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

一、读《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书后（论文文献综述）

栾家庚^[1]（2019）在《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利用浙江省相关地方档案以及当时干部训练团相关的报刊杂志等,试图梳理1940-1949年间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成立原因、建设及施训情形等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尝试分析围绕干部训练团所展开的派系权力斗争,进而透视当时的政治生态,以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浙省干训团是在中央要求下所开展施行的,目的在于提高浙省行政人员素质、加强基层统治与建立人事制度,其沿革与浙省的派系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在训练团存续的九年间,其组织机构虽整体上变动不大,但为适应战时需要,它的核心部门则不断调整、以细化其职能。省训团虽受战争的影响,团址及人员编制皆不甚稳定,但仍建立了素质较高的教职员班子,共举办了 28期训练,训练了 7000余名合格的干部。受训学员以在职行政人员为主,以调训与招训两大模式招收。但地方长官不配合调训、学员规避训练情况严重,对训练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施训者以课程教学、军事训练及训育实施三位一体训练。训练结束前后,训练团还会对学员进行考核与甄选,但因其标准不甚科学,致使许多学员训后即失业。虽然训练团开展了一系列训后服务,试图解决学员失业和就业问题,但多数未能落实。浙江省干训团的施训工作改变了学员的生活习惯、提振了学员的抗战信心,并且提升了学员的实际行政能力。但另一方面,训练团采取严密的思想控制,且始终对共产党抱有敌视态度,干扰了正常的训练进程。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衰弱及浙江省激烈的派系斗争,省政府通过训练团建立人事制度的努力最终也宣告失败。

孔勇^[2]（2017）在《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案新探——基於礼仪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孔氏家仪》是清人孔继汾所撰的一部家族礼仪着作,因"字句悖逆"、内容与钦定礼典多有不合,於乾隆五十年遭到查禁,孔继汾亦获罪遣戍。以往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从文字狱层面,揭示乾隆时期的文网严密程度,未免单一和片面。在史实叙述和史料运用方面,既有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本文立足於乾隆朝朱批奏摺、録副奏摺和孔府档案等材料,将《孔氏家仪》禁毁案放在有清一代宏观背景下,从"古礼"与"今俗"的冲突、清廷与孔府的矛盾等多维视角出发,对《孔氏家仪》案进行重新剖析和探讨。以此研究,可以看到清代尤其乾隆时期的礼仪秩序重建、行政体制运作、官绅矛盾等多个面相,丰富对清代政治史的认知和理解。

毛伟林^[3]（2017）在《《四库全书总目》的佛教佛学观研究》文中指出《四库全书》是对中国古代图书典籍极大规模的搜集与整理,同时《四库全书总目》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本文通过探讨《总目》子部释家类的设置,归纳并总结其四部各类提要中对于佛教佛学的认识和评价,来研究《总目》对于佛教佛学的态度与观念。第一章分附录于分类体系之外、厕身于子部道家类下、并列于诸子术伎之中、子部外的一二级类目四种情况,对自《晋中经簿》到《明史·艺文志》的古典图书目录,其收录佛教文献方式方法的源流演变进行了详细梳理。第二章第一节对《总目》收录、评价和征引、利用古典书目并批评、借鉴其分类方法的情况进行考察,揭示了《总目》吸收和利用古典书目收录佛教文献思想资源的主要来源和途径。第二节先是利用《总目》卷首“凡例”、“子部总叙”、释家类小序以及诸书提要中的资料,对《总目》释家类设置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总结概括,然后在此基础上检视《总目》“录二氏于子部末,用阮孝绪例”的问题,得出《总目》将释、道二家安排在子部末尾的做法,完全是宋、明四部分类书目释家类设置传统之延续的结论。第三节利用《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等资料,为《总目》构建了一个基本完整的文本形成序列,并在此序列中重新考察其子部释、道二家先后顺序的问题,最终发现:《总目》子部末尾的先释后道,实际上是在编撰过程中为了贯彻乾隆皇帝的权威和意志,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至乾隆四十年九月中旬期间进行调整的结果,而《总目》释家类小序中所虚文标榜的《魏书·释老志》和《七录》的先例,也是后来为了适应这次调整才被附会上去,并复制到《秘殿珠林》的提要中。第三章通过全面梳理《总目》四部各类诸书提要中对于佛教佛学的认识和评价,主要从对佛教和佛教史的基本认识,排斥因果、轮回、神异观念,反对杂用佛理诠释儒家经义,批判混淆儒、释及三教合一,对佛教与其他异教关系的认识,承认佛教对中华文化的贡献等六个方面,对《总目》的佛教佛学观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其中,对《总目》与《阅微草堂笔记》在因果、轮回的态度及观念上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做了重点探讨。

邵华,陈勇^[4]（2014）在《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文中研究说明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孟文博^[5]（2014）在《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校勘与发现》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把郭沫若的生平分为这样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前为前期，成立之后为后期。本文即把郭沫若前期的诸多文艺论着作为校勘和研究的对象，所谓论着，是指他的《文艺论集》、《文艺论集续集》两部文艺着作，和最初发表在各个报刊上，后又收入到各个版本的《羽书集》、《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天地玄黄》、以及《沫若文集》十一卷“集外”和《沫若文集》十三卷“集外”中去的文艺论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判定各篇文献资料是否是“文艺论文”的标准，是看郭沫若有无在其中提出文艺观点，所有提出文艺观点的论文，都算作是“文艺论文”。本文之所以选择对郭沫若前期发表的这大量文艺论着进行版本校勘，并标注出他在日后进行的所有改动，就是因为直到目前为止，郭沫若研究学界中的绝大部分学者在对其前期文艺思想进行研究或者对其文艺论着资料加以引用时，都没有注意到郭沫若总是习惯于利用把自己最初发表的文艺论文收入进各个文集之机，根据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以及自我思想观念的改变，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在做完这些修改完后，又从不加以具体说明，结果这种文本修改便形成了一个非常具欺骗性的历史地表，对他很多最初的思想观念形态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在日后发生转变的真实状态造成了一种遮蔽，如果不仔细严谨地对这些不同版本文献加以考证校勘，便很难窥视到这种遮蔽之下真实的历史流脉。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在本论文写作之前，学界对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的校勘工作极为缺乏，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黄淳浩先生出版过一部《<文艺论集>汇校本》，并且此汇校本对依据“一般文字变动”“则不一一录出”的编写原则，并没有真正全面细致地还原《文艺论集》各个版本历史流变的全貌，同时《文艺论集》中所收入的文艺论文，也仅仅占郭沫若前期发表并在日后又加以修改的所有文艺论文中的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其他还有相当大部分的文艺论着都是处在从未加以校勘的状态，从这个层面来说，本文是首次对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进行了全面而完整地校勘。在最终形成此篇论文定稿之前的两年多时间内，笔者通过从相关网站进行下载，从全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复印、从私人手中进行购买等方式，基本找全了郭沫若前期所有发表过的文艺论着最初版本，以及日后又由各个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收入有这些文艺论着的各种文集。在拥有这些原始资料的基础之上，笔者通过对各个版本的文艺论着内容进行逐字逐句对比的方式，找出了郭沫若在各个时期对其最初版本文艺论着所做的所有修改，最后把这些异文加以汇编，便形成了各章的“校勘成果汇编”部分。笔者在编写这部分“校勘成果汇编”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学界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注意到郭沫若的这大量文论修改，从而没有涉及乃至结论错讹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笔者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阐释和评论，这就是每一章“学术发现”部分的内容。本论文第一章第一节是对郭沫若《文艺论集》的校勘。《文艺论集》是郭沫若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最初由上海的光华书局于1925年出版，之后由该书局又于1929年、1930年再版，最后一版就是郭沫若于年于1959年进过较大改动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十卷中的版本，本节的“校勘成果汇编”部分，就是以其中各篇论文的最初版本为底本，与其他日后各版《文艺论集》中的版本进行校对，最后所形成的完整的“异文汇编”。第二节是依据《文艺论集》校勘成果，对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艺“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阐述进行的梳理与评论。郭沫若从二十年代初期初登文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不断转变，因此这就让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非常难以把握和研究，形成了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难点，而郭沫若对这一问题的不断转变自然与他总是积极参与时代进步浪潮的性情与人生选择紧密相连，同时反过来也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或主动或被动的角色选择与认同，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些时代的特色，因此厘清和明晰这个问题，对我们全面而正确的认识郭沫若的文艺观，考察他所处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长期以来，众多学者由于没有注意到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此问题相关言论的大量修改，以至在研究结论上莫衷一是，甚至造成结论的错讹和重大偏差。笔者在重新校勘了这些文艺论着版本之后，发现郭沫若虽然在此问题上不断转变，但是从本质层面来说，却有起着决定作用的一点始终不变，那便是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坛话语权、社会影响力等知识分子“权力”的寻逐与把握。第二章第一节是对郭沫若《文艺论集续集》的校勘。《文艺论集续集》收录了郭沫若从二十年代初期至三十年代初期共十一篇文艺论文，这十一篇文艺论文全部是体现其无产阶级文艺观的作品，因此总体上看郭沫若日后对其的改动并不算大，但是也有很多细节部分很有研究价值。本节是第一次把这部论文集进行了全面校勘，并标注出了所有异文。第二节是考察郭沫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及其背后深层的思想观念内因。以往学界几乎都认为郭沫若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参与者甚至领导者，是文学革命成功的必要保障，从而把他与“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紧紧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郭沫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三十年代，对“五四”文学革命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其中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他表面上所强调的那些“公子派”、“好事家”没有“产出”“什么划时代的作品”，而是在更本质层面上源于对其个人“权力”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名利”的考量。当“五四”文学革命在国内风起云涌之时，郭沫若因还在日本留学，错过了这场难得的历史机遇，结果造成他虽然日后文名渐盛，却不能及时转化为实际利益，依然经济困窘。之后郭沫若敏锐地感到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洪流，并及时把握住了这一新的历史机遇，利用无产阶级理论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际功绩，为自己在文坛及社会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开辟道路。可以说，郭沫若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正源于其对无产阶级话语权的争夺。第三章第一节是对《沫若文集》十一卷“集外”部分和《羽书集》中所有文艺论文进行的校勘。这两部分所收录的文艺论文最初是发表于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初期，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大体可以以郭沫若回国参加全面抗战为界限，分成两个时期，在不同的时期内，郭沫若的文艺思想由于受不同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有着非常大的改变，而尤其是他在抗战时期的文艺观言论，往往又被其在日后进行大幅度的改动。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基于校勘工作之上，对郭沫若与李石岑、蒋介石这两个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真实关系的考察评论。郭沫若与李石岑历史恩怨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这段恩怨纠葛从二十年代初期一开始便体现了郭沫若鲜为人知的一种负面心态：偏狭，一直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他的这种偏狭心态都始终存在，而且还变本加厉，甚至到了五十年代末都还有回响。关于郭沫若与蒋介石的关系，以往人们总是根据郭沫若在解放后编篡的《沫若文集》来认识考察，认为郭沫若是反蒋斗士，但殊不知郭沫若在编篡自己的《沫若文集》时，把他解放前创作中所有涉及蒋介石的言论都删改过了，而这种删改便对他们关系的真实状态形成了巨大遮蔽，尤其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抗战时期的关系。事实上在全面抗战初期，郭沫若在言论上对蒋介石是非常恭敬的，甚至到了献媚的地步，但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以及共产党势力对他的极力争取，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改变。而从郭沫若更深层的心态考察，无论是他对李石岑的负面评价，还是在抗战时期对蒋介石的献媚态度，其背后都有郭沫若对自我“权力资本”的争取和维持。第四章第一节是对《蒲剑集》、《今昔集》两个集子中所有文艺论文的校勘，这两个集子中的文艺论文均创作和发表于1939至1943年间，也就是全面抗战转入持久战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由于战争形态的巨大转变，国内政治形势随之发生急剧转变，这些都极大的影响到了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和言论，使他的言论极具时代色彩，而日后他对这些论文的改动，也是非常大的。第二节是对郭沫若“民间文艺”观的考察评论。“民间文艺”观一直是郭沫若文艺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却至今一直处于被边缘甚至被忽略的状态，笔者通过校勘其文艺论文发现，郭沫若并非像学者们以往所认为的那样“始终关注民间文学事业”，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持不同的态度，其中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中国传统民间文艺有着较低的评价。郭沫若对待民进文艺的态度，与他根深蒂固的“精英-权力”意识紧密相联。第五章第一节是对《沸羹集》、《天地玄黄》、《沫若文集》第十三卷“集外”中所有文艺论文的校勘，这三个部分中所收录的文艺论文最初主要发表于从四十年代前期到四十年代后期大约八年的时间内，郭沫若的人生在这一时期内颇为跌宕起伏，他先是被蒋介石免去了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之后他所领导的“文工会”也被解散，由此便彻底结束了其在国民党体制内“交大运”的历程，但在与此同时，他却在共产党方面获得极高的认可，被定为“鲁迅的继承者”，获得了“文化界领袖的地位”，因此他的文艺观言论也明显地向共产党的文艺政策靠拢，因此日后郭沫若对这一部分文艺论文的改动，并不算非常大。第二节是笔者基于这校勘工作，发现并阐释了郭沫若在解放前对毛泽东毛文艺思想的接受及态度转变真实状态。历史的实情是解放前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是从最初仅仅印象深刻，到之后欣赏敬仰，再到最后达到崇拜歌颂，这样不断进行转变的。这一转变过程本质上体现了郭沫若在不同的历史机遇期中对“权力”的寻逐。总的说来，本文是郭沫若研究九十多年来，首次对他所有前期文艺论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校勘工作，在整个校勘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诸多久已被遮蔽的重要问题，以及以往学者们由于不清楚郭沫若的这大量修改所得出的错误研究结论，笔者在每一章的“学术发现”部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厘清和阐释，并对错误的研究结论进行了纠正。在研读和校勘郭沫若大量前期文艺论着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郭沫若虽然在文艺观念上有着明显的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特点，但是在他的这些观念在不断转变的背后，都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心态在起着决定作用，那便是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自己“文化资本”的努力获取，以及在此“文化资本”的基础之上，对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有着直接影响力的“权力资本”的寻逐与把握。

贾建飞^[6]（2012）在《浅析清代新疆的文化教育与科举政策（1759-1864）》文中提出清朝统一新疆之后,积极鼓励内地人移民新疆。为适应内地人增多而给新疆带来的变化,清政府逐渐在新疆部分地区实行了科举制度,以进一步吸引内地人前来新疆,并增强他们对新疆的认同和凝聚力。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主要论述科举制在新疆部分地区的实施和发展,以及其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及清政府对此之认知与解决。

牛宣岩^[7]（2011）在《阮元的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有清一代着名的学者、官员,阮元在小学、经学、历史、金石、史志、文献学等方面都有着非凡的建树,取得了不朽的成绩。在历史文献学领域,他在目录学方面有《四库未收书提要》及《文选楼藏书记》等作品；在校勘学方面他组织时人对《十三经注疏》做了系统的校勘；在训诂学方面,他组织人力、物力编纂《经籍籑诂》。在整个历史文献学领域他的成绩都是不容忽视的。由于阮元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及其在仕途上取得的巨大成绩,其后的学者多关注到了他的政绩,而对其学术成绩则关注得不够。新中国成立后,亦有不少研究阮元的学者,但鲜有将其文献学成就单独作为研究对象。本文试图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阮元所在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及文化背景入手,关注他的交游对象,进一步对其文献学思想进行研究,探讨阮元的文献学思想及文献学思想所带来的影响。

黄胜江^[8]（2010）在《乾隆时期文人剧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乾隆时期是封建时代极盛而衰的转折期,受统治者的提倡和社会风习的影响,乾隆时期戏曲文化活动十分兴盛,同样处于生存模式的转折期：折子戏取代全本戏、花部开始取代雅部、以舞台演出取代剧本创作成为新的范式。乾隆时期成为最后一个古典戏曲文化的高潮,乾隆时期文人剧作成为古典戏曲史最后一批经典意义的文人剧作。已知143位文人曲家创作了382种剧作,至今形成超过七成的较高存留率。唐英、蒋士铨、张坚、杨潮观、徐爔、沈起凤等一批优秀剧作家继承前代艺术经验,在花雅争胜、古代传统与近代思潮交织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努力营造经典性的文本形式,剧作呈现主观化、征实化、道德化、诗文化、风雅化、感伤化交织的整体特征。由于抒写动机的强烈主体性体现,通过文本传播和舞台呈现,文人剧作的传播体现出小众化、当行性、即时性的特点,说明文人剧作内倾自喻性与案头化加强。乾隆时期文人剧作体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一代文人之心态,在盛世之下的分化和失落,呈现感伤色彩；乾隆时期文人剧作的历史意义在于折射了回光返照的盛世实质；乾隆时期文人剧作作为古典剧作之殿军,是古典戏曲继“南洪北孔”之后的终结次盛期,在晚近戏曲文化坐标上居于承上启下的极其重要位置。

肖应云^[9]（2010）在《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1582-1795）》文中提出自晚明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以来,入华的外籍传教士一直坚持“适应策略”,走“文化传教”的路线。他们学习汉语,甚至满语,对这些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给他们的传教活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也使他们更好地扮演了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的角色。本文截取明清二百余年的时间作为研究范围,主要围绕来华传教士在学习语言方面的事迹和影响进行考证和论述,既包括他们如何看待汉语,也涵盖在学习过程涉及到的方式、地点及能力等问题,从而再现他们如何实现将学习动机和传教目的统一的历史过程,并探讨了在此领域中出现的一边倒式赞扬的现象。同时,本文以传教环境为标准,将研究范围划分为三个时期,把明末基督教传入后的教务发展置于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对这些时期和一些代表性人物的语言学习事迹和活动进行个案研究。传教士们学习中国语言,传播宗教,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们由此成为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对他们在这场文化交流中的事迹和作用的观照也就成为保持研究完整性不可或缺的内容。通过对传教方式与教徒构成以及社会政治环境的分析,本文还在各章节中对彼时教务发展盛况、“文化传教”概念的提法是否恰当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刘建平^[10]（2010）在《“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 ——以徐复观为出发点》文中指出中国美学的发展,就其基本形式而言,是围绕着某些重要的概念、范畴、问题而展开的,这些概念、范畴、问题往往贯穿于中国美学的始终,显现了中国美学的生命。“中国艺术精神”问题并不是20世纪才产生的问题,传统的诗论、词论、画论也多有涉及,然而,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这一问题区别于传统诗论、词论在体系内作自我追问之处就在于,它具有回应全球化浪潮和“艺术终结论”思潮、探寻中国艺术现代价值的特殊意涵。以徐复观为代表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艺术精神走向崩溃、西化大潮的步步紧逼下,从美学和艺术的层面反思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内涵,在与世界文化艺术的比较、衡量中反观民族艺术精神的现代价值及其限度,并由此开陈出新,以现代的视野重构中国艺术精神的价值体系。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这一问题又承载着中国文化、艺术精神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也成为中国美学未来发展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由“忧患意识”而生历史情怀,由对历史文化的追溯而生时代使命的文化自觉,这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主线,也是徐复观艺术诠释的起点。徐复观通过考据与解释并重、以归纳补训诂、“以心印心”等艺术诠释方法,既训诂考据,又发挥义理,归纳综合,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诠释,这种尝试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训诂考据的注释方法向现代诠释学迈进的典范。然而在这种诠释的过程中,徐复观所谓的“文化主体性”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却是个伪命题,他无视文本的历史性在当代视阈下所呈现出的开放意涵,对文本“原意”澄清的努力实际上抹杀了文本的生命力。上世纪60年代台湾的“现代艺术论战”是西方文化涌入台湾后在艺术上激起的一个涟漪,也是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应对西方霸权的一种本能反应,“现代艺术论战”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精神的延续,又可以看作是80、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化转型思潮的预演。从人性论的视野出发,徐复观对现代艺术破坏形相之美、流于感官之鄙、陷于人性变态之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些批判始终贯穿着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反思。徐复观虽然觉察到了现代艺术反映时代精神、在艺术史上开陈出新的历史意义,然而由于他对现代艺术与西方传统艺术、现代艺术与中国艺术之间关系决然二分的态度,对艺术与道德之间关系的契合的过分强调,又使得他的现代艺术观流于偏激。徐复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艺术精神的特质,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西方近现代美学、艺术思想的吸收、融会建构了“中国艺术精神”体系。他通过对庄子之“道”从思辨上作观念式把握和从“工夫”过程上作体验式把握的辨析,对庄子作出了创造性的审美化诠释,这是有其合理性的。徐复观在儒道互补、诗画融合的诠释传统之外又敏锐觉察到了儒道美学、绘画和文学之间的差异,从而突破了以儒家美学为主导的固有诠释模式,在儒道区分的视野下把庄子“虚”、“静”、“明”的艺术精神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并特别标举庄子精神追求自由解放、解蔽现代文明危机的现代意义。以庄子美学论绘画,以儒家美学论文学正体现了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独到理解。中国画作为庄子艺术精神的现实落实,具有对治心灵异化、陶养生命情感、提升生存境界的现代启蒙价值。文学是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体系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徐复观晚年由绘画转向文学,既有还原儒家美学真面目的历史责任感,又有时代精神的激荡和对现实专制政治的“感愤”等因素的影响。在儒、道、释互补的视野下,徐复观通过对“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等概念的辨正,发掘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道统意识”和“不平则鸣”的批判精神,并以儒家美学为主体来完成新的中国文学精神的建构。中国文学继承了儒家美学的代表——“乐”的艺术精神,形成了“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和“文如其人”的品评体系。然而,“文以载道”将德性内化于文学中,忽略了个体的内心感受而倾向于社会层面上的话语生产,这就使它难脱“工具”的特性。徐复观没有对中国文学“文以载道”及批判传统中的这种伦理一艺术的两面性作出区分,这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学如何走出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历史命运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艺术精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陷入困境的中国美学、艺术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承载着中国美学、艺术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政治运动、文化论战和“艺术终结论”思潮的冲击催生了对中国艺术进行梳理、批判、反思的启蒙思潮,并汇聚成了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追问。20世纪中国美学家试图在整合传统美学与时代精神、现代意识的基础上重建现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家园,他们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探索既富有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又具有含混庞杂性。通过对方东美的“生命”精神、唐君毅“游”的艺术精神以及徐复观“虚”、“静”、“明”的艺术精神等对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问题探索和思考的比较和剖析,凸显了“中国艺术精神”问题与20世纪中国美学之间本源性的联系。20世纪中国美学家对中国艺术精神作了很多重要的澄清和还原的工作,从解蔽现代性的视角出发,他们特别强调了中国艺术所体现出的自然、虚静、和谐、恬淡等精神的现代价值。通过反思20世纪中国美学家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美学家所标举的艺术形态,大多是一种隐逸者的审美趣味；所标举的艺术精神的价值倾向,大多是反省的价值；他们不能客观的评价禅宗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影响,对中西艺术精神所做的很多类比、互证、定位也显得勉强而模糊,因此他们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在本质上依然是在传统美学与艺术概念上的再理解。这种精神与中国现代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艺术潮流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相悖的一面,并没有真正揭示出中国艺术精神的实质。“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本质就是中国艺术在现代社会何以成其为艺术之内在规定性及其现代价值的问题。在“艺术终结论”和全球化思潮冲击下,各地域文化、艺术都面临着自身身份焦虑和“自明性”的危机,都不得不在全球的视野中,用现代的观念对自身进行的一次新的诠释。因而,在现代语境中,中国艺术精神具有了全新的价值内涵：它是中国美学、艺术转型过程中一次自我发现的心灵皈依之旅,也是迷失自我的中华民族的一次美的找寻之旅。中国艺术精神是一个由许多范畴、命题组成的多层面、多侧面的网络结构和开放系统,它不仅具有艺术本质的普遍性,同时它又符合中国艺术自身特殊的发展逻辑。具体言之,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是以“观”为中心的“观物取象”为其开端的；从艺术本体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是以“意境”为中心、崇尚“境生象外”的精神体系；从艺术审美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是以“味”为中心的“澄怀味象”的品评过程；从艺术境界论的角度看,中国艺术精神追求一种以“和”为中心的“和合之美”。以徐复观为“中国艺术精神”问题探索的出发点蕴涵着这样一个指向：他对笔者而言只是一个桥梁、一条路径,而最终将引领笔者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通向对“中国艺术精神”问题作出新的回应。由诠释而批判、再由批判回到诠释的循环不息的过程,这就构成了本文所谓的“重构”。在现代意义上,中国艺术精神应赋予生活经验以意义并照亮生活经验,因而其在本质上是人类存在与社会实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重构,必将为人类生存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宝贵的精神资源,中国艺术精神所蕴涵的普适价值和现代意义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二、读《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书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书后（论文提纲范文）

（1）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2）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案新探——基於礼仪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四库全书总目》的佛教佛学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校勘与发现（论文提纲范文）

（6）浅析清代新疆的文化教育与科举政策（1759-1864）（论文提纲范文）

（7）阮元的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乾隆时期文人剧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1582-1795）（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 ——以徐复观为出发点（论文提纲范文）

四、读《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书后（论文参考文献）

• [1]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D]. 栾家庚. 浙江大学, 2019(01)
• [2]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案新探——基於礼仪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究[J]. 孔勇. 文史, 2017(04)
• [3]《四库全书总目》的佛教佛学观研究[D]. 毛伟林. 兰州大学, 2017(04)
• [4]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J]. 邵华,陈勇. 江海学刊, 2014(06)
• [5]郭沫若前期文艺论着校勘与发现[D]. 孟文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6]浅析清代新疆的文化教育与科举政策（1759-1864）[J]. 贾建飞. 广东社会科学, 2012(01)
• [7]阮元的历史文献学思想研究[D]. 牛宣岩. 首都师范大学, 2011(08)
• [8]乾隆时期文人剧作研究[D]. 黄胜江.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1)
• [9]明清西方传教士的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1582-1795）[D]. 肖应云. 暨南大学, 2010(09)
• [10]“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 ——以徐复观为出发点[D]. 刘建平. 武汉大学, 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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