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二》：血腥的开始

一、“四一二”:血腥的开端（论文文献综述）

潘何琴^[1]（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许磊^[2]（2020）在《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埃德加·斯诺花费近五年时间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他坦承编译过程让他收获很多,可视为《西行漫记》的前奏。不仅如此,《活的中国》选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外译起步阶段最为成功的一次努力,为打破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做出了贡献。然而,国内外学者却没有给予《活的中国》编译足够的重视,要么忽略不计,要么仅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的注脚一笔带过。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翻译研究者开始关注《活的中国》选集,对其中的翻译策略选取展开探讨,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为将《活的中国》编译研究引向深入,本研究以编译主导者斯诺的在华“社会轨迹”及其思想演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如下几个重要问题:《活的中国》选集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的选取,选集中建构的现代中国形象以及《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的内在关联。本研究注重搜集与使用与个案相关的一手史料,同时借鉴具有解释力的西方翻译理论,力图做到论证有“理”有“据”。在描写的同时,注重解释,做到描写与解释相结合。本研究针对目标个案提出如下三个研究问题:（1）《活的中国》编译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取情况如何?为何这样选择?（2）《活的中国》选集建构了怎样的现代中国形象?为什么是这样的形象?（3）《活的中国》编译与《西行漫记》之间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通过考察相关史料发现,《活的中国》选材经历了前期的编译计划调整以及两轮入选作家的筛选和调整,才有了现在的选集目次。经过两轮入选作家筛选和调整,多位非左翼作家纷纷落选,左翼作家的比重大幅提高。选集选材过程体现了斯诺思想上“左转”的过程,他逐步相信左翼思想是正在改造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斯诺的选材倾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倾向政治立场有代表性的作家;二是侧重选取在青年读者中影响较大的作家。为了将个人叙事植入译文中,斯诺主要使用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对译文的改写:首先,利用时空建构,将原文中的批判引向现实社会;其次,通过原文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改换原文中受压迫民众和知识分子形象;此外,采用标示式建构意在加强民众的反抗诉求以及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在文本选择和特定翻译策略的合力之下,斯诺建构出正处于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中国形象:深受多重苦难的中国,觉醒与抗争的中国和红色革命影响下的中国。在深受国内外多重势力的压迫下,中国部分受压迫民众开始觉醒,但尚未有所行动,反抗的诉求主要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激进分子。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赢得部分民众的支持,但也因民众的无知而被误解。斯诺对现代中国“他者形象”的建构也折射出斯诺对美国“自我形象”的思考:美国不应以武力介入中国事务,而应扮演民族自决原则扞卫者和世界和平维护者的角色。《活的中国》选集是《西行漫记》的前奏。在编译过程中,斯诺对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各阶层民众的革命诉求以及中国命运等问题了解更加深入,这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中国的现状与未来。陕北之行为斯诺的思考提供新素材和可能的答案,并以《西行漫记》的形式呈现出来。本研究是探讨记者型译者行为的一次有益尝试,为斯诺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素材,同时也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者模式、国家形象建构策略以及译介行为评价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韩风云^[3]（2020）在《中国新主流军事电影创作特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主旋律电影作为弘扬主流意识形态、铭记历史的重要传播媒介,在潜移默化中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与主流价值观的导向,成为反映时代潮流、定位历史坐标、展现大国胸襟的强有力标识。新世纪以来伴随我国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新主流军事电影应运而生。在光与影的交织中筑就中国精神、书写中国故事,标领艺术创作的发展潮流,形成了光彩夺目、交相辉映的精神宝藏。作为主旋律电影积极调适的产物,新主流军事电影的“新”不仅体现在崭新的时代背景与多元化的思想内涵,更表现为类型化的叙事手法与奇观化的视听表达。它不仅革新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主题先行”的说教模式,用全新的面貌赢得主流大众认可,而且构建了新时代主流电影的发展范式,为主旋律电影的垦拓与发展找到一条崭新的路径。本篇论文共分为五章,围绕中国新主流军事电影的创作特征由含义界定入手,以对未来的展望作结。首先,第一章明确新主流军事电影的概念,按照时间维度,梳理主旋律军事电影发展脉络。从英雄神话的活跃与样板戏的低谷（1949-1976）、多元思潮的碰撞与类型化的初探（1976-2000）、类型与商业化结合的新主流电影（2000-至今）三个历史分期的把握,确定新主流军事电影这一概念具体的内涵指涉。继而围绕全球化语境、视觉文化语境、浓郁的爱国语境三方面论述新主流军事电影创作的时代语境与创作现状。第二章按时间与题材内容的不同,分别阐述现代军事题材通过革命历史的史诗再现、人物传记的传奇书写、红色经典的时代改编回溯历史记忆;当代军事题材通过守护和平与安定、反思战争创伤,建构时代故事剖析新主流军事电影纷繁的题材内容,以及多元化价值意蕴的呈现。第三章论述新主流军事电影的类型化叙事特征以及创新之处。虽然将我国军事电影划分为单独类型进行研究值得商榷,但作为新主流电影中的亚类型,在多元化叙事特征等方面对国产电影创作仍具有较大启发意义。一方面,在多种元素嫁接糅合、因果式线性叙事模式与二元对立冲突等运用上延续经典叙事;另一方面,积极在人物塑造与叙事视角选择方面推陈出新,与观众达成深度契合。第四章从电影本体论出发,总结新主流军事电影在影像表达上呈现的纪实性与奇观性特征。通过对战争场面近乎真实的纪实性还原,并利用景观化地域空间、现代化数字技术、先进化大国重器塑造奇观化的影像风格。以上三章内容由电影创作实践角度出发,分别探讨了新主流军事电影在题材与思想内涵、叙事手法、影像语言三个维度的特征所在。第五章则结合以上三方面创作特征的分析展开思考,探讨新主流军事电影在人性深度挖掘、叙事逻辑建构、民族主义传播方面的困囿与转型,并对此类电影未来“出海远航”与“走出去”提出针对性建议与对策。

李勇^[4]（2019）在《《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文中研究表明《中央政治通讯》是中共中央在1926至1929年间所办的机关刊。它作为中共中央的喉舌与中国革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伟大历程。它呈现了在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所进行的早期探索的艰辛、曲折与反复。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道路早期探索上的分歧、争论。《中央政治通讯》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针的确立,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所依靠力量、从举国民党旗帜到举红旗、关于土匪会党问题的探索。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手段;暴动队伍是党的宣传队、播种机,扩大了党的影响,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武装起义后保留的队伍是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和保证。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体现出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农民的暴动,忽略军事力量。土地革命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对土地问题的纲领。《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对八七会议前土地政策的批判和土地革命方针的确定,记录了中共共产党关于土地没收对象、大地主划分标准、土地分配方式等问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创造性地开展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过早实行“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土地”和“禁止买卖土地”等政策。暴动后武装力量或转向大城市,或转向农村,但最终转入了农村,成了工农革命军和工农红军的基础。它记录了中国共产党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苏维埃的情况,记录了海陆丰、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中共中央过分强调在大城市建立苏维埃,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中央政治通讯》刊载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早期探索的情况。这种探索有成就也存在不全面、不完善等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这一阶段的早期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起点。

廉晓红^[5]（2019）在《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中共党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的一个重要制度创造,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非党的组织和机构中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途径。中共党组的存在以及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重要抓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障。本文对中共党组制度的研究置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个大的时代背景之中,通过运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中共党组发展情况进行了宏观的历史考察和认真的梳理总结,积极探究中共党组独具特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中共党组发展可以分为提出确立、发展承续、全面建立、弱化撤销、曲折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等六个不同阶段的观点。在中共党组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本文力求厘清中共党组在这个时期发展的脉络,研究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在提出确立阶段,中共党组组织建设先于制度完善的特点非常突出,在中共四大正式提出中共党组的前身——中共党团的概念之前,中共党团就已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成立了。在发展承续阶段,中共七大正式将中共党团更名为中共党组,开始了中共党组发展的新里程。在全面建立阶段,中共党组与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时代背景同频共振,为适应革命战争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掀起了全面建立的热潮。在弱化撤销阶段,受毛泽东几次重要批示的影响,中共党组从全面建立开始走向逐步弱化,最终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再无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而被迫全部撤销。在恢复发展阶段,中共党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构想的影响下,中共党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党的十三大后经历了再次被撤销的命运,只不过这次撤销范围较小,局限在政府机关的范围之内。1989年政治风波结束后,党中央吸取教训,加强对中共党组的建设,中共党组又逐步走向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阶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加强了对中共党组制度的规范化建设,研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这是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共党组制度规定,为中共党组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共党组的发展有过坦途,更经历过挫折,有过全面建设的大好形势,更经历过被全面撤销的艰难境地。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艰难曲折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共党组展现出了异乎顽强的生命力,朝气蓬勃地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彰显了中共党组制度本身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党组必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完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障。

郭金霞^[6]（2019）在《20世纪30年代旅欧游记中的异域体验及书写》文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面临复杂的政治局势,知识分子为寻求个人发展和民族出路,赴欧洲旅行考察,兴起了域外游记创作的又一次热潮。欧洲作为当时思想和经济发展较为先进的“他者”,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学习考察地。与近代域外游记侧重器物、政治考察不同,30年代旅欧游记作者考察的角度更广泛,认识也更理性、深入。他们深入欧洲人民的生活,从文化欣赏、日常民俗及社会政治等多角度进行考察,为国内读者传递更全面客观的异域景象。面对异域景象,知识分子以批判性眼光审视,并时刻在中西对比中反思本民族的思想文化。“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对于“自由”“民主”“平等”的呼声很高,但目睹了西方的社会景象后,他们发现欧洲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以批判性眼光表达自身对“民主”“平等”观念的重新理解。通过这阶段的游记,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以及他们对祖国发展道路的思考。30年代知识分子以“个体”身份到域外考察学习,复杂多元的时空体验,拓宽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认知,并促成他们对个体和社会的现代性想象。本文立足于30年代旅欧游记文本,从行旅的发生与体验特征、异域体验的文化心态、创作主体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游记文体形式的多元发展四个方面,对旅欧游记中的行旅体验进行探究。第一章,重点从宏观层面探讨30年代旅欧游记的发生背景和主要内容,阐释30年代游记的独特性。受时代环境和主体身份影响,旅欧知识分子从西方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以美术教育家、美学家和记者等专业化眼光探究西方的文化艺术和政治思想,这使得游记写作的内容发生了转向,日常生活和文化审美书写得到凸显。他们借助西方公共文化空间和民俗生活,彰显了现代科技文明影响下西方人的生活状态及民族性格;探讨西方现代绘画思想及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精神理念。在考察中,知识分子不再进行宏大的社会政治叙事,而是以各自专业的视角深入西方民俗文化进行考察,从而对西方的体认更加丰富而深刻。第二章,主要考察中西文化冲击下知识分子深沉的民族情感,阐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对自我身份的体认,以及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态度。在现代时空观念下,中国与世界处于并置发展状态,面对中西发展差距,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时间焦虑,时时强化着主体的弱国民族意识,对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分子一面表现出惊叹与赞美,经济危机下的社会矛盾又激发作者进行批判与反思。复杂的文化体验与价值冲突,身份焦虑与文化的焦虑的叠加,展现了30年代旅欧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复杂性。第三章,主要阐释创作主体在异域体验中思想观念的变化发展。对本土革命与西方经济危机的交织体验,使得知识分子得以用批判性眼光审视中西差异,思考民族发展出路。西方文化中展现的“人本主义”精神理念、西方人的公德素养使知识分子对如何成长为现代独立、文明的公民有了更具体的理解;基于西方的社会体制与现实危机,知识分子也以批判性眼光对“民主”“平等”等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知识分子异域之旅引发的思想激荡,也折射出中国现代思想观念在30年代的复杂演化。第四章,重点分析30年代游记在表现内容、叙述方式及文体扩张上的创新发展。在内容上,一些游记作者将文化考察与历史想象相结合,为以后文化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叙述方式上,游记作者开始注意“读者”的存在,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更利于扩大影响,体现了游记的社会价值诉求;在游记文体上,新闻纪实与议论的结合,为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借鉴。30年代游记作者以个性化的考察方式丰富了游记的表现内容,促进了游记文体形式的创新,提高了游记的审美价值,也在一定程度助推了30年代散文的繁荣与发展。

刘强^[7]（2019）在《从《建军大业》辨析中国“新主流大片”的类型化叙事策略》文中提出《建军大业》采用一线到底、完整时态叙事、类型化叙事、青春化叙事等策略极大保证了影片叙事的成功并呈现出极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但与此同时,影片题材和情节的同质化、情节对历史的违背、过度追求娱乐化导致历史书写的整体弱化等问题构成了影片在意识形态表达层面的软肋,致使历史表达模糊,且造成了观众对历史的盲目与误读。本文以《建军大业》为例,通过对其类型化叙事策略的分析和思辨,借以管中窥豹,对中国"新主流大片"的类型化叙事策略及存在问题做出辩证分析。

徐璐^[8]（2019）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四一二”事变》文中指出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在上海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针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死伤者难以计数,史称“四一二”事变。事变发生后,伴随着蔓延各地的“清党”运动,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武汉联合政府分庭抗礼;至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国共合作自此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革命失败以后,文学创作迅速跟进,出现了一大批以这一事件为题材的小说。但由于作家立场不同,所以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了巨大差异。从政治立场着眼,可以将作家分为左翼作家、右翼作家和中间作家。这三类作家对四一二事变的不同叙述,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在艺术上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和追求。左翼作家的“四一二”叙事主要集中出现在“四一二”事变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这一阶段反映大革命失败的叙事有三种主要类型:反映大革命失败、屠杀革命者的暴力叙事;大革命失败所导致的知识分子“幻灭”叙事,衍生出“幻灭-追求-再幻灭”循环重复的叙事结构形式;革命者的反抗斗争则表现为工农集体抗争叙事和带有“虚无党”色彩的革命者个体抗争叙事,代表了继续革命的希望。局部抗战开始后,小说中的“四一二”叙事开始减少,但这些作品不再止于革命者遭遇的暴力屠杀叙事,还反思了革命者在试图以现代政治伦理解构和颠覆传统伦理观念的过程中,过于激进的一面。大革命失败的叙事在左翼作家笔下或作为小说背景,或提供一种历史逻辑,投射的是作家“国族讽寓”的深意,个体的成长注定无法与集体、宏大的政治历史变动剥离开来。他们之所以多采用遮蔽的手法、间接表现“四一二”事变,其一是因为这一血腥事件持续的时间有限,在小说中只能作为一个情节的存在,难以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其二是国民党当局设置了严苛的书报审查制度,对作家的创作构成了限制;其三是作家虽然经历了大革命的时代,参与了革命,但他们所从事的宣传、文字等外围工作,难以触及政治熔炉的核心。对阵营内部错综斗争状况有所了解的作家较少,所以在小说叙事中只能展开有限的革命想象。“中间”作家的“四一二”叙事则体现了通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视角对大革命失败这一历史现实的关注,因为相对模糊的政治立场,他们的创作体现了对历史复杂性的尊重,不仅对“革命者”不拔高,还有对“非革命者”和“叛离革命者”不贬低。其创作显示了作家从关注“集体中的人”“政治属性的人”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从关注“政治问题”转移到“人的问题”,从追求“历史细节的真实”到追求“历史精神的、人性的真实”的种种倾向。右翼作家的“四一二叙事”,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其中的革命人物进行“污名化”书写,基于道统史观来解释通过屠杀建立起的南京国民政府存在之合理性。这些创作局限于政党斗争的狭隘视角,集中表现为反共题材和革命加恋爱叙事模式的选择,既缺乏现代世俗的生活色彩,同时也缺乏审美和思想价值。但右翼作家这些为数不多的叙事作品,客观上因其“异质性”补充和丰富了“四一二”叙事的文学景观。不同政治立场的作家对“四一二”事件的叙事,使得现代小说中的的“四一二”叙事具有多元性。这种多元的叙述,实证了以往现代文学研究中“四一二”事变仅作为单一立场作家笔下的某一种特定形象的偏狭性。对不同立场的作家的“四一二”叙事进行比较,发现他们在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叙事结构、语言修辞方面有着相似或相悖之处。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再次提出、探讨现代小说中的“四一二”叙事,其意义不止于对历史真相的重识,更在于文学史研究意义上的重拾。盘点不同立场作家笔下的大革命失败叙事,对以往因意识形态规约、受主流革命史叙述而忽略、遮蔽的文本进行钩沉阐释,是对既有文学史叙述的有益补充,更是通过文学叙事及其所折射的大革命失败包含的复杂内涵,为我们反思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宋婧琳^[9]（2019）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是党巡视工作制度化发展的开端。同时,它也是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特殊历史时期,初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形成的制度成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既需要保证自身的革命性与纯洁性,也需要保障党组织内部的有效协作。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共产党不仅需要以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身,同时也必须在具体实践中探索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即是说,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探索建立的。它虽然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古代传统监察制度的制衡监督思想,但却在主体、目标和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不同,即:它不是统治阶级维稳的产物,不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目标,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具体而言,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其政党体系内部建立的,旨在通过提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进性、凝聚力、战斗力,更好地实现并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主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政党监督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将之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历经了初步形成、波折发展、自我调整等三个探索阶段。其间,党依据不同阶段的具体革命实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党的中心任务变化,调整了巡视布局、任务安排、制度规范,推动党的巡视工作初步走上了系统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探究这一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整体建构与实践特点,应着眼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的对比审视。一方面,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由于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受到了来自本土政治文化和国民党腐败溃烂教训的双重影响,其建构与实践一定程度上带有历史的、现实的“烙印”。另一方面,它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本土政治文化、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成果,其间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因此既带有“苏联色彩”,又具有鲜活的本土性。即:在制度建构与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党初步从主体、体系、任务、落实和规范等五个层面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党内巡视系统。客观上讲,彼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善、实践条件也不充分,以至于在制度落实过程中遇到诸多瓶颈,体现出许多问题与不足,例如被交通通讯条件限制、受党内左倾思想和“唯成分论”不良影响等。然而,由于历史阶段的特殊性,它必须承担起联系中央与地方、党与基层群众的重要革命和组织任务,也的确在党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恢复和沟通央地党组织联系、协助党的方针政策落实、改组和重建地方党部、发展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协助各地方开展革命与群团运动等历史作用。可以说,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波折探索和实践,既为党内巡视制度本身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初步推动作用,也为党逐步摆脱苏联控制、整顿党内不良风气和思想、走独立自主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建立、探索、调整,到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的不断完善、发展,都是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宝贵成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勇气。这一系列的探索经验,对现今执政党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群关系改善和腐败治理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回顾和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确立基础、整体发展、建构与实践特点、历史作用、经验教训等问题,既有利于在还原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规律与具体方法,也有利于以史为鉴反观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巡视制度的建构与实践,反思其时代任务、探寻其发展方向、创新其实践方法,以便进一步在新的国内外情势中逐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叶聪^[10]（2019）在《受众观看军事题材电影的动因分析 ——以《建军大业》和《红海行动》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军事题材电影始终与民族前进的步伐,时代的步伐以及国家军队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同时担负着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社会使命,对于年轻受众的价值观塑造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近年来,随着优秀军事题材电影斩获票房并引发社会热议,此时对于当代军事题材电影及其受众的探研或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本研究以军事题材电影受众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选取两部代表性和互补性强的案例《建军大业》和《红海行动》,对受众观看军事题材电影的动因展开深入研究。首先,本研究界定了军事题材电影、受众、受众行为、媒介使用动机等核心概念,并详细梳理了受众研究的相关理论,建立起关于军事题材电影受众研究的基础性、科学性认识。通过文献梳理,本文发现既有军事题材电影研究成果内容重合度高、方法单一、视角局限,在受众研究上还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基于此,本研究拟定研究设计。在扎根理论指导下,选取20到29岁、观看过军事题材电影的受众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目的抽样和深度访谈,获得大量一手数据。又通过三级编码,对数据进行层层剖析。本研究发现,受众观看军事题材电影的行为表现出如下特征:时间早、不稳定、近年频率高、依赖口碑推荐、社交性强、感到兴奋或不适、重复观看意愿弱。分析以上受众行为,本研究得到14个动机影响因素,包括电影制作、接近性、相关性、供给结构、可得的内容选择、意见气候、时机、个体特征、身份认同、观影经验、媒介印象、观影需求、满足类型、价值性感知。进一步归纳得到4大类理论范畴,即电影自身条件、社会情境、受众期待、满意度,并最终建构了受众观看军事题材电影的动因模型。经结果检验,该模型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最后,在动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继续探讨军事题材电影的制作和传播策略,使本次研究成果更具现实性、针对性、实用性。在电影制作上,本文根据受众的向近心理、求真心理和求知心理,建议军事题材电影拓展现代题材,拉近受众距离,坚持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主导地位,保障电影真实性,用现代人的审美理念表达影片的思想性;在传播策略上,针对意见气候、时机、受众个体特征等动机影响因素,本文提出要重视网络传播策略、时间传播策略和细分受众传播策略。

二、“四一二”:血腥的开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四一二”:血腥的开端（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新主流军事电影创作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6）20世纪30年代旅欧游记中的异域体验及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从《建军大业》辨析中国“新主流大片”的类型化叙事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四一二”事变（论文提纲范文）

（9）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受众观看军事题材电影的动因分析 ——以《建军大业》和《红海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四一二”:血腥的开端（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2]探寻重塑现代中国的精神力量 ——埃德加·斯诺《活的中国》编译研究[D]. 许磊.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3]中国新主流军事电影创作特征研究[D]. 韩风云.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4]《中央政治通讯》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探索[D]. 李勇. 湘潭大学, 2019(12)
• [5]中国共产党党组制度的历史考察[D]. 廉晓红.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20世纪30年代旅欧游记中的异域体验及书写[D]. 郭金霞. 西南大学, 2019(05)
• [7]从《建军大业》辨析中国“新主流大片”的类型化叙事策略[J]. 刘强. 百家评论, 2019(04)
• [8]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四一二”事变[D]. 徐璐. 重庆师范大学, 2019(08)
• [9]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研究[D]. 宋婧琳.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10]受众观看军事题材电影的动因分析 ——以《建军大业》和《红海行动》为例[D]. 叶聪. 厦门大学, 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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