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冷战初期影响印度战略变化的外部因素(论文文献综述)
王家曦[1](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认为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詹子懿[2](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朱玲[3](2019)在《“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文中指出本文主要论述了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反叛乱”政策及在“反叛乱”政策变动中“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历史事实。关于“反叛乱”的定义学界有不少阐释,但究其实质,“反叛乱”就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准军事等手段击败“叛乱”,在越战中具体是指美(南)越打击北越及其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组织。“凤凰计划”是美(南)越联合实施的,最初为了情报共享而发起的一个项目,旨在准确打击共产党的领导人。凤凰在越南文化中是权力的象征,意味着“凤凰计划”能确保南越当局稳固并使得“反叛乱”项目取得成功。不过“凤凰计划”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为了找出农村中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通过逮捕、劝降或暗杀的手段,偏离了其最初设置的目的。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既使用了军事手段,同时也使用了“反叛乱”手段,两种方式互相配合,以期赢得战争。从军事角度的发展脉络来看,肯尼迪时期越战发展为有限战争,约翰逊升级了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时期边打边撤军。从“反叛乱”角度看,在“反叛乱”理念发展的基础上,肯尼迪正式推出了“反叛乱”政策。约翰逊继承并发展了肯尼迪的“反叛乱”政策,发起了“凤凰计划”。尼克松充分利用了“凤凰计划”“反叛乱”项目,在巴黎和平谈判期间,纵使南越疯狂实施“凤凰计划”以威慑北越,同时,也起到了辅助美国体面撤军的目的。美国最初为了配合南越当局发起了“凤凰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凤凰计划”的性质却发生了改变。除了组织部门协调情报信息以外,其实施单位,如,临时侦察部队(PRU)逮捕、暗杀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及平民。这引起了后人对“凤凰计划”的极大争议,对于其性质界定问题争论不休。本文通过研究“凤凰计划”缘起、发展及衰落的历史发展脉络,发现“凤凰计划”在越战“越南化”进程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凤凰计划”从发起之时就是一个“越南化”项目,尼克松初期,因为尼克松制定了边谈、边打、边化、边撤的对越政策,所以南越把“凤凰计划”作为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尼克松随之提出了越战“越南化”政策,四个月之后,也就是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又提出了关岛主义,又四个月之后,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又提出了尼克松主义,标志着美国从亚洲收缩战略形成。本文主要使用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和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做为研究美国对南越“反叛乱”政策的档案材料,“凤凰计划”的档案材料主要使用德州理工大学的电子化越南战争档案。此外,本文还以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安全档案(DNSA)、美国解密档案在线(DDRS)、中情局档案为辅助材料。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五部分,引言部分主要概述了论文的选题意义与既有的“反叛乱”理论和“凤凰计划”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论文创新的大体方向。主体部分介绍了美国在南越“反叛乱”政策出台及“凤凰计划”发起的背景、约翰逊政府对“反叛乱”政策的传承以及“凤凰计划”的缘起、约翰逊末期“反叛乱”政策的转变及“凤凰计划”的扩大、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凤凰计划”的改革及越战“越南化”政策的出台、尼克松的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及“凤凰计划”的衰落。最后是结语部分,内容包括给“凤凰计划”的定位,以及评析“凤凰计划”、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乃至越战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此外,除了侧重论述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反叛乱”政策及在“反叛乱”政策背景下“凤凰计划”缘起、扩大、改革、衰落的历史过程这条主线外,本文兼顾阐述了尼克松时期的越战“越南化”政策、尼克松主义的起源、美国的官僚政治等方面。同时,也提及了一些与当代问题的联系,如,“凤凰计划”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关系等问题。对上述相关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更全面深刻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对南越的“反叛乱”政策及“凤凰计划”的行动模式。
段绍毅[4](2019)在《后冷战时代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动力与挑战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区域主义和区域间主义理论是分析区域合作的重要理论,本文借鉴了区域主义与区域间主义理论成果,从权力、制度和认同三个维度对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进行综合分析,从整体上理解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动力、遇到的挑战和未来可能走向。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是东盟重要的区域间主义实践,在亚太经合组织的四个发展阶段,东盟不同程度的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区域主义和区域间主义理论认为区域行为体开展区域间合作的动力可以从权力平衡、制度建设、认同强化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这三个维度同样适用于分析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的动力。但是由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中在权力平衡、制度建设、认同强化三个维度上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基于现有的合作成就来看,东盟未来还将在这三个维度进一步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对亚太经合组织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杨适[5](2019)在《美泰同盟研究 ——兼论中国因素》文中指出二战结束之后,美泰同盟经历了“冷战初期的亲密”、“冷战后期的平衡”、“90年代的迷惘”、“反恐战争中的转型”、“亚太再平衡”与特朗普上台后的波动”。从整体趋势来看,美泰关系因同盟环境变化呈现出“总体波动式弱化”的特点。这一现象,与同盟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同盟双方的战略分歧等因素有关。同时,中国国力的增长也对美泰同盟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美泰同盟的影响经历了“二战结束初期的正面迟滞”、“冷战初期的负面威胁”、“冷战后期的正面促进”、“20世纪90年代与反恐战争时期的中性竞争与良性竞争”以及“亚太再平衡和特朗普上台后的包容性解构”六大阶段。中国因素之于美泰同盟的影响,在历史上,呈现“从正面到负面,再到正面,最后调整为中性因素”的特点;在趋势上,呈现出“总体波动式强化”的特征。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泰同盟面临的“新同盟困境”愈发突出。中国应运用更加灵活、有效的“楔子战略”,在维护中美关系的同时,对泰国实施双重“楔子战略”:一是将泰国作为打入美国同盟体系的“楔子”,探索中国与美国盟友的互动模式,增进相互认知,减少战略误判;二是以“经济联系”、“安全合作”、“适时补偿”等方法,拉近中泰关系、疏离“美泰同盟”,尽可能剥除美泰同盟“遏制中国”的成分。
苏闻宇[6](2019)在《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总书记的这句话对周边外交研究具有十分深刻的启示性意义:“周边”不同于一般“地区”,除了自然地理含义外,还包含历史、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要素,因此周边外交的确需要从“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重点借鉴了“分析折中主义”理念与方法,通过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历时”与“共时”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初步揭示出了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进而也为周边外交研究提供了一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考。分析折中主义是一种“试图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的研究方式”,这种研究主张以实质性问题为导向,通过发现多重理论及现实逻辑间的复杂关联与互动,构建出一套解释具体经验现象的中观理论框架。这里的中观理论主要具备两大特征:一是跨越范式,即吸收不同理论范式中相关分析机制与要素,从有机结合而非机械叠加的多维路径,对实质性问题进行研究;二是,既不寻求构建普遍适用于解释其他问题的通则性模式,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特殊性叙事,其目标在于力图发现可以解释一组有限但却相似情景中存在的因果机制。这两大特征恰恰符合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特征与演进逻辑的探析。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问题的内涵复杂、要素众多,并非一种范式所能周全;另一方面,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明显,据其一系列经验现象所建构的解释框架,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适性作用的分析理论,但从“帝国继承者”、“文明结合部国家”、“地区大国”等属性来看,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相似国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比如伊朗和俄罗斯。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与内在逻辑,自然离不开其周边系统的基本特征。土耳其周边系统具有很强的历史与地缘结构特征:从历史角度看,土耳其周边主要形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的今之邻邦,很多都曾属于帝国边疆,因此奥斯曼帝国很多“有形”(土地、民族、资源等)和“无形”(帝国意识、治理经验、外交传统等)“遗产”都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土耳其的周边外交;从地缘结构来看,土耳其位于“文明结合部”,除了具有较为复杂的国家身份认同外,还易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干扰,因此国际(包括域外大国)、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诸多要素,同样是左右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巨大力量。由此可见,对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研究的确离不开从“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的考察,至少需要跨越并整合“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范式,才能较为全面和深刻地分析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在“时”(历史)、“空”(周边结构)二维视角下,本文从“奥斯曼帝国衰亡”、“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后冷战时代”等三个历史时期,对土耳其周边外交进行梳理及分析。初步总结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三大特征:一是“帝国历史”总是或强或若地体现在周边外交过程中,帝国遗留的诸多“遗产”,既可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进程中的“助推器”,也可成为“绊脚石”;二是土耳其在周边外交中所展现出的“帝国意识”(或者“大国心态”)的强弱,与某一时段的周边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三是土耳其的周边外交具有较强的“主体性意识”,在此基础上,则表现为独立自主和灵活多元相结合的周边外交风格。最后,本文同样在“时”、“空”二维视角下,又对土耳其、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这三国虽在周边外交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但基于相似的历史和地缘环境,它们的周边外交特征还是具有一定共性的,尤其是上述三个特点也基本符合伊朗和俄罗斯的周边外交特征。本文的结论有二:一、分析折中主义以跨越范式、建构中观理论框架为研究路径,在探索一国周边外交的特征和演进逻辑方面,是比较科学、合理,且有一定的解释力;二、作为像土耳其这样拥有“帝国历史”、且处在“文明结合部”的一类国家,由于受到“时”、“空”影响,周边外交往往处在较强的“主体性意识”与复杂的“周边系统”不断冲突与协调的状态,突出表现为“强势”与“灵活”并举、“独立”与“多元”并存等特征。
付宇珩[7](2018)在《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文中认为国家行为既要受到主导对外政策过程的国内行为体的理性选择、认知心理模式和情感波动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体系层次与国内层次上的权力、制度和文化的宏观结构因素的影响。国际信任是国家间的长期互动所沉淀下来的国际结果,从而也是国家行为再生成的原因。因此,影响国家行为生成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国际信任水平的因素。国家行为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即国家的战略目的,以及国家为达到战略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国家在应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乃至体系变迁的过程中,所设定的战略目的与实际采取的政策手段可能具有相同的性质,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简化后的解释国家行为生成的跨层次理论模型中,经济相互依赖是体系层次上的核心变量,但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要受到国家间的总体实力对比、国际体系的总体竞争压力,以及其他国家行为的历史记录这三个体系变量的制约。国家构建是国内层次的核心变量,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则是评估国家构建绩效的关键指标,从而是使不同的国家在面对相似的体系压力即外部威胁与国际合作机遇时产生行为分化的关键因素。冷战后期以来,中国“以经促政”逻辑驱动的国内发展模式与对外战略,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进而强化了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却根源于它们各自国家构建的需求所产生的对外战略意图与偏好,即通过提高经济绩效或借助外部力量来巩固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巨大的总体实力差距、对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中国未来对外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关于朝贡体系和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历史记忆,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等因素,则限制或削弱了经济相互依赖诱导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效用,从而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强度与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因此,即使承受着相似的体系压力,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也会产生分化,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与合作性成分的比例是不同的。
颜欣[8](2018)在《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文中认为自1967年成立后,东盟角色逐渐由地区安全边缘者向地区安全治理主导者转变。为探究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实质,本文提出核心假设:体系压力对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明显驱动作用,体系压力通过东盟安全认知作用导致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其中,体系压力、东盟安全认知和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分别扮演自变量、中介变量和因变量角色。由于体系压力冲击,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上不断做出回应。本文将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划分为1967—1978年、1978—1991年、1991—2003年和2003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开启了地区安全治理进程。这一阶段,美苏安全竞争延续、美中在越南战争博弈和英美在东南亚地区收缩给东盟带来了体系压力,在其冲击下,东盟认为:大国竞争及战略收缩威胁东盟国家生存,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完整与东南亚地区安全是东盟安全目标,提升自身实力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此,在组织机构上,东盟相继设立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机制、东盟秘书处;在原则规范上,东盟强调抵御域外势力干预、协调一致、和平解决争端。这一时期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东盟主导下突出抗御力、偏向双边、小多边传统安全合作及协商一致决策方式的特征。1978年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竞争加剧、中美关系缓和并建交同时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由于体系压力原因,东盟安全认知发生变化:大国竞争加剧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威胁地区安全,确保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是东盟安全目标,加强东盟互助与合作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加强互助与合作,东盟一是将组织机构常态化并扩大其规模;二是在原则规范上强调可持续发展并按规约行事;三是在内部特定议题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实践。这一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区域平衡色彩浓厚、凸显东盟意志及强调机制规约性的特征。1991年冷战正式结束,美苏在东南亚地区的博弈终结,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大幅提升、日印积极“涉入”地区及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推进。在体系压力影响下,东盟产生新的安全认知:大国介入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增加东南亚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是东盟安全目标,推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此,东盟一是进一步提升组织机构机制化程度;二是在原则规范上强调以合作求安全;三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等对外安全对话机制开展与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四是内部以海盗、反恐等议题为中心的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大量涌现。这一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具有突出综合安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大国平衡下的多边化及包容开放性特征。2003年东盟签署了《巴厘第二协议》,开启了以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及社会文化共同体为支柱的东盟共同体建设,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迈进第四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发生变化、日印俄深度介入地区同时美国挑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在体系安全压力作用下,东盟安全认知发生重大变化:大国深度介入及中美竞争加剧使地区博弈复杂化,扩大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是东盟安全目标,构建安全共同体是东盟实现安全目标手段。为构建安全共同体,东盟一是明显提升组织机构制度化程度;二是在原则规范上主张深化地区安全合作并加强法律约束;三是通过东盟—印度峰会等对外安全对话机制提升与域外国家安全合作水平;四是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几乎囊括各安全领域。透过这些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可发现其具有构建安全共同体、规则的增加及复合性的特征。最终,通过以上四个阶段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逻辑,本文核心研究假设得到验证。
张青磊[9](2018)在《我国公民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类发展的首要条件。公民安全与公民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而且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同时,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公民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另一方面公民面临的安全威胁也越来越多,国家和公民已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安全已成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幸福的首要价值性标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民对安全的要求日益增长,维护和保障公民安全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使保障公民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民主法治不断完善,军事科技实力逐步增强,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顺利推进,我国公民安全总体上得到较好保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是,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境内不稳定因素与境外不稳定因素相互作用,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极端贫困问题、食品不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生产安全事故、盗窃诈骗类侵财性刑事犯罪、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生态环境破坏、公权力腐败等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如何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是新时代推进公民自由而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从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立场出发,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从微观角度探寻克服公民安全困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同时,我们还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公民可持续安全理念,从宏观角度思考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总体路径。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七个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及研究问题的说明,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正文第一章是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有关人的生存、人的财产、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和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及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等进行梳理分析,挖掘“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的理念、思想和观点,为科学界定公民安全做好理论铺垫。第二章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根据第一章对“中、西、马”有关公民安全理念、思想和观点的梳理分析,结合学界对安全的不同界说,对公民安全进行科学界定,明确公民安全的概念,核心内容和演绎路径,并分析探讨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和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的关系,为后文对我国公民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奠定基础。该部分指出,公民安全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在实际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免受来自内部或外界的非法侵害,以及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的状态。公民生命安全、公民财产安全、公民自由安全是公民安全的核心内容,也是公民安全的价值所在。将自由安全纳入公民安全核心内容突破了传统上认为公民安全就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界限。第三章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亦可称为公民安全的萌生条件。安全问题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伴生,但公民安全作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安全的一个研究领域则是20世纪90年代“人的安全”理念提出以后的事情,这说明公民安全提出、形成和发展是需要条件的。该部分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等五个方面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探讨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第四章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我国公民安全安全核心内容的三个层面对我国公民安全概况进行现实考量,即主要从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层面分析了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困境产生的原因,是本论文的重点。第五章是本文的另一个重点,分析探讨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该部分从中国公民安全实际出发,按照“分——总”的思路提出了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第一节主要是针对我国公民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自由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第二节主要是根据我国公民安全的总体概况,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对如何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进行了总体思考。通过“分——总”思路分别提出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路径,并使之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共同保障和推进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最后一部分是结语,虽然我国公民安全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复杂多元,而且有些难以预测,但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国政府、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共同努力下,威胁公民安全的因素会逐步得到解决或减少,公民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保障和实现公民安全的条件也会越来越完善。
季澄[10](2018)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互动进程本身的复杂性与结果的不可预期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将愈加通过海权维度予以集中呈现。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实践表明,中国正在加速由一个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无疑又增加了海权相较于陆权在确保国家安全、发展与繁荣方面的比重与分量,甚至不排除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或全球型海洋大国的可能性。中国海权的崛起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及地区重大利益的关键变量,这也意味着中国海权的发展正成为“一种现象”或是“一种问题”,美国需要予以认真对待,一旦战略应对失策,美国将付出类似于丧失地区主导地位的极其沉重的代价。鉴于此,美国战略界认为有必要对其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估与判断,既不宜过分夸大美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但也绝不忽视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其领导地位可能造成切实影响的核心要素的考察。美方认为,无论从宏观战略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看,中国海权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它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塑造美国地区战略和海上实践的最大外部牵引因素。从国家大战略缔造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赋予其发展海权的一般性逻辑依据,也就是说,中国旨在通过海洋实现国家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的战略谋划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是国家谋求强国地位的应有之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数次对海洋的探索与实践,并得以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海洋战略实践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看,美方认为,伴随中国海洋利益的不断拓展,中美双方原本在东亚地区形成的“陆海二元分离型”地区安全秩序正在被融入更多的海权要素,中国的海上实力与影响力正迅速进入东亚周边海域,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更广阔的海域延伸。鉴于美国自身鲜明的海权属性,美国势必会对此种具有颠覆地区传统地缘格局潜能的海上实践予以高度防范与警惕,并致使其在战略态度的选择上倾向于对抗而非妥协,在此基础上锻造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将丧失其应有的灵活性。此外,双方海上互动频率的增加难免带来摩擦与对抗的风险,如何有效管控此类风险并防止其升级,进而危及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也是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从海权建设的角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海上力量核心要素—海军的发展,正在侵蚀美国的传统海上优势地位,这将迫使美国海军重新审视其在后冷战时代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及其所应肩负的职责与角色,并将战略关注的重点由非国家行为体转向国家行为体,并以此牵引美国海权的建设,实现海权的战略回归,即将最终的战略着力点放在应对潜在的挑战者身上。与此同时,海权本身及其战略内涵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马汉倡导的海权的基本原理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主力舰队决战赢得制海权已不再被各国海军视为“定律”。事实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愈发紧密的经贸联系,科技水平的跃升,使得制海权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受到极大限制,夺取制海权的目的已超出单纯的军事范畴,海上安全更多地被视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这也促使各国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更强调合作,而非纯粹的零和博弈。总之,在美方看来,鉴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中美新一轮海上博弈及其所开启的权势转移进程,将很难实现半个多世纪前英美两国海上权势的和平转移,摩擦与对抗将长期伴随两国海上互动进程。但另一方面,美方始终认为摩擦与对抗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美方应寻求与中国达成最起码的海上战略谅解,有效管控分歧与摩擦,并尽可能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进而分担其维护海上公共安全的成本。对中国来说,其与美国的海上互动需以三点认知作支撑:一是在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地区性海洋强国之前,中国仍是两国海上互动中的弱势一方。尽管其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正逐步缩小,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享有地区海上主导权;二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道路选择已上升至国家大战略层面,是全民族共同意志的体现,建设海洋强国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自身所处地缘环境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限定,中国仍应追求旨在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有限的海权,而不是与美国争夺全球海上领导权;三是美国仍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最大外部限制性因素,与美国的海上互动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对此,寻求中美海上互动新模式,构建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架构,尽量降低美国对自身海上力量建设和海洋利益拓展的阻碍和干扰,理应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选项,而不是权宜之计。
二、后冷战初期影响印度战略变化的外部因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冷战初期影响印度战略变化的外部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四、研究意义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结论 |
研究发现 |
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 |
第一章 防务外交及其在中国—东南亚关系中的早期表现 |
第一节 防务外交概念辨析 |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中国—东南亚防务外交的发展 |
第二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缘由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基础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动力 |
第三章 东盟框架内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第一节 东盟地区论坛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第二节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第三节 “10+1”“10+3”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 |
第四章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 |
第一节 东盟框架外中国—东盟国家的多边防务外交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双边防务外交的发展 |
第五章 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评析 |
第一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特点 |
第二节 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局限性 |
第六章 防务外交与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第一节 坚持多内容领域齐头并进,夯实防务外交信任基础 |
第二节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统筹维护,推动防务外交深入开展 |
第三节 维护多边与经略双边相结合,优化防务外交战略布局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第一章 美国对越政策的发展与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
第一节 美国的东南亚冷战政策 |
一、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初步规划 |
二、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最终确立 |
第二节 美国的对越政策与越战进程 |
一、法国势力从越南的退出 |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逐步介入越南事务 |
三、美国破坏越南大选 |
第三节 美国在南越“反叛乱”的由来 |
一、艾森豪威尔政府“反叛乱”计划的提出 |
二、肯尼迪政府“反叛乱”小组的成立 |
三、肯尼迪民事“反叛乱”的扩大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的发展及“凤凰计划”的出现 |
第一节 军事-民事“反叛乱”的结合 |
一、约翰逊军事“反叛乱”的开始 |
二、军事-民事“反叛乱”的初步协调 |
三、军事-民事“反叛乱”协调机制的形成 |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出现:战争“越南化”的初尝试 |
一、军事-民事“反叛乱”的融合:“凤凰计划”的基础 |
二、“情报收集和开发项目”——“凤凰计划”的由来 |
三、“凤凰计划”机构设置的决策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情报基础:“召回计划”的实施 |
一、“召回计划”的由来及其发展过程的决策 |
二、“召回计划”的情报获取及与“凤凰计划”的关系 |
三、“召回计划”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及其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约翰逊政府“反叛乱”政策调整及“凤凰计划”的扩大 |
第一节 “反叛乱”政策调整的背景 |
一、溪山战役及春节攻势的发生 |
二、关于是否增兵越南的大争论 |
第二节 “反叛乱”政策的调整 |
一、对南越“反叛乱”的调整 |
二、对南越周边国家“反叛乱”的调整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扩大 |
一、“凤凰计划”的正式化 |
二、“凤凰计划”情报机构的建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尼克松政府第一次“越南化”政策与“凤凰计划”的改革 |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初期军事行动对“反叛乱”的支持 |
一、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反叛乱”政策的争议 |
二、尼克松政府初期对柬埔寨的轰炸 |
第二节 “凤凰计划”的改革 |
一、“凤凰计划”的效果评估及其存在的问题 |
二、“凤凰计划”的改革 |
第三节 第一次“越南化”政策及其失败 |
一、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政策 |
二、尼克松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升级 |
三、第一次“越南化”政策的失败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尼克松中后期“反叛乱”战略的显着转型及“凤凰计划”的衰落 |
第一节 第二次“越南化”政策:“反叛乱”的“越南化” |
一、对“反叛乱”的反思及第二次“越南化”的开始 |
二、“凤凰计划”的“越南化” |
第二节 “凤凰计划”衰落前的过渡期 |
一、“凤凰计划”在巴黎和谈中的威慑作用 |
二、“凤凰计划”在撤军中的辅助作用 |
第三节 “凤凰计划”的衰落 |
一、改革后“凤凰计划”的效果评估及其失败原因 |
二、“凤凰计划”的替代品——F6项目的实施和失败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凤凰计划”在“反叛乱”中的位置 |
二、“凤凰计划”对美国越战进程与当代“反叛乱”战略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4)后冷战时代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动力与挑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研究方法 |
四、文献评述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本文的理论框架建构 |
第一节 新区域主义 |
第二节 区域间主义 |
第三节 、本文分析框架 |
第二章 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回顾 |
第一节 初创阶段:东盟主导了亚太经合组织的走向 |
第二节 发展阶段:东盟坚定支持亚太经合组织的发展 |
第三节 改革阶段:东盟对亚太经合组织重视程度相对下降 |
第四节 “后茂物时代”东盟再次重视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 |
第三章 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的动力 |
第一节 权力平衡推动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
第二节 制度建设对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的推动 |
第三节 认同强化对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的推动 |
第四章 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中面临的挑战 |
第一节 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面临的权力困境 |
第二节 东盟的制度化水平不足对亚太经合组织制度化发展的限制 |
第三节 亚太经合组织发展对东盟自身认同的挑战 |
第五章 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进程的未来展望 |
第一节 东盟“大国平衡”战略对亚太经合组织稳定发展的作用 |
第二节 东盟共同体建成对亚太经合组织的推动 |
第三节 加强东盟身份认同有助于推动亚太区域合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美泰同盟研究 ——兼论中国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3 主要观点、研究方法与思路 |
1.3.1 主要观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思路 |
1.4 理论概述 |
1.4.1 同盟概念解析 |
1.4.2 影响同盟演变的因素 |
1.4.3 同盟演变的机制 |
1.4.4 楔子战略 |
第一章 冷战前期美泰同盟的形成与发展 |
2.1 迈向“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时代 |
2.1.1 从“进攻”走向“防御”的时代主题 |
2.1.2 “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形成原因 |
2.1.3 “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对美泰同盟的影响 |
2.2 “冷战”:美泰同盟的演变背景 |
2.2.1 “冷战”:美泰同盟建立的国际背景 |
2.2.2 “热战”:美泰同盟建立的区域背景 |
2.3 美泰同盟的形成与发展 |
2.3.1 美泰同盟战略的形成 |
2.3.2 美泰同盟战略的发展 |
2.4 小结 |
2.4.1 美泰同盟形成与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
2.4.2 从“友好”到“威胁”的中国因素 |
第二章 冷战后期美泰同盟的发展与变化 |
3.1 “冷战”背景下的多极化趋势 |
3.1.1 从“战略收缩”到“两极瓦解” |
3.1.2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多极化趋势 |
3.2 区域局势变迁:同盟的“降温”与“再亲密” |
3.2.1 “越南战败”对美泰同盟的沉重打击 |
3.2.2 “柬埔寨事件”促进美泰同盟升温 |
3.3 中泰建交初期的顾虑与“合作反越”新局面的开创 |
3.3.1 中泰建交初期的顾虑 |
3.3.2 中泰“合作反越”奠定双边互信 |
3.4 小结 |
第三章 从“同盟迷惘”到“反恐转型”时期的美泰同盟 |
4.1 “冷战”结束与单极霸权体系的确立 |
4.1.1 “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到来 |
4.1.2 单极霸权体系下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
4.2 美泰同盟的“迷惘”与中泰关系大发展 |
4.2.1 美泰同盟“迷惘”期的到来 |
4.2.2 中泰关系的持续“深化” |
4.3 “反恐战争”时期的美泰同盟及其中国因素 |
4.3.1 美泰同盟的“再亲密”与转型 |
4.3.2 迈向“伙伴”的中泰关系 |
4.4 小结 |
第四章 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背景下的美泰同盟 |
5.1 “亚太再平衡”背景下美泰同盟的波动及其中国因素 |
5.1.1 美泰同盟的转型之路 |
5.1.2 泰国军事政变恶化同盟关系 |
5.1.3 中泰“伙伴”关系的建立与进一步发展 |
5.2 “印太战略”背景下的美泰同盟及其中国因素 |
5.2.1 “印太战略”背景下美泰同盟的功能及其困境 |
5.2.2 特朗普政府对泰政策走向及泰国政府的应对之策 |
5.2.3 中国对泰政策走向及泰国对华战略选择 |
5.3 小结 |
第五章 对美泰同盟及其中国因素的学理分析与总结 |
6.1 二战后美泰同盟及其中国因素影响的总体演变趋势 |
6.1.1 美泰同盟关系的整体演变趋势 |
6.1.2 中国因素影响的整体演变趋势 |
6.1.3 中美双方对泰国的影响及泰国对中美的威胁认知 |
6.2 美泰同盟关系“弱化”的前景分析 |
6.2.1 时代因素 |
6.2.2 国际因素 |
6.2.3 国内因素 |
6.2.4 理论分析 |
6.3 中泰伙伴关系“强化”的前景分析 |
6.3.1 时代因素 |
6.3.2 国际因素 |
6.3.3 国内因素 |
结束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周边外交研究综述 |
二、土耳其周边研究综述 |
(一)国内土耳其周边外交研究 |
(二)国外土耳其周边外交研究 |
第二章 周边外交理论及其研究框架 |
第一节 “周边”与周边外交 |
一、“周边”概念的解析与界定 |
二、“周边外交”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
第二节 周边及周边外交的基本属性 |
一、时间属性:对周边外交的历史主义考量 |
(一)“周边区域”的历史形成 |
(二)“周边意识”的历史形成 |
二、地缘属性:对周边外交的结构主义考量 |
(一)“地缘政治学”的整体主义转向 |
(二)周边系统的结构主义分析 |
第三节 周边外交的研究路径 |
一、单一范式的研究困境 |
二、分析折中主义的启示 |
三、跨越范式的周边外交研究 |
第三章 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历史探源 |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的衰亡 |
一、内忧外患与帝国的衰落 |
(一)帝国治理能力的衰弱 |
(二)工业革命的冲击 |
(三)民族主义的兴起 |
(四)西方列强的介入 |
二、“衰而不亡”的帝国“怪象” |
(一)帝国晚期的改革 |
(二)大国均势与帝国的残存 |
第二节 现代土耳其周边的形成 |
一、土耳其周边区域的形成 |
(一)东南欧周边板块的形成 |
(二)南高加索及黑海北岸周边板块的形成 |
(三)西亚、北非周边板块的形成 |
(四)历史悠久的伊朗板块 |
二、土耳其周边形成过程的特点 |
第三节 土耳其周边外交思想溯源 |
一、历史记忆与“帝国意识” |
二、突厥源流 |
(一)“突厥”与“土耳其”辨析 |
(二)“突厥主义”的出现 |
三、伊斯兰教源流 |
(一)伊斯兰教信仰与“集体身份”的建构 |
(二)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 |
(三)“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及影响 |
四、地方性源流 |
(一)本土文明及其影响 |
(二)地方性源流与“凯末尔史观” |
五、西方化源流 |
六、“四股源流”与土耳其周边外交思想的关系 |
第四章 从建国到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第一节 土耳其现代外交开端及早期周边外交 |
一、融入欧洲外交体系 |
二、初试现代周边外交的困境 |
第二节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革命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 |
(二)革命时期土耳其的周边外交状况 |
二、独立初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凯末尔主义”与土耳其周边外交 |
(二)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关系 |
第三节 二战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二战时期的国际格局 |
(一)西方大国的战前状态 |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 |
二、战乱与失序状态下的土耳其周边 |
(一)法西斯势力在土耳其欧洲邻邦中的扩张 |
(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
(三)战争阴云笼罩下的中东地区 |
三、土耳其的中立政策及其周边影响 |
(一)“中立”的意义 |
(二)土耳其的中立外交 |
第四节 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冷战格局下的世界与土耳其 |
(一)土苏关系持续恶化 |
(二)土美关系不断加强 |
(三)土耳其多党制政体的确立 |
二、冷战初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紧张对立的土苏关系 |
(二)矛盾与合作并存的土阿关系 |
(三)西方主导下的土耳其—伊朗“友好关系” |
(四)土希矛盾影响下土耳其的巴尔干周边外交 |
三、走向多元化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土美矛盾初现 |
(二)走向缓和的土苏关系 |
(三)塞浦路斯问题与土耳其的西南欧周边外交 |
(四)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后的土伊关系 |
(五)巴以冲突与土耳其中东周边外交 |
第五章 两极格局结束后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第一节 土耳其周边外交新探索 |
一、厄扎尔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新奥斯曼主义”的提出 |
(二)重建与突厥语国家关系 |
(三)加强与环黑海国家的经济联系与合作 |
(四)“两伊战争”影响下的土耳其中东外交 |
(五)龃龉不断的土耳其与巴尔干国家关系 |
(六)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 |
二、“失去的十年”中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奇莱尔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二)埃尔巴坎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三)耶尔马兹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四)埃杰维特时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第二节 正发党执政前期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进入新世纪的世界与土耳其 |
(一)国际背景及大国因素 |
(二)土耳其国内背景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 |
(一)“战略纵深主义”外交战略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的内涵 |
三、“零问题”外交政策与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中东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伊朗 |
(三)“零问题”外交政策在中亚、南高加索及环黑海国家 |
(四)“零问题”外交政策在巴尔干 |
第三节 中东剧变以来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秩序重构背景下的世界与土耳其 |
二、“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蜕变 |
三、中东剧变与土耳其周边外交 |
(一)从“零问题外交”到“问题外交” |
(二)“宝贵孤独” |
(三)“回归正常”的周边外交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土耳其周边外交 |
第一节 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周边外交特征的历史对比 |
一、帝国史与大国心态 |
(一)伊朗的“帝国记忆”与“大国心态” |
(二)俄罗斯的“帝国历史”与“大国意识” |
(三)土、伊、俄三国的帝国历史比较 |
二、宗教信仰与“宗教领袖情怀” |
(一)作为“什叶派领袖”的伊朗 |
(二)东正教信仰与“弥赛亚意识” |
(三)土、伊、俄三国的宗教信仰比较 |
三、抗争史与独立、灵活的外交传统 |
(一)“抗争历史”与伊朗的外交传统 |
(二)俄罗斯的“抗争” |
(三)土、伊、俄三国的外交传统比较 |
第二节 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周边外交特征的结构性对比 |
一、“文明结合部”与国家认同构建 |
(一)“不要东西方”的伊朗 |
(二)从“左右摇摆”到“东西兼顾”的俄罗斯 |
(三)土、伊、俄三国的“东西之惑” |
二、“战略枢纽”与大国因素 |
(一)伊朗周边外交中的大国因素及其应对 |
(二)俄罗斯周边外交中的大国因素及其应对 |
(三)土、伊、俄周边外交中大国因素比较 |
三、“地缘困境”与周边外交的应对 |
(一)伊朗的复杂周边及其应对 |
(二)俄罗斯以“后苏联空间”为核心的“多层次周边” |
(三)土、伊、俄三国周边系统的比较 |
第三节 基于比较分析的几点启示 |
一、“帝国遗产”——在一国周边外交中的作用依然巨大 |
二、国际、地区和国家——多层次因素决定一国周边外交的当前状态 |
三、世界或地区秩序重构对一国周边外交既是机遇,亦是挑战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文献 |
二、英文文献 |
三、主要参考网站 |
后记 |
(7)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国家的回归与国际关系的跨层次分析 |
第三节 本文的结构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国际信任-合作研究 |
第二节 经济相互依赖与国际安全 |
第三节 后冷战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
第二章 国家行为的生成机制: 一种跨层次的理论模型 |
第一节 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 |
一、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生成的微观机制 |
二、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生成的宏观机制 |
三、国家行为与国际信任的关系模式 |
第二节 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
一、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行为的跨层次效应 |
二、国家构建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
小结 |
第三章 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地区秩序与中国崛起对东南亚的影响 |
第一节 冷战遗产与东亚地区秩序变迁 |
一、国际体系层次: 经济与安全秩序的脱节和中美竞争加剧 |
二、内部层次: 威权政治的转型与韧性共存 |
第二节 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构建 |
一、东盟“领导”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内生性条件 |
二、东盟“领导”东亚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外生性条件 |
第三节 中国的东南亚地区战略的变迁及其影响 |
一、被动适应: 从意识形态外交到现实主义外交(20世纪70、80年代) |
二、主动适应: 遵循“东盟方式”的“以经促政”(1989-2008) |
三、主动塑造: 地区秩序主导权竞争驱动的“以经促政”(2008年以来) |
小结 |
第四章 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分化 |
第一节 案例选择与比较方法 |
一、体系变量及其影响的比较 |
二、国内变量及其影响的比较 |
三、东南亚国家的国家构建需求与对外战略偏好 |
第二节 新加坡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一、新加坡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新加坡对华政策的影响 |
第三节 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一、马来西亚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影响 |
第四节 印度尼西亚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一、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印度尼西亚对华政策的影响 |
第五节 菲律宾对华政策的生成机制 |
一、菲律宾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 |
二、体系压力与国家构建的相互作用对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影响 |
小结 |
结论 |
第一节 主要发现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第三节 主要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缘起及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方法与本文结构 |
(一) 研究方法 |
(二) 本文结构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 创新点 |
(二) 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假设和理论分析框架 |
一、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内涵与阐释 |
(一) 地区的概念厘定 |
(二) 安全治理机制的概念界定 |
(三)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内涵 |
二、核心假设 |
(一) 核心变量 |
1、体系压力 |
2、安全认知 |
(二) 变量间关系:从冲击到回应 |
(三) 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967—1978年) |
一、体系压力(1967—1978年) |
(一) 二战后美国、苏联在东南亚地区安全竞争的延续 |
(二) 美国、中国在越南战争的博弈 |
(三) 英国、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收缩战略 |
二、东盟安全认知(1967—1978年) |
(一) 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大国竞争及战略收缩威胁东盟国家生存 |
(二) 对安全目标的认知: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完整与东南亚地区安全 |
(三) 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提升东盟自身实力 |
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1967—1978年) |
(一)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67—1978年) |
1、组织机构:相继设立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机制、东盟秘书处 |
2、原则规范:抵御域外势力干预、协调一致、和平解决争端 |
(二)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1967—1978年) |
1、东盟主导下突出抗御力 |
2、偏向双边、小多边传统安全合作 |
3、协商一致决策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78—1991年) |
一、体系压力(1978—1991年) |
(一) 美国、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加剧 |
(二) 中国、美国关系缓和及建交 |
(三) 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及外交政策的调整 |
二、东盟安全认知(1978—1991年) |
(一) 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大国竞争加剧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威胁地区安全 |
(二) 对安全目标的认知:确保东南亚地区安全秩序的稳定 |
(三) 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加强东盟互助与合作 |
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1978—1991年) |
(一)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78—1991年) |
1、组织机构:常态化且规模扩大 |
2、原则规范:可持续发展并按规约行事 |
3、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关注柬埔寨与核议题 |
(二)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1978—1991年) |
1、区域平衡色彩浓厚 |
2、凸显东盟意志 |
3、强调机制的规约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91—2003年) |
一、体系压力(1991—2003年) |
(一) 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
(二) 日本、印度积极“涉入”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 |
(三) 中国综合实力稳步推进 |
二、东盟安全认知(1991—2003年) |
(一) 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大国介入及中国综合实力提升增加地区不确定性 |
(二) 对安全目标的认知:增加东南亚地区的团结和凝聚力 |
(三) 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推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 |
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1991—2003年) |
(一)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1991—2003年) |
1、组织机构:制度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
2、原则规范:以合作求安全 |
3、对外安全对话机制:开展与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 |
4、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聚焦海盗、反恐等安全议题 |
(二)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1991—2003年) |
1、突出综合安全 |
2、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
3、大国平衡下的多边化 |
4、包容开放性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2003年至今) |
一、体系压力(2003年至今) |
(一) 美国东南亚地区战略的变化 |
(二) 日本、印度与俄罗斯深度介入东南亚地区 |
(三) 美国的挑战导致中美竞争加剧 |
二、东盟安全认知(2003年至今) |
(一) 对安全威胁来源的认知:大国深度介入及中美竞争加剧使地区博弈复杂化 |
(二) 对安全目标的认知:扩大东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中的影响力 |
(三) 对实现安全目标手段的认知:构建安全共同体 |
三、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及其特征(2003年至今) |
(一)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2003年至今) |
1、组织机构:制度化程度明显提升 |
2、原则规范:深化地区安全合作并加强法律约束 |
3、对外安全对话机制:提升与域外国家安全合作水平 |
4、内部以特定议题为中心的安全合作机制:囊括各领域安全议题 |
(二) 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的特征(2003年至今) |
1、构建安全共同体 |
2、规则的增加 |
3、复合性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我国公民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2.1 国外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2.2 国内关于公民安全的研究 |
2.3 小结:公民安全研究的不足与启示 |
3 研究的问题与内容 |
3.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3.2 研究问题的说明 |
3.3 研究的内容 |
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4.1 研究方法 |
4.2 技术路线 |
第1章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 |
1.1 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 |
1.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存的基本思想 |
1.1.2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财产的基本思想 |
1.1.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 |
1.1.4 小结:马克思主义人学相关思想蕴含人的安全理念 |
1.2 西方批判安全研究与“人的安全”理论 |
1.2.1 西方人的安全研究的历史溯源 |
1.2.2 批判安全研究 |
1.2.3 “人的安全”理论 |
1.2.4 小结:批判安全与“人的安全”研究为界定公民安全提供思想滋养 |
1.3 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 |
1.3.1 中国民本思想蕴含的安全理念 |
1.3.2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的安全理念 |
1.3.3 小结:中国主流思想中的安全理念为公民安全研究提供重要指引 |
1.4 公民安全的理论源流研究述评 |
第2章 公民安全的界定 |
2.1 安全及其相关概念 |
2.1.1 安全的不同界说 |
2.1.2 安全相关的主要概念 |
2.2 公民安全的内涵 |
2.2.1 公民安全的概念 |
2.2.2 公民安全的内容 |
2.2.3 公民安全的演绎路径 |
2.3 公民安全的基本特征 |
2.4 公民安全的实现条件 |
2.4.1 国家善治 |
2.4.2 社会和谐 |
2.4.3 公民安全意识内化于心 |
2.4.4 经济持续科学发展 |
2.5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之关系 |
2.5.1 国家安全与公民安全“对立统一” |
2.5.2 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相互交织 |
2.5.3 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公民安全“和而不同” |
第3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成长环境 |
3.1 政治环境 |
3.1.1 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
3.1.2 四大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3.1.3 “依法治国”的提出和完善 |
3.2 经济环境 |
3.2.1 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改革 |
3.2.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3.3 社会环境 |
3.3.1 社会异质性增加 |
3.3.2 社会转型发展 |
3.4 文化环境 |
3.4.1 儒家文化的历史传承 |
3.4.2 “以人为本”文化生态的建立 |
3.5 国际环境 |
3.5.1 全球化浪潮的推动 |
3.5.2 国际公约的规制 |
3.5.3 世界人权斗争的影响 |
3.5.4 联合国“人的安全”的提出 |
3.6 小结 |
第4章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实考量 |
4.1 我国公民安全的现状 |
4.1.1 公民生命安全总体得到保障 |
4.1.1.1 威胁生命安全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
4.1.1.2 威胁生命安全的战乱因素总体得到控制 |
4.1.2 公民财产安全基本实现 |
4.1.2.1 公民财产稳步增长 |
4.1.2.2 国家重视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安全 |
4.1.2.3 保障公民合法财产安全的法律比较完善 |
4.1.3 公民自由安全逐步完善并落实 |
4.1.3.1 公民真实自由逐步实现 |
4.1.3.2 公民政治权利逐渐完善和落实 |
4.1.3.3 公民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共同发展 |
4.2 我国公民安全的主要困境 |
4.2.1 公民生命安全面临的威胁 |
4.2.1.1 贫困威胁依然存在 |
4.2.1.2 食品不安全威胁突出 |
4.2.1.3 重大疾病威胁加大 |
4.2.1.4 生产安全事故威胁频现 |
4.2.1.5 恐怖主义威胁增多 |
4.2.2 公民财产安全遭遇的挑战 |
4.2.2.1 强征强拆侵犯公民财产安全 |
4.2.2.2 侵财犯罪损害公民财产安全 |
4.2.3 公民自由安全存在的问题 |
4.2.3.1 公民真实自由存在诸多短板 |
4.2.3.2 侵犯公民自由安全的现象还存在 |
4.3 我国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原因 |
4.3.1 经济发展不科学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根本原因 |
4.3.2 民主法治不完善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关键原因 |
4.3.3 公民安全理念缺位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重要原因 |
4.3.4 社会安全问题是公民安全困境孳生的直接原因 |
第5章 新时代我国公民安全的实现路径 |
5.1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的具体路径 |
5.1.1 新时代我国公民生命安全威胁的应对 |
5.1.1.1 以“精准扶贫”为指引,打赢扶贫攻坚战 |
5.1.1.2 以“社会共治”为主线,保障公民食品安全 |
5.1.1.3 以“预防”为中心,防控重大疾病威胁 |
5.1.1.4 “规范”为导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灾难 |
5.1.1.5 以“去极端化”为基础,打好反恐“组合拳” |
5.1.2 新时代我国公民财产安全挑战的化解 |
5.1.2.1 以“法律”为准绳,杜绝强征强拆行为 |
5.1.2.2 以“打防控”为举措,制止各类侵财犯罪 |
5.1.3 新时代我国公民自由安全问题的处置 |
5.1.3.1 以“发展”为根本,筑牢公民自由安全的基础 |
5.1.3.2 以“制度”为核心,约束公权力对公民自由的侵害 |
5.2 新时代实现我国公民安全路径的总体思考 |
5.2.1 正确架构政党、国家、社会与公民安全的关系 |
5.2.1.1 突出中国共产党维护公民安全的主导作用 |
5.2.1.2 强化政府保障公民安全的主体作用 |
5.2.1.3 发挥社会力量保护公民安全的重要作用 |
5.2.2 全面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 |
5.2.2.1 法治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必由之路 |
5.2.2.2 加快推进公民安全保障法治化建设 |
5.2.3 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筑牢保障公民安全基础 |
5.2.3.1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平衡充分发展 |
5.2.3.2 以问题为导向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环境问题 |
5.2.4 科学发展军事实力和外交关系厚植保障公民安全优势 |
5.2.4.1 强军兴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
5.2.4.2 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外交关系 |
5.2.5 提升公民安全意识,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5.2.5.1 努力提升公民安全意识 |
5.2.5.2 升级公民安全理念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概念界定与探析 |
论文的主要议题和写作思路 |
论文的研究方法 |
论文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美国战略界眼中的海权与中美关系 |
1.1 海权是美国战略界经久关注的重大战略议题 |
1.1.1 美国海权的一般逻辑及其发展演变 |
1.1.2 美国对于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的双重护持 |
1.2 海权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嬗变 |
1.2.1 19世纪中后期至冷战前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1.2.2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1.2.3 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海权因素 |
1.3 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海权维度 |
1.3.1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再思考与战略调整 |
1.3.2 美国战略界对中美关系中的海权议题的再思考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的评估 |
2.1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历史维度的透视 |
2.1.1 辉煌与挫折交织的中国海权演进历程:助推中国海权发展的智识基础 |
2.1.2 借鉴过往守成国与崛起国海上博弈的经验教训:中美实现海上权力和平转移仍存在“不确定性” |
2.2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理论维度的透视 |
2.2.1 新兴国家海权崛起的一般规律及其逻辑辩证关系 |
2.2.2 从“陆海二元对立”到“陆海统筹”:中国海洋政策转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2.3 牵引中国海权发展的基本条件与动力:现实维度的透视 |
2.3.1 对“建设海洋强国”背景因素的评估 |
2.3.2 对“建设海洋强国”的基本认知及其与国家大战略目标的对接 |
2.3.3 对“建设海洋强国”具体实施情况的评估 |
2.3.4 “建设海洋强国”对于中国周边海域及美国自身的影响评估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军力量建设进程的评估 |
3.1 对中国海上军事学说构成要素的评估 |
3.1.1 对以马汉为代表的西方经典海权理论的借鉴与吸收 |
3.1.2 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3.1.3 “海军民族主义”的存在及其影响 |
3.2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进程的评估 |
3.2.1 基础能力提升阶段(2004 年至2006 年) |
3.2.2 初步涉足西太平洋地区(2007 年至2009 年) |
3.2.3 实现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态化部署(2010 年至2012 年) |
3.2.4 逐渐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结合”演进(2013 年至2014 年) |
3.3 对中国海军战略转型认知依据的评估 |
3.3.1 对中国重要海洋利益的评估 |
3.3.2 对中国面临的周边海上安全风险的评估 |
3.3.3 中国的主要海上战略目标:近海与远海的统筹 |
3.4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及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3.4.1 对中国海军总体作战效能的评估 |
3.4.2 对中国海军未来发展走向的评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美国战略界对于中国海上实践的核心战略关切 |
4.1 对中国提升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关切 |
4.1.1 美方对中国所谓“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评估 |
4.1.2 美方应对中国“反介入与区域拒止”能力的相关举措 |
4.2 对中国与邻国海洋争端的关切:以南海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4.2.1 南海争端的具体表现类型及中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
4.2.2 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应对:战略层面的“拖延战略”与战术层面的“胁迫策略”相结合 |
4.2.3 美国在南海地区的主要利益关切及其策略应对 |
4.3 对中国海权拓展的战略取向的关切:以印度洋地区作为考察重点 |
4.3.1 印度洋将成为中国海权拓展的主要战略方向 |
4.3.2 中国在印度洋拓展海权的具体战略举措 |
4.3.3 中国海军在印度洋地区保障基地的模式选择问题 |
4.3.4 中国向印度洋地区拓展海权的限定性要素 |
4.4 对大型水面作战平台服役及其战略影响的关切:以航空母舰作为考察重点 |
4.4.1 对中国发展航空母舰的基本条件的评估 |
4.4.2 对中国航空母舰具备的功能性要素的评估 |
4.4.3 对美国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应对举措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基于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的美国政策因应 |
5.1 美国政府的因应之策:具有高度现实适切性的印太战略谋划 |
5.1.1 中美海权博弈的“二元特征”:冲突与合作并存 |
5.1.2 印太地缘概念及其缘起探析 |
5.1.3 美国印太战略愿景谋划及其“包容性平衡”理念的体现 |
5.2 美国国防部的因应之策:对美国《亚太海上安全战略》的解读 |
5.2.1 美国防部对于印太海上安全环境的判断 |
5.2.2 美国防部关于印太海上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 |
5.2.3 美国防部关于确保印太地区海上安全的相关举措 |
5.3 美国海军及相关军种的因应之策:对制海权的重新掌控 |
5.3.1 对变化中的全球海上安全环境及其威胁来源的判断 |
5.3.2 新时期美国海军理应具备的五项基本能力与战略素养 |
5.3.3 对水面舰艇力量建设的高度关切:获取制海权的关键 |
本章小结 |
尾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四、后冷战初期影响印度战略变化的外部因素(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2]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 [3]“凤凰计划”与美国在南越的“反叛乱”政策(1967-1971)[D]. 朱玲. 南京大学, 2019(04)
- [4]后冷战时代东盟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动力与挑战分析[D]. 段绍毅. 暨南大学, 2019(02)
- [5]美泰同盟研究 ——兼论中国因素[D]. 杨适.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2)
- [6]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特征与演进逻辑[D]. 苏闻宇.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7]经济相互依赖、国家构建与国际信任: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生成[D]. 付宇珩. 厦门大学, 2018(12)
- [8]体系压力、安全认知与东盟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变迁[D]. 颜欣.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9]我国公民安全研究[D]. 张青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7)
- [10]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D]. 季澄.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