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稚晖与教育救国(论文文献综述)
张焰[1](2021)在《《新青年》杂志中的器物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的“物转向”将器物这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对象带回学界探析的视线范围。器物作为人类社会的必需品,一直以来都不是无意义的客观存在,而是在具体的客观层面和无形的精神层面深刻影响着国人的日常生活及国家的命运走向,是映射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符号存在。器物书写承载着特定历史语境下文学主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新青年》虽旨在引发一场“思想革命”,但器物并未退出杂志的关注视域。杂志中的器物书写是具体再现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矛盾,观照杂志文人思想理念的独特角度。本论文以《新青年》杂志中的器物书写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全面梳理杂志中涉及的中西器物,以杂志文章对器物多重属性的呈现为线索进行归类研究,挖掘器物书写背后隐含的杂志文人对于救亡图存、强国富国这一时代命题的思考与诉求。器物在杂志的勾勒下成为具有多重属性的文化符号。潜艇、铁道、飞机作为掠夺的器物,是列强攫取国土主权的工具,杂志对它们的关注目光中寄予了振兴实业发展军器的愿望。扑克、麻将、风琴以及挽联、讣帖所代表的堕落的器物,是民国社会思想腐朽、风气颓败的器物符号,杂志对其的批判之中夹杂着对于国民教育缺失的深思。显微镜、望远镜及钻台锯座刨床、中文打字机等器物,作为延伸人类器官能力的工具性器物,是杂志启迪国民科学认知、激发青年工具兴趣的启蒙性利器。火车与工厂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标志性器物与空间,在便利民众生活、改变中国经济形态的同时,对于近代中国时间、空间观念的重构有着重要意义。最后,在杂志呈现器物多样性的背后,凝结了杂志支持实业、重视教育、倡导科学的思想主张,是杂志为实现救亡图强而进行的积极探讨与尝试。本文将分六个章节展开对《新青年》杂志中器物书写的分析探究,以求从器物维度再现民国社会现状、展现杂志的思想观念,为丰富《新青年》的研究内容和改变传统轻视物质文化的学术格局增添一丝力量。
蒋飞燕[2](2021)在《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文中研究表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地社会,处于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悲惨局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难题与历史使命。为此,中国人民历尽艰难,进行了伟大卓绝的探索与抗争。在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试图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实现民族的复兴。这一时期,“科学”被赋以了极大的期待。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科学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它不仅意味着可以制造坚船利炮,可以富国强兵,还意味着可以用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由此,当时的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科学价值观,在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上都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中国人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指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里,中国人在以“科学”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科学的价值观念、价值思想、价值理论体系。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落后贫困时期,科学并不发达,科普程度也十分有限,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又复杂多样,很难一一分类加以研究,只能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科学价值观作为典型代表加以研究。具体而言,选取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张君劢、胡适、蔡元培、丁文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研究认为,他们的有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起,“赛先生”和“德先生”逐渐广为人知,并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当时的“科玄论战”对当代中国人仍然影响重大。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通过论战、宣传、教育等,使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认知和认同。1915—1949年期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向当代演进重要而关键的一个环节,对之加以研究,对了解把握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于继续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中国梦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915—1949年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形成,除了借鉴和基于西方科学价值观之外,还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赋予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回应“救亡图存”和“自强保种”时代使命的价值期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价值观主要以文化科学价值观和制度科学价值观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因此多种科学价值观并存。除了上述两种之外,主要还有以下三种:其一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其三是以新儒家哲学为代表的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注重科学的工具性仍是这个时期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一个主要特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期间的先进知识分子看重科学具有反对封建迷信、启蒙民众思想乃至变革社会制度的作用,相应的科学价值观在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轨迹主要是中国人以“科学”作为利器,探索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过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演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当时中国人以科学为基础对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加以重新解读和选择,从而对自己国家的整体价值观、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加以重新选择。其中,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等文化传统观念,对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形成和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之明显地兼备了两者的特点。科学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经验证明,要使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才能达成;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其前后时代之间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是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继承发展而来,而且,在当代,这种价值观还在不断演进之中。通过梳理中国人科学价值观的演进及其得失,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对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树立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启示意义。
谢敏[3](2020)在《五四后胡适与吴稚晖的思想分歧与互动》文中研究指明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在危机意识的刺激之下,知识分子从“坐而言”转向“起而行”,在政治、文化、社会改造上的取向各异,争论不断。这一时期胡适与吴稚晖在科学观、政治改造到教育理念等方面的论述,有相互借重的一面,也有歧异纷出根本对立的一面。吴稚晖与胡适虽然在所受教育和早年经历上有所差别,但是对于社会问题的共同关注给了他们发表自身观点和相互交流的前提。1923年,在“科学与玄学”的大讨论中,吴稚晖与胡适发表他们对于科学与人生观内在联系的看法,进而将问题引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矛盾关系,从而进一步阐释他们对于中国近代文明的不同思考。在社会激进主义和行动意识的影响下,吴稚晖和胡适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改变,从制度构建上讲,因“无政府主义”和“好政府主义”不同的理论基础决定了两方政治构想的差异,但最终都因政治理论过高的“理想主义”导致失败;从政治思想建设上讲,道德意识成为两者规范社会政治的出发点,而随着中国社会的重组,吴稚晖和胡适的政治思想被重新定位也同步发生。五四以后,社会的改变同样改变着胡适和吴稚晖的教育思想。这一时期教育的两种方式“普及”与“提高”,被赋予“启蒙”与“救亡”的双重时代意义,吴稚晖和胡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普及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工读互助实践的实施方式和社会意义进行各自表述,教育的社会性成为两人共同关注的话题。
董波[4](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张超[5](2019)在《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文中指出人物交游活动触及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它将个人的社会属性具体到群体活动中,并通过群体的有序构建形成多元共同体。共同体有认同意识、促进思维、归属观念的功能,可以将多个一元概念融合从而组成一个新的多元架构。研究人物的交游活动既能够还原一个社会个体乃至共同体的历史经历,又能够反映现实政治及其文化背景。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来考察共同体在历史进程中的塑造,对人物以及时代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张元济是一个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从晚清到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交过众多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通过诗文、书信、集会等交游方式在政治、商业、教育、藏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张元济的交游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选取在学界、政界、文化出版界的代表性人物,诸如严复、沈雁冰、王云五、毛泽东、傅增湘等不同领域的社会人进行群体研究,来分析张元济在交游中创建个人关系网络、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情怀与实践活动,试图从近代文化传播的视角总结出以张元济为中心的人物交游特点以及对个人和近代文化产生的作用影响。张元济通过学缘、业缘、地缘、亲缘等关系构建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的人际关系网,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共同体。本文编制了《张元济交游活动简表》,列出张元济与一百三十多名重要人物的交游概况,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张元济交游活动的整体面貌。在交游活动中,张元济不断丰富完善自身思想内容,并通过共同体的活动引进新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弘扬传统文化,承担起启发世人的精神使命与社会责任,进而推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陈先桦[6](2019)在《1947年知识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文中认为学术独立——中国的学术能够自立于世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懈追求的目标。“原子能时代”的来临使这个目标越发遥远,也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学术独立的急迫性,“学术救国”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但是,战后的中国依然动荡不安,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学校挣扎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的一个“小炮”——“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知识界掀起了巨大波澜。1947年8月底,胡适在南京参会时,向蒋介石与行政院长张群提出了一个旨在争取中国学术独立的“十年教育计划”,大意是节省留学经费并分两个五年计划全力培植十个世界一流大学。9月初胡适将此意透露给报界,引发知识界关于大学教育、留学政策、学术与政治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其中邹鲁、陈序经等人的质疑与批评影响重大,迫使胡适写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进行回应,此文的发表推动了论争的持续与发展。到1948年1月论争结束,超过160人参与了论争,他们主要来自教育界、学术界和新闻界。论争涉及报刊60余份,报纸是最主要的平台,但1947年11月以后杂志的重要性超过了报纸。高等教育是重点扶持还是平均发展是争论中最受关注的问题。胡适基于学术救国的公心与救济北京大学的私念而提出的五个重点大学名单更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各大学校长、教务长、学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予以支持或反对。少部分人认为普遍救济为当务之急,更有人呼吁先把基础教育办好。虽然评论者大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但确实反映出学校与院(科)系、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地理分布失衡等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作为实现学术独立的重要手段,留学不应废止但当前的留学政策应当加以改进。不过部分人误以为胡适提倡废止留学而对其展开批评,也有人认为胡适不该使用“学术独立”一词,这反映出知识界对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在10月中旬的中研院评议会上,胡适与李石曾因留学问题爆发冲突,他们的矛盾由来已久,这只是两人争夺学界霸权斗争的缩影。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论争中比较受重视的问题。自由主义者比较关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呼吁政治不应干涉学术。而左翼知识人及共产党员大多认为根本的政治经济变革才是学术独立的基础,不过他们只是评论者中的极少数,观点也并非铁板一块。虽然胡适与冯玉祥之间的误会揭示出中国社会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分野,但关于“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本身所提示的,毋宁说是思想文化界还远没有达到非此即彼的程度。1947年知识界围绕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是一场异彩纷呈的盛事。校长、教授、学生、报刊编辑频频发声,在学术救国的旗帜下,既有教育资源的争夺,也有教育理念的差异,更有学界派系的斗争,并夹杂着些许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场论争不仅揭示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与矛盾,更彰显了战后中国社会的纷繁复杂。
郭景川[7](2018)在《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表明作为知识精英的民国教育家,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近代以降,中国面临巨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转型,诸多有识之士把教育视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改造的妙药良方,怀着“教育救国”之理想积极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他们通过地缘、学缘、志缘等关系,构建教育交往网络,与同时代的教育家通力合作、互相扶持,共同推进民国教育的现代化变革,形成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靓丽的教育现象——教育家群生现象。受史学的生活转向之影响,教育史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对这些活跃在民国教育舞台上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研究便是亟需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之一。依据交往行为理论和共同体理论,运用微观史学及多学科视角,以民国时期教育家的日记、书信、函电、着述、回忆录、照片等一手史料为基础,从地缘交往、学缘交往、志缘交往三个纬度对民国时期教育家之间的教育交往活动进行微观分析和深度描述,对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活动特点、影响因素、基本成效等进行概括和省思。从中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期知识分子大放异彩的舞台上,民国教育家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具有双向交互作用的人际交往。通过交往,不仅影响他人,自身亦积累起丰厚的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职业身份得到认同、教育思想不断发展、精神生活得以充盈,而且逐渐形成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迈向社群生活。如此,研究既可把人物置于教育历史的中心,还原逼近真实的民国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原生态”场景,从中探寻教育家教育生活的历史轨迹,进而丰富和拓展民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而且对促进当前学人之间的教育交流与互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部分,主要论及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回顾梳理了学界研究现状,对核心概念、研究时限、理论参照、方法选择等作出说明,以为全文的构思与写作奠定基础。第一章“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从政治环境、经济形态、社会生态等角度阐释了民国教育家生存的时空环境和交往活动的社会背景,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与教育家个人理想信念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外部驱动和内在动机,从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欧美教育家的联袂来华、留学教育的快速推进、大量教育官员的出国考察等方面分析了近代西学东渐历史潮流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通过梳理民国时期教育家籍贯的地理分布情况及院校分布情况,探明民国教育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交往关系。从结交同乡、依靠同乡、互相扶持等几个方面,来展现民国教育家以同乡情结为纽带构建地缘交往网络进行交往互助的基本过程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分析教育家以地缘缔结人际联系、进行教育互动的利弊得失。第三章“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分析、探讨民国肇建后留学教育的兴起与民国教育家学缘交往活动勃兴的内在关联,考察了教育家与具有学缘关系的师长、同学、同事之间的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呈现教育家学缘交往时的心态与场景,概括了教育家学缘交往的主要特征。第四章“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阐述了教育家因一致或相似的教育志向、学术趣味等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因共同体志趣而结成会社团体的内部教育家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并总结了个体间互动与群体性互动各自的特点与效用。第五章“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以教育家陈鹤琴为个案,分别从其与师长、同辈学人、学生晚辈的交往三个纬度,呈现陈鹤琴与该三大交往群体互动的微观细节和活动场景,其中详细考察了以《儿童教育》和中华儿童教育社为平台构建志缘交往网络的路径以及通过举办年会所进行的群体性互动,分析了陈鹤琴在志缘交往网络中的中心度,总结了陈鹤琴不同交往类型的主要特征和异同,意在探讨民国时期教育家通过志缘交往实现自身人生价值、构建学术共同体的有益经验。第六章“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对全面抗战爆发前教育家之间的交往活动进行反思与总结,概括了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总体特点、影响因素和基本成效,以期逐步深化对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一般规律与作用、影响的体认,以为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经验。
吴宇华[8](2018)在《吴稚晖的仕宦经历与任诞成因》文中研究表明吴稚晖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言行狂怪的政坛另类人物,可谓集民国元老、杏坛耆宿、翰墨名家、任诞狂士于一身。中国古代任诞士风的熏陶,民国文人习气的影响,个人成长环境及政治资历的孳育,这几重因素的交互作用,终于催生出民国时期的这样一位既进步又反动的政坛怪人。吴稚晖的黑白混杂,斑驳多彩,反过来又为民国时期文人政客群体的复杂脸面,增添了更为复杂的色彩,以致长期来让学术界难以置评。
雷鸥[9](2017)在《吴稚晖与现代语文运动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吴稚晖是现代着名的语文运动家,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探索的道路上,他留下特殊的足迹、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清代末年,他以《新世纪》报为主要阵地,以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进化主义为思想基础,先后提出了万国新语、切音简字、注音字母等改革策略,并在现代语文教育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五四时期,他继续坚持现代语文改革,对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钱玄同、胡适等人的废除汉字思维和白话文改良思路,无一不打上吴氏深深烙印。不仅如此,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科学主义、进化主义等,也和吴稚晖如出一辙。本文在分析清末民初语言文字改革的社会思想现状和时代语境之后,着重探究吴稚晖在语文改革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早年,吴稚晖提倡以“万国新语”完全替代汉字,继而创造切音简字代替象形文字,后又提出字母注音等系列改革策略。除了汉字改革,吴稚晖还提出了翻译外文书籍应该做到存原文、直译当注、释译当疏的观点。同时他还致力于探索现代语文统一的方法。其次分析吴稚晖与五四时期思想、理论及实践方面的关联。在思想上,主要从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进化主义三种思想探索吴稚晖与五四白话文运动期间思想上的前后相继的关系,理论上他们二者都运用了西方语音中心论和工具论思想,但在实践过程中二者都陷入了激进主义策略的漩涡,都主张彻底废除中国语言文字。最后论述吴稚晖语言文字改革的贡献与缺陷。吴稚晖在语文运动中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他客观的推动了汉字改革,同时促进西方先进文化传入中国,还推动了教育从封建形态逐步转型,但是他忽视了中国文字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无限崇拜西方,同时忽视文字与文化传统的关系,也压制了语言文字多元化发展。
严海建[10](2016)在《“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27年,大同大学发生驱逐校长胡敦复的风潮。风潮是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动的"打倒反动学阀"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带有明显的国民党基层党部在革命后进行政治清算的色彩。但风潮迁延不决,结果也未能如党部的初愿,其中固然有大同大学办学者团体坚固的因素在起作用,其背后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对于党部诉求的抑制也是至关重要的。国民党建政之后,试图通过打倒教育界的既有权威以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但囿于自身条件,在其党化教育的过程中,大学仍保有相当的独立性。在此意义上,1927年的政权更易,对于大学的影响呈现出断裂与延续并存的特点。
二、吴稚晖与教育救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吴稚晖与教育救国(论文提纲范文)
(1)《新青年》杂志中的器物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2 掠夺的物:器物对国家主权的侵占 |
2.1 潜艇 |
2.2 铁路 |
2.3 飞机 |
3 堕落的物:再现民国社会腐朽颓败的社会风气 |
3.1 扑克、麻雀 |
3.2 纸钱、讣帖、挽联 |
4 启蒙的物:对民初国民智识的继续唤醒 |
4.1 显微镜、望远镜 |
4.2 钻台锯座刨床、中文打字机 |
5 构建现代时空观的物质 |
5.1 火车 |
5.2 工厂 |
6 《新青年》杂志中的器物综合观 |
6.1 器物与实业观念 |
6.2 器物与教育理念 |
6.3 器物与科学思想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需 |
(二)科学价值观理论发展之需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三、概念界定 |
(一)科学 |
(二)价值和价值观 |
(三)科学价值观 |
(四)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五)分期说明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创新之处 |
第1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理论渊源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殊历史背景 |
(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
(二)近代科学价值观范式的转向 |
(三)科玄论战与科学万能观念的胜利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
(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观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价值观 |
(三)西方的科学价值观 |
第2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 |
(一)文化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文化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 |
(一)制度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制度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第3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一、自然科学家的科学价值观 |
(一)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自然科学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价值观 |
(一)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马克思主义者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三、新儒家的科学价值观 |
(一)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
(二)新儒家科学价值观的总体特征 |
第4章 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轨迹和内在逻辑 |
一、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特点 |
(一)始终与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探索紧密相联 |
(二)“科学”与“技术”混淆并存且“重术轻学” |
(三)重科学的工具性而轻科学精神 |
二、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主要轨迹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 |
三、1915—1949 年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内在逻辑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科学价值观的演变 |
(二)科学价值观的演变渗透了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 |
(三)科学价值观的演变观照了救亡图存的科学诉求 |
第5章 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立场和当代启示 |
一、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
(一)坚定人民立场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必然选择 |
(二)坚持唯物史观是科学价值观发展进步的正确出路 |
二、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的当代启示 |
(一)科学价值观的成熟与完善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
(二)正确科学价值观的树立必须经过理论与实践教育 |
(三)科学的精神价值观需要进一步培育与强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致谢 |
(3)五四后胡适与吴稚晖的思想分歧与互动(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三、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
第一章 胡适与吴稚晖的思想底色 |
第一节 吴稚晖和胡适思想的形成 |
第二节 吴稚晖与胡适的早年交往 |
第二章 胡适与吴稚晖的科学观 |
第一节 “科学”遭受质疑 |
第二节 科学的人生观 |
第三节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
第四节 文明的内在紧张 |
第三章 胡适与吴稚晖的政治观念 |
第一节 胡适和吴稚晖政治主张 |
第二节 “解决武力”与“武力解决” |
第三节 道德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 |
第四节 国民党的吴稚晖和中国的胡适 |
第四章 胡适与吴稚晖的教育思想 |
第一节 教育的普及 |
第二节 工读互助思想与实践 |
第三节 大学教育与社会变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相关概念、选题原因及选题意义 |
1.1.1 相关概念 |
1.1.2 选题原因 |
1.1.3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价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主要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创新点 |
第2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过程与主题 |
2.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背景 |
2.1.1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内背景 |
2.1.2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国外背景 |
2.2 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及人物介绍 |
2.2.1 关于论战的性质、起止和分期 |
2.2.2 论战主要人物介绍 |
2.3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过程 |
2.3.1 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 |
2.3.2 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 |
2.3.3 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 |
2.4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相关主题 |
2.4.1 论战的焦点内容 |
2.4.2 论战的主题演进 |
第3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
3.1 在论战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 |
3.1.1 反对迷信,宣传进化论 |
3.1.2 反对庸俗的唯物论 |
3.1.3 反对观念论,坚持唯物论 |
3.1.4 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主张哲学独立 |
3.1.5 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坚持辩证唯物论 |
3.1.6 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坚持真正唯物论的“颠倒” |
3.2 在论战中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 |
3.2.1 关于真理问题的辩论 |
3.2.2 与直观主义论战 |
3.2.3 反对实用主义,重视中国化的实践 |
3.2.4 关于意志自由问题 |
3.2.5 反对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和“做”打成一片 |
3.2.6 用通俗化的劳动观阐明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
3.2.7 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主张从具体事实出发 |
本章小结 |
第4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辨清和运用唯物辩证法 |
4.1 在论战中强调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 |
4.1.1 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强调事物间的相互联系 |
4.1.2 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强调发展的观点 |
4.1.3 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澄清运动/静止的辩证关系 |
4.2 在论战中辨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 |
4.2.1 通过论战澄清外因/内因的辩证关系 |
4.2.2 批判折衷主义,强调决定性因子 |
4.2.3 通过论战澄清形式/内容的辩证关系 |
4.2.4 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强调抓住“主要事实”和问题的本质 |
4.3 在论战中弄清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
4.3.1 通过论战弄清对立统一律 |
4.3.2 通过论战弄清否定之否定律 |
4.3.3 通过论战弄清质量互变律 |
4.4 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论战的几点启示 |
4.4.1 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
4.4.2 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
4.4.3 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 |
4.4.4 如何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 |
本章小结 |
第5章 艾思奇在论战中使唯物史观革命化 |
5.1 通过理论斗争传播革命思想、坚定抗战意志 |
5.1.1 驳斥分割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
5.1.2 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空讲文化大众化理论 |
5.1.3 批判抓不住关键的唯武器论和例证主义 |
5.1.4 批判“国情论”,扞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5.1.5 批判“一盘散沙论”和“人心论”,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5.1.6 批判汉奸投降理论和调和论,坚持抗争到底 |
5.1.7 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 |
5.2 批判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 |
5.2.1 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 |
5.2.2 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坚持民众利益的立场 |
5.2.3 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主张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实际利益 |
5.2.4 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推进哲学大众化 |
5.3 批判唯心史观,理清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 |
5.3.1 批判中国特殊论,指出中国社会是一般发展法则的特殊表现 |
5.3.2 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 |
5.3.3 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 |
5.3.4 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揭示历史不断发展的规律 |
5.3.5 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5.3.6 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 |
本章小结 |
第6章 艾思奇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的成果及影响 |
6.1 艾思奇的论战成果:以《大众哲学》为代表 |
6.1.1 从精英哲学到《大众哲学》:艾思奇的转变 |
6.1.2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
6.1.3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6.1.4 艾思奇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 |
6.2 艾思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 |
6.2.1 艾思奇的哲学论战受到毛泽东的支持 |
6.2.2 毛泽东关注并参与唯物辩证法论战 |
6.2.3 艾思奇哲学思想给毛泽东哲学思想以启迪 |
6.3 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建设的贡献: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 |
6.3.1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背景 |
6.3.2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编写原则 |
6.3.3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使用方法 |
6.3.4 “艾本”哲学教科书的历史贡献 |
余论:论战时期艾思奇的理论贡献、理论特色及局限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5)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动态 |
(三)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 |
(四)本选题的创新之处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张元济生平概述 |
第一节 翰林之路 |
第二节 文化传承之心 |
第三节 放眼世界之行 |
第二章 张元济与学界人士的交游 |
第一节 张元济与思想界人士的交游 |
(一)张元济与严复的交游 |
(二)张元济与梁启超、康有为的交游 |
第二节 张元济与教育界人士的交游 |
(一)张元济在翰林任的交游 |
(二)张元济与学校校长的交游 |
(三)张元济与教育部官员的交游 |
第三节 张元济与文学团体的交游 |
(一)张元济与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交游 |
(二)张元济与文学革命提倡者的交游 |
第三章 张元济与政界人士的交游 |
第一节 张元济与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交游 |
(一)张元济与吴稚晖的交游 |
(二)张元济与王云五的交游 |
第二节 张元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游 |
(一)张元济与陈云的交游 |
(二)张元济与陈毅的交游 |
(三)张元济与毛泽东的交游 |
第四章 张元济与文化出版界的交游 |
第一节 张元济与报刊编辑群体的交游 |
(一)张元济与《时务报》编辑群体的交游 |
(二)张元济与《东方杂志》编辑群体的交游 |
(三)张元济与《国闻报》编辑群体的交游 |
第二节 张元济与出版、藏书界群体的交游 |
(一)张元济与铁琴铜剑楼主人的交游 |
(二)张元济与嘉业堂主人的交游 |
(三)张元济与陆费逵的交游 |
第五章 张元济交游的特点与影响 |
第一节 张元济交游的特点 |
(一)交游的学缘关系 |
(二)交游的地缘关系 |
(三)交游的业缘关系 |
第二节 张元济交游的社会文化影响 |
(一)形成了新型的文化共同体 |
(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
(三)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 |
(四)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与变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1947年知识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及其论争的研究 |
(二) 关于抗战胜利后高等教育的研究 |
三、概念、材料与方法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第一章 “学术独立”的理想与挫折 |
第一节 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独立的理想 |
第二节 抗战胜利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困境 |
第二章 论争过程概述 |
第一节 起因:“学术独立计划”的提出与公开 |
一、胡适南京茶会首提建言 |
二、胡适的沪、平谈话及其最初反响 |
第二节 发展:外界的质疑与胡适的回应 |
一、质疑与批评:陈序经与邹鲁 |
二、胡适的总回应:《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
第三节 论争的延续与结束 |
第三章 大学教育:重点扶植还是普遍救济? |
第一节 重点发展:五校名额之争 |
一、争作一流大学 |
二、计划中的“公”与“私”——兼论胡适提出计划的时间选择 |
第二节 普遍救济: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 |
第三节 高等教育的几个矛盾 |
一、高校的地域与院(科)系 |
二、国立与私立 |
第四章 留学政策:停废还是改进? |
第一节 关于留学政策的论争 |
一、抗战后期及战后对留学政策的批评 |
二、胡适谈话引起的争论 |
三、“学术独立”名词之争 |
第二节 留学问题背后的派系纷争 |
一、中研院评议会上的交锋 |
二、胡(适)、李(石曾)矛盾渊源 |
第五章 学术独立:学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
第一节 学术的“国际独立”与“国内独立” |
第二节 论争中的意识形态分歧 |
一、胡适与冯玉祥的误会 |
二、左翼知识人的批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学术独立计划”论争日程表 |
后记 |
(7)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三、概念界定、理论参照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内外驱动:民国教育家交往互动的背景与动因 |
第一节 民国时期动荡的国家和社会 |
一、政治背景: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 |
二、经济背景:萧条落后的经济状况 |
三、社会背景:紊乱失调的乡村社会 |
第二节 民族危机与个人理想的双重作用 |
一、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的冲击 |
二、教育家人生理想信念的驱动 |
第三节 西学东渐之风的鼓荡带动 |
一、西方教育理论的导入 |
二、欧美教育精英的访华 |
三、出洋留学活动的勃兴 |
四、官员的出国教育考察 |
第二章 地缘交往:以同乡情结为纽带的交往互助活动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之籍贯分布 |
一、民国教育家籍贯的整体分布:以江浙两湖为渊薮 |
二、民国教育家籍贯的院校分布:以国立大学为重点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地缘关系及其交往 |
一、结交同乡:教育交往活动的初始网络构建 |
二、依靠同乡:个人进步与教育发展的助推器 |
三、相互扶持:-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患难与共 |
第三节 教育家地缘交往之利弊得失 |
一、地缘交往之利:易于建立信任度较高的人际关系 |
二、地缘交往之弊:容易形成势力膨胀的教育帮派 |
第三章 学缘交往:以学业学术为追求的交往成长活动 |
第一节 留学教育与教育家学缘交往的勃兴 |
一、留学之风的强劲吹起 |
二、留学教育精英的崛起与学缘认同 |
第二节 教育家的学缘关系及其交往活动 |
一、师生交往活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二、同窗学友之谊:“有匪君子,如切如磋” |
三、同事交往活动:“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
第三节 学缘交往的特点及评价 |
一、广而持久,有情有谊 |
二、阶段存在,或延或断 |
三、彼此独立,和而不同 |
第四章 志缘交往:以共同志趣为基础的交往互动活动 |
第一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个体间交往 |
一、教育交往活动之缘起与展开 |
二、对交往双方及教育事业的影响 |
第二节 基于共同志趣的群体性交往 |
一、联合发起:社团创办的集体力量 |
二、社团年会:多方互动的时空场域 |
三、诗与远方:交往互动的意义生成 |
第五章 个案呈现:陈鹤琴教育交往活动掠影 |
第一节 陈鹤琴与师长的交往及其特点 |
一、大学师长:厚爱与熏染 |
二、哥大师长:感召和互助 |
第二节 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网络的构建 |
一、求其友声: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交往网络之构建 |
二、精神领袖:在中华儿童教育社中的角色和地位 |
三、国际展现:交往网络在国际舞台上的向外拖延 |
四、陈鹤琴与同辈学人交往的主要特征 |
第三节 提携与厚爱:陈鹤琴与学生晚辈的交谊 |
一、校园活动中增进师生了解 |
二、业余交往中联络师生感情 |
三、携手教育中升华师生情谊 |
第六章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历史省思 |
第一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的主要方式 |
一、书信往来 |
二、学术交流 |
三、工作交往 |
四、社团活动 |
第二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特点 |
一、交往活动的多样化 |
二、基于志缘交往的相对持久性 |
三、教育交往网络的向外延展性 |
四、由地缘交往向志缘交往转变 |
第三节 民国教育家交往活动的影响因素 |
一、距离的远近是影响教育家交往的重要因素 |
二、个人专长的互补性影响交往活动向外拓延 |
三、交往活动受政治局势等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
第四节 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的成效 |
一、从制度到实践,推进民国教育现代化变革 |
二、从青涩到成熟,促进民国教育家自我生成 |
三、迈向社群生活,推动教育学术共同体形成 |
四、谱写真情华章,为后世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8)吴稚晖的仕宦经历与任诞成因(论文提纲范文)
一、江尖寒士 |
二、政界元老 |
三、杏坛耆宿 |
四、翰墨名家 |
五、任诞狂士 |
六、任诞成因 |
(9)吴稚晖与现代语文运动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关于吴稚晖对现代语文运动影响的研究 |
2.关于吴稚晖在清末民初文改活动及论战的研究 |
3. 五四时期吴稚晖之于白话文运动关系的研究 |
4.关于清末到五四期间语文运动的得失评价的研究 |
(三)本研究的切入角度,研究方法,研究价值 |
一 晚清至五四现代语文运动的发生背景 |
(一)政治动荡 |
(二)启蒙-救亡的时代语境 |
(三)留学热潮持续 |
(四)西方思潮大量引入 |
二 吴稚晖参与现代语文改革的若干方面 |
(一)废除汉字采用“万国新语” |
(二)创造切音简字代替象形文字 |
(三)翻译实践及方案 |
(四)国语注音与国语运动 |
(五)进行现代语文教育 |
三 吴稚晖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联 |
(一)思想观念上的关联 |
1.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继承 |
2.科学主义思潮的前后相承 |
3.运用了进化主义武装改革 |
(二)语言理论上的关联 |
1.西方中心论(语音中心论) |
2.工具论语言哲学思想 |
(三)实践过程中的关联 |
1.文化激进主义策略 |
2.“国粹”观念之比较 |
四 吴稚晖在现代语文运动中贡献的再评价 |
(一)吴稚晖在现代语文运动中的积极贡献 |
1.客观推进汉字改革 |
2.促进西方先进思想传入 |
3.推动教育转型 |
(二)吴稚晖在现代语文运动中的存在的消极影响 |
1.“欧化”和激进主义倾向严重 |
2.割裂文化传统与文字的关系 |
3.单向直线的一元整体发展观压制了多元开放发展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作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10)“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 “反动学阀罪状”: 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的由来 |
二打倒反动学阀: 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的发动与演进 |
三党政歧见与风潮结局 |
余论 |
四、吴稚晖与教育救国(论文参考文献)
- [1]《新青年》杂志中的器物书写研究[D]. 张焰.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中国人的科学价值观演变研究(1915-1949)[D]. 蒋飞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五四后胡适与吴稚晖的思想分歧与互动[D]. 谢敏.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5]张元济交游研究 ——以近代文化传播为视角的考察[D]. 张超.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5)
- [6]1947年知识界关于胡适“学术独立计划”的论争[D]. 陈先桦.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互动与共进:民国时期教育家交往活动研究(1912-1937)[D]. 郭景川.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吴稚晖的仕宦经历与任诞成因[J]. 吴宇华.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2)
- [9]吴稚晖与现代语文运动的关系研究[D]. 雷鸥. 重庆师范大学, 2017(01)
- [10]“后革命”氛围中的学校风潮:1927年大同大学驱长风潮研究[J]. 严海建. 史林,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