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

一、台湾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崛起（论文文献综述）

房伟^[1]（2021）在《共识与差异:重审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文中研究指明由于启蒙文学传统、左翼文学传统和后现代文化思维三种文学史思维的分歧,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表现出缺乏"共识性"评判、"差异性"过分明显的"不稳定性",其问题表现为外部研究与文学性的不平衡、断裂思维与关联性思维的不平衡、封闭性与开放性的不平衡和异质性与规律性的不平衡。40年节点是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契机,以此反思与政治性密切相关的文学史书写,倡导更具文学意味和审美个性的文学史。

相梦凡^[2]（2020）在《轨迹、策略与视野 ——大陆“台湾新文学史”写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1979年起,祖国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在两岸良好互动的基础与背景下得以开启,至今已历经40个年头。大陆学界有关台湾文学史的写作于80年代末渐成风潮,“台湾新文学史”作为台湾文学总体的一个“断代”,成为书写重镇。一方面作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成果之呈现,这些着作在不同维度上生成价值,发挥效用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在其内部有序地吸纳和储蓄了大量的个案研究成果,弥补与完善台湾文学研究体系的规范性与倾向性。本论文针对80年代以来的大陆“台湾新文学史”进行写作层面的探究,通过历史轨迹、类型策略与理论视野三个角度的切入达成这一阐述目的。论文主体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引言部分主要是对研究背景、文献综述、概念界定、思路与方法的说明。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回顾了大陆“台湾新文学史”的书写历史,将1987年至1990年视为“开放”、“解严”背景下的初探期,1991年至1999年视为两岸学术互通基础上的发展期,将2000年至2009年、2010年至今分别视为新世纪两岸现实关系影响下的调整期与突破期。本章对于文学史分期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书写者对于分期标准的策略阐述,以及“文学史”中的具体实践。第二章针对教材型与学术型两种文学史的书写策略进行特征性研究,这是目前大陆“台湾新文学史”中最普遍的两种形态,两者的书写策略体现不同的倾向性,其中教材型文学史的生成突出了“应运而生”的时代特征,多采用集体编写的模式;学术型文学史则凸显书写者的学术个性,在基本史识的表述上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并且对某些时期的文学状况仍存在着写作策略的斟酌。第三章探究外部社会背景与书写者主体意识两种因素结合下,大陆“台湾新文学史”所呈现的政治意识形态、现代性、文化批评等理论视野。结语部分总结大陆这一场域对台湾新文学历史的整体认知,以及由两岸的异见阐释所形成“台湾新文学史”的多元声音。

车志远^[3]（2020）在《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文中指出“中国工人”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本身包含着中国经济社会构建与转型的特定指向:一类是东南沿海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生的“新工人”,一类是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老工业基地转型下的“老工人”。20世纪90年代,几千万的国企“老工人”下岗和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城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他们始终都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多年来,文学研究者们往往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农民工文学”等词语来命名“新工人”题材的文学创作,但这种称谓却失去了与“老工人”对照中应有的历史意识,消解了为“新工人”争取劳工权益、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待遇等方面的文化政治意味。如何通过文学实践来表现“新工人”的真实诉求、建构新型的社会文化、想象一个更加平等与公平的未来是本文的切入点和主题。无论是老工人,还是新工人,他们都始终内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一种历史意识来追溯梳理“新工人”的“前生今世”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更有“方法论”意义。一方面要从“启蒙话语”“革命话语”“底层话语”三个视角来发现这一群体是如何纳入“政治规划”与“文学想象”的,另一方面,更要看到这些复杂的形象是如何被呈现的。如果我们要从整体上观察新世纪文学,那么,曹征路《那儿》的发表及其讨论所带来的知识界和整个社会关注对象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标志性事件。从《那儿》到《问苍茫》勾连出“底层话语”与“左翼话语”,并以反思“纯文学”,恢复了“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文学由“怎么写”转变为“写什么”与“为谁写”和“谁来写”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新世纪“新工人”书写逐渐成为一个重要写作趋向。在《那儿》之后,讲述“新工人”已经由“应不应该讲述”向“如何讲述新工人”转向。在讲述方式上,以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现实主义重新介入转型期社会语境之中,现实主义成为讲述“新工人”的重要方式;在讲述主体上,一方面是从“代言者”以观看“他人”之痛方式聚焦“新工人”,另一方面文学创作主体不断下移,“新工人”也开始表达自身;在讲述空间上,讲述“新工人”离不开城乡关系书写,城与乡不仅是作为有关“新工人”空间想象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另外本论文选取了“新工人”诗歌、“新工人”非虚构写作以及“新工人”影像表达作为切入点,来进一步探求其艺术形式的意义、局限及可能性,以期为新世纪文学增添新的文化想象与表现形式,最后我们既要能看到其意义和价值,也要看到其限度和可能,以期“新工人”书写能够为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的基点。“新工人”书写不只是特定群体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更具代表性的、回应现代危机的文学表达。对“新工人”的建构与想象既是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有关“人的可能性问题”。在搜集整理分析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本文结合社会历史现状探索使用了文化研究等方法,并在行文中有所归纳。

韦丁心^[4]（2019）在《《作品》研究（1978-1989）》文中研究表明《作品》是广东省作协的机关刊物,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创办至今,不仅顺应意识形态、国家政策对文学的规导,在促进区域文学的发展以及形成自身特色方面也成绩显着。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学政策的规导下,《作品》肩负着繁荣广东省文学的重任,注重地方性文学资源的挖掘以及多元性文学空间的开拓,将自身打造成彰显岭南气派、南粤特色、广东精神的文化名片。1980年代是《作品》的黄金时期。在此期间,《作品》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立场,在对各种文学思潮的轻重取舍中不断确立并丰富其现实主义品格,构建、推动并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构成了独特的互文性关系。《作品》通过凸显地域特色,自觉塑造刊物个性,通过封面、封底等美术作品与特色栏目设置等编辑行为,征文、评奖活动等多种方式引导、鼓励本省作家写出“有时代精神,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以此来活跃广东文坛的创作。在文学批评方面,《作品》积极配合着党和国家的文艺政策,回应文坛主流思潮,在文学热点问题讨论中主动发声、深度介入;对广东文学批评动态予以紧密追踪关注并积极参与其中;开拓文学批评新领域,一度成为1980年代文学新潮的引领者。广东文学院成立后,《作品》成为培育广东作家队伍的基地,形成了具有鲜明岭南文化特色的创作景观。利用地缘优势,积极推动海峡两岸暨港澳文化文学交流,使刊物成为了解广东文学发展和港澳台文学的重要窗口。

邹军^[5]（2019）在《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文中提出本文以1980年代为社会历史语境,以“现代派”文艺论争为文化思想场域,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为问题主线,以论战争鸣中不同观点理论批评文章为文本分析对象,对文艺论争中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地回顾与梳理,力求在尽可能还原文艺论争历史现场的基础上,展示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观念变革中的矛盾冲突、新旧交替、范式转型与思想嬗变的复杂历史过程,进而阐扬新时期文艺观念转型变革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的文化思想语境,梳理了世界学术史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论争,为研究对象的深入探讨找寻社会学和学术史的背景。本文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为问题主线,分别从哲学基础、文艺本质、创作过程、作品构成、价值判断等五个维度,深入考察论争的问题实质。从文艺进化论的观点看,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潮或流派,在历史演进顺序中现代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超越。从文艺创作方法或创作原则上看,二者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别,甚至还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因为在文艺创作中,找寻一种恰当的方法并使其切合于历史时代精神的表达,以确保艺术审美创造最大限度地抵达自由之境,无疑是不同艺术思潮所致力于追求的理想目标。1980年代是一个革旧鼎新的时代,这一时代特质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各种思想争鸣交锋的文化场域。社会转型变革促使因袭的传统架构松动瓦解,催生新观念生成发展,正是在这新旧交替的变革中,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保守与创新、个人与集体等诸多问题,都面临着重新的审视和讨论。197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代政治的转变为文化思想领域营造出了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于是,在各种因素的共同发酵下,论争成为了这一时期各个学科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在文艺领域,改革开放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再次被大量地译介进来。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曾成为主流正统的文艺创作方法,而现代主义则一直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文艺,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招致不断的批判,以至于现代主义在中国一直处于销声匿迹的境况。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人们重新审视现代主义提供了自由争鸣的空间,因此,在“现代派”论争中如何看待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就成为中国当代文艺思想论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焦点议题。“现代派”论争起始于1978年下半年,以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为主体,展开了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派的论争。在“现代派”论争中,关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孰主孰从等问题始终是焦点议题。《外国文学研究》于1979年第1期发表了柳鸣九的《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并率先开辟了“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专栏,从1980年第4期到1982年第1期,该专栏共发表相关讨论文章32篇。作为总结,徐迟发表了《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此文及其引发的论争将“现代派”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1980年,戴厚英在《人啊,人》（1980年11月出版）后记中,明确地表达了对现实主义的不满和批判,提倡文艺创作向现代主义转型,由此引发一轮论战,耿庸等发文就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与戴厚英进行商榷和争辩。“现代派”论争的另一个高峰,是由高行健1981年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所引起的。该书出版后,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围绕这本书展开了通信式讨论,在《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上发表以后,引起了与之相关的论争。此外,由朦胧诗及评价朦胧诗等相关问题的论争同样引发了如何看待“现代派”的问题。其中,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尤其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文艺界极为激烈的论争。1984年,“现代派”论争转向低潮,直到1988年,黄子平在《北京文学》第2期发表了《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现代派”论争又有所复苏,但重心转向了关于“现代派”之真伪的争辩上。为系统地回顾与梳理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本文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为问题主线,分别从哲学基础、文艺本质、创作过程、作品构成、价值判断等五个维度,深入考察论争的问题实质。本文尝试从学术问题史的角度梳理中外文艺论争史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回顾“现代派”论争的文化思想语境,描述“现代派”论争的重要过程和主要观点。这是因为,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所涉及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只发生在中国的特殊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文艺史上的重要议题,因而对世界文艺史范围内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论争的梳理和考察,将为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论文第三章,任何一种文艺思潮或文艺观念都建立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本文以“唯物与唯心”为切入点,从文艺基础论视域介入研究对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1980年代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争辩的焦点之一。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则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哲学。在特定历史时代,“唯物主义”被想象为真理,而“唯心主义”却被视为谬论,在这种先在性偏见的影响之下,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实主义同样被想象为天然正确,而以“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代主义则被认为充满了谬误。第四章从哲学基础论视域深入到文艺本质论视域,以考察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文艺观念的差异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现实主义认为文艺创作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而现代主义却认为文艺创作是对主观世界的表现。第五章以“理性与非理性”为题,从文艺本质论视域延伸到文艺创作论视域。究其根本,现实主义的创作心理以理性为主导,而理性恰恰又是现代主义最为不满也最欲挑战的思维方式,因此,如何看待文艺创作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自然成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交锋的又一个焦点。本文第六章重点考察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关于文艺构成的不同理解。具体而言是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来探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注重艺术作品的内容和认知传达,而现代主义却走向了语言和形式实验,这两种差异构成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论争的焦点之一。第七章从文艺价值论视域出发,即从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判断角度去考察二者的异同。现实主义创作希冀追寻意义呈现真理,而现代主义却认为这是一种虚妄和自欺,在后者看来,世界是荒谬的,意义是虚无的,而文学艺术的重要价值在于勇敢地直面和揭示世界的荒诞、意义的虚无、人性的灰暗和人生的惨淡,也可以说,现代主义是以“无意义”的方式来呈现“意义”的,由此可见,二者对文艺价值的理解和表达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这便构成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与冲突的又一焦点。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看似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文艺争鸣的议题之一,实则牵涉众多,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在论争中,大致出现了三种论调:一部分论者认为现代主义先进于现实主义并必将取代现实主义;另一部分论者却认为现实主义拥有坚固的创作和接受传统,是一种亘古常青的创作方法;还有一部分论者认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甚至还存在融合的可能,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其它带有前缀和定语的现实主义都能佐证这一观点。作为社会转型变革的历史时期,1980年代的突出特点是,某些权力关系的必然松动与某些长久被忽视和压抑的话语得以复苏重建:前者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后者如具有现代性和先锋性的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在这些变革中,由于对话语权力的维护和争夺,本来是学术范围内的争鸣和争锋,却每每会演变成一种更为激进也更为片面的二元对立,这无疑成为1980年代文艺批评最为鲜明的文化症候之一。还有就是,当本文将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纳入世界文艺思想史的视域中进行参照性考察时发现,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它既不是简单的融合,也不是单纯的对立,而是始终抱持着多元与自由的原则立场,这种观点认为:文艺创作最好的方法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现代主义,或者,既可以是现实主义也可以是现代主义,以及它们的融合交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何种“主义”,而在于这种创作方法是否贴合实际表达、能否抵达创作的自由之境,如果它在“贴合”上和“抵达”上都做得好,那么,它自然就是最好的方法。在本文看来,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确为文学艺术所惯用,并在文学艺术史上创造出无数的经典,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主义自诞生以来,更为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和创新。秉持这一总体立场,本文往返于当下与历史、现代与传统、理论与实践,探寻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从中辨析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获得更多的智慧和思想去客观、理性、公正地对待这两种至今仍然饱含张力和魅力的创作方法,以展示并阐扬新时期文艺观念转型变革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

王丹丹^[6]（2018）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是台湾文学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篇章。它的发展历程时盛时衰、时显时隐,曲折坎坷却不绝如缕。它的作家队伍整齐庞大,不同世代、不同族群、不同性别的作家都积极投身于现代主义的书写之中。它的作品技艺精湛,小说文本所展示出来的繁复技巧、审美原则、语言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阐释意义,产生许多经典之作。它的影响广泛深远,既带来了台湾文学创作的革命性变革,又遭遇了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议和评价。本文就聚焦这一纷繁复杂的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叙事景观,对其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剖析论述。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六章）、结语三大部分,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介绍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阐发本论文的研究价值与意义。第一章探讨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生成背景。现代主义美学在台湾的传播有其复杂的历史源流。本章从台湾具体时空背景和作家主体精神出发,探究台湾现代主义发生的多重历史因素,诠释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地化的生成品质。第二章梳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作流变。勾勒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所历经的发展图式。在现代主义嬗变的脉络梳理中窥见不同世代、不同群族或同一作家前后关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的承嬗离合。第三章解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作家的主体精神。台湾知识分子孤绝、脆弱与边缘性的精神处境深刻地体现在小说的创作肌理之中。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是浓重的荒原气息,跋涉在荒野之中的是一个个孤独的灵魂,这些孤立于世的生命个体在上下求索中体味着孤寂的滋味,寻找着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现代主义作家们呈现出孤独的生命精神形态,抒发着悲情的生命情感话语。第四章阐述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存在书写意蕴。结合历史语境与文本解读,从个体、原乡两个层面切入,细致挖掘蕴含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之中的作家们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义的思考以及对精神原乡的终极追寻与关怀。第五章分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现代主义文学对语言和形式持有着高度的自觉和敏感。本章深入探析台湾现代主义小说对语言文字与艺术形式的转化与建构。透过作家个性化的文体追求感受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对于个体存在的反思。第六章归纳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意义。在宏观视域下对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史学价值做出评释。在艺术情思表现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树立了新的美学范式、深化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哲理思考。在文学传播影响上,台湾现代主义小说不仅是台湾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华丽篇章,而且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整体建构中的重要一支。并且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之风促进并推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成就了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书写。结语总结了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在地化风貌以及对未尽研究的展望。

苏盈盈^[7]（2017）在《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文中提出张爱玲及其影响是现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两岸的张爱玲接受过程是这一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张爱玲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绕不开的话题,学界对于她的讨论并未随着她的香消玉殒而减弱,反而热议不断。将张爱玲置于特殊历史背景中,通过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立场下的张爱玲传播与接受上的差异,以此对比两岸的张爱玲接受状况所面临的不同境遇。整体性地观察张爱玲在大陆与台湾的特殊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不仅对两岸的张爱玲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而且以此透视两岸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思潮的生成和演变。研究以时间为主线,将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对比。第一个阶段,1950年代初,张爱玲因外部环境的改变离开上海奔赴香港,在迫于生活压力的情况创作《秧歌》《赤地之恋》。被冠上“反共作家”名号的张爱玲得以凭借《秧歌》进入台湾文坛,她的其它作品在1960年代也相继于台湾出版,并掀起一阵“张爱玲热”。而海峡对岸的大陆学界却因为特殊原因对张爱玲不再提起,这导致张爱玲在大陆文坛沉寂了近三十年。第二个阶段,1970年代,在台湾现实主义文学崛起的背景下,张爱玲逃避社会责任的作品遭到不同立场的学者的质疑。其中,林柏燕与水晶、夏志清等对张爱玲历史定位的问题进行讨论,唐文标与朱西宁、林以亮等围绕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评价标准展开争论。1980年代,大陆学界逐渐走出意识形态的迷雾,开始重新发掘、审视张爱玲及其作品。与此同时,张爱玲及其作品通过多种渠道被大陆读者熟知,并被写入文学史、专题史中。第三个阶段,1990年代后,两岸张爱玲研究呈现微观化、趋同化的态势。但趋同中又因文化环境的不同呈现出细微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岸文学史对张爱玲的定位与书写方面。通过对比张爱玲在两岸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不同境遇,反观文化环境对作家及文学作品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使张爱玲及其作品在两岸有着不同的定位与读者期待。

陈守湖^[8]（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指出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潘文峰^[9]（2015）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梳理和探讨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一、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社会转型对文学批评的影响。70年代以来的各种事件使威权意识形态面临紧迫的任务:必须自我调整并在一定程度上顺应民意才可能继续维持其威望或合法性。而威权意识形态在调整过程中需要一种新的美感和文学样式为之效力。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上摒弃“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是这种调整的结果。然而,文艺与政治的对立紧张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政治意识形态内部在文艺“路线”上的分歧使80年代前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建设几经波折。1984年底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强调“创作自由”和对党在文艺领导方面的“偏左”进行检讨,进一步推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此后,尽管仍面临政治的压力,但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走向多元化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二、讲究政治实用的经典文论和传统批评范式不甘心被边缘化,仍试图利用各种造势（“伤痕文学”论争、“现代派”论争、“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等）掌控文学发展与批评理论建设的方向。三、人道主义思潮的回归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过去一个时期,尤其是“文革”的惨痛教训,使人道主义成为不可阻挡的思想潮流。立足于实现人的“本质”与“自由”是80年代文学理论批评建设的一个基点。“文学无为而治”、“文学主体性”、“文艺本体”、“纯文学”等批评理论的倡导,无不深含人道主义的情怀。以上三方面犬牙交错,深刻地影响了80年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绪论主要说明选题的研究范围、本论题已有的研究成果与不足以及本文的研究目标、路径和各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第二章梳理“左翼”文艺理论批评发展及其一元化历程,以及70年代末以来威权意识形态对文艺政策的调整及由此引起的论争。了解“左翼”文艺批评理论发展及其一元化历程,是把握80年代文学批评论争的思想资源与目的的前提和基础。综观80年代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争,其实就是原有文学格局瓦解之后不同的文学观念及其话语权之间对峙与冲突的具体表征。其中,“革命”（或政治）的文学观和“人”的文学观之间的对峙与冲突最引人注目;而如果把这种冲突放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观照,那么,其实质可以归结为:文学作为一种阶级与组织的“斗争武器”（为建立某种“规范与秩序”）和文学作为“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之间矛盾的历史延续。第三章论述80年代文学批评中两种范式的冲突与转换。从“五四”时期起,人性、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与形式往往成为了文坛聚讼的中心。在此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它们屡屡被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话题来讨论。在“革命”文学批评理论的视域中,从大的方面来讲,持论“人性”、创作方法与形式的正确与否,不仅关乎文艺事业的成败,也关乎革命事业的成败;从小的方面去看,对待人性、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与形式的态度往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政治思想状况。其结果,不符合于“革命”要求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创作方法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落后”或“反动”;不符合“革命”要求的“形式”则被贴上各种标签——现代派的形式主义、唯心主义、反现实主义等。80年代,以上这些“传统”观点逐渐失魅,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观念赢得社会共鸣。第四章主要探讨8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关键词或流行术语——“文学批评标准”、“新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主体性”、“文艺本体”、“纯文学”、“重写文学史”的历史背景、理论意义与理论盲点。第五章从“双百”的实施状况和思维特征两个方面来考察80年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局限。“双百”实践的历史语境,大致反映了一个时期学术发展与争鸣的“上限”。在80年代,“双百”实践的政治化和工具化倾向依然十分明显,这妨碍了“争鸣”的深度和广度,妨碍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更新速度与创新力度;而一个时代批评的总体思维特征,则反映了其理论自觉的程度。80年代文学批评在递变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普遍的思维模式,即以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政治与文学、外部与内部、社会与个体作为思维逻辑,前者意味着保守落后,后者意味着现代和先进。这说明80年代文学批评在反思经典批评理论的过程中缺乏“自我批判”的自觉,仅是一种“体系内的批判”,不具有足够的“艺术总体性”的理论自觉。结语部分总结80年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意义,指出其扭转了长期以来单纯追求文学与批评的经世致用倾向,开启“文学之为文学”及自身本质属性的全面探索。

陶德宗^[10]（2009）在《台湾当代文学思潮六十年的变迁与走向》文中研究指明台湾当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海上篇章。受特定的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影响,其文学思潮经历了由服务政治到表现人生、由自我封闭到主动开放,从移植西方到中西交融、从一潮独涌到多元并进、从苦分盼合到统独之争的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使台湾当代文学呈现出创作潮流密集多变的发展态势,并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诸多新因素。当下台湾文学之主流,仍坚持着中华民族的基本走向。

二、台湾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崛起（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崛起（论文提纲范文）

（1）共识与差异:重审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2）轨迹、策略与视野 ——大陆“台湾新文学史”写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论文提纲范文）

（4）《作品》研究（1978-1989）（论文提纲范文）

（5）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6）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论文提纲范文）

（8）“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9）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台湾当代文学思潮六十年的变迁与走向（论文提纲范文）

四、台湾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崛起（论文参考文献）

• [1]共识与差异:重审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问题[J]. 房伟. 河北学刊, 2021(01)
• [2]轨迹、策略与视野 ——大陆“台湾新文学史”写作研究[D]. 相梦凡.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工人”叙事研究（2000-2016）[D]. 车志远.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2)
• [4]《作品》研究（1978-1989）[D]. 韦丁心.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2019(02)
• [5]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D]. 邹军. 辽宁大学, 2019(11)
• [6]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研究[D]. 王丹丹. 山东师范大学, 2018(11)
• [7]两岸张爱玲传播与接受比较研究（1949—）[D]. 苏盈盈. 闽南师范大学, 2017(01)
• [8]“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9]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研究[D]. 潘文峰. 南京大学, 2015(05)
• [10]台湾当代文学思潮六十年的变迁与走向[J]. 陶德宗.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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