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刘少奇研究史[D]. 杜立芳. 扬州大学, 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