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

一、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津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巫云仙^[1]（2021）在《中国企业史百年研究：融合与分立的发展逻辑》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企业史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跨学科企业调研报告。近百年间,中国企业史学科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之前、1949—1979年,以及1980—2020年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与经济史学科高度融合的企业史研究范式,同时也孕育出自身独立的发展路径,融合与分立成为企业史学科发展的基本逻辑。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企业主体的不断壮大,与经济史相融合的传统企业史研究范式,正在向分科独立的研究范式转型。在新时代,以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企业史学科,可在理论创新、政策制定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凸显中国风格,讲好中国企业的故事。

岳鹏星^[2]（2018）在《当代大陆学人与中国铁路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大陆学人针对中国近代铁路史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改革开放之前,研究内容主要以革命史观为导向,相对沉寂。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和研究团队的出现,铁路史研究逐渐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态势。其中,线路史研究更加细化、铁路人物研究有所扩展、铁路与区域社会变迁研究进一步深入、铁路与中外关系研究有所突破、研究领域更趋多元化,铁路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针对铁路史理论研究还不成熟、"空心化"研究成果依然存在、"铁路决定论"的思维倾向、缺少全球化的视野等问题,试图通过进一步挖掘资料、建构铁路史的理论体系,转换视角、实证研究、避免空心化的研究成果,培育团队、提倡跨学科研究、关注新的学术增长点等方面的着力,促进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

王谷^[3]（2018）在《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文中研究表明郧阳地区群山环绕,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地,郧阳地区的行政区划长期以来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直到明成化十二年（1476）,明政府迫于此地严重的流民问题,决定在此地划定“特区”,设置郧阳府,“郧阳”之名由此而生。其最高行政长官统称为郧阳抚治,专事安抚管理鄂、豫、陕三边地区的流民事宜。因此,郧阳地区以成化十二年（1476）为时间界限,正式进入到了政府专管时期,规范而有序地进行山区开发。有序的生产,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带来了人口的喷薄增长,人口的压力转化成了资源开发的巨大动力,推动着人们不断扩大农业垦殖的范围。这个扩张是循序渐进的,由平地到江、湖、滩涂再到山坡、丘陵。到了清后期人们的开发步伐更大了,深入到老林区域,深入山区的开发是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的引进而新兴的,物种强悍的适应性为人们开发深山老林提供了良种,整个明清时期郧阳地区的资源开发呈现的是粗放、盲目和无度的特点,人地矛盾日益严重,带来的后果既有社会的发展,也有环境的变迁。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员未必不知道资源开发的严重后果,只是在利弊权衡之下,做出了符合短期利益的选择而已,对此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此作出评价。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开发过程是人类生产发展的必经过程,中央政府的开发策略是当时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得已的选择。只有真正经历过自然环境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制约作用后,环境思想才会被真正重视。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章,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个方面全面论述郧阳地区社会变迁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背景。任何社会模式的形成都根源于其自然环境基础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人们的行为规范来自于内在习惯的形成,生产方式受制于环境的约束。人类活动和生产方式共同构成了基本的社会模式。第二章,探讨明清时期郧阳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通过明清人口特点对比,本文认为清代人口增长呈现出“几何型”增长趋势,并且就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考证。首先结合郧阳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状况,以不同时间段灾害发生的次数对比、新灾害的出现以及不同灾害之间的联系为依据,证明人口基数的增加的确使气候变得更加不稳定了,主要表现形式为恶劣气候的增加。其次,考察了郧阳地区人口与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以老虎在郧阳地区的各文献中的记录,分析郧阳地区的生物种类的变化规律。特别是对人口变动比较大的几个时间段做物种对比,本文把物种变动开始的时间限定到乾隆十五年（1785）到同治四年（1865）之间,并且郧阳地区物种从数量上看没有减少,主要影响的是大型野生动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禽类和植物。第三章,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研究了解明清郧地人民的生活状态。农田水利的发展是人们长期生产生活中劳动智慧的具体体现,利用自然的天然条件,加上人工的创造使郧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郧阳地区一直延续了农业耕作传统,他们不擅长手工,不从事商贾,所有的生计全在田地之间,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这是最适合山林地貌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技术随着民族的融合和官员们对农耕技术的推广而发展,农业技术的提高为人们进一步的资源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持,清后期人口的日益膨胀为资源开发提供了原始的动力,玉米等高产耐旱物种的引进就是这场资源大开发运动的催化剂。农业对环境的影响比人口的影响要更直接,人口增长的压力通过农业对环境进行转嫁,直接影响了郧阳地区整个森林体系,这个体系复杂而又联系紧密,包括林木、土壤、微生物、动物、空气等等,体系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很难修复;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水土流失与农业开垦之间的关系,甚至向前推导出了人口增长这个根源。第四章,通过对官方以及郧阳地区地方官员环境思想的论述,了解当时环境观念在郧阳地区的生存发展空间。官员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了解外来思想的途径,特别是接触实际地方政务的地方官员,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带来的后果了解最为清楚,他们是最好的环境思想接受者。清政府出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没有办法依靠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解决人口庞大的生存需求,而地方官员出于其自小树立的人伦道德,即使意识到了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也没有办法提出限制人口增长的建议,这个时间的政府和官员所能做的是不涉及根本的环保措施——种树,并且种植的理由以强调其经济价值为主。郧阳地区地方官员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生态主义的意识雏形,即意识到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知道人类目前的遭遇的天灾根源于人类的无度开垦,并做出退耕还林的解决方案。但是到了清后期土地严重不足的时候,官员们对于“退耕还林”方案持保守态度。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生存无法保证的时候是普遍的生态观念,对于当时的官员来说,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限制而转化为生态主义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常建华^[4]（2018）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史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今已经40年。特别是1986年10月全国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若以此为界标,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也有30年之久。有必要总结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把握其特色与趋势。这里就近4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脉络、重要议题、成就与不足,作一概述。

李园^[5]（2016）在《明代宫廷财政史研究回眸与展望》文中提出明代宫廷财政作为传统财政的重要组成,既是维系宫廷社会运转的制度体系,也关涉明代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迄今为止,虽然存在对明代宫廷财政整体性研究的缺失,但围绕该课题的相关探讨,成果丰硕。因此,梳理和分析近百年来明代宫廷财政的相关研究,既有利于课题自身研究的整合与深化,也有助于拓宽明代财政经济史的研究视野。

郭永平^[6]（2016）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

陈仙^[7]（2016）在《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运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学术史与文化史相结合、专题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借鉴海外汉学研究理论,通过对英语书院研究着述的介绍与分析向读者展示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概况,揭示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特点与不足,为书院研究走向国际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研究的重点在于英语世界哪些中国学学者,从什么样的角度,对书院进行怎样的探索和诠释,体现了什么样的学术思想特点和学术国际化的研究特征。通过专题分类研究,从宏观上梳理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脉络,展示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和建筑等研究特色;通过具体个案研究,在微观上突显了英语世界书院研究细节,展示了书院研究多元化和跨文化研究特征,从而进一步考察海外书院研究的实质与意义。研究考察了英语世界对书院的哲学阐发。结合学术思想的时代特征,探讨了从南宋开始考亭学派、慈湖学派、絜斋学派、定川学派、广平学派、东林学派和乾嘉学派等创办书院、讲学和祭祀等活动,其中东林书院与东林学派、理学书院与考亭学派在英语书院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英语世界对书院学术思想的研究,逐步经历了以精英学者为考察对象到以社会史为研究内容的过程,研究方法以“外在进路”（External Approach）为主。英语世界立足于社会文化史角度对书院进行诠释,从书院课程、管理规制、书院类型等方面挖掘了书院制度的新特征。汉学家们解读了书院与佛教、道教圣地之争,探索了书院对正统文化的传承,并且分析了书院与士人、书院城市化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这是英语世界学者较为关注的专题,也是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最为突出、最有学术价值的内容。新文化史视野下的书院研究,体现了鲜明的西方特色,折射出海外书院研究与中国传统书院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模式和方法论上的相互借鉴和促进状态。英语世界对书院教育制度的研究,充分反映了书院研究多元化的特点。英语世界学者客观辨析了科举、官学与书院三者的关系,当官学发展成应付科举的机构时,书院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书院与官学是相似互补还是此消彼长,书院通识教育是否具备自由教育性质,书院应如何解决科举应试的矛盾,这些都是汉学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汉学家们还亲身实践书院教学法,让作为教学机构的书院进一步发展活跃于现代文教事业中。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国际化特征还体现在对书院建筑体系的研究上。英语世界学者从书院择址、布局、园林、建筑风格、结构艺术等形制方面对书院进行探讨。他们论证书院园林景观渗透着理学教育思想,元代书院山水景观体现着中国文化记忆和理学学术思想,书院建筑景观成为书院学术思想和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英语世界对韩国书院选址、空间布局、园林植物等建筑特点的研究,推动了韩国书院研究国际化进程。研究还以万安玲、穆四基、麦哲维和秦博理的书院专着作为个案,探讨了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以及跨中西文化研究特点。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这一论题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前人在一片荒芜之中未予以开拓,专门和系统的研究成果极少,国内学界尚未有该论题专门的研究着述。对于这种中西两种文化的跨文化研究现象,我们既不能盲目接受,也不能轻率否定,应该总结研究特色和不足的同时,在“中国特色”基础之上,扩展研究领域,深化研究主题,丰富研究方法,创设一个跨文化书院研究的崭新模式。

翁沈君^[8]（2014）在《2012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2012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共发表论着40余部,论文400余篇。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经济社会史、文化史、文献研究等领域。以下就笔者目力所及,对本年度蒙元史研究的基本情况试作简要介绍。一、会议本年度共召开蒙元史相关学术会议五次。7月25日至26日,"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举行。8月25日至27日,"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与张北两地举行。9月15日至16日,"《老乞大》与元代

左海军^[9]（2014）在《近代天津银号研究（1900-1937）》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以后,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商品贸易的发展,银号（钱庄）作为中国内生金融机构获得初步发展。其营业以商品贸易之间的资金借贷为主要对象,而区别于明代之前以私人借贷和高利贷为主的金融模式。清中期前后中国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跨区域的长途贩运贸易蓬勃开展。票号的出现是在明清以后中国内生金融机构初步发展的基础之上,突出发展了汇兑业务,以满足埠际异地结算的需要。而在各个商埠内部,钱庄、银号开始将主要业务转向经营本地商业的存放款项。钱庄、银号与票号业务的相结合,各有领域,逐渐形成一种新的金融模式。钱庄、银号基于中国传统商业而产生,继承了中国内生金融的一般特征,在庚子事变以后取代票号的地位,成为中国内生金融的典型代表。伴随近代中国复杂的商品贸易发展逐步现代化,钱庄、银号的进步推动中国内生金融机制向较高的水平发展。近代天津的银号与上海的钱庄性质基本一致。在业务经营上以存放款项、汇兑为主要业务,其次兼营买卖生金银、有价证券、买卖银洋、票据贴现等“浮事”业务。与现代化的银行相较,银号具有很多独特特征。由于经营业务上各有侧重,银号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以存放款项、汇兑为主要营业的银号称为“做架子”,以各种投机买卖为主要业务的银号则称为“套生意”。银号的资金来源在资本之外,主要依靠存款。早期的银号存款中有一定数量的政府公款。政府公款之外则倾向收存私人大额稳定存款,称为“票项”,银号一般不办理零散储蓄业务。此外,票号以及银行的拆借也是银号重要的款项来源。银号放款以信用放款为主,不倾向经营抵押放款。尤其是对不动产抵押放款,银号章程中往往予以明确禁止。之所以出现这种经营倾向,是和银号内在的资金运作方式存在紧密联系的。银号的汇兑业务一般通过两种途径办理,其一在外地设立分号直接经营；其二通过与外埠的银号、钱庄之间建立同业往来关系,彼此代理。银号通过汇兑业务中特殊票据的使用,充分发挥了信用交易的优势,例如“对期汇票”可以在银号和商号双方都不动用资金的情况下,完成异地结算。“对期汇票”的使用实际上是将汇兑业务和信用放款业务进行了有效的结合。银号的汇兑机制与票号的直接汇兑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性。银号对于款项的应用也独具特点。除了经营正规银号业务之外,银号往往利用其筹集资金的便利,直接经营普通商品的投机买卖,或投资地产。从整体来说,后者占有相当比例,也是银号特殊的盈利形式之一。这一点与银行的长期发展趋势是有所区别的,银号的自行定位并非为资金供求之间的金融中介,银号资本并非是单纯的金融资本。银号的资本来源复杂,但是都围绕钱业群体为核心组建银号,各银号经理多为钱业耆旧。银号资本由股本和护本组成,银号信用往往不依靠资本丰厚,而主要依据股东身份和身家,故而银号资本一般数额不大。股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股东权利义务的分配依据。民国时期,天津银号的资本规模经历了长期的缓慢增长过程,无论是平均资本规模,还是资本增长速率,乃至增资的积极性都落后于上海。天津的银号与华资银行相比较,无论是单个银号还是银号的总资本额,都明显小于银行的资本规模。但是银号通过股东无限责任、市面拆借以及迟期支付等特殊资金运作机制,弥补了银号资金狭小带来的缺陷,保障了银号可以通过较少的资本亦可融通资金,而形成较大的资力。庚子、辛亥以后,票号逐渐衰落,钱庄、银号成为中国内生金融的代表。这不仅仅是两种金融机构之间的替代,而是中国内生金融模式发生了整体转变。近代银行通过雄厚的资本与广泛的储蓄业务,担任资金供需中介；票号经营全国范围内的汇兑业务,进行异地结算。与二者相较,钱庄、银号的主要金融功能是“综合资金清算”,将同城清算和埠际清算进行有效结合。钱庄、银号的“综合资金清算”机制,主要是通过资金清算网络实现的。这种复杂资金清算网络的存在是钱庄、银号“近代化特征”的主要表现。钱庄、银号的资金清算网络与票号的汇兑网络迥然不同。票号经营汇兑主要是通过分号的设立。每家票号都根据自身业务经营的需要建构独立的总分号网络,票号之间很少进行业务联营,而更多的体现为竞争的关系。而钱庄、银号则不然。钱庄、银号的资金清算网络以各个商埠为网络结点,内部首先进行有效整合。在各个商埠内部钱庄、银号按照业务倾向的不同有所区分,天津“西街”银号侧重存放款项、汇兑业务,“东街”银号侧重“浮事”业务；租界银号兼而有之。银号的帮派划分,使得各帮银号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正规银号和门市钱庄、汇兑庄各个层级不同的金融机构,也各自具有营业领域；银号之间的“靠家”和“川换家”关系的建立,彼此互相帮扶,维护行业整体发展。每个商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综合金融功能的主体。埠际之间,部分银号在外埠设有分号、联号,主要通过汇兑业务与外埠沟通,有的银号则通过金融市场上金融票据的买卖与外埠取得联系。各埠钱庄、银号之间联系紧密,共同构建综合资金清算网络,与票号的汇兑网络相较,高下立判。晚清以降,政府出于整顿财政金融的需要开始建立银行体系,并希望通过对银行体系的有效控制,进一步整合社会金融资源。但是,新式银行制度的引进具有很大局限。从晚清到北洋时期,再到国民政府时期,银行体系的建设总共经过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难以一蹴而就。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达到支撑现代化金融模式的发展水平。换句话说中国近代的银行制度具有一定的超前发展趋向。更值得注意的是,自晚清政府以降,历届政府对待银行发展的政策几乎都是出于解决财政问题的需要,进而将银行的发展与历届政府的财税、公债、军政垫联系起来。政府以高于一般商业金融的存储利率吸引银行投资公债和政府垫款,以政策主导银行资金的走向的意图非常明显。这样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银行对中国近代商业、产业的发展意义有限,造成社会上一般商业交易所产生的金融需求不能从银行方面得到充足的有效支持。这就直接造成中国的内生金融机构钱庄、银号得以长期存在并与华资银行、外资银行分庭抗礼。自晚清以后,历届政府都要求钱庄、银号遵守银行法,并由政府财政机关对其进行注册管理,对钱庄、银号发行货币的管理亦趋严格,一定程度上对钱庄、银号的发展造成冲击。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改革,加速了钱庄、银号的衰落过程。整个中国的金融格局从自发的金融形态,转变成为由政府主导的“管控型”金融模式。

章建^[10]（2013）在《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力量，铁路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对于社会经济增长、社会风气演变等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同样，晚清末季铁路传入中国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铁路也担当了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角色。近代安徽是中国东南的重要省份，物产丰富，农产品等大宗物品的外销迫切需要有能沟通南北、连接口岸与广大腹地的便捷运输通道，这种对于近代交通方式的诉求成为了推动铁路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铁路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自1912年津浦铁路首通，到20世纪30年代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在安徽初步形成了一个铁路运输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安徽交通格局仅以东西向的水运为主，而缺乏连通南北重要孔道的局面。在铁路以及水运等交通方式的共同努力之下，近代安徽的运输局面为之一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变迁步伐。具体而言，由于铁路的贯通和大量促进运输的政策的推行，首先使得广大铁路沿线地区以及接受铁路影响的“腹地”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出现了连片的规模化经验模式，使得以小麦、水稻、茶叶、烟草等为代表的农作物在满足农民自我消费的同时，商品化趋势发展明显。其次，铁路的运营对于工业品由沿海输入内地、由城市输入农村建构了便捷的通道，在此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工业艰难起步，同时亦通过铁路运输的作用，拥有丰富煤、铁矿藏的安徽成为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煤炭、铁矿石供应基地之一，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再次，在铁路运营的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城市化步伐加快，不仅出现了火车带来的城市，而且铁路沿线城镇的近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发轫于清代的安徽省会之“争”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铁路成为了省会确立的必要条件。第四，铁路的建成，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风气的流变，正是通过铁路这一近代交通工具，架起了安徽腹地与口岸联系的桥梁，近代旅游业逐步萌发、近代城市生活方式开始起步，社会发展呈现出外向与开放的姿态。然而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种由于铁路的贯通而带来的进步，犹如星星之火，在积淀已深的传统社会中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就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生活在乡村的众多人们而言，社会经济变迁对他们生活影响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对于铁路在近代社会中的革命作用要有充分而适度的估计。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存在之于近代安徽的经济社会变迁，不仅是一种推动力量，更是一种促进变迁的必要条件，假以时日，必能产生类似“耦合”的充分效应，而这已被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实所证明。

二、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津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津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企业史百年研究：融合与分立的发展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2）当代大陆学人与中国铁路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天津银号研究（1900-1937）（论文提纲范文）

（10）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四、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津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企业史百年研究：融合与分立的发展逻辑[J]. 巫云仙. 东南学术, 2021(06)
• [2]当代大陆学人与中国铁路史研究[J]. 岳鹏星. 社会科学动态, 2018(07)
• [3]郧阳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环境研究（1476-1911）[D]. 王谷.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4]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J]. 常建华.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8(02)
• [5]明代宫廷财政史研究回眸与展望[J]. 李园. 故宫学刊, 2016(02)
• [6]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J]. 郭永平. 社会史研究, 2016(00)
• [7]英语世界的书院研究[D]. 陈仙. 湖南大学, 2016(02)
• [8]2012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J]. 翁沈君.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 2014(01)
• [9]近代天津银号研究（1900-1937）[D]. 左海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7)
• [10]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D]. 章建. 苏州大学, 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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