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次理论飞跃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一、从理论上的两次飞跃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论文文献综述）

陈兰馨^[1]（2021）在《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立足于“本土化”的概念,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后,被知识界、思想界接纳,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具体实践,逐步融入本土文化并拥有“民族身份”的过程。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解构为两个维度:一是认知维度的本土化,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在认知层面“化”中国;二是实践维度的本土化,即中国如何在实践层面“化”马克思主义。二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本土实际融合的重要方面。本文的研究时段从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始,到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止。文章主要选取了三个要素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与发展:概念语词、思想话语和本土实践,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语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汉语词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土话语形成及本土化主体的确立、本土化自觉的唤醒、本土化经验的升华阐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思想资源,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本文的叙述逻辑始于西学东渐下中国知识体系和文化土壤的变化。西方分科的知识体系传入中国,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西方知识输入相伴的是世界观的重构和思想界地覆天翻的变化。一方面,现实迫使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不得不走出“天下主义”,重新审视中国和“万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的读书人受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儒道历史观下的中国命运,他们开始了中西哲学、中西文化融合的又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接纳进化论来构想改变中国历史天命的进路。当西方文化的新观念传入中国,传统汉语知识和观念开启又一轮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自然需要为每一个新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对等词,西学译介的术语及译着的传播在认识论上构建了不同界域之间的“转义之门”,成为中国人认识、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起点。20世纪初,日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桥梁。大量日译马克思主义文献和由日文转译的汉译文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汇,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为中国人接纳这门艰深晦奥的学问搭建了理解的基石,并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输入了早期的学理。1919年,五四运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得以加速。一方面,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整体反映出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政治蓝图的心态,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提供了这种可能。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在五四之后开始了新一轮重组。一是话语议题的转变,即使用话语的范畴开始从学术议题向政治议题递进。二是话语功效的凸显,主要体现在话语在政治传播的功效方面,马克思主义语汇开始被附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三是话语主体的建立,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个体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的话语争锋最终回归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元问题,为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认知维度被接纳的过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自此,马克思主义开始从众多外来思想的一支,正式转变成一种可实践的革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实践的早期阶段“以俄为师”,按照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案指导中国革命。其间,中国共产党从奉为圭臬地模仿到有自觉地反思,在曲折的探索中,形成了对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的独立见解。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革命主体、革命方式和群众政策,并首次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在文化层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是对“体用论”的超越,是对中西文化评估固有范式的突破。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文化传统和文化发展的价值。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了本土化过程中文化自觉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问题。总之,本土化要完成从认知维度向实践维度的跨越,应该避免脱离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避免变成为一种理论自身的逻辑演绎。理论必须经过和现实的结合才能算是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只能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局限在知识层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之所以如此典型,在于其不仅形成了本土化运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还实现了理论的民族化,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吴小炜^[2]（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国家的灵魂,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实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先进品格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使命的必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百年来,作为推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领导力量和有着高度文化自觉的中国共产党,其从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以先进的理论指导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前进,并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巨大动力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在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和解决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需求、新问题、新挑战,如何利用好新的发展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如何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上的巨大动力作用?这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直面的时代课题。基于此,本论文以“谁来、用什么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及“如何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为研究导向,通过从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进行一般性的理论界定分析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历程的考察和经验总结来解决“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时代境遇、战略意义及问题挑战等的考察来解决“为什么”的问题;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优化路径的分析来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基本理论内容进行界定和把握。界定核心概念及其内涵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故此,本章首先通过对“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考察,逐步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先进文化”概念考察,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内涵、结构、功能等的界定,实现对本文核心概念的清晰把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论述,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前提、方式、内容、原则四个方面对其内涵进行剖析。最后,从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上进行考察,包括对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源头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重要理论来源的列宁的文化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基础进行溯源。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初步实现对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理论构建。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成就及经验,既是新时代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也为新时代更好地引领先进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基于此,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的十八大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历程及其历史经验等进行考察分析。包括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及新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的考察。并在考察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及经验基础上,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第三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时代境遇及战略意义。全球化、现代化及信息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着的特征,也是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时代境遇。通过对全球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表征、中国现代化建设及其进程中的文化诉求、社会信息化及其进程中的文化张力的考察和梳理,可以使我们能更加具体和深刻地从当今时代发展的总体特征中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与时代要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文化建设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及实现文化强国等具有重大意义;从社会发展层面看,对新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安全及塑造国际形象等具有重大意义;从党的建设要求层面看,对新时代增强党的文化自觉、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深入推进党的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第四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主要成就和问题挑战。从十八大至今,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包括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能力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广泛弘扬、文化改革深入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等。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也面临着诸多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主流文化价值认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风险依然存在、文化创新转化动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西方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及我国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文化安全构成的威胁、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够的问题及信息网络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等。第五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优化路径主要有:通过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创新、实现中国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生成路径;通过深化新时代网络领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传播路径;通过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推进文化产业现代化体系和文化事业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认同与转化路径;通过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安全保障机制及制度保障机制,优化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路径。

赵欣楠^[3]（2021）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话语体系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建设事关我国国际话语权,事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面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现实任务,我们仍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大师毛泽东那里,汲取话语创新的营养,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提供理论借鉴。1921建党以后,党在理论和革命实践方面并不成熟。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苏联式革命话语作为革命主流话语。然而,照搬苏式革命话语导致党内逐渐被“左”倾革命话语主导。“左”倾革命话语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共产国际文件为导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毛泽东从实践逻辑出发,批判了教条主义话语从理论规定实践的线性逻辑,以“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论作为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基础性命题,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价值立场,突破了苏联革命话语和三民主义的话语制约,建构了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创造了一系列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新话语,实现了从苏式马克思主义话语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换,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主客观因素的合力结果。毛泽东救亡图存的理想、深入群众的人民立场,以及注重学以致用、调查研究的性格特质是他能够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要原因。就客观条件而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与党内知识分子的集体智慧为话语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与传播为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话语权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力量。毛泽东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历程,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出发建构话语,以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正面临的问题为中心,把人民群众作为最核心的话语对象,围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构建话语,结合世界视野与民族特点,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养料,主动吸收世界上代表进步潮流的文化成果,积极应对话语挑战,重视传播话语新模式建设,在回应时代问题中构建和完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历史与时代相呼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

孔晓菲^[4]（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文中指出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中西方思想文化大激荡背景下产生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再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前进一步都要同中国近代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开展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思想斗争经历了一个“交锋碰撞——批判斗争——引领发展”的矛盾交织运动过程。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则是贯穿这一思想斗争的主线,更是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和攻击的基本遵循。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应对和回答当前意识形态冲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思想史视角,着眼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发展过程中同各种社会思潮开展的思想斗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从而揭示不同阶段思想斗争的核心主题、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在思想斗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而为新时代辨识、批判、破除各种反动社会思潮提供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阐述与本研究相关的已有研究成果,第一章是理论前提性研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是主体部分,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围绕阶段性主题同社会思潮展开的思想斗争,以及在思想斗争中获得的进一步发展。第六章是文章的结论部分,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做出理论总结。引言主要说明研究问题的缘起,述评当前学术界关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的研究现状,呈现本研究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指出研究的创新与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围绕“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核心论题,厘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社会思潮展开思想斗争的主线,并确立了不同阶段的论争主题。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影响。一方面,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确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东方社会和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传入,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相适应,促使我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觉醒,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做出新的文化抉择。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初步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将马克思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中国近代不断涌动的各种社会思潮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维度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在对各种社会思潮挑战的积极回应中,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界限,批驳了科学派和玄学派、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错误思想主张。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系统运用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初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在党内的初步确立。中国思想界,以“新生命派”、“动力派”、“中国经济派”、“全盘西化派”、“本位文化派”为主要代表,同共产党人组成的“新思潮派”,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想大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回应和批驳这些思想派别中,提出并深入论证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第四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引发国民党新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烈攻击和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为此,国共两党间展开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论战。中国共产党在对“伪三民主义”的批判中,划清了新旧三民主义的界限,厘清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最后系统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全党确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党内已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成基本共识,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但党外各政治派别围绕抗战胜利后国家政权如何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形式各异的政治主张。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和中间党派“中间路线”建国主张的批判中,创造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第六章,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背景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而且是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制度和文化创新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新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应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展开斗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全面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主体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阎树群^[5]（2021）在《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文中研究表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持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极其艰难的伟大事业,无论是理论命题的提出和演变,成果形态的丰富和拓展,还是历史进程的飞跃与延伸,都经历了一个长期实践探索、不断深化认识和反复提炼概括的发展过程。立足于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角度系统梳理和正确辨析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因素及其内在逻辑,对于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基本经验,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王新建^[6]（2020）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涵上观点高度一致,而在其莫衷一是的外延列示中,唯有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被普遍尊崇,足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之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和学界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上的坚守。新时代历史方位所展现的现实域场和发展意涵,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使命,须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以其更为鲜亮的实践性指向和高度清晰的、具体的而又针对新时代意涵的可操作化运行机制,切实推进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新要求的贯彻落实。“两化”,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是冯契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而提出的“补充”口号。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党规党法如政治规矩等;“方法”主要指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而来的各种方法和方法论;“德性”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较高的认知和觉悟程度,如较高的政治觉悟、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内在品质和品格等。“两化”的“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这一运行机制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意蕴,对于克服现实中诸如人们对理论联系实际之难的慨叹,只知“联系”之重要而对如何联系的懵懂,对知行统一的不自觉却步,为人与为学的两立,科学与人生的脱节,以致“两面人”等现象,继而使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指导和规范作用,均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显着的实效性。鉴此,论文主题主旨确定为:把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细化和具体化为“两化”原则,即把“两化”提升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两化”原则的提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不断革命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深厚基因。冯契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绵延数千年的名实之辩、知行之辩的认识论思想解析,对理想人格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两化”原则的提出提供民族文化启示,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的活力。对“两化”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合法性、必然性和必要性的阐释,新时代“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和其他教育实践活动所展现的把理论化为方法和德性的宏大实践叙事,分别给予“两化”原则以学理证成和实践证成。“两化”原则对于贯彻落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八个统一”“六要”“思政课的实践性”等新要求,对于新时代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灌输论”理论、“生命线”理论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规律等重大问题的深化研究等,均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涵。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所昭示的实践辩证法对“两化”原则所内在要求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议程”进行理论鉴临能够说明:在“教化—内化—外化—性成”运行机制上的缺失、敷衍、断裂、梗阻和得过且过,将导致“理论”向“方法”“德性”转化的不可能,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两立”。在“两化”运行机制的认知和践行方面,在以“两化”原则为指导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场域方面,广大思政学人应尽快建立起高度的专业自省、职业自觉和实践自为意识。

张明^[7]（2021）在《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的学术思考》文中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整体性历史看,理论飞跃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从阶段性变化到整体性跃迁有机结合的系列复杂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核心主题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集中回答如何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理论设想的情况下,即在经济文化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次飞跃"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工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会随着实践的推进而发生阶段性变化,因而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的不断"结合",在不断"结合"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次阶段性飞跃,陆续形成党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主题的回答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其总体性特征表现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产生了诸多原创性理论贡献。诸如"新时代论"、"新矛盾论"、"两大布局论"等,特别是随着后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完成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中国将进入"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在新时代开启了一个由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化的新起点,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郭超飞^[8]（2020）在《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形成逻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的哲学版本。在唯物辩证法形成与发展的时空及情景转换中确定理论参考系,回到毛泽东选择与接受、实践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历史情景中,试图以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形成逻辑作为研究对象来管窥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中国化的内在形成机理,彰显“中国化”对于唯物辩证法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源头是唯物辩证法,理解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必须展现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发生逻辑。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境界上批判改造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实现辩证法的科学革命。恩格斯深入到自然科学的理论领域,具体阐释自然辩证法。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现实实践,尝试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资源,着手建立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独特贡献的揭示中明晰唯物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起点。在辩证法传播的中国客观历史条件与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转向过程中求索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何以中国化的深层动因。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探索而终于找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接受辩证法及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在经历多次失败和彷徨后,才抛弃了以前的客观唯心论、唯我论、心物二元论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将唯物辩证法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是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形成的实践逻辑。毛泽东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找寻中国革命主体力量,探索中国革命的方式,提出人民军队建设的制度架构,通过对党内存在的各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等形而上学的斗争及在对中国革命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最终形成,其实质是辩证法的认识论。通过对毛泽东唯物辩证法理论形态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的实践面向、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的理论内涵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定位的阐释,揭示毛泽东唯物辩证法在认识论维度上,深化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和矛盾不平衡发展的具体特殊性上推进了唯物辩证法的自我理解,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石秀秀^[9]（2020）在《毛泽东与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提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安时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提升的重要时期,毛泽东注重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挖掘研究,融合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构建了毛泽东思想话语体系,全面提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毛泽东通过理论钻研、干部教育、舆论斗争、组织宣传和占领国际话语高地等手段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积极构建出以马克思主义为话语指导、以中国实际为话语立足点、以群众路线为工作方法的话语表达、有理有利有节为话语原则和话语创新,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本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延安时期的提升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阐述了最终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话语体系,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其一是抗日话语;其二是新民主主义话语;其三是党的建设话语。此外,还对具体的提升方法进行了总结:理论钻研、干部教育、舆论斗争、组织宣传、占领国际话语高地等。新时代的我们要参考和学习延安时期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以人民群众为最高利益标准,积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传播媒介载体,并逐步创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合理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占领国际话语高地,促进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全面提升。

郝相赟^[10]（2020）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对它的科学理解不仅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评价,而且关涉到如何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长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过时论”“妖魔化”等错误论调不绝于耳,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弱化、边缘化,成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的呼唤和理论的自觉都迫切需要真正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共产主义,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如何从理论认识与理想信念的层面破解和回应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下所面临的一系列责难和挑战。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本文以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为逻辑主线,以概念辨析、历史生成、理解维度、时代境遇和认同建构为研究思路,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注重史论结合,呈现整体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具体而言,一是通过对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乌托邦”等相关概念的考察辨析,界定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二是在思想史的视域中梳理共产主义学说发生、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并在同马克思之前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中,揭示了马克思扬弃和超越空想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文本为基础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时空场域、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分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总结概括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三是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和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整体性的阐释和解读。从反思现代性的理论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从社会现实出发,通过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探寻人类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从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入手,通过对资本逻辑和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来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重关系的视角透视并展现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解答。从消灭现存状况的“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资本主义和剥削阶级压迫,为实现理想社会而力图改造现实社会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在生产劳动中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钥匙即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基于这一矛盾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深入分析,在总结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现条件、实现方式以及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主体、特点和实质。从未来社会设计的“制度维度”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种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规律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并依据这一基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身基础上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自觉运用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性概括,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诉求,并具体阐释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条件和实现方式。四是通过分析当前共产主义面临的时代困境及其原因,全面审视并客观审慎评价了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解读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阐明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的坚守与扞卫。五是在阐释理想与信念、理想信念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基础上,着力从情感、理论、政治、话语和价值五个层面出发,系统建构了新时代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同的实践路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必将是一个持续深入的过程。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继续深入挖掘原着,充分利用好文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进一步巩固基础研究;要努力就共产主义问题与西方左翼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在论辩中回应各种时代挑战,进一步增强比较研究;要坚持走进社会现实,把共产主义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场域,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中升华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实践研究。

二、从理论上的两次飞跃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理论上的两次飞跃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6）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的学术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8）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形成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毛泽东与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提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理论上的两次飞跃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论文参考文献）

• [1]认知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前期研究[D]. 陈兰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研究[D]. 吴小炜.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建构研究[D]. 赵欣楠. 浙江大学, 2021(01)
• [4]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背景研究[D]. 孔晓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J]. 阎树群.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
• [6]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化”原则研究[D]. 王新建.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7]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问题的学术思考[J]. 张明.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
• [8]毛泽东唯物辩证法思想形成逻辑研究[D]. 郭超飞.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4)
• [9]毛泽东与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提升研究[D]. 石秀秀. 延安大学, 2020(12)
• [10]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研究[D]. 郝相赟. 兰州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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