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论文文献综述）
吉秀华[1]（2020）在《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文中认为萌芽于苏俄、盛行于二战后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和政党制度史上的革命性创造,走出了一条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民主党派合作参政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之路,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和一道美丽的风景。然而沧海桑田,在社会主义百年制度史和治理史的发展中,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发生了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命运和遭遇,一方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和剧变早已云消烟灭,越南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也随着革新开放中的社会政治整合停下了脚步。另一方面,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则充满生机活力和显现出巨大的优势。人们不禁要问,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度走红的背景和逻辑是什么,同一制度不同命运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昭示是什么,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和明天,该如何从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兴衰成败的镜鉴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质量和优势并转化为治理的最大效能?从学科学理来探求和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目的和价值。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实践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历程。在百年实践探索中,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主要建立了两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一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将多党合作的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之先河。二战胜利后,东欧和亚洲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过程中,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于各国共产党对于多党合作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条件不同,导致这一制度发展呈现出巨大差异性。在东欧各国,多党合作数次发生分化和转折,从人民民主制度下多个国家的联合政府到斯大林模式下四个国家坚持共产党为绝对主导的多党合作,从艰难改革进程中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彻底转向西方的多党议会制,其历程之曲折,其教训之深刻世所罕见。在亚洲国家,越南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越南的多党合作制度中途夭折,在苏东剧变的影响下,转向了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中国在风险考验中坚持了下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回顾和比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历史道路,总结这些国家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和成败得失,对于丰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政权建设的理论宝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对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原理和多党合作理论进行新的挖掘。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分析社会主义国家选择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通过对苏俄、东欧、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发展、演变以及转向的历史轨迹,从纵向比较的视角透视其各自流变的原因、阶段性特征;通过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横向比较,包括对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体制机制等比较,探寻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共性与个性、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在纵横比较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发展的依据理路,在制度比较的优势中增强面向未来发展的制度自信。全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五章。导论部分详细论述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方法,介绍了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并对全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第一章从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入手,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概念与范围,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既遵循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逻辑和成长机理,为理解和观察这一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从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国际因素的影响,各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方面梳理了多党合作制度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世界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的变化成为多党合作确立的前提和基础。苏俄对于多党合作的创造性实践,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政治遗产。二战胜利后,苏联在周边国家及能力所及范围内所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合政府进而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外部环境。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构成了多党合作制度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三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发展与嬗变:一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苏俄首先建立了多党联合政权,对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多党合作进行了宝贵探索和丰富发展;二是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由一国变为多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欧亚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确立、发展及其遭遇挫折;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发展。第四章主要以东欧和亚洲国家为例,具体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和实践机制。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内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等具体国情差异决定了这一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通过比较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同时也解释了相似的制度、不同的命运背后的多重复杂成因。第五章分析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不同命运、成败得失背后的原因、经验教训以及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未来发展的现实启示。总结经验,审视当下,面向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只有置身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大潮,正确处理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超越一切旧式政党制度,引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论述和阐明了以下几个核心观点:1.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类型,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根源于旧式政党必然让位于新型政党的历史发展逻辑,发展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回答和讨论的是政党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中,在获得、参与、执掌国家政权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与其他政治要素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模式。尤其是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与国家政权、其他政党以及社会的关系。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是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及其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这一制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民主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来源。2.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因其质的规定性必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具体到每个民族国家的实践又一定会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多党合作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形态和运行机制,这些生动而具体的特点恰恰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价值本源性与形式多样性、普遍性与民族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发展逻辑。多党合作制度以自身独特的组织形式、价值指向和活动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和内容,为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道路作出了贡献。3.从苏俄首开先河到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地生根,从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生动实践到千篇一律的斯大林模式,从改革中的艰难前行到最终遭遇重大挫折,多个国家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多党合作制度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命运和归宿,留给后人深刻的经验教训:一是立足国情,坚持独立自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三是正确处理与民主政党的关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四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是衡量多党合作制度的首要标准。违背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会遭遇重大挫折甚至覆亡的命运,遵循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4.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用事实证明,不是多党合作不适合“社会主义”,而是这一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所在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与政党政治文明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坚持价值形态与制度成效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张栩栩[2]（2020）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社会整合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一大重要功能和价值,与其他功能价值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的重要载体,制度及制度主体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影响着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也面临着新挑战,通过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进行剖析和梳理,能够进一步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功能。本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功能解析,主要剖析中国政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功能的内涵,厘清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内涵和独特优势,并对社会整合功能的运行逻辑进行梳理:在一体多元的结构下,社会利益整合、政治资源整合、意识形态整合及社会发展整合构成良性互动。第二部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历史实践。即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整合现实实践进行梳理,社会整合功能在新中国成立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时期的社会整合,反映了社会整合功能根据时代发展的需求所呈现的重点也不同,并会根据时代发展所带来的新任务而不断调整与完善。第三部分,社会整合功能面临的挑战,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挑战存在着政党制度中政治主体的问题,即民主党派自身发展问题、社会组织发展带来的整合危机以及社会整合功能所面临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问题、意识形态整合问题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挑战。第四部分,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发展的建议与思考,主要从筑牢政治共同体在社会整合中的主体作用,包括加强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提高民主党派履职能力、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与整合;以及增强中国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适应性,包括开发网络空间的社会整合功能、突出社会发展整合功能及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阐述。
巩淑琪[3]（2020）在《中国政党协商实践及其完善研究》文中认为政党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协商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这一民主形式在中国的实践已有长期历程,且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逻辑使然,同时也是近现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必然和逻辑使然。马克思主义政党协商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协商思想是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经历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形成、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开启前的初步发展、从改革开放开启至今的快速发展三个历史时期。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党协商实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统一战线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政党协商实践一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政党协商实践的形式主要包括会议协商、约谈协商和书面协商。会议协商是主要实践形式,其又包括专题协商座谈会、人事协商座谈会、调研协商座谈会及其他协商座谈会等具体形式。政党协商实践程序因协商形式不同而不同,但无论哪种协商形式,协商前准备和协商活动开展,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政党协商内容主要是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协商形式不同、协商层次不同,协商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政党协商实践仍然面临一些现实困境,这主要表现为主体协商意识有待增强、主体协商能力有待提高、协商过程的民主性有待提升以及政党协商制度有待健全四个方面。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优化路径在于:在增强主体协商意识方面,要培养平等协商意识,强化主动协商意识;在加强主体协商能力方面,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协商领导能力及民主党派协商参与能力;在提升协商过程民主性方面,要推动协商过程公开,扩大协商过程公众参与;在健全政党协商制度方面,要细化实体制度、规范程序制度、完善监督制度。
孙国栋[4]（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董政[5]（2019）在《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当代中国法理学也走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艰辛的学术探索的历程中,当代中国法理学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事业得到更加全面与深入的推进,这为当代中国法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学术契机。因此,当代中国法理学需要反思和总结自身的不足,并努力寻找新的理论突破点与增长点。这样就需要从国家观入手,一方面通过梳理、分析与评判中国法理学在不同阶段所持之国家观来反思国家与法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法理学所呈现出的不同样态;另一方面,在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之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建构“国家的法理论”这一理论构想。简言之,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既是一种寻找“国家”的学术反思,又是一种找回“国家”的学术构想。为了能清晰地描绘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国家观的内容与变迁过程,需要建立了三个理想型,即“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和“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三个理想型是对中国法理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概括或模型化: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的法理学属于一种“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以“国家与法的理论”为典型;第二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2005年左右）,由于这个阶段法理学业已获得自身的正当性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并且各种法理论层出不穷、蔚为大观,因而这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法理论属于“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主要考察的是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夏勇教授为代表的民权哲学、以公丕祥教授为代表的法制现代化理论,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法治本土资源论、以梁治平教授为代表的法律文化学;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以来至今,纵然有一些法理论还未形成气候,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但是这些法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们主动地将“国家”置于其理论学说的核心位置,自觉地探究国家与法之关系的基本原理与规律,这些法理学属于“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这一法理论的典型有以强世功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者的法理学、以高全喜教授为代表的政治宪法学、以苏力教授为代表的大国宪制论。“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所以是“强”国家观的法理论,是因为在国家与法的关系中,国家在价值层面上居于统摄地位,法很大程度上沦为国家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法理论也因此成为国家理论的附属品。换言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理论）比起法（理论）而过于强势,国家与法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强”一样,所谓“弱”国家观的法理论之“弱”也是从国家与法之关系的角度界定的,只不过这种“弱”表现出更多的复杂特性。首先,国家观之“弱”表现为相对弱势,是相较于“强”国家观之绝对强势而言的。其次,国家观之“弱”还意味着包含国家视角、叙事、利益、精神、价值的国家理论的式微。再次,国家观之“弱”也指明了国家主题不再是法理学的中心主题,换言之,法理学对国家主题的关注只是法学理论自身研究的一个附带结果而已。最后,国家观之“弱”还体现为尚未建构起与法学理论相关的系统性的国家理论框架。正是基于这四点特性,国家（观）较之于法律（观）在这种法学理论模型中居于一种弱势地位。“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是指以国家为研究“视域”的法学理论范式。这一法学理想型中从国家出发重新审视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进路、研究旨趣等,将国家重新纳入到了法学基本理论的讨论之中,并且国家与法的关系构成了这一法理论的基本研究范畴。从“强”国家观的法理论到“弱”国家观的法理论再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国家观在当代中国法理学中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虽然目前中国法理学开始逐渐意识到国家之于法学理论的重要价值,但是总体而言将国家与法之关系作为法理学基本研究范畴的自觉性还不强,尚未建构起足以解释当代中国重大法治实践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与方法论。因此,正是在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法理学国家观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迈向“国家的法理论”。可以从时代语境、研究对象与主题构成三个方面对“国家的法理论”进行论纲性的阐述。首先,“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时代”有四重内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中华民族奋斗的新目标、担当国际秩序的新角色,以及这一新时代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新时代基本属性的不变性。新时代对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当代中国法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命题,“国家的法理论”实际上就是在这些大的题域的统摄下对具体相关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说,新时代为当代中国法理学迈向“国家的法理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研究契机,其具体表现为注重交叉学科研究的契机、注重法学宏观范式的研究契机、注重探寻国家精神的研究契机,这些契机也是“国家的法理论”今后深化研究的立足点。其次,由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理,因此作为一种法理学的“国家的法理论”当然也是以法理为研究对象,只不过这一法理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即现代国家在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过程中的法律规律、原则、方法与价值。正是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国家的法理论”在研究中虽然以国家作为中心视角、从国家出发来观察法律,但其落脚点是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最后,“国家的法理论”对现代国家建构之法理的研究不是漫无目的地展开,而是在更为具体的研究主题之下去发现、观察、分析与提炼法理。因此,还需着重分析“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国家的法理论”包含着三大主题即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当然,“国家的法理论”并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三大主题,而是集中地考察国家理性、法律理性与政党理性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组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也即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立宪的政党—国家理性。
董文静[6]（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和制度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它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包含但不等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虽然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具体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方面,目前几乎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成果。而党的十八大以来,再三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在上述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问题,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为此,论文围绕选题综合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有关基本理论、价值功能、历史演进、发展现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构建和完善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积极推进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和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发展,回应和解决目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来实现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稳步、健康、快速发展。具体而言,本文在结构上安排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首先是介绍了选题的依据和研究的意义;然后,在梳理归纳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展望研究趋势后,确定研究主题;最后,安排了论文基本结构框架、阐述了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内容,为论文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阐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基本理论。本章根据政治学逻辑,先从论文选题所涵盖的两大理论体系入手,分别对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制度的含义进行界定,然后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实践形式,制度化的含义和形式及其价值,进而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涵和层次,为后续章节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全面分析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价值功能。本章首先从哲学的高度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制度化的价值构成,然后主要从目的价值、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三个方面深入剖析它的价值功能,明确其具有导向性、实践性、渐进性和全局性等价值特点,其主要目的是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同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加深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认识,进一步坚定其发展道路。第四章全面考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历史进程。本章主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依次对我国长期存在的以政治协商为主、其它协商逐渐发展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奠基、自发起步、自觉快速发展及全面快速发展的状况做一全景式的梳理和探讨,并得出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中,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互相依存,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协商民主制度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等基本经验。为探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对策找好立足点。第五章透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现状。文中首先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比较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协协商制度化的典型示范、协商民主实践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及良好的国内外环境。接下来分析,由于长期缺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化理论的指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虽然已经历六七十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很显然,发展水平还不高。文中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领导组织机构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实践发展四个层面,以中央层面的政协协商和温岭民主恳谈为例,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概括与抽象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得出协商民主制度有待建立健全、协商民主组织亟待构建完善、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亟需推进等认识。第六章讨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思路和对策。本章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四个层次依次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思路与对策:把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奠定制度化的物质基础;建立健全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奠定制度化的组织基础;培育成熟的协商文化,夯实制度化的深厚文化根基,推动形成稳定运行、富有成效的协商实践,实现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这也是本论文最终的研究目的和成果。
张学娟[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加强干部和干部制度建设,党的干部制度建设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全面执政的背景下开启了现代干部制度建设,这在党的干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过程中,以上海为代表的城市干部制度建设更具有重要性与独特性。因此,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从中探索出干部制度建设的实践模式和方法意义,以史为鉴,能更好地回应当下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新命题。论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的指导下,充分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党史党建等相关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实践逻辑、政治功能以及经验与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相应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庞大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干部制度建设思想,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中。列宁在治国实践中首次形成了干部制度体系,包括干部的选拔任用、培训教育、管理与监督等。毛泽东更注重将马克思主义干部制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干部标准、干部路线与干部管理方法。这些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也凸显出干部制度化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必须置于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框架内考察,才能以正确的逻辑理顺其时代背景。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上海的城市建设与发展也在城乡关系重塑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定位,党要想顺利实现组织适应性转型,成功领导国家建设,必须要有专业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干部队伍作为支撑。另外,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这一时期的干部制度化建设既有着传统文官制度的遗留,又有着革命时期中共干部制度的探索,更有着苏联干部制度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路径影响。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着由大规模干部的吸纳、整顿到系统化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1953年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为界,可将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分为两个历程。1949-1952年为干部队伍的扩充、整顿阶段,上海通过南下干部进驻、对旧人员的任用和提拔新干部,并对干部进行教育与整顿,扩充和规范了干部队伍。1953-1956年为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在党管干部原则的强化和分部分级管理制的实施下,上海逐步建立起干部选拔任用制、干部教育培训制、干部人事管理制、干部监督制等较为规范的干部制度体系,有效保障了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是意识形态、政治组织、政治运动等多要素互动作用的结果。干部意识形态塑造奠定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基础,同时,干部制度建设又强化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组织构成了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党组织在党管干部原则下对干部制度建设起着核心作用;政府组织以其专业特色和职能分散特点,发挥着其在制度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建设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政治运动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成为干部制度化建设的重要推手,在政治运动中,干部制度得以规范化。这三个要素之间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交融,共同推进着干部制度化建设。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颇有成效,党成功构建上海新政权建设所需的干部网络体系。党在推进干部制度建设中,规范了党组织、稳定了政治秩序、积累了执政资源,实现了上海政权稳固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其中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对当前干部制度化建设启示深刻。论文从制度与制度化建设视角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并选取1949-1956年上海作为案例。论文不仅从宏观上把握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程,还试图从微观上探讨干部制度化建设如何在组织、群体、事件、行为中推进。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能从总体上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城市干部建设中的努力,凸显城市干部制度建设的特色。干部制度建设既是历史之鉴,也是时代之需。新时代,党应充分重视干部制度与意识形态、组织建设的互动,继续推进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高放,耿化敏,吴起民[8]（2017）在《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建设(续篇)》文中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上在全国首先创建的一门新学科。长期以来,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等特色学科一起共同反映中国人民大学的光荣历史和发展轨迹,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新中国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一级学科的孵化和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作为这门学科的倡议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之一,作者依据自己亲身经历的60多年往事,记录了这门学科由中国人民大学创建并走向全国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以纪念中国人民大学成立80周年,为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色学科发展史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提供参考。
李书省[9]（2018）在《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称的政党协商,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直接进行的政治协商,是区别于政协协商的一种协商形式。政党协商作为一种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政党协商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与合作,历经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我国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相伴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独特优势。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积极探索和开展政党协商实践。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党协商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期。中共中央于2015年正式颁布实施《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我国政党协商逐步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因此,研究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政党协商这一民主形式具有中国的独特性和内生性,本文主要是从中国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透视政党协商在中国的基础与发展前景,而不是用西方的协商民主来透视中国的民主发展。因此,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打破一般同类题目写作的套路,即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写起,再写中国人的理论思考,然后写中国人进行这样思考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最后写中国在协商民主问题上的探索的历史和现状。本文而是直接从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以及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写起,充分展现了政党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本文从逻辑与历史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全面阐释了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历史演变与理论基础、内在功能与运行机制以及存在问题与路径选择,每一部分都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党协商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本文可分为三大部分、七个篇章:第一部分为引言,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从不同层面展现政党协商所具有的中国特色和独特优势。第一章题目为“政党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一大亮点”。本章主要想先从中国政党制度写起,然后分析中国政党协商的优势和作用。即首先论述了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其次分析了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章题目为“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历史演变”。本章主要梳理了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发展脉络,把政党协商细划分为初步探索、正式形成、初步发展、恢复与创新发展以及全面发展等五个阶段。第三章题目为“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本章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战线理论、政党制度理论、人民民主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政党协商产生的理论基础;其次从“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三个方面分析了政党协商产生的文化基础。第四章题目为“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功能与作用”。本章归纳总结了政党协商的功能与作用:政治整合功能、决策咨询功能、推进有序政治参与功能以及民主监督与价值导向功能。第五章题目为“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运行及其完善”。本章是本文的重点。首先从政党协商的基本要素、运行程序、保障机制等方面详细阐述了政党协商的运行机制;其次分析了当前中国政党协商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推进政党协商有效运行的路径选择。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政党协商发展的一些个人思考。
黄天柱[10]（2017）在《可持续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研究的新议程》文中认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看,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政治上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可持续发展。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与实践看,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选择"了某种政党制度后都面临如何使这一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中断对中国实现多党合作制度可持续发展更是一个巨大警示。从我国政党制度的实践看,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本身就并非一帆风顺,其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而各界对这一制度的发展前途本身还存在争论。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思考和研究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新议程。
二、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渊源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相关概念 |
| (一) 政党制度的概念、类型与影响因素 |
| (二)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
| (三)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概念与范围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与政党关系理论 |
| (二)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时代背景 |
| (一)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时代方位 |
| (二) 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大国因素 |
| (一) 苏俄多党合作的示范效应和历史遗产 |
| (二) 战后苏联“联合政府”外交政策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 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 |
| (二) 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 |
| (三) 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社会基础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实践发展 |
| 一、多党合作在苏俄的试验与终结 |
| (一) 多党合作在苏俄的试验 |
| (二) 多党合作在苏俄的终结 |
| (三) 多党合作在苏俄终结的原因 |
| 二、多党合作制度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发展 |
| (一) 多党合作制度在东欧的确立、发展与嬗变 |
| (二) 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 |
| (三) 多党合作制度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演进 |
| 三、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实践创造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比较 |
| 一、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比较 |
| (一) 革命道路和方式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影响 |
| (二) 政治文化传统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影响 |
| 二、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认知比较 |
| (一) 多党合作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认知比较 |
| (二) 多党合作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认知比较 |
| 三、多党合作制度的主体比较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程度和力量对比 |
| (二) 民主党派的性质特点和力量对比 |
| 四、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行机制比较 |
| (一) 领导机制比较 |
| (二) 合作机制比较 |
| (三) 协商机制比较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经验教训与现实思考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经验教训 |
| (一) 立足国情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
| (二) 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
| (三) 正确处理与民主政党的关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 |
| (四) 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是衡量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标准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现实思考 |
| (一) 坚持中国特色与政党政治文明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二)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民主发展 |
| (三) 坚持价值形态与制度成效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 (四) 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承担的课题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的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研究 |
| 三、文章难点、创新点及不足 |
| (一) 写作难点 |
| (二) 创新点 |
| (三) 不足之处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系统科学方法 |
| (三) 跨学科研究法 |
| 第二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功能解析 |
| 一、政党、政党功能及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功能的基本概念 |
| (一) 政党及政党功能内涵 |
| (二) 政党制度及政党制度功能释义 |
| 二、中国的政党、政党制度及其功能 |
| (一)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 |
| (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内容 |
| (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 |
|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 |
| (一)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涵义 |
| (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运行逻辑 |
| (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独特优势 |
| 第三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现实实践 |
| 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社会整合功能的初步实践 |
| 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整合功能的实践与发展 |
| (一)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整合功能 |
| (二) 改革开放全面推进阶段的社会整合 |
| (三) 新时代社会整合功能的新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政治主体所面临的挑战 |
| (一) 民主党派自身发展问题 |
| (二) 社会组织发展带来的整合功能危机 |
|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自身所面临的问题 |
| (一) 社会利益整合机制的问题 |
| (二) 社会意识形态的整合危机 |
| (三) 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整合功能的新挑战 |
| 第五章 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几点思考 |
| 一、筑牢政治共同体在社会整合功能中的主体作用 |
| (一) 加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发挥在社会整合功能中的主导作用 |
| (二) 提高民主党派履职能力,发挥参政党效能 |
| (三) 加强对社会组织管理与整合,引导其有序发展 |
| 二、增强中国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的适应性 |
| (一) 充分开发网络空间的社会整合功能 |
| (二) 突出社会发展的整合功能 |
| (三) 不断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政党协商实践及其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的基本内容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重难与难点 |
| 1.3.3 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政党协商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协商思想 |
| 2.1.2 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 |
| 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协商思想 |
| 2.2.1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党协商思想 |
| 2.2.2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党协商思想 |
| 2.2.3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党协商思想 |
| 2.2.4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党协商思想 |
| 2.2.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党协商思想 |
| 第三章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形成和发展 |
| 3.1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形成(1921-1949) |
| 3.1.1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萌芽 |
| 3.1.2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初步形成 |
| 3.1.3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正式形成 |
| 3.2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初步发展(1949-1978) |
| 3.2.1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发展起步 |
| 3.2.2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发展受挫 |
| 3.3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快速发展(1978-至今) |
| 3.3.1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恢复发展 |
| 3.3.2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快速发展 |
| 3.3.3 十八大以来政党协商实践快速发展的增进 |
| 第四章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现状分析 |
| 4.1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要素 |
| 4.1.1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主体 |
| 4.1.2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内容 |
| 4.1.3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形式 |
| 4.1.4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程序 |
| 4.2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特点 |
| 4.2.1 主导性 |
| 4.2.2 合作性 |
| 4.2.3 长期性 |
| 4.3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现实困境 |
| 4.3.1 主体协商意识有待增强 |
| 4.3.2 主体协商能力有待提高 |
| 4.3.3 协商过程民主性有待提升 |
| 4.3.4 政党协商制度有待健全 |
| 第五章 中国政党协商实践的优化路径 |
| 5.1 增强主体协商意识 |
| 5.1.1 培养平等协商意识 |
| 5.1.2 强化主动协商意识 |
| 5.2 加强主体协商能力 |
| 5.2.1 加强中国共产党协商领导能力 |
| 5.2.2 加强民主党派协商参与能力 |
| 5.3 提升协商过程民主性 |
| 5.3.1 推动协商过程公开 |
| 5.3.2 扩大协商过程公众参与 |
| 5.4 健全政党协商制度 |
| 5.4.1 细化实体制度 |
| 5.4.2 规范程序制度 |
| 5.4.3 完善监督制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4）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二、国外研究回顾及其发展动态 |
| 三、研究趋势的研判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特色 |
| 第二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
| 第一节 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关系的解释 |
| 一、西方“列宁学”的误读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评价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历史逻辑 |
| 一、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 |
| 二、科学国家观的萌生 |
| 三、科学国家观的发展和完善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
| 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二、国体与政体统一论 |
| 三、真正共同体:以国家回归社会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 |
| 第四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发展的主要体现 |
| 一、深化国家本质与职能研究,以国家本质规定治理的本质 |
| 二、发掘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公共性体现治理的功能 |
| 三、深化作为国家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 |
| 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观,以国家发展引领治理的指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语境和历程 |
| 第一节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改良论”的批判和“革命式”的论证 |
| 一、以“两种道路”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 |
| 二、批判“改良论”以及论证“革命式”道路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时代语境 |
| 一、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际背景 |
| 二、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内形势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 |
| 一、实施新经济政策前的国家治理 |
| 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的国家治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容 |
| 一、经济治理: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和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 |
| 四、政党治理: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经验 |
| 一、组织与政党:以俄共(布)为中轴带动治理 |
| 二、政治与制度:以国家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率 |
| 三、文化与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凝聚力量、整合社会思潮 |
| 第三节 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以符合时代与现实国情为基础 |
| 二、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 |
| 三、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科学方法论 |
| 一、整体论:全球视野与系统诊疗 |
| 二、辩证法:矛盾分析中的批判、超越与建构 |
| 三、实践思维方式:把握“历史——现实”框架与实践逻辑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现实启示 |
|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民族化道路 |
| 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 |
| 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
| 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一、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的时代把握和艰辛探索 |
| 二、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推进与实践 |
| 一、经济治理体系: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体系: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统一 |
| 第三节 新时代习近平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 |
|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
|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第四节 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 |
| 一、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二、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三、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
| 小结 |
| 第七章 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整体性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一、有机联系:“六个统一” |
| 二、主要区别:一致基础上的差异与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 |
| 三、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注重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方法论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运用与创新 |
| 一、矛盾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 |
| 二、系统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 |
| 三、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 |
| 四、价值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目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理论模型的建构 |
| (一)理想型的概念引入 |
| (二)理论模型的建构基础 |
| (三)三种理论模型 |
| (四)三种理论模型的时空关联 |
| 第一章 “强”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时代型塑 |
| 第二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体系构造 |
| 第三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方法统摄 |
| 第四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之批判分析 |
| 第五节 “真理的片段”:国家与法的关系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弱”国家观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权利本位论 |
| 一、权利本位论的两条线索 |
| 二、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显露 |
| 三、国家(观)在权利本位论中的隐匿 |
| 第二节 民权哲学 |
| 一、权利概念:从分析哲学到政治哲学 |
| 二、民权哲学:个人对抗国家的政治资格 |
| (一)中国传统历史中的民权 |
| (二)“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 |
| (三)政治冷漠与权利觉醒 |
| 第三节 法制现代化理论 |
| 一、法制现代化理论与韦伯的理性观 |
| 二、法制现代化理论与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 |
| 三、立国者(代表)与第三次“法律革命”的政治解读 |
| 第四节 本土资源论 |
| 一、国家法与民间法: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视角 |
| 二、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经验主义、后果论与法律的“科学游戏” |
| 三、开放还是保守:法学的价值虚无主义 |
| 第五节 法律文化学 |
| 一、法律文化学的方法论:“事实”的突破与“意义”的想象 |
| (一)“事实”的突破 |
| (二)“意义”的想象 |
| 二、谱系学:宗法国家的诞生 |
| (一)驱动化的军事战争 |
| (二)附庸化的经济结构 |
| (三)超越化的儒学思想 |
| (四)严苛化的法律统治 |
| 三、构造学:宗法国家的文化构成 |
| (一)身份文化 |
| (二)礼法文化 |
| (三)士人文化 |
| 四、文化解释学的困境与文化载体的变迁 |
| (一)文化解释学的困境 |
| (二)文化载体的变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以国家为中心”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一、法理学的本体重构:从法律人到立法者 |
| (一)法的本质属性:法律的国家性 |
| (二)法律人的法理学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 |
| 二、立法者与不成文宪法 |
| (一)不成文宪法:宪法规范的政治形态 |
| (二)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 |
| 三、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内部面向:政党法治国 |
| (一)走出“法律帝国” |
|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
| (三)法治的中国模式:政党法治国 |
| 四、立法者的法理学之外部视野:帝国与国际法 |
| (一)地缘政治学与“麦金德时代” |
| (二)帝国:做世界的立法者 |
| (三)帝国的悖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二节 政治宪法学 |
| 一、政治宪法学的本体论:宪法的政治性 |
| (一)思想的轨迹:从国家哲学到政治宪法学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政治”意涵 |
| (三)政治的状态: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
| 二、政治宪法学的方法论:宪制发生学 |
| (一)“历史—规范主义” |
| (二)“生命—结构主义” |
| (三)宪制发生学的三条线索 |
| 三、政治宪法学的价值论:宪法的规范性 |
| (一)政治宪法学的“左”与“右” |
| (二)宪法的规范性:政治立宪主义 |
| 第三节 大国宪制论 |
| 一、农耕中国的时间之维 |
| (一)大历史观:在长时段中拾起历史 |
| (二)“拧干时间” |
| 二、农耕中国的空间构造 |
| (一)家 |
| (二)国 |
| (三)天下 |
| 三、农耕中国的制度肉身 |
| (一)皇帝 |
| (二)士人 |
| (三)国人/村民 |
| 四、农耕中国的治理之术 |
| (一)文韬:农耕中国的文化宪制 |
| (二)武略:农耕中国的军事宪制 |
| (三)经世济民:农耕中国的经济宪制 |
| 五、大国末路:农耕中国的宪制困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迈向“国家的法理论” |
| 第一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时代语境 |
| 一、“新时代”的多重意蕴 |
| 二、新时代的法理论命题 |
| 三、迈向“国家的法理论”的时代契机 |
| 第二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研究对象 |
| 一、法理的概念意涵与多维属性 |
| 二、现代国家建构的法理 |
| 第三节 “国家的法理论”之主题构成 |
| 一、国家理性 |
| (一)国家福祉 |
| (二)治国技艺 |
| 二、法律理性 |
| (一)法律的实质理性 |
| (二)法律的形式理性 |
| 三、政党理性 |
| (一)中国梦 |
| (二)执政能力 |
| 四、新时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 |
| (一)政党—国家理性:政党领导的现代中国 |
| (二)立宪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以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价及展望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重点与难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相关问题概述 |
| 2.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实践形式 |
| 2.1.1 协商民主的内涵 |
| 2.1.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 |
| 2.1.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 |
| 2.2 制度化的内涵和价值 |
| 2.2.1 制度 |
| 2.2.2 制度化 |
| 2.2.3 制度化的价值 |
| 2.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内涵和发展层次 |
| 2.3.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涵 |
| 2.3.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发展层次 |
| 第3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价值 |
| 3.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价值体系 |
| 3.1.1 价值及其分类 |
| 3.1.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价值体系的构成 |
| 3.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目的价值 |
| 3.2.1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3.2.2 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 |
| 3.2.3 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3.2.4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 |
| 3.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内在价值 |
| 3.3.1 导向性价值 |
| 3.3.2 渐进性价值 |
| 3.3.3 实践性价值 |
| 3.3.4 全局性价值 |
| 3.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外在价值 |
| 3.4.1 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
| 3.4.2 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 |
| 3.4.3 有助于促进协商文化成长和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
| 第4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历程 |
| 4.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奠基 |
| 4.1.1 协商民主专门组织机构初步建立 |
| 4.1.2 协商民主制度初步确立 |
| 4.1.3 协商思想文化孕育 |
| 4.1.4 协商民主实践健康起步 |
| 4.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自发起步 |
| 4.2.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初步确立 |
| 4.2.2 政协的调整发展 |
| 4.2.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初步形成 |
| 4.2.4 社会主义协商实践初步展开 |
| 4.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局部自觉快速发展 |
| 4.3.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文化深入发展 |
| 4.3.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发展和完善 |
| 4.3.3 政协的发展成熟 |
| 4.3.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
| 4.4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全面快速发展 |
| 4.4.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其制度化理论的确立和发展 |
| 4.4.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成果显着 |
| 4.4.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快速有序发展 |
| 4.5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经验启示 |
| 4.5.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4.5.2 协调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四个层面的建设 |
| 4.5.3 协商民主制度化与社会主义建设息息相关 |
| 第5章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现实考量 |
| 5.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比较优势 |
| 5.1.1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
| 5.1.2 政协协商制度化的典型示范 |
| 5.1.3 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 |
| 5.1.4 良好的国内外环境 |
| 5.2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存在的问题 |
| 5.2.1 协商民主制度有待建立健全 |
| 5.2.2 协商民主组织亟待构建完善 |
| 5.2.3 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
| 5.2.4 协商民主实践发展亟需推进 |
| 5.3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 5.3.1 程序机制建设相对滞后 |
| 5.3.2 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 |
| 5.3.3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发展水平的影响 |
| 第6章 进一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对策 |
| 6.1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要放在突出位置 |
| 6.1.1 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做好协商民主顶层设计 |
| 6.1.2 加强和完善实体制度建设,确保协商民主制度完善 |
| 6.1.3 加快程序制度建设,筑牢协商民主制度基础 |
| 6.2 重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建设 |
| 6.2.1 加强和改善政协机关建设 |
| 6.2.2 建立健全基层协商组织机构 |
| 6.3 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 |
| 6.3.1 创造协商民主思想文化建设的良好外部环境 |
| 6.3.2 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
| 6.3.3 着力培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 |
| 6.4 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发展 |
| 6.4.1 推动协商民主实践发展的总要求 |
| 6.4.2 健全协商渠道,丰富协商形式 |
| 6.4.3 重视协商主体队伍建设 |
| 6.4.4 严控协商过程和协商成果转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主要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评价与展望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干部 |
| (二)制度与制度化 |
| 四、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与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理论溯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干部制度建设的理论论述 |
| 一、建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二、建设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社会主义廉价政府构建理论 |
| 第二节 列宁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强调干部的选拔与任用 |
| 二、重视干部的培训与教育 |
| 三、加强干部的管理与监督 |
| 第三节 毛泽东干部制度建设思想 |
| 一、制定干部标准与干部路线 |
| 二、干部工作要与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
| 三、干部要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执政空间转换下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分析 |
| 一、反应性适应：中共执政方式亟待调整 |
| 二、结构性适应：政党组织结构亟待优化 |
| 三、功能性适应：中共执政能力亟待提升 |
| 第二节 历史与环境视角下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依赖 |
| 一、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文官考试、培训与管理制度 |
| 二、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干部管理的制度探索 |
| 三、苏联干部制度建设的路径探索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重塑下上海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定位 |
| 一、从消费性城市到生产性城市：新政权建立初期资源短缺下的上海城市发展路径 |
| 二、从异质化到同质化：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 |
| 三、从失序到有序：新政权建立初期上海城市再组织化的定位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上海干部队伍的扩充与整顿 |
| 一、上海城市管理模式与干部现状 |
| 二、上海干部吸纳工作的展开 |
| 三、上海干部队伍的初步整顿与干部制度的酝酿 |
| 第二节 1953-1956 年：上海干部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
| 一、国家政治制度逐步确立与上海干部制度建设 |
| 二、上海党管干部原则和分部分级管理模式的建立 |
| 三、上海具体干部制度的制定与完善 |
| 四、上海干部制度建设的规范性特征与变量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
| 第一节 价值理念：干部意识形态的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与制度：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一种理论关联 |
| 二、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新定位 |
| 三、干部意识形态担当者形象的再塑造 |
| 第二节 组织载体：干部制度化建设的行动空间 |
| 一、组织嵌入与制度演进：干部制度化建设行动空间的一个分析框架 |
| 二、权力空间：权力集中与党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 |
| 三、行政空间：职能分散与政府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基础意义 |
| 四、社会空间：力量支撑与群团组织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
| 第三节 政治运动：干部制度化建设中的政治策略 |
| 一、破与立：政治运动对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双重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干部制度建设相关的政治运动梳理 |
| 三、整党运动：政治运动中推进干部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案例考察 |
| 第五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功能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组织：上海市社会整合与政权稳固 |
| 一、构建了上海市的干部网络系统 |
| 二、完成了上海市各级政权建设 |
| 三、实现了党组织适应性转变 |
| 第二节 稳定秩序：城市的高效管理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 |
| 一、城市专业化干部管理队伍形成 |
| 二、上海城市的高效管理 |
| 三、上海经济的恢复发展 |
| 第三节 积累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奠定 |
| 一、意识形态执政资源的巩固 |
| 二、中共执政群众资源的丰富 |
| 三、中共执政组织资源的优化 |
| 四、制度执政资源的初步构建 |
| 第四节 增强能力：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提升 |
| 一、强化党生存抗变能力 |
| 二、提升党社会整合能力 |
| 三、增强党领导城市发展的能力 |
|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干部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与现代启示 |
| 第一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
| 一、注重理论传承与干部制度创新同步 |
| 二、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与干部队伍治理并举 |
| 三、加强党组织建设与干部制度建设互动 |
| 四、坚持宏观系统性与微观灵活性相结合 |
| 第二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历史教训 |
| 一、组织机构中出现干部配备不合理的现象 |
| 二、干部管理中存在红与专区分上的盲目性 |
| 三、大众参与在干部制度运行中的弱点 |
| 第三节 干部制度化建设的具体启示 |
| 一、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与包容性建设 |
|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 |
| 三、加强干部制度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建设 |
| 四、加强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社会性建设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阶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一、作者简历 |
| 二、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民主与人民民主 |
| (二)协商民主 |
| (三)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基本观点 |
| (三)研究不足 |
| 四、创新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一)创新点 |
| (二)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政党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一大亮点 |
| 第一节 中国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 |
| 一、中国政党制度是长期共存的政党之间的协商民主 |
| 二、西方政党制度是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民主 |
| 第二节 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政党协商贯穿于我国协商民主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 |
| 二、政党协商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发挥典型示范作用 |
| 三、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过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中国政党协商的初步探索阶段(1937—1946年) |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创了中国政党协商的先河 |
| 二、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和重庆谈判是中国政党协商的初步探索 |
| 第二节 中国政党协商的正式形成阶段(1948—1949年) |
| 一、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和拥护 |
| 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党协商正式形成 |
| 第三节 中国政党协商的初步发展阶段(1949—1966年) |
| 一、中共积极开展政党协商 |
| 二、政党协商在曲折中发展 |
| 第四节 中国政党协商的恢复与创新发展阶段(1978—2012年) |
| 一、政党协商的恢复与发展 |
| 二、积极开展政党协商的实践 |
| 三、推动政党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 |
| 第五节 中国政党协商的全面发展阶段(2012—至今) |
|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政党协商运行的实践 |
| 二、中共十八大以来对政党协商的规范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理论基础和文化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统一战线理论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理论 |
| 三、人民民主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文化基础 |
| 一、“天下为公”思想 |
| 二、“兼容并蓄”思想 |
| 三、“求同存异”思想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功能与作用 |
| 第一节 政治整合功能 |
| 一、实现政党整合 |
| 二、实现意见整合 |
| 第二节 决策咨询功能 |
| 一、促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
| 二、为决策提供合法性 |
| 第三节 推进有序政治参与功能 |
| 一、政治参与功能 |
| 二、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功能 |
| 第四节 民主监督与价值导向功能 |
| 一、民主监督功能 |
| 二、教育引导与价值导向功能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运行及其完善 |
| 第一节 中国政党协商的运行机制 |
| 一、政党协商的基本要素 |
| 二、政党协商的运行程序 |
| 三、政党协商的保障机制 |
| 第二节 当前中国政党协商存在的问题 |
| 一、政党协商认识有待提高 |
| 二、政党协商能力有待加强 |
| 三、政党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及程序化水平有待提升 |
| 第三节 推进政党协商有效运行的路径选择 |
| 一、提高政党协商认识水平 |
| 二、加强政党协商能力建设 |
| 三、提升政党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及程序化水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可持续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研究的新议程（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看研究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必要性 |
| 二、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与实践看研究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必要性 |
| 三、从我国政党制度实践看研究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
四、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 吉秀华. 山东大学, 2020(06)
- [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整合功能研究[D]. 张栩栩. 山东大学, 2020(02)
- [3]中国政党协商实践及其完善研究[D]. 巩淑琪. 江南大学, 2020(01)
- [4]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5]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国家观研究[D]. 董政. 吉林大学, 2019(02)
- [6]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研究[D]. 董文静. 吉林大学, 2019(02)
- [7]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1949-1956年上海为例[D]. 张学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建设(续篇)[J]. 高放,耿化敏,吴起民.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2017(02)
- [9]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研究[D]. 李书省.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10]可持续发展: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研究的新议程[J]. 黄天柱.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01)
标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