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届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评奖活动圆满结束(论文文献综述)
张开[1](2021)在《文学生产机制与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情爱叙事(1978——)》文中提出
林琳[2](2020)在《中国独幕话剧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中国独幕话剧为研究对象,通过观照其短小精悍的戏剧结构、灵活多变的创作方式,并对其在中国话剧史上的数次创作高峰进行整体把握和具体分析,试图归纳总结其形成创作高潮的原因以及在特定时代与政治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质。在结构上,本文根据中国独幕话剧半个世纪以来在剧本创作、剧作家群体、观演方式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发展轨迹进行系统的梳理,纵轴上以“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建国后“十七年”这三次独幕剧的创作高潮为时间背景;横轴上,以作家作品、艺术特征为考察对象,避免将独幕剧依附于中国话剧史的年代划分做单纯的“史”的阐述,而是遵循其独有的创作规律,佐证其探索创新、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神气质。具体如下:“五四”时期的独幕剧扮演着“引领”和“开创”的角色。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中国戏剧向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一。从创作角度来说,独幕剧人物关系简单、情节单一,创作门槛相对较低、易于把握,对于初学者来说,是窥探现代话剧创作门径的现实选择。因此,独幕剧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涉足现代戏剧创作首选的文体。我国话剧运动的先驱田汉、丁西林、欧阳予倩、洪深等人都是由独幕剧开启自己的创作生涯的。这个时期诞生了《获虎之夜》、《压迫》、《回家以后》、《好儿子》等经典独幕剧作品。由此,独幕剧发挥其开创引领作用,成为五四戏剧文学的主导形态,并在艺术上日臻成熟,出现喷涌之势。抗战阶段的独幕剧与时代同频共振,并呈现出强烈的“探索”和“实验”精神。这一阶段独幕剧的兴盛有其客观现实的演出适用性原因。就地取材、集体编写和移动演出是抗战独幕剧特有的创演方式。抗战演剧队时时巡回于农村、战地、街头进行宣传教育,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演出形式,如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等等。抗战初期,演出次数最多的街头独幕剧莫过于“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它们随着演剧队进入街头巷尾,在广场上、田野里甚至牲口棚边上演,演员和观众融为一体,创造出新型的观演关系,开拓了中国话剧前所未有的全新演剧形式。建国后“十七年”掀起了又一个独幕剧创演的高潮,这个时期属于独幕剧的关键词是“创新”和“突破”。由于应时的需要、生活积淀的有限以及文艺领导部门的支持,一大批年轻的业余作家加入到独幕剧创作的队伍中,改变了创作主体以职业作家为主的状况;建国初期诞生的一批以妇女自由解放为题材的独幕剧和“第四种剧本”中以《新局长到来之前》、《葡萄烂了》为代表的独幕讽刺喜剧则突破了当时戏剧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思想内容雷同、角色形象只有“英雄人物”和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局限。这种探索与突破为中国戏剧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社会问题剧日渐衰弱而引发的戏剧危机,中国实验戏剧揭开新的历史篇章,这是剧作家们为戏剧探寻出路而大胆创新的结果。但早在1979年谢民创作的独幕剧《我为什么死了》和1980年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合作的独幕剧《屋外有热流》中,打破传统形式的实验就已拉开了帷幕。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最后一批带有实验性质的独幕剧是它在走向衰败之前的最后一次绝唱。综上所述,独幕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了三次创作上的高峰,而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话剧艺术的整体衰弱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现在仅在高校的戏剧教学领域继续发挥作用。其短小精悍、轻便灵活的特质和艺术创作理念,以及对政治形态、社会生活的宣传功能似乎也已被小品等其他小型戏剧样式所继承甚至取代。然而,回顾其曾经有过的辉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独幕话剧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始终拥有先锋者的姿态,站立在话剧艺术创新开拓的前端,它以自身特有的探索实验精神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意识在中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又引人深思的一笔。在当今剧坛每况愈下的创作景况下,回顾中国独幕话剧曾经的荣耀,呼唤独幕剧创新探索的精神和“重场戏意识”,恐怕对当今中国的戏剧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敏[3](2020)在《姚金成剧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姚金成是当今河南省乃至全国较为出名的剧作家之一,尤其是戏曲现代戏而着称。他的《李天成》《香魂女》等剧作已经成为豫剧的经典作品。本论文就试图通过研究他的创作过程和现有作品(文本和场上)来寻找姚金成剧作的成功“秘籍”——总结姚金成的创作理念。第一章写姚金成及河南戏剧艺术家概况,主要介绍姚金成成长个人与其剧作的成长环境、历程。第二章姚金成戏曲创作方法的启示。内容主要涉及姚金成改编剧作的方法,和如何将真人真事搬上搬上舞台的方法,以总结其创作方法的技巧。第三章写姚金成现代剧作创作特点,分别以其选取题材、人物塑造、剧本文字的特色进行探讨。第四章写姚金成历史剧创作特点,内容涉及姚金成新编历史剧题材和人物的选取,以及剧目对当下的现实意义进行,以期能对当下的创作有所启示。
李斐然[4](2020)在《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文中认为文学评奖作为奖励作家创作、引领文坛风向、规范文学体制的重要手段,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1978年,根据当时的文学情况,《人民文学》应要求举办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全国上下热情参与,成为新时期各类全国性文学评奖的开端,也是在这次评选中首次出现了读者参与的身影。此后的很多评奖,如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花城文学奖”、“京东文学奖”等,都不乏读者的参与,而《小说月报》“百花奖”更是将评选的权力交到读者手中,完全依赖读者投票评出。但多年来,学界对于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现象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从读者参与的角度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活动,观照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现象的产生和流变,分析时代发展中读者参与对评奖原则、作家创作和专家审美的渗透,考察有读者参与的文学评奖与官方评奖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界定读者参与在中国当代文学场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机制、读者参与研究提供新的成果。绪论部分,通过回顾读者话语被重视和读者参与到文学评奖中的原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整理了当前学界关于读者参与研究的几种类型,同时界定了本文所涉及的“群众与读者”这个主要概念。第一章,简论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的缘起。文革结束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政治形势放宽,文学环境“回暖”,这些都为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奠定了基础。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文学活动“最权威的评定者”,“群众”的声音得到更大范围的传达。第二章,以官方文学评奖、期刊文学评奖和新世纪以来的网络票选为主要关注点,分析同一评奖活动中呈现出的读者趣味与专家审美的异同及其深层原因。第三章,分析读者趣味的影响效应。通过对比同时期完全由专家主导的文学评奖和读者选择的差异,认为读者趣味既会给予专家评选压力,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官方的诱导;从对作家的影响来看,读者参与评奖既成为作家的创作激励,扶植和培育新人,同时也给作家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局限。第四章,探究读者参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场。作为文学场内部占据一定位置的行动者,不论在何种文学活动中,读者参与都是文学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一部分,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进程。但目前仍存在轻视甚至屏蔽读者声音的现象,如何正确看待和引导读者参与文学评奖,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结语部分,分析了读者参与文学评奖对于包括作家、读者本身和整个文坛在内的深远意义,认为当下名目繁多的文学评奖活动在冲击原有评奖秩序的同时也给了读者更多参与的可能。
梁洪杰[5](2019)在《佳木斯的话剧与歌(舞)剧(续)》文中研究说明第五阶段:1979年—2018年,此阶段可称为改革开放阶段。1979年年初,恢复、重排了《8·26前夜》,更名为《特别代号》(导演孙锡贵、青华)。4月,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恢复、重排了《雷雨》(导演李秋)。7月,为配合"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排演了三幕喜剧《甜蜜的事业》(导演高枢文、董志诚)。8月至10月,排演了八场话剧《救救她》(导演董志诚、孙锡贵)。同月,还排演了表现中日人民友好情谊的八场话剧《泪
王嘉嘉[6](2017)在《王延松关于曹禺经典剧作的诗意解读与美学建构》文中研究说明曹禺经典剧作《雷雨》(1934年)、《日出》(1936年)、《原野》(1937年)自发表以来,久演不衰。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关涉人类悬而未决的哲学命题,为人们提供可不断阐释的艺术空间。曹禺经典三部曲历经了中国戏剧舞台创作审美意识形态的发展流变,也因此反映出各个历史时期导演创作者不同的美学追求与美学建树。王延松是中国当代着名戏剧导演,迄今已创作43部舞台艺术作品,他于2006年至2008年连续创作的“新解读曹禺三部曲”打破了以往通俗社会学意义上的一般解读以及现实主义戏剧的演剧模式。站在当代文化立场,融汇现代主义美学思想与表现元素,其“新解读曹禺三部曲”不仅使曹禺经典剧作的艺术魅力得以彰显和升华,而且使其舞台呈现进入到诗性美学的新高度。本论文以王延松“新解读曹禺三部曲”的美学特质为着眼点,以曹禺经典三部曲的“解读史”与“演出史”为历史参照系,考察王延松对曹禺经典剧作《原野》、《日出》、《雷雨》进行的文本解读、文本改编与舞台呈现,以此探究和解析王延松“新解读曹禺三部曲”的美学特质与其美学建构原理。本论文分为四章。依照王延松“新解读曹禺三部曲”的创作时序,分别论述了王延松对于《原野》、《日出》、《雷雨》的意旨开掘、意象提取、形象构建、舞台调度、人物塑形、情境渲染等层面的创作内容。通过探析每部作品中其导演语汇的生成、导演方法的要义、导演工序的运行来动态解析王延松“新解读曹禺三部曲”美学特质的构成原理。第一章重点论述了新解读《原野》舞台上,经王延松文本解读生成的三组导演语汇“古陶俑”、“大提琴”、“两把条凳”如何贯穿始终,以“象征叙事”的新视野、新路径呈现出《原野》剧作裹藏的“大地意象”与“神秘诗意”,由此改变以往社会意识形态下农民复仇故事的现实主义演剧形态,形成新解读《原野》“诗化舞台”独具的美学气韵。第二章重点论述解析了新解读《雷雨》创作过程中,王延松据其文本解读创作出的融“文学文本”、“听觉文本”、“视觉文本”于一体的“演出本”如何以现代戏剧的叙事手段呈现出《雷雨》藏蕴的“残酷诗意”与古希腊悲剧式的“悲剧精神”。如在演出本的“文学文本”中,通过重解人物形象、重编叙事主线凸显《雷雨》的“往复悲情”;在其“听觉文本”中,通过加入“唱诗班”演唱青年曹禺诗作《不久长》恢复《雷雨》的“序幕”与“尾声”,重现曹禺的悲悯情怀;在其“视觉文本”中,通过删除“鲁家场景”的叙事穿插,实现舞台时空的“诗化”与“统一”,最终呈现出作家曹禺所期待的《雷雨》本应具有的“诗意距离”与“诗意审美”。第三章从“新解读”、“新叙事”、“新样式”三个向度论述王延松新解读《日出》的创作历程与其美学特质。通过将《日出》之“日出”解读为“心灵救赎”,王延松构建出以主人公陈白露的“灵魂叙事”为主导的新叙事形态,同时通过舞台上染有“印象派”美学色彩的灯光、音乐、布景实现富有审美现代性的舞台叙事。由此,向当代观众释放出《日出》保藏的更为光明的生命立场。第四章在前三章的论述基础上对王延松“新解读曹禺三部曲”的诗意美学特质背后所隐含的王延松对话作家作品、演员、观众、时代审美呼唤时所独有的“美学思辨”与“诗性思维”即其导演美学建构过程与建构原理进行整体论述、提炼总括。由此,本论文第四章与前三章构成从对有限的戏剧现象的发现与阐析迈向无限的艺术规律的探寻与反思的“张力结构”。基于以上内容的论述,本论文阐明了王延松尊重作家作品、回归经典文本开掘其诗学意象与人性内涵的创作方法,揭示了王延松在其文本改编过程中以“只删改、不篡改”为基本创作原则重构文本结构与节奏的创作路径,总结出王延松在舞台创作中始终关注时代与观众、以“观众的名义”审视自我创作、呼唤审美创造力的创作经验。正因如此,其“新解读曹禺三部曲”方使曹禺经典剧作在当代舞台焕发出富有诗性美学特质的艺术魅力。
张艳琴[7](2014)在《山西戏曲市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西戏曲在改革开放以后经过短暂的繁荣,进入了危机时期。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倡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山西戏曲又逐渐受到官方重视,渐有抬头趋势。但真实的山西戏曲到底如何?从戏曲进入危机时期开始,许多专家学者就在不断探索,但鲜有人从戏曲市场的角度研究。本文打破以往只研究剧种剧团等供方市场而忽视了戏曲需求方的研究缺陷,从供需双方的发展变化着手,进而研究山西戏曲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迁,得出一些山西戏曲的发展规律。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在田野调查和具体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论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着手:首先,在梳理了山西戏曲市场的历史流变和分析了其在新时期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文章从第二章开始,对山西戏曲市场之构成生产方(剧团)、经营场所(剧场)、消费者(观众)三方面进行研究。梳理了建国以来山西戏曲剧团的体制变迁、数量变化和区域分布,并通过详实的数据统计,看到了省级剧团和市级剧团的演出场次占总演出场次的五分之一,他们的总收入却占整个收入的五分之三;县级剧团和民营剧团的演出场次占总演出的五分之四,他们的总收入仅占五分之二。这几类剧团在市场上呈现出演出场次和总收入不成正比的现象。剧场是同时实现戏曲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场所,体现了戏曲市场的交易性特征。山西省的戏曲演出场所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用于传统神庙祭祀演出的乡村舞台,他们洒落于山西各个乡镇农村,在戏曲的经营场所中占据主要地位,体现了戏曲不同于一般商品的集体性购买特征;第二种是近代城市兴起之后,出现的茶园、戏院进而发展成为建国后的室内剧场,作为最能体现戏曲商业交易的场所,如今却不能很好的体现其买票消费看戏的交易特征;第三种是一些为举办堂会演出所搭建的临时演出场所。在对观众的考察中,文章基于对“普通观众群”、“大学生”以及“戏迷观众”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山西戏曲市场中的消费者年龄偏大,但不缺乏年轻观众群体。他们可以接受低价戏票的购买方式,但市场上提供给他们观看演出的机会有限,传统的乡村舞台和新兴的网络是他们观看戏曲的主要渠道。大学生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未来的戏曲观众,但调查结果显示出这部分潜在的观众群体接触戏曲的机会很少,戏曲未来的消费观众存在威胁。当然,他们对戏曲的审美趋向也在调查中显现出来,这要求剧团如果要以观众为服务对象的话,就势必要调整包括演员和编剧在内的整个生产计划。戏曲市场的运作和演出业态类型体现了戏曲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性,文章以剧团为中心,考察剧团与演员、编剧、经纪人等市场要素的关系,进而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剧团与演员和编剧从建国后的捆绑关系逐渐向松散发展,越来越体现出受市场配置的倾向。至目前,剧本买卖市场已然形成。同时文章探索了戏曲经纪人的来源,分析了山西当代戏曲经纪人的类别,以及他们对山西戏曲市场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根据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购买欲望,我们将山西戏曲市场的演出业态分为政府市场、民间市场以及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三种市场类型,并详细论述的他们的演出内容、发展变迁和特征。尤其在分析庙会演出时,文章选取了上党地区的戏曲演出、临汾蒲剧团2012年的演出和晋祠庙会演剧的发展变迁来立体式呈现山西民间庙会演出的变化,得出了目前虽然民间庙会仍是山西戏曲演出业态的主要内容,但呈现出缩水的态势。同时其购买特征体现出集体性或者纯粹的个人购买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戏曲在外部环境上面临着许多新兴艺术元素的竞争,内部由于管理机制上的改革,也出现了演员之间、剧团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态势引发了戏曲市场的巨大变化,其竞争的结果是市场在戏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同时也导致了从业人员和观众人数的减少。在前文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总结出了山西戏曲市场具有如下特点:大、小剧种的演出市场不平衡;演出市场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当前的戏曲市场仍以庙会演出为主,同时向多元化的演出原因发展,但演出市场在逐步缩小;剧团的演出市场层次较为清晰,呈现垄断竞争状态;新世纪以来,山西戏曲市场呈现复苏趋势,但同时也越来越小众化的发展特点。文章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了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内因方面得出了戏曲艺术行业在其他生产领域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的大环境中,其还是原始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既不能提高生产力水平也不能进行集约式生产,这就决定了其单位产品内包含的价值永远不可能改变,唯一改变的只能是戏价的必然升高,这一方面对消费人群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要求政府拨款填补资金空缺,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剧团脱离政府补贴而完全走向市场是不可能的。当然,农村戏曲市场受购买力的限制,市场上将会出现鱼龙混杂的竞争局面。外因方面主要受到文革、文化体制改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山西煤矿资源整合、城中村改造、农业税费改革以及政治环境等政策性的措施影响。同时还受到大众传媒、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等非政策因素的影响。文章在最后,运用SWOT【strengths(优势)、weakness(劣势)、opportunities(机会)和threats(威胁)】的企业战略分析方法,分析山西戏曲市场所拥有的戏曲资源和演出生态优势。生产力水平薄弱、剧团内部机制不灵活、民营剧团品牌意识薄弱、财政资助方式的老化、经纪人制度落后、戏曲观众逐年下降等是山西戏曲市场发展的劣势。同时山西戏曲市场也拥有文化体制改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山西实施发展文化强省以及现代网络媒体的发展机遇。但在这机遇面前我们仍不能忽视其激烈的竞争环境。面对于此,文章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对山西戏曲市场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王鹏[8](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提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岳亚光[9](2014)在《从茅盾文学奖透视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价值取向》文中研究表明以美学,哲学和伦理学为依托的文艺批评对文学的全方位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文艺批评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它们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有的含蓄深沉,有的幽默风趣,有的朴实无华,有的高屋建瓴。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文学评奖,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运作方式,再加上其无可比拟的引导价值,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备受世人瞩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内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种类繁多的文学评奖,其中的“茅盾文学奖”作为唯一的政府类的最高奖项被无数的文人墨客奉为圭臬。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冯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种类繁多的文学评奖。它们在运作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和“茅盾文学奖”基本上大同小异,与此同时它们还有自己的取舍标准,例如“冯牧文学奖”主要是以青年评论家,文学后起之秀和反映军旅生活的作品作为评奖的范围,而“曹禺戏剧文学奖”则顺理成章地侧重于戏剧文学领域。茅盾文学奖作为政府性的最高级别的文学评奖,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可以称为当代文学的“标杆”,尽管它会时不时地受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约束,但是它的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它经过严格的甄别和遴选,发现了一大批社会性艺术性极高的文学作品,推出了一大批思维深邃,妙笔生花的文学新秀,塑造了在世界文学界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深沉从容的民族形象,并以文学评奖为契机大力弘扬主流价值观,引导文学创作的方向,从而成为透视当代文学的一个窗口,为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提供了必要的展示和权衡的平台。由此,以茅盾文学奖作为标本来分析、研讨当代文学评奖的价值取向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有鉴于此,本文将以“茅盾文学奖”作为研究对象,以它的创立背景、评奖宗旨,评奖规则以及历届获奖作品作为研究材料,从以下两条主线展开分析探讨:一是国家文学评奖体系的建立过程和特色;二是评选过程中如何有机地融合现实主义倾向和传统的经典观。试图通过以上两方面的深入分析探讨,准确把握我国当代文学评奖的脉搏,了解相关的文学价值评估体系,从而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提出合理化建议。
吴民[10](2012)在《新时期戏曲生态批评述论(1979-2009)》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借助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对三十年(1979-2009)戏曲批评的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梳理,以勾勒出三十年来戏曲批评和理论建设的发展轨迹,以此为基础指明未来戏曲发展的理论方向。纵观三十年来戏曲批评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期间戏曲批评的发展并不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纯艺术的批评概括,而是依附于戏曲艺术的生态状况的存在。可以说,三十年来戏曲批评的内容仍然不具备主动性和前瞻性,呈现出被动性与依附性,被动地受到戏曲艺术的外部生态要素的制约,依附于戏曲内部生态,尤其是戏曲创作观演的实际状态。这种被动性和依附性使得戏曲批评常常处于一种缺位的失语或者被动的无力状态。虽然批评界本身对于这种无力和失语做过很多检讨,但是并不能改变这种既定的局面。本文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既在于戏曲批评的被动性和依附性,更在于三十年的戏曲批评的主体不是戏曲艺术的某个局部,而是戏曲生态的整体。因此,理论界对于戏曲批评的种种责难虽然具有“怒其不争”的意味,但实质上没有探明三十年戏曲批评发展轨迹沿革的内在驱动力量,那就是戏曲艺术自身的生存发展,是戏曲生态诸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戏曲批评某些方面的无力和失语不是有意地逃避,而是在特定戏曲生态状况下的无奈或日博弈。三十年来,戏曲批评的最核心问题是戏曲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一切批评的起点和终点都必然指向这个核心,而生存与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便是复杂的戏曲生态图景。戏曲生态批评建构价值就在于突破戏曲生态要素的制约,从生态之外去进行批评;又以生态及其各层面与要素为批评对象,推动戏曲生态向前发展。本文分四章,分别从外部生态、内部生态、生存生态、新生态形式四个方面对三十年戏曲批评的话语体系与影响因子、艺术规律与理论概括、生存发展与体制创新、多向发展与多元呈现等命题进行研究。文章得出,政治、经济、文化等要素仍旧是制约戏曲艺术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而艺术创作规律与理论积淀则是戏曲艺术发展的基础,剧种剧团的改革和经营是戏曲艺术发展的前提,而新生态形式则预示着多元文化时代戏曲艺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和非主流方向。通过对戏曲生态与戏曲批评三十年相互关系及其各自的发展轨迹进行研究,不难发现,三十年戏曲批评的努力一方而顺应戏曲生态的要求,一方面切实加入到戏曲生态改良的战斗堡垒,与创作、演出等戏曲艺术实践一起,支撑起新时期戏曲艺术生机勃勃的图景。而三十年来,戏曲批评又常显无力和缺位,这并不能完全归罪于批评者的失职,而是受制于戏曲生态各种复杂因素的无奈与保留。而生态批评的建构,就在于以生态为批评对象,以生态各要素和层面为批评丛础,突破生态限制,坚持改良生态。生态批评的建构也是本文的立论丛础和意义所在。
二、第三届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评奖活动圆满结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三届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评奖活动圆满结束(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独幕话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动机与背景 |
二、研究现状与目的 |
三、创新点与价值 |
第一章 “五四”启蒙的引领和开创 |
第一节 中国戏剧的转型 |
一、西方戏剧的传播 |
二、传统旧戏批判 |
三、“爱美剧”运动的兴起 |
第二节 “五四”独幕剧发展概述 |
一、中国现代话剧文本创作的“终身大事” |
二、独幕剧译介引领先河 |
三、创作群体的“跨界”探索 |
第三节 开创性的剧作和剧作家群体 |
一、“娜拉剧”的创新探索与演变升级 |
二、丁西林开创独幕剧“喜剧范式” |
三、“融西贯中”的剧作家群体 |
第二章 为抗战服务的实验与开拓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话剧创作的黄金时代 |
一、蓬勃开展的戏剧运动 |
二、戏剧理论建设的丰收 |
三、积极推进戏剧民族化方向 |
第二节 抗战独幕剧的特色 |
一、“急就章”和“排头兵”:与时代同频共振 |
二、街头剧的衍生:探索多变的演剧形式 |
三、抗战演剧队:创作和观演方式的开拓 |
第三节 探索试验性的创演案例 |
一、于伶和抗战“报道剧” |
二、《好一记鞭子》:应时而作的创新与探索 |
第三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突破与爆发 |
第一节 新中国话剧生存土壤 |
一、“工具论”指导下的话剧创作 |
二、苏联戏剧观的影响 |
三、戏剧的“四次创作浪潮” |
第二节 “十七年”独幕剧发展概述 |
一、紧扣时代脉搏的独幕剧创作 |
二、全民开启独幕剧的“全盛时代” |
三、独幕剧创作主体的转向 |
第三节 创新突破的代表剧作 |
一、突破与发展:女性题材独幕剧特色 |
二、先锋与探索:独幕讽刺喜剧特色 |
第四章 最后的挽歌:新时代的沉寂与延展 |
第一节 新时期中国话剧生存图景 |
一、文革后的喷发 |
二、独幕剧在困境中求索创新 |
第二节 独幕剧的微光与流变 |
一、最后的实验与探索 |
二、独幕剧与戏剧小品之辨析 |
结论 呼唤独幕剧精神 |
第一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与时代同频共振” |
一、有灵感缺灵魂:当代中国话剧的突出问题 |
二、中国话剧应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
第二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重场戏意识” |
一、重场戏:优秀剧作的重要元素 |
二、道阻且长:训练重场戏意识 |
第三节 呼唤独幕剧精神之“创新探索实验之光” |
一、纸醉金迷:中国话剧发展之痛 |
二、探索和创新:中国话剧前行之核心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作者简历及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一、作者简历 |
二、在读期间的研究(创作)成果 |
(3)姚金成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河南戏剧创作概况 |
第一节 近年来河南戏剧创作的总体面貌 |
第二节 姚金成戏剧创作概述 |
第二章 姚金成戏曲创作的方法 |
第一节 小说改编戏曲 |
第二节 从真人真事到舞台形象 |
第三章 姚金成现代剧作特色 |
第一节 姚金城现代剧作的题材特点 |
一、中国经验成长烙印 |
二、谱写当代农民的变革心史 |
第二节 以悲悯情怀触摸现实 |
一、引领时代的崇高人物 |
二、社会变革时期的小人物群像 |
第三节 语言特色 |
一、口语、大白话展现鲜活的生活气息 |
二、乡音土语的运用增加浓郁地域色彩 |
第四章 姚金成历史剧作特色 |
第一节 历史剧中的人物命运抉择 |
一、强权之下的生存抉择 |
二、情与礼的超越与沉沦 |
第二节 对古代女性命运的关照 |
一、传统樊笼里的女性悲歌 |
二、走出困境、冲破樊篱 |
第三节 姚金成历史剧的现实意义 |
一、对当今社会所倡导的反腐和廉政建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
二、大仁大爱和家国情怀的现实意义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附录:姚金成剧作目录 |
(4)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三、概念的界定:群众与读者 |
第一章 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的缘起 |
第一节 文学环境的“回暖” |
第二节 何种“群众”在发挥何种作用? |
第三节 “群众+专家+领导”的“三结合” |
第二章 读者趣味与专家审美的差异与调和 |
第一节 官方文学奖: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标准动作” |
第二节 期刊文学奖:坚守中逐步向读者靠拢 |
第三节 网络票选:出版机构与大众传媒的助推 |
第三章 读者趣味的影响效应 |
第一节 读者与专家的博弈 |
一、读者意见的“压力传导” |
二、读者选择的“可诱导性” |
第二节 读者参与对作家的影响 |
一、获奖对于作家的激励 |
二、重视与焦虑 |
第四章 读者参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场 |
第一节 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的象征资本转化 |
第二节 读者参与文学评奖与文学经典化 |
第三节 对待读者的矛盾与尴尬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王延松关于曹禺经典剧作的诗意解读与美学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现状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价值 |
第一章 新解读《原野》:“永恒生死”的神秘幻象 |
第一节 古陶俑:原野大地的生命征象 |
一 “古陶俑”开启的“象征叙事” |
二 “古陶俑”与人物的“异体同感” |
三 “古陶俑”扮演的“死亡黑森林” |
第二节 大提琴:原野情怀的音乐视象 |
一 《黑天使》统领的“躁动节奏” |
二 《安魂曲》演绎的“悲悯垂怜” |
第三节 两把条凳:生死边缘的幻真博弈 |
一 焦母与大星的“三打三扶” |
二 金子与焦母的“六搬两跪” |
三 仇虎与焦母的“对晃顶牛” |
四 大星与仇虎的“不对称的较量” |
第二章 新解读《雷雨》:“悲情往复”的残酷诗意 |
第一节 听觉文本:悲悯情怀的诗意复归 |
一 “恢复”序幕与尾声:解开曹禺的心愿与心结 |
二 “唱诗班”演唱《不久长》:诗意距离与诗意声音的确立 |
第二节 视觉文本:悲剧爱情的循环往复 |
一 鲁家的删除:叙事时空的统一 |
二 飞来的天窗:“说鬼”亦“闹鬼” |
第三节 文学文本:人物位移与主线重织 |
一 周萍:整个“雷雨”的“导火索” |
二 周繁漪:两代悲情故事的“交叉点” |
三 周朴园:痛失“双子”的“挫败者” |
四 鲁侍萍:识破“人心”的“大女人” |
第三章 新解读《日出》:“自我救赎”的灵魂叙事 |
第一节 新解读:“日出”象征意旨的深度探寻 |
一 陈白露的“心灵觉醒”与“生命自觉” |
二 陈白露与小东西和翠喜的内在人物关联 |
第二节 新叙事:在“横断面”式结构中搭建“人物金字塔” |
一 “死亡”的“此在”:陈白露的“自我言说”与“言说自我” |
二 陈白露的“灵魂之眼”:舞台叙事的“颠倒机制” |
三 陈白露与小东西、翠喜组成的“人物柱型结构” |
四 “彩色的梦”:曹禺的梦,也是陈白露的梦 |
第三节 新样式:融通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舞台呈现 |
一 舞台音乐的“两极再造” |
二 舞台布景的“现代精神向度” |
三 舞台灯光的“印象派”美学效果 |
第四章 王延松“新解读曹禺三部曲”的美学建构 |
第一节 王延松与作家文本:诗心的碰撞·诗情的传递 |
一 “死亡意象”与“灵魂形象”:生命意绪的感知与转化 |
二 “他者出场”与“自我镜像”:人性内涵的开掘与思辨 |
第二节 王延松与舞台时空:诗化的时空·新型的观演 |
一 时间之思:叙事结构与舞台节奏的改编重构 |
二 空间之维:时间理念与人物关系的空间转化 |
第三节 王延松与演员表演:身体的转向·精神的仪式 |
一 声画同构:诗性的复苏 |
二 人偶同台:神性的回归 |
参考文献 |
附录:王延松创作年表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7)山西戏曲市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山西戏曲市场背景概述 |
第一节 建国前山西戏曲市场的历史流变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戏曲的社会文化环境 |
一、改革开放的实行带来了宽松文化环境的重建 |
二、市场经济大环境 |
三、科技进步下的大众传媒环境 |
第三节 山西戏曲的资源概况 |
第二章 山西戏曲市场构成之剧团 |
第一节 山西戏曲剧团体制的形成 |
第二节 山西戏曲剧团的分布与数量变化 |
第三节 山西戏曲团体所占市场份额分析 |
一、省级剧团 |
二、市级剧团 |
三、县级剧团 |
四、民营剧团 |
五、小结 |
第三章 山西戏曲市场构成之演出场所 |
第一节 乡村舞台 |
第二节 室内剧场 |
一、建国之前的室内剧场 |
二、建国以后的室内剧场 |
三、现状 |
第四章 山西戏曲市场构成之消费者 |
第一节 对普通观众的调查 |
一、回收问卷结果统计 |
二、问卷分析 |
第二节 对大学生的调查 |
一、收回问卷结果统计 |
二、问卷分析 |
第三节 对戏迷的调查 |
一、调查地点及方式 |
二、回收问卷统计结果 |
三、问卷分析 |
小结 |
第五章 山西戏曲市场的运作 |
第一节 剧团的内部运作 |
一、剧团内部构成 |
二、剧团的成本与收入 |
三、剧团与生产要素的关系 |
第二节 山西剧团的外部运作 |
一、剧团和编剧的关系 |
二、剧团与经纪人 |
第六章 山西戏曲市场的演出业态类型 |
第一节 政府市场 |
一、演出业态类型 |
二、山西戏曲政府市场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 |
第二节 民间市场 |
一、演出业态类型 |
二、民间戏曲的演出特点 |
三、发展变化 |
第三节 政府和民间相结合的演出市场 |
第七章 山西戏曲市场的竞争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戏曲市场的竞争态势 |
一、戏曲市场外部的竞争环境 |
二、戏曲行业内部之间的竞争 |
第二节 竞争的结果 |
一、从业人员的变化 |
二、观众的变化 |
第三节 山西戏曲市场与其他省市的戏曲演出市场之比较 |
一、山西戏曲市场活跃程度最高 |
二、山西戏曲市场经营较为落后 |
第八章 山西戏曲市场的发展特点与现状成因探析 |
第一节 发展特点 |
一、大、小剧种之间发展不平衡 |
二、地域发展不平衡 |
三、演出市场有所萎缩,演出原因向多元化发展 |
四、剧团的演出市场层次较为清晰,呈现垄断竞争状态 |
五、山西戏曲演出市场收益增加,但同时也越来越小众化 |
第二节 影响山西戏曲市场发展的因素 |
一、内因 |
二、外因 |
第九章 山西戏曲市场的发展前景 |
第一节 山西戏曲市场的 SWOT 分析 |
一、山西戏曲市场的发展优势(strengths) |
二、山西戏曲市场的发展劣势(weakness) |
三、山西戏曲市场的发展机遇(opportunities) |
四、山西戏曲市场面临的威胁(threats) |
第二节 山西戏曲市场的发展策略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剧种剧团概况表 |
附录B 剧团演出信息表 |
附录C 山西梅花奖演员情况表 |
附录D 山西省首届文博会文艺演出信息表 |
附录E 《退想斋日记》中的演剧情况表 |
附录F 百家戏苑栏目调查问卷(统计表) |
附录G 艺术院校戏曲学生调查问卷 |
附录H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梆子剧团演出合同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获奖情况 |
(8)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一、“墙外开花” |
二、“墙内凋敝”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9)从茅盾文学奖透视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价值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选题依据与意义 |
2 以茅盾文学奖为代表的国家文学评价体系 |
2.1 关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标准” |
2.1.1 设奖“遗嘱”的“意图”管窥 |
2.1.2 评选标准:原则化与意识形态化倾向 |
2.2 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内情” |
2.2.1 评奖程序是如何形成的 |
2.2.2 评选过程的“公正性” |
2.2.3 评选过程的“权力性” |
2.2.4 评选过程的“偶然性” |
3 茅盾文学奖的现实主义倾向 |
3.1 现实主义审美领导权的历史呈现及其本质涵义 |
3.1.1 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 |
3.1.2 现实主义创作的丰富实践 |
3.1.3 现实主义的创作互动 |
3.2 现实主义危机四伏 |
3.2.1 艺术危机 |
3.2.2 思想标准单一 |
3.2.3 现实主义本身的危机 |
4 茅盾文学奖的经典观 |
4.1 经典观的内涵与特征 |
4.2 经典观的局限及其改进 |
5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10)新时期戏曲生态批评述论(1979-200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绪论 戏曲生态学的缘起 |
第一节 戏曲生态学研究综述 |
第二节 戏曲生态学的界定 |
第三节 戏曲生态批评论 |
第一章 外部生态与戏曲批评话语模式 |
第一节 政治生态与戏曲批评的国家话语 |
一 三十年戏曲批评政治意蕴的高扬 |
二 三十年戏曲批评政治意蕴的潜隐 |
第二节 社会文化生态与戏曲批评 |
一 戏曲批评的历史情怀与人性探索 |
二 新时期人的精神危机和信仰价值重建 |
第二章 内部生态与戏曲批评的美学体系构建 |
第一节 戏曲创作生态与戏曲批评 |
一 传统戏的改编整理及其美学旨归嬗变 |
二 新编历史剧批评 |
三 现代戏创作的时代书写及其戏曲化轨迹 |
四 剧本创作批评的特点 |
第二节 民族戏曲美学体系建构的惶惑与努力 |
一 戏曲美学基本理论架构 |
二 戏曲表导演研究 |
三 戏曲音乐与舞台美术研究 |
四 戏曲的文学研究 |
第三节 三十年戏曲史论与批评研究 |
一 戏曲史论与批评研究概况 |
二 戏剧观讨论及其对戏曲批评的渗透 |
三 剧诗说和戏曲叙事理论的初步确立及质疑 |
四 戏曲本体回归的呼唤 |
五 独树一帜的陈多及“戏史辨” |
第三章 戏曲生存生态与戏曲批评 |
第一节 戏曲现代化 |
一 何谓戏曲现代化 |
二 新时期戏曲现代化探索 |
第二节 戏曲危机与戏曲振兴讨论 |
一 三十年川剧振兴的探讨与经验 |
二 不同剧种振兴的讨论 |
三 戏曲命运与重建中国戏剧之讨论 |
第三节 戏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
第四章 戏曲新生态形式批评 |
第一节 电视戏曲与戏曲电视 |
一 电视戏曲批评 |
二 戏曲频道与戏曲栏目批评 |
第二节 戏曲电影批评 |
第三节 网络戏曲批评 |
第四节 非传统剧场戏曲批评 |
一 厅堂版及博物馆戏曲批评 |
二 实景版戏曲批评 |
三 小剧场及实验戏曲批评 |
四 戏曲歌舞剧批评 |
五 戏曲清唱批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四、第三届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评奖活动圆满结束(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学生产机制与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情爱叙事(1978——)[D]. 张开.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中国独幕话剧研究[D]. 林琳. 上海戏剧学院, 2020(12)
- [3]姚金成剧作研究[D]. 刘敏.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01)
- [4]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D]. 李斐然. 山东大学, 2020(12)
- [5]佳木斯的话剧与歌(舞)剧(续)[J]. 梁洪杰. 剧作家, 2019(04)
- [6]王延松关于曹禺经典剧作的诗意解读与美学建构[D]. 王嘉嘉.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7(02)
- [7]山西戏曲市场研究[D]. 张艳琴. 山西师范大学, 2014(08)
- [8]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
- [9]从茅盾文学奖透视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价值取向[D]. 岳亚光. 山西师范大学, 2014(08)
- [10]新时期戏曲生态批评述论(1979-2009)[D]. 吴民.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