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八大”选举刍议（论文文献综述）
张世贵,吕少德[1]（202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百年变迁》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中艰难探索,逐步形成了以党的代表大会、党的委员会及其工作机关、党组等为主体的一套比较完善、系统的党的领导机构体系。按照时代背景变迁,可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百年变迁分为党的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党的十八大以后四个阶段。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领导机构发展变迁的历史,可以为新时代党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孙新生[2]（2021）在《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文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较好克服了革命时期注重个人、家庭、宗族、朋友等小群体利益的传统社会特殊主义价值观的侵蚀,新中国成立后执掌全国政权而来的权力腐蚀,以及改革开放后实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特别是新旧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腐败大量增加的挑战。这是如何实现的呢?不少学者认为,1978年前主要靠群众运动反腐,1978年后主要靠制度反腐。但这种观点忽略了的是,改革开放前不仅有群众运动反腐,也制定了大量法律法规和制度机制,组建了纪委、监委等反腐败机构,逐步建立了腐败惩治的权限、规则和程序,而且群众运动都是中共中央直接发动、组织的,除文化大革命外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控制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都有制度建设环节,违纪违法人员的处理也是由专门机构进行。在改革开放后的反腐败实践中,除不开展群众运动外,大多数制度规则、程序、机构都延续了新中国成立早期及革命时期确立的制度框架。将改革开放前后的反腐败实践分别界定为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的二分法,割裂了两个时期的历史联系,同时也忽视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确立的拒腐防变体制机制,而这恰恰是建国后拒腐防变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本文在将拒腐防变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进行检视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拒腐防变,关键在于其是高度制度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自成立起就注重用制度化的方式拒腐防变,同时虽经历曲折反复但总体上较好地处理了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辩证关系,将群众参与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可以说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拒腐防变的主线。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初步探索期,确立了思想建党优先、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原则框架。在这些原则框架下,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立从思想和作风问题抓起,防止这些问题演化为腐败问题的管党治党思路,使党员干部改变源自传统农业社会的观念和特质,接受马克思主义公共利益至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自觉做到不想腐。确立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建立专门干部选拔机构,将自上而下的领导考察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考察结合起来,从选人用人的源头遏制腐败。严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建立反腐败专门机构,严格实施党的纪律,及时纠正党员的小错误、清除党员队伍中的腐化分子,使大多数党员既不敢腐也不能腐。通过井冈山工农兵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实践等,对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化方式进行探索,初步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早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期。针对全国执政后腐化现象大幅增加的现实,将整风整党运动与执行纪律、整顿干部、清理组织、反对腐败结合,深化了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相继建立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其组织机构、职责范围、领导体制、工作规则与程序等为1978年后纪委恢复重建提供了基本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等为群众监督以及参与反腐败提供了制度化途径。但对党内贪污腐化特别是科层化管理体制滋生的官僚主义等隐性腐败,中央领导层在反腐败以自上而下的制度化方式为主还是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为主上分歧越来越大,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张力逐步凸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将拒腐防变重新纳入制度化轨道,探索在不开展群众运动条件下拒腐防变的路径,对群众参与的规模和数量进行规范限制,更多依靠党和国家体制特别是专门机构自上而下反腐。其中,1983年整党确立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以及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构建起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恢复重建后的纪委确立三项主要任务、五项基本权限、双重领导体制、纪委监察局合署办公体制,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体系,在“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注意区分纪律问题与法律问题,并在理念、规则和程序上探索党纪和国法的衔接,推动腐败惩治走上法制化轨道。但在拒腐防变制度化迅速提高的同时,群众参与逐渐边缘化,群众反腐与制度化的反腐体制对接不顺畅,党委政府与民间社会在反腐问题上不时出现紧张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加速推进期。针对制度执行不力、腐败问题滋生蔓延的挑战,中国共产党以制度执行力建设为突破口,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强力正风肃纪反腐、全面从严治党,使党的纪律、作风建设规定和腐败惩治法律法规落实落地,有力维护制度权威、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通过畅通群众信访举报机制,构建群众网上曝光、舆论发酵、执纪执法部门追查相结合的监督方式,并通过巡视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特别是明确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与群众监督等各种监督结合起来,构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进一步理顺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的关系,在拓宽群众制度化参与途径、将群众监督整合进拒腐防变制度化格局上取得重要进展。回顾百年拒腐防变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化为主线,在思想教育、组织机构、惩治腐败、权力监督等制度化上都取得了不少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上,必须传承好这些宝贵经验,坚持和完善思想教育制度化,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整风整党,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结合起来,使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制度治党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思想建党的过程;坚持和完善组织机构制度化,任人唯贤,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反腐败专门机构;坚持和完善腐败惩治制度化,将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结合起来,依规依纪依法惩治腐败,将严惩腐败作为教育、制度的支撑和后盾;坚持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化,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拓宽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败因素的侵蚀、长期执政奠定坚实基础。
王东红[3]（2021）在《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需要我国公民具有良好的法治意识,特别是宪法意识。大学生作为我国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青年群体,是当代中国学习、遵守、普及和维护宪法的重要力量,更是中国未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坚力量。大学生宪法意识是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统领,是最重要、最基础的法律意识,是大学生关于宪法的知识、观点、心理和思想的总和。它反映了大学生对现行宪法和宪法实施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具体包括大学生对宪法知识和基本原理的掌握程度、对宪法功能的认识、对宪法实施的评价、对基本权利保护和行使状况的感受、对宪法之治的渴望和践行的意志等。论文厘清宪法意识与法律意识、宪法意识与法治意识、宪法意识与公民意识、宪法意识与宪法思维、宪法意识与宪法信仰等相关概念的关系。揭示了宪法意识的横向结构,即包括宪法知识、宪法理想、宪法情感、宪法意志、宪法评价和宪法信仰六个方面内容。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宪法至上意识、党的全面领导意识、基本权利意识、权力监督意识和遵守规则意识。论文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及其培育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宪法至上意识尚未形成、基本权利意识有待加强、权力监督意识有待提高等。对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客观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因素方面,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传统文化中封建残余观念的影响和宪法未得到全面实施的影响等。学校因素方面,对宪法教育重要性认识不够、主导师资力量不足、没有形成培育合力等。家庭因素方面,家长受自身宪法法律知识和宪法意识的限制,缺乏对孩子进行宪法意识培育重要性的认识;家长培养目标的功利性,缺乏对孩子个性自由的尊重;家长教育方式或溺爱或体罚,缺乏对孩子进行规则意识和监督意识的培养等。发现影响大学生宪法意识的主观原因主要是:宪法社会实践体验不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确立,认识能力分析能力较低,缺乏学习和思考的主观能动性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论文认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推进大学生宪法意识提高为目标,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大学生成长规律,采用多种途径和方法进行培育的过程。论文明确了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和原则。强调通过优化社会环境、加强学校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和强化自我教育四种途径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
李珊珊[4]（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指出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张玉玲[5]（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历经百年而初心如始,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始终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全党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如何破解“历史周期律”,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拒腐防变的新路,一直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本源、传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和显着优势的监督体系,是能够保持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推动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始终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体系。在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以宏观的历史视野,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整体性研究,仍是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基础,以逐一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应该完善和发展的短板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为逻辑主线,渐次展开本文的研究与论述。本文总体结构包括三部分:引言、正文、结语。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依据与研究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论文正文部分由六章内容构成,分别概述如下:第一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和结构模式。分别从基本概念界定、十大要素的梳理整合和“多维立体协同”监督模式及其特点三个方面,从宏观上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二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分别阐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厘清监督主体、强化问责——“谁来监督”,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从内容逻辑视角解读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什么”。第三章主要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本文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的坚守、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精神内核的继承创新、对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的秉承、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思想的域外借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重要的思想来源。分别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历史维度、世界维度,分析回答中国为什么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权力监督体系。第四章主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首先,依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脉络,分三个阶段梳理其发展历程: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二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全面恢复与发展（1978-2012）;三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2012——）。其次,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和国家体系建设的五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分别从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两个方面,阐释回答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怎样形成的。第五章主要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与现实贡献。首先,通过古今中外权力监督体系的比较,凝炼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显着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优势,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其次,基于显着优势分析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四个方面的现实贡献: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从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的优势是什么。第六章主要剖析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本文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成果颇丰,但当前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党和国家监督制度逐渐成熟定型,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一是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二是党内监督的短板——“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有待加强;三是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基于对现实挑战的剖析,本文提出新时代应对现实挑战、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三条对策:一是完善协同监督机制,增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协同性;二是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三是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分别从现实挑战和完善对策两个方面,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应该完善和发展的薄弱环节是什么。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观点的宏观提炼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的未来展望。本文基于以上六章内容的研究,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夺取反腐败斗争彻底胜利的必由之路。第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制度密码”。第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管住公权力”的“中国智慧”。笔者认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研究,协同监督机制研究,权力配置、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以及关于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理论阐释,将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点方向。
李文静[6]（2020）在《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本质、价值、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法治在中国的命运。新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其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本文以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呈现出U字型的演变轨迹:从建国初期的良好开端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曲折转向再到改革开放初期逐步回到正轨。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以正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选、年谱、传记等为基础,以这一时期颁布的重要法律文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力求清晰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演变轨迹,总结蕴含其中的法治认识成果,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发生嬗变的原因、经验教训与当代启示等问题,以期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提供学理支撑。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为三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部分（第一、二章）是论文的基础,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思想资源和历史前提;第二部分（第三、四、五、六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1949-1982年间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第三部分（第七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总结和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教训和当代启示。引言阐明论文研究的意义;对论文的核心概念——法治进行科学界定,分析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法制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基础之上;对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评述。已有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而已有研究不足又印证着本文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成为论文研究的新的生长点。第一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建立在前人对法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根源、本质、职能的认识、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法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中国传统法治思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法治思想、西方现代法治思想则是党对法治认识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章考察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法治认识的重要历史前提。本章遵循中共党史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期,将党对法治的认识分为土地革命战争阶段、抗日战争阶段和解放战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总结概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三个历史时期的认识成果来看,既体现着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法治要为巩固革命成果、维护革命秩序、促进革命胜利服务的共性,同时又体现着特性,即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结合新的实践背景,又形成了对法治认识的新成果。第三章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巩固新生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中心任务。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巩固新生政权提供法治保障为出发点的。本章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制定和司法改革运动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切入点,概括总结出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原则、法贵在行的理念以及司法要坚持阶级立场和人民立场等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清醒的。第四章考察分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主要是围绕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法治保障为逻辑起点的。本章主要以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法治事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制定、中共八大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的提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从整体来看,这三大法治事件分别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制度根基、筑牢了法律体系基石、提供了根本遵循,搭建起社会主义法治大厦的“四梁八柱”,为推动社会变革提供了法治保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要求的正确认识与把握。第五章考察分析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及其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本章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尤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对法治的认识成果,深刻剖析了党对法治认识之所以发生曲折转向的原因。总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是正确与错误两个发展趋向的互相交织,即便是在错误发展趋向压倒正确发展趋向,致使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几近中断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也并未完全抛弃宪法和法律,也曾希望通过法治的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挑战。第六章考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成果。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反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的认识也由此逐渐回到正确轨道。本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案”的审判、“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的制定等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法治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概括总结这些重大法治事件所彰显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这些认识成果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把握,为开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第七章分析总结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及启示。提出了坚持党对法治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法治国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四点经验及启示。结语在总结全文内容的基础之上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结论,并对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王艳卓[7]（2020）在《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就职宣誓是现代国家重要的政治仪式,体现着国家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纵观人类社会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就职宣誓是伴随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所发展起来的政治现象,是就职宣誓主体对就职宣誓对象的承诺和担当,它体现了道德信仰、法律信仰和政治信仰的深度融合。近年来,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内很多地区和部门都在陆续举行公务员就职宣誓活动,各地党政机关和基层组织逐渐涌现出的就职宣誓实践活动已逐渐被人民群众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有177个国家的宪法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须宣誓效忠宪法。”由此可见,就职宣誓制度已然形成了国际惯例和政治共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艰难的革命条件,尤其是在极端恶劣的白色恐怖下,很多党员迫于环境压力入党宣誓都是秘密进行的,更不可能公开的进行就职宣誓,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最初的就职宣誓是入党宣誓,入党宣誓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前身和基础。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发展需要以及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目标,2018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第二十七条,增加“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就职宣誓并将就职宣誓上升到宪法层面,这不仅体现了宪法的权威,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激励和教育国家公职人员忠于宪法,增加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宪法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们所产生的委员会,正如党中央所判断,中国能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决于“关键少数”,而“关键少数”就是指广大党员干部,加之绝大多数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因此,国家工作人员的就职宣誓其实质就是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面临“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严峻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章》为基本遵循,不断制定和修订了近百部党内法律法规,极大的完善了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所以,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结合,通过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更好的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成的法治治理体系,真正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进以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及其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遍布国家党政机关、高校、企业等各个行业和各个领域,因此,就职宣誓主体也涵盖从中央到基层各类群体、组织和机构。另外,在就职宣誓主体上相比较于西方就职宣誓而言具有广泛性,由于就职宣誓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可以说目前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阶段。因此,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还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客体及对象不明确、就职宣誓程序及仪式不规范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等问题,这样就需要构建完善的就职宣誓体系及其配套机制加以保障,进而使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能够得到具体的贯彻落实以及具有可操作的推进路径,这将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论文主要依托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等相关知识,通过文献研读、历史比较、多学科交叉、实证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起源发展、基础理论、发展历程、必要性、现状分析及推进路径等内容做综合分析阐释。论文主要依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就职宣誓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建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和保障机制,有针对性地探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进而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长效机制。大体上论文主要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研究现状、撰写论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撰写论文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创新之处等,第一部分内容为全篇论文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从宣誓的内涵及其起源出发,分别对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内涵进行界定,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理论、干部队伍建设理论、政治参与思想理论、法治建设思想理论以及通过对西方主权在民、宪政思想、政治合法性思想的借鉴,深刻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必要性论述。这一部分主要是阐述中国实行就职宣誓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通过就职宣誓这一政治活动能够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就职宣誓能够全面提升党的各方面建设,即党的政治、纪律、作风、思想、组织和制度建设,进而将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并最终有利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发展历程梳理,就职宣誓呈现出从入党宣誓到宪法宣誓的发展脉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入党宣誓是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就职宣誓处于曲折发展阶段,随着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就职宣誓实践活动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宪法宣誓变成了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形式。论文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特殊性。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现状分析。结合中央国家机关、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就职宣誓、地方基层组织、高等学校以及各行各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现状,发现目前党员干部存在就职宣誓主体法律意识薄弱,就职宣誓制度过于宏观、就职宣誓程序不规范、就职宣誓违誓机制缺失以及就职宣誓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并具体分析其原因。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推进路径。这一部分通过参考和借鉴国外就职宣誓制度对中国就职宣誓主体、就职宣誓对象、就职宣誓程序等方面进行了明确和规范,并提出具体的就职宣誓推进路径。通过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宣传氛围、构建线上线下党员干部学习机制以及具体落实《党员干部培训工作条例》来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学习机制;通过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和监察监督、基层组织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来完善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监督机制;通过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来构建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责任机制;依托“五大体系”和“四大机制”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配套机制。
姜新[8]（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离开共产党来谈国情是不现实的,党内治理牵动着国家治理的每一条神经。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9000万,其中约有80%的国家公务员,以及超过95%的领导干部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办好中国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肌理和国家结构在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政治布局、利益分配格局、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同时,党内腐败和思想混乱等治理窠臼问题被新媒体无限扩大,更加直白地摆在了名为信息社会的“砧板”之上。党内治理问题在削弱党的执政效力的同时,更是通过溢出效应辐射整个国家的治理进程。党内治理的迫切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党内治理理论架构,以及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还处于成长时期,难以与西方现代法治和政党理论抗礼。本文以依规治党为切入点,意在回答五个问题: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以此实现巩固现有党内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更高效地转换为治理效能,丰富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首先,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本文将依规治党的概念概括为:依规治党是法治思维在党内建设领域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之上,运用制度手段对党内事务、党员行为和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治理。依规治党的本质:明确权责划分,规范权力运行。依规治党的目标:借鉴法律属性管党治党,使政党保持生机活力,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本文分别从政党理论、执政党理论、法治理论三方面阐释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从世情、国情、历史经验三个角度充实依规治党的现实根据;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逐渐演变的理论架构阐释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再次,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文总结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新时期、新时代四个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此为依据总结出新时代依规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依规治党概念本身不够明确凝练。二是,依规治党的研究重点需转移,由横向思辨转向执行细节。三是,党内法规的内容和执行程序存在碎片化、不规范以及广泛性不足的问题。四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同期推行,法治思维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认可,依规治党出现监督不足和矫枉过正并存的现实悖论。同时,依规治党的容错纠错措施存在匮乏。五是,依规治党软环境面临信仰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最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本文从党内法规生成机制和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两方面入手,在巩固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生成领域:一是,明确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原则（坚持科学理论、人民立场、法治精神）。二是,提出新时代优化党内法规生成机制的切入点（法规队伍的配置、交流培训和民主参与）。三是,明确法规生成机制的未来关注点（补足合规审查机制,形成闭环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一是,通过“圆桌学习”和新的选人用人模式,实现从严治吏。二是,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三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下,从立法契合、过程衔接两方面,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一体化。四是,补足兜底措施,充实依规治党的救济措施。
李堃[9]（2020）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文中指出党内监督在现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处于枢纽和核心地位,其监督效能直接影响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党内监督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党内监督,在长期的强化党内监督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直击管党治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壮士断腕的政治气魄和勇气,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党中央多管齐下、多措并举,不断强化党内监督,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和解决,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权威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既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本文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强化党内监督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和路径。要坚持五个党内监督主体协调发力、坚持信任激励与严格监督相结合、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配合、坚持依纪依规依法监督执纪问责。在遵循必要原则基础上,还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强化党内监督。一是优化整合党内监督要素资源。积极培育党内监督文化,转变党内监督价值理念,营造党内监督良好生态。二是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制度。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制度,制定诬告陷害处理办法,健全完善党内质询制度,试点施行党内听证制度,推进纪法衔接双向互动。三是推动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对纪委监督以增强内生动力,优化派驻机构改革提升监督效能,健全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工作机制。四是增强党内监督方式方法针对性。注重党内监督在精准上发力,拓宽党内监督技术手段空间,提高党内问责精准性、实效性,强化突发事件处置监督保障。五是健全党内监督的效能评估体系。党内监督效能评估需要遵循基本原则,建立科学系统的指标体系,采取有效的评估方法,加强组织实施,保障评估工作顺利开展。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原则和路径,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和改革中继续强化党内监督,完善自身建设,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权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刘燕妮[10]（2019）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话语之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的全新理念,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重要范畴。地方是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是民众利益诉求表达和利益矛盾的集中地,倡导国家治理议题必须关注地方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地方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环节。打造中国特色的地方治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要将党的领导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中。我国地方治理转型是地方党委、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角色,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基础性论述及国家回归社会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变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社会是两个重要的行为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与互动样态必然深刻影响着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重要论域。本文在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探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对推动地方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自产生以来深深地扎根于社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并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党始终保持和传承了扎根于社会、依托于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党社关系问题（或其所包含的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十分关注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历史维度看,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在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互动关系及架构中运作并寻找平衡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宏大背景下,我国党社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同构化”、改革开放以来“初步分离”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地方治理现代化为我国党社关系建构提供了新逻辑和新思维。但不可否认,当前党社关系的互动方式和存在样态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尚存在一定张力,表现为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党服务社会功能转型滞后、党与社会沟通出现脱节现象以及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等问题。剖析党社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等因素。本文对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研究基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论证,一方面从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逐渐脱离国家权力的控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领域,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社会组织化程度、自治水平较低,广大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及应具备的公民意识、公民精神还不适应我国现代治理变革。为此,在地方治理框架下,党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与培育社会,促进社会相对独立自治体系的形成,培育现代公民、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价值规范、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进程,建立政府与社会协作共治的平台和机制,以适应治理现代化这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和政治规划需求。另一方面从社会这一主体要素切入,提出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表现为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当前中国社会主体性觉醒对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公共利益、回应民众诉求、推动民主政治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地方治理中,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性等道德精神与品质能够克服党的决策忽视民众意愿,或是出现阶级利益倾斜的取向。同时,现代社会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优势,在代表和维护特定群体利益、整合社会资源、汇聚人才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优势,对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另外,社会转型带来公民权利的增长和发展,强化了公民权利对党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实现地方党权授予和行使的人民性,进而优化地方治理。依据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党社关系基本内容深入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党的全面领导是“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基本原则和政治前提,两者表现出互促共强的有机统一性。地方治理现代化蕴含的民主、责任、回应、参与等精神理念极大地凸显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回归,党服务社会是地方治理中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体现。协商为民众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广阔平台,党社协商契合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要义,在地方治理中,有利于党与社会的广泛合作、党与社会的对话沟通和党有效集中民意,是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二、中共“八大”选举刍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共“八大”选举刍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百年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前 |
| （一）党的代表大会 |
| （二）党的委员会及其工作机关 |
| （三）党组 |
| 二、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 |
| （一）党的代表大会 |
| （二）党的委员会及其工作机关 |
| （三）党组 |
| 三、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前 |
| （一）党的代表大会 |
| （二）党的委员会及其工作机关 |
| （三）党组 |
| 四、党的十八大以后 |
| （一）党的代表大会 |
| （二）党的委员会及其工作机关 |
| （三）党组 |
| 五、经验与启示 |
| （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
| （三）建立科学的制度体系 |
| （四）紧扣时代主题守正创新 |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特色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产阶级政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特殊性要求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国家和政党腐败根源的分析 |
| 一、腐败植根于私有制 |
| 二、腐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异化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政权本质上是廉洁政治 |
| 第二节 列宁的探索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拒腐防变的历史困境 |
| 一、非无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挑战 |
| 二、权力腐蚀的挑战 |
| 三、制度化不足的挑战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问题的提出 |
| 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腐防变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的主线是制度化 |
| 三、拒腐防变制度化和群众参与辩证关系的处理是影响拒腐防变历史进程的重要变量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早期探索(1921 年至1949 年)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原则框架 |
| 一、思想建党优先:化解党的组织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矛盾 |
| 二、民主集中制:避免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两个极端 |
| 三、党的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民粹主义两种倾向 |
| 第二节 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教育的制度化 |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的早期实践 |
| 二、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与清理整顿 |
| 三、延安整风运动确立思想改造、思想拒腐的典型范式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的三大要件 |
| 一、基层组织建设 |
| 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
| 三、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党的纪律的实施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 |
| 一、井冈山的工农兵民主政治 |
| 二、苏维埃反贪污浪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民主监督和廉政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建立早期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探索深化(1949 年至1965 年) |
| 第一节 全国执政后拒腐防变形势的变化 |
| 一、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现象较革命时期大幅增加 |
| 二、正在形成的科层化国家管理体制预防显性腐败与滋生隐性腐败的双重性 |
| 三、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对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关系的认识分歧 |
| 第二节 50 年代初整风整党对延安整风模式的深化 |
| 一、整风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结合 |
| 二、整党与清理党员、组织建设结合 |
| 三、整风整党与“三反”等反腐败运动结合 |
| 第三节 纪委、监委等反腐败专门机构的建立 |
| 一、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发展 |
| 二、职责范围的框定 |
| 三、领导体制的变革 |
| 四、基本工作规则与程序的建立 |
| 第四节 拒腐防变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 |
| 一、人民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
| 二、社教运动:群众参与制度化和反制度化的分水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拒腐防变制度化的恢复发展(1978 年至2012 年)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必然性 |
| 一、放弃群众运动反腐 |
| 二、腐败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 |
| 三、邓小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第二节 1983 年整党确立自上而下的整风整党模式 |
| 一、与日常工作结合,不开展运动 |
| 二、整党中的一切问题由相关党组织讨论解决 |
| 三、严格控制打击面,防止“左”的偏向 |
| 四、审慎稳妥纯洁组织、清理队伍 |
| 第三节 各领域改革和拒腐防变制度构建 |
| 一、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改革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 三、价格改革、财政管理改革等经济领域改革 |
| 四、规范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行为 |
| 第四节 反腐败专门机构和反腐败法制化 |
| 一、纪检监察机构的重建 |
| 二、基础性反腐败法律法规的系统构建 |
| 三、“两案”审理、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对党纪和国法问题的区分 |
| 四、党纪与法律的衔接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拒腐防变制度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 |
| 第一节 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根源和后果 |
| 一、制度执行不力的表现 |
| 二、制度执行不力的根源 |
| 三、制度执行不力的后果 |
| 第二节 习近平的拒腐防变制度化思想 |
| 一、坚持制度完善和制度执行相统一 |
| 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 |
| 三、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
| 四、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
| 第三节 作为制度执行典范的中央八项规定 |
| 一、中央八项规定是一个制度体系 |
| 二、中央八项规定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有力 |
| 三、中央八项规定体现了自上而下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的结合 |
| 第四节 腐败惩治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
| 一、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潜规则 |
| 二、创新审查调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 |
| 三、构建形成国内反腐与国际反腐的闭环 |
| 第五节 巡视制度的调整改进 |
| 一、提升巡视权威 |
| 二、巡视重在发现问题 |
| 三、巡视拓宽了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制度化渠道 |
| 第六节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 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强化公权力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 |
| 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解决了反腐败的三大难题 |
| 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反腐败纳入法治化轨道 |
| 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监委的赋权与限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思想教育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党员干部思想改造,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 |
| 二、必须将思想教育与整顿干部、执行纪律、建设组织相结合 |
| 三、整风整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控制、有步骤进行 |
| 四、必须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制度化 |
| 一、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基层基础 |
| 二、必须坚持任人唯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
| 三、必须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做到赋权与限权相结合 |
| 第三节 腐败惩治制度化 |
| 一、必须时刻警惕不利环境中的干扰因素,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
| 二、必须坚持制度制定和制度执行相结合,完善防治腐败的制度机制 |
| 三、必须坚持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 |
| 第四节 权力监督制度化 |
| 一、必须处理好拒腐防变制度化与群众参与的关系,将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 |
| 二、必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自上而下党内监督与自下而上群众监督相结合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法律观 |
| 1.3.2 习近平法治思想 |
| 1.3.3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宪法意识概述 |
| 2.1 宪法意识的概念 |
| 2.1.1 宪法意识的内涵 |
| 2.1.2 宪法意识与相关概念 |
| 2.2 宪法意识的结构 |
| 2.2.1 宪法知识 |
| 2.2.2 宪法理想 |
| 2.2.3 宪法情感 |
| 2.2.4 宪法意志 |
| 2.2.5 宪法评价 |
| 2.2.6 宪法信仰 |
| 2.3 宪法意识的功能 |
| 2.3.1 指导科学立法功能 |
| 2.3.2 促进严格执法功能 |
| 2.3.3 保证公正司法功能 |
| 2.3.4 引导全民守法功能 |
| 2.4 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基本内容 |
| 2.4.1 宪法至上意识 |
| 2.4.2 党的全面领导意识 |
| 2.4.3 基本权利意识 |
| 2.4.4 权力监督意识 |
| 2.4.5 遵守规则意识 |
| 3 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调查与分析 |
| 3.1 调查问卷的设计、实施与回收 |
| 3.1.1 问卷设计思路 |
| 3.1.2 抽样方案设计 |
| 3.1.3 问卷回收 |
| 3.2 大学生宪法意识现状的整体特征 |
| 3.2.1 对宪法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升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理念认同度高 |
| 3.2.3 对宪法基本知识有较好了解 |
| 3.2.4 主动维权意识较好 |
| 3.2.5 对宪法实施效果持肯定性评价 |
| 3.3 大学生宪法意识差异性分析 |
| 3.3.1 基于自然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2 基于成长背景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3 基于教育因素的差异分析 |
| 3.3.4 基于海外生活经历、校外兼职的差异分析 |
| 4 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 |
| 4.1 大学生宪法意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1 宪法至上意识尚未形成 |
| 4.1.2 基本权利意识有待加强 |
| 4.1.3 权力监督意识有待提高 |
| 4.2 大学生宪法意识生成的影响因素 |
| 4.2.1 社会因素 |
| 4.2.2 学校因素 |
| 4.2.3 家庭因素 |
| 4.2.4 自身因素 |
| 5 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与原则 |
| 5.1 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目标 |
| 5.1.1 认知目标 |
| 5.1.2 情感目标 |
| 5.1.3 行为目标 |
| 5.1.4 发展目标 |
| 5.2 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原则 |
| 5.2.1 方向性原则 |
| 5.2.2 求实性原则 |
| 5.2.3 渗透性原则 |
| 5.2.4 主体性原则 |
| 6 加强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的途径与方法 |
| 6.1 优化社会环境 |
| 6.1.1 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
| 6.1.2 优化全面实施宪法的政治环境 |
| 6.1.3 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环境 |
| 6.1.4 优化媒体融合传播的网络环境 |
| 6.2 加强学校教育 |
| 6.2.1 发挥“基础”课的主渠道关键课程作用 |
| 6.2.2 开设“中国宪法”课程为通识必修课 |
| 6.2.3 挖掘其他课程蕴含的宪法教育资源 |
| 6.2.4 践行依宪治校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
| 6.3 重视家庭教育 |
| 6.3.1 发挥家长的榜样作用 |
| 6.3.2 培养遵守规则意识 |
| 6.3.3 营造民主家风 |
| 6.4 强化自我教育 |
| 6.4.1 增强对宪法重要性认识 |
| 6.4.2 积极参与宪法法治类实践 |
| 6.4.3 发挥朋辈教育作用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大学生宪法意识调查问卷 |
| 附录B 问卷赋值题评分 |
| 附录C 访谈提纲及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对中国新型(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二、国外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状况 |
| 三、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评价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何谓参政党 |
| 二、何谓新型政党制度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困难与不足 |
| 第一章 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参政党视角的形成 |
| 一、政党制度研究的西方路径 |
| 二、中国政党制度的既有解释 |
| 三、参政党: 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新角度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
| 一、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缘起与发展 |
| 二、本文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借鉴 |
| 三、角色定位、角色互动与功能转化: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分析框架 |
| 第二章 参政党角色定位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及其规范化发展 |
| 一、作为组织的参政党 |
| 二、作为制度的参政党 |
| 三、治理中的参政党 |
| 四、参政党三种角色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变迁 |
| 一、20世纪40年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 |
| 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党制度的曲折发展 |
|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党制度的健全与制度化 |
| 四、新时代以来“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 |
| 第三节 参政党角色规范化对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二、新型政党制度变迁中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角色定位 |
| 三、参政党角色规范化与新型政党制度变迁关键节点的契合 |
| 四、参政党文化建设对新型政党制度的意义 |
| 第三章 参政党和执政党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 |
| 第一节 组织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组织模式 |
| 一、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 |
| 二、组织关系——非竞争性 |
| 三、组织特征——非对称性 |
| 第二节 制度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模式 |
| 一、政党与政权关系——执政-参政 |
| 二、政党与政党关系——多党合作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政治协商 |
| 第三节治理角色的互动与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一、嵌入式治理——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机制 |
| 二、一主多元: 治理主体的权力分配机制 |
| 三、协商整合: 治理过程的协同互动机制 |
| 四、科学民主: 治理绩效的提升机制 |
| 第四节 参政党与执政党互动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 |
| 一、合作型: 新型政党制度结构的整体特征 |
| 二、参与型: 参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结构中的定位 |
| 三、参政党政治参与对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结构的塑造 |
| 第四章 参政党功能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 |
| 第一节 体系维持: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体系效能 |
| 一、政治录用: 参政党的人才吸纳效应 |
| 二、政治沟通: 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交流 |
| 三、政治社会化: 参政党的文化传播 |
| 第二节 治理优化: 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过程及政策效能 |
| 一、利益表达与聚合: 参政党的利益整合作用 |
| 二、政策制定与实施: 参政党对决策科学化的推动 |
| 三、职权行使、社会服务与政策监督: 参政党的政策输出与反馈功能 |
| 第三节 参政党功能转化对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积极作用 |
| 一、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特点 |
| 二、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体系的巩固效应 |
| 三、参政党对新型政党制度过程与政策效能的优化作用 |
| 第五章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
| 第一节 参政党角色缺位及其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影响 |
| 一、参政党角色规范化的不足 |
| 二、参政党自身的结构性瓶颈 |
| 三、参政党的功能局限 |
| 第二节 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
| 一、国内社会环境的压力 |
| 二、国际局势的影响 |
| 第三节 参政党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化路径 |
| 一、在执政党领导下完善参政党建设 |
| 二、完善政党协商机制与新型政党制度合作型制度结构 |
| 三、提升参政党治理能力与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 |
| 四、增强参政党与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适应性 |
| 结语 |
| 一、理论价值 |
| 二、治理价值 |
| 三、民主价值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和研究价值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主要研究领域及代表性观点简介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与结构模式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权力、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公权力与腐败 |
| (二)监督、监督制度、监督体系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成要素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认识的不断深化 |
| (二)学界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成要素的探讨 |
| (三)梳理与整合:党和国监督体系的“十大要素”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结构模式 |
| (一)“多维立体协同”监督结构模式及其结构分析 |
| (二)“多维立体协同”结构模式的特点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内容逻辑 |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谁监督” |
| (一)党内监督坚守“人民至上”的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 |
| (二)国家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打造廉政为民政府 |
| (三)社会监督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筑人民监督网 |
| 二、厘清监督主体——“谁来监督” |
| (一)厘清党内监督多元主体 |
| (二)厘清国家监督多元主体 |
| (三)厘清社会监督主体 |
| 三、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监督谁” |
| (一)党内监督对象始终坚持全覆盖和抓“关键少数”相结合 |
| (二)国家监督逐步实现监督对象全覆盖 |
| (三)社会监督对象的统一性和全覆盖 |
| 四、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重点——“监督什么” |
| (一)压实责任,党内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二)强化责任担当,国家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三)依法有序监督,社会监督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发展的思想探源 |
| 一、始终坚守马列主义权力监督思想的理论本源 |
|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监督思想内核的坚守 |
| (二)对列宁社会主义监督思想的继承 |
| 二、始终继承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监督思想的精神内核 |
| (一)学习借鉴苏联的党政监督模式 |
| (二)党政监督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
| (三)重视党政监督法规建设 |
| (四)建立局部政权条件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体系 |
| 三、始终秉承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历史基因 |
| (一)对我国传统法治监察思想的传承 |
| (二)对我国传统监察制度体系建设思想的借鉴 |
| (三)对我国传统廉政文化教育的扬弃 |
| 四、对西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思想的借鉴 |
| (一)各国应在共同反腐中交流互鉴 |
| (二)对资产阶级权力监督思想的批判吸收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经验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发展历程 |
| (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制度框架的创立与撤销(1949-1978) |
| (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恢复发展(1978-2012) |
| (三)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体系化创新发展(2012——)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 |
| (一)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必须坚持紧扣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和中心任务 |
| (三)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国家监督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发展 |
| (四)必须坚持紧紧抓住“关键少数” |
| (五)必须坚持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和现实贡献 |
| 一、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显着优势 |
|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优势 |
|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优势 |
| (四)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优势 |
| 二、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贡献 |
| (一)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
| (二)历史维度——中国传统监察思想的新超越 |
| (三)实践维度——党和国家自我革命的新阶段 |
| (四)世界维度——腐败治理的中国经验 |
| 第六章 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
| 一、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现实挑战 |
| (一)党内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同性有待提升 |
| (二) “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仍是党内监督的短板 |
| (三)社会监督体制机制有待健全 |
| 二、健全中国特色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对策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完善协同监督机制 |
| (二)多管齐下,破解“一把手”监督、同级监督难题 |
| (三)固本强基,建立健全社会监督体制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法治的由来及基本内涵 |
| (二)人治与法治 |
| (三)法制与法治 |
| 三、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 |
| (二)列宁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思想资源 |
| (一)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法治思想 |
| (三)西方法治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历史前提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工农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工农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抗日民主政权施政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抗日民主政权重要法律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抗日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法治的认识 |
| (一)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文件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司法工作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良好开端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 |
| (二)《共同纲领》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共同纲领》的历史贡献 |
|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三、司法改革运动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司法改革运动的历史背景 |
| (二)司法改革运动体现的党对法治认识的成果 |
| (三)司法改革运动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重大突破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
| (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对我国政治格局的影响 |
| 二、“五四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的成果 |
| (一)“五四宪法”的制定 |
| (二)“五四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五四宪法”的历史价值 |
| 三、中共八大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中共八大召开的历史背景 |
| (二)中共八大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中共八大正确法治认识中断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曲折转向 |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与党对法治正确认识轨道的偏离 |
| (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与党对法治认识的逆转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的直接危害 |
|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法治认识逆转原因的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反思与重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党对法治认识的及时转向 |
| (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七八宪法”的制定 |
| (二)“七八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七八宪法”的地位与评价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
|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深远影响 |
| 三、“两案”审判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两案”审判 |
| (二)“两案”审判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两案”审判的法治意义 |
| 四、“八二宪法”与党对法治的认识 |
| (一)“八二宪法”的制定 |
| (二)“八二宪法”体现的党对法治的认识成果 |
| (三)“八二宪法”的历史贡献 |
| 第七章 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认识的经验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一)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
| (二)在法治轨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
|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 |
| 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
| (二)准确认识和把握法治国情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 |
| 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
| (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
| 四、坚持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成果,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一)以开放心态对待域外经验 |
| (二)高度重视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概述 |
| 2.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相关概念 |
| 2.1.1 就职宣誓的内涵及其发展 |
| 2.1.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内涵 |
| 2.1.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特征 |
| 2.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2.1 人民主体思想理论 |
| 2.2.2 干部队伍建设理论 |
| 2.2.3 法治建设思想理论 |
| 2.2.4 西方政治思想借鉴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必要性 |
| 3.1 就职宣誓体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统一 |
| 3.1.1 就职宣誓是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统一 |
| 3.1.2 就职宣誓是依规治党和依法执政的融合 |
| 3.2 就职宣誓可以重塑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和责任担当 |
| 3.2.1 就职宣誓重塑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 |
| 3.2.2 就职宣誓体现党员干部的使命担当 |
| 3.3 就职宣誓能够传承党内政治文化并净化政治生态 |
| 3.3.1 就职宣誓传承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 |
| 3.3.2 就职宣誓营造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 3.4 就职宣誓可以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 |
| 3.4.1 就职宣誓全面提升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
| 3.4.2 就职宣誓全面推进党的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 |
| 3.5 就职宣誓能够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 3.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 3.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促进民主政治发展进程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1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演变脉络 |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就职宣誓的最初表现阶段 |
| 4.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1978):就职宣誓的曲折发展阶段 |
| 4.1.3 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就职宣誓的探索推广阶段 |
| 4.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今):就职宣誓的最高表现阶段 |
| 4.2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重要意义 |
| 4.2.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从严治党下的中国道路 |
| 4.2.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治理下的中国方案 |
| 4.2.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是政党执政下的中国智慧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现状分析 |
| 5.1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当前现状 |
| 5.1.1 中央机关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2 地方省市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3 高等学校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4 国有企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1.5 其他行业党员干部的就职宣誓 |
| 5.2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的存在问题 |
| 5.2.1 就职宣誓人员法律意识薄弱 |
| 5.2.2 就职宣誓相关规定尚需规范 |
| 5.2.3 就职宣誓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
| 5.2.4 就职违誓责任机制尚未构建 |
| 5.2.5 就职宣誓配套机制尚不健全 |
| 5.3 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制约因素 |
| 5.3.1 部分党员干部的公信力缺失 |
| 5.3.2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存在短板 |
| 5.3.3 政府职能仍需要进一步转变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推进路径 |
| 6.1 提高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意识 |
| 6.1.1 积极营造党员干部就职宣誓法律氛围 |
| 6.1.2 加强就职宣誓党员干部法律法规培训 |
| 6.1.3 推进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有效衔接 |
| 6.2 完善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 |
| 6.2.1 借鉴国外类似制度 |
| 6.2.2 规范就职宣誓制度 |
| 6.3 确立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监督机制 |
| 6.3.1 国家层面的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 6.3.2 法规层面的党内监督与纪检监督 |
| 6.3.3 社会层面的群众监督与舆论监督 |
| 6.4 建立党员干部就职违誓制度的责任机制 |
| 6.4.1 制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考评考核条例 |
| 6.4.2 实施党员干部就职宣誓违誓追责办法 |
| 6.5 健全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的保障机制 |
| 6.5.1 积极推进“五个体系”培养高素质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 |
| 6.5.2 健全“四大机制”确保就职宣誓党员干部队伍的制度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依规治党研究现状评析 |
| 二、国外政党建设研究评析 |
| 第三节 研究方案、目标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目标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及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概念意涵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语义 |
| 一、“依”阐释理论出发点 |
| 二、“规”意指法律性规范 |
| 三、“治”强调治理落实 |
| 四、“党”表明治理对象 |
| 第二节 依规治党的构成要素 |
| 一、依规治党的主体 |
| 二、依规治党的客体 |
| 三、依规治党的前提 |
| 四、依规治党的治理切入点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概念界定 |
| 一、依规治党的概念 |
| 二、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概念辨析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根据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社会根据 |
| 一、国际社会新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国情 |
| 三、国内外实践经验 |
| 第二节 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 |
| 一、政党理论 |
| 二、执政党理论 |
| 三、法治理论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 |
| 一、依法治国框架下依法执政建设 |
| 二、依治国框架下的依规治党建设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教训 |
| 第三节 新时期依规治党的实践 |
| 一、新时期依规治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时期依规治党的经验总结 |
| 第四节 新时代依规治党的创新探索 |
| 一、新时代依规治党创新性发展 |
| 二、新时代依规治党成效总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 |
| 第一节 依规治党的价值和核心范畴 |
| 一、依规治党的价值理念需凝练 |
| 二、依规治党的核心范畴需转移 |
| 第二节 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和内容方面 |
| 一、党内法规的制定程序不够严谨 |
| 二、党内法规的内容有待规范 |
| 第三节 依规治党的执行效力方面 |
| 一、执行落实不到位 |
| 二、法治思维、规矩意识不足 |
| 三、监督、救济体系制待完善 |
| 四、依规治党的软环境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实现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 |
| 一、明确党内法规的生成原则 |
| 二、优化党内法规制定队伍 |
| 三、充实党内法规生成环节 |
| 第二节 提高依规治党的执行力 |
| 一、以用人为切入点,从严治吏 |
| 二、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 |
| 三、坚持法治原则,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协同推进 |
| 四、完善党内救济机制,补足依规治党的兜底环节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内监督理论基础与文明成果借鉴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党内监督思想 |
| 一、无产阶级政党须受监督 |
| 二、依法撤换不称职领导人 |
| 三、实行党的代表大会监督 |
| 四、发挥党员民主监督作用 |
| 第二节 列宁党内监督思想 |
| 一、强化监督制约权力集中 |
| 二、健全完善党内监督制度 |
| 三、建立专门党内监督机构 |
| 第三节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借鉴 |
| 一、探索建立监察组织机构 |
| 二、加强自上而下垂直监督 |
| 三、推进监察制度立法建设 |
| 四、加强监察官选任制度化 |
| 第四节 国外政党党内监督借鉴 |
| 一、严明党的纪律 |
| 二、发扬党内民主 |
| 三、注重法制建设 |
| 四、党内党外协同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
| 一、实现革命任务的监督 |
| 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 |
| 三、建立专门性监督机构 |
| 四、以整风运动强化监督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
| 一、一元化领导下的监督 |
| 二、以政治运动强化监督 |
| 三、党内民主监督遭挫折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
| 一、重建党内监督体制机制 |
| 二、推动监督制度化法治化 |
| 三、创新党内监督方式方法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 第一节 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保障 |
| 一、有利于保持全党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二、有利于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三、有利于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
| 第二节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 |
| 一、有利于提升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水平 |
| 二、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权威和执政地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创新 |
| 第一节 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
| 一、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
| 二、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第二节 完善党内监督法规建设 |
| 一、加强党内监督法规顶层设计 |
| 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协调 |
| 第三节 加快党内监督体制改革 |
| 一、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 |
| 二、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相结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面临的挑战 |
| 一、多元社会思潮影响党内团结统一 |
| 二、国际敌对势力冲击党的执政地位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
| 一、党内监督政绩观出现某些偏差 |
| 二、党内监督尚存在形式主义 |
| 三、严管与厚爱结合相对不足 |
| 四、执行党的纪律处分尚有疏漏 |
| 五、基层监督存在“熟人社会”难题 |
| 六、“一把手”监督依然存在难点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的路径研究 |
| 第一节 新时代强化党内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五个党内监督主体协调发力 |
| 二、坚持信任激励与严格监督相结合 |
| 三、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配合 |
| 四、坚持依纪依规依法监督执纪问责 |
| 第二节 优化整合党内监督要素资源 |
| 一、积极培育党内监督文化 |
| 二、转变党内监督价值理念 |
| 三、营造党内监督良好生态 |
| 第三节 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制度 |
| 一、建立健全容错纠错制度 |
| 二、制定诬告陷害处理办法 |
| 三、健全完善党内质询制度 |
| 四、试点施行党内听证制度 |
| 五、推进纪法衔接双向互动 |
| 第四节 推动党内监督体制机制创新 |
| 一、强化对纪委监督以增强内生动力 |
| 二、优化派驻机构改革提升监督效能 |
| 三、健全完善党内监督配套工作机制 |
| 第五节 增强党内监督方式方法针对性 |
| 一、注重党内监督在精准上发力 |
| 二、拓宽党内监督技术手段空间 |
| 三、提高党内问责精准性实效性 |
| 四、强化突发事件处置监督保障 |
| 第六节 健全党内监督的效能评估体系 |
| 一、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基本原则 |
| 二、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具体指标 |
| 三、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基本方法 |
| 四、党内监督效能评估的组织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一) 国内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文献综述 |
| (三)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社关系:我国地方治理中的重要论域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 |
| (二) 关于政党的理解 |
| (三) 关于社会的解析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职能的论述 |
| (二) 马克思恩格斯市民社会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论述 |
| (四) 西方地方治理的理论借鉴 |
| 三、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蕴 |
| (一) 政党与社会的普遍性关系 |
| (二) 本文指称的“党社关系”内涵 |
| (三) 党社关系与党群关系辨析 |
| 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党社关系的中国特色 |
| (一) 西方地方治理中的政党与社会关系 |
| (二) 我国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的特色 |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治理模式演进中党社关系形态的发展变革 |
| 一、改革开放前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全能型”政党领导体制 |
| (二) 被政治权力全面控制的社会领域 |
| (三) 从统治到管理的地方政治模式 |
| (四) 党社“同构化”的关系形态 |
| 二、改革开放后地方治理模式及党社关系形态 |
| (一) 政党领导体制的现代化转变 |
| (二) 社会初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 |
| (三) 从管理到治理的地方行政模式 |
| (四) 党社“初步分离”的关系形态 |
| 第三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存在的问题 |
| (一) 党的社会基础出现弱化的风险 |
| (二) 党服务社会的功能转型滞后 |
| (三) 党与社会沟通存在脱节的现象 |
| (四) 党在社会主体性发展中的功能发挥不足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问题的原因剖析 |
| (一) 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党社会基础的变化 |
| (二) 地方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不力 |
| (三) 地方党组织与社会民众之间平等民主的话语秩序尚未建构 |
| (四)地方党组织社会化失衡 |
| 第四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的引领与培育 |
|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和培育社会的现实基础 |
| (一)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的领导力量 |
| (二) 现代社会内生机制偏弱需要党的推动 |
| (三) 社会自身的不自足性需要党的适度调控 |
|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 推动地方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 |
| (一) 地方治理结构现代转型的基础性要素 |
| (二) 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的基本点 |
| 三、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 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地方治理 |
| (一)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 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 |
| (二) 公民理性有序参与地方治理的基本要素 |
| (三) 中国共产党培育社会的着力点 |
| 第五章 地方治理现代化中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权能的增益与制约 |
| 一、社会对党的权能的增益: 推动地方治理善治目标的达成 |
| (一) 社会主体性成长有效克服党的公共性不足 |
| (二) 社会自治性提升有效克服党集权对民主的损害 |
| (三) 社会组织对党的功能补充 |
| 二、社会对党的权力的制约: 促进地方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理性互动 |
| (一)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渊源: 社会制约权力理论的检视 |
| (二) 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理论依据: 权利制约权力 |
| (三) 地方治理中社会制约党的权力的现实指向 |
| 第六章 构建地方治理中党全面领导下的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 |
| 一、党的全面领导与“服务与协商”党社关系模式的逻辑关联 |
| (一) 党的全面领导: “服务与协商”的政治前提 |
| (二)服务与协商: 加强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 |
| (三) 服务与协商: 改进党的领导的重要面向 |
| 二、地方治理中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内在机理 |
| (一) 服务: 党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和价值定位 |
| (二) 协商: 党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机制 |
| 三、构建党社关系“服务与协商”模式的策略 |
| (一) 发挥意识形态功能调适党社关系 |
| (二) 增强地方治理中党的服务功能 |
| (三) 加强地方治理中党社协商力度 |
| (四) 推动地方治理中党的权力法治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中共“八大”选举刍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的百年变迁[J]. 张世贵,吕少德. 行政与法, 2021(07)
- [2]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制度化演进研究[D]. 孙新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3]大学生宪法意识培育研究[D]. 王东红.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8)
- [4]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5]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D]. 张玉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1949-1982年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及其经验启示研究[D]. 李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就职宣誓制度研究[D]. 王艳卓. 吉林大学, 2020(01)
- [8]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D]. 姜新. 华侨大学, 2020(12)
- [9]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强化党内监督研究[D]. 李堃.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10]地方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关系研究[D]. 刘燕妮. 山东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