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

一、论毛泽东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论文文献综述）

解雅然^[1]（2021）在《治国理政视阈中的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文化底蕴丰厚精深,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极大影响着后世的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活动。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习近平放眼未来,从实现“中国梦”出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治国理政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形成了自身的传统文化观。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对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价值。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形成有一个过程。优良家风的熏陶和知青环境的影响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热爱;参加工作后,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与理解,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观,并将其运用到治国理政中。习近平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让世界人民感受其深刻魅力。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创造性地融合传统文化的“修身”观、“齐家”观、“民本”观、“法治”观和“大同”观,对个人修养、家庭建设、党的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国际交往等方面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在治国理政中,习近平运用“修身”观,要求党员和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注重修身正己,在终身学习的同时重视深入实践;运用“齐家”观,指出家风建设对社会和国家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视家风建设对廉洁党风建设的积极作用;运用“民本”观和“法治”观,坚持人民至上理念,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点,要在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凝聚民心,完善法治建设;运用“大同观”,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交往中强调正确义利观和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开放和包容发展,因势而变地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传统文化观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具体内容,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时代意义,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理论指引。它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统领性作用,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支撑。

杨雪^[2]（2021）在《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构成了新时代义利观的核心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治国理政中处理义利问题的价值导向和原则。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和中国传统义利观为基础,分析中国国情、时代特征和国际发展大势等客观条件,在习近平家庭教育环境和实践经验积累等主观条件的影响下,进一步丰富了义与利的内涵以及义利关系,是一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首先,“义”反映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阐明共产党人追求的大义是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大义是共同富裕,实践中具体彰显为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其次,“利”是追求互利和双赢,指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大利,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大利,实现利益共同体之间互利共赢的共利。最后,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为义利兼顾与平衡,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是实现义利兼得与共赢。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既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又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实践中展现出辩证统一性、价值导向性和科学合理性等特征。首先,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以马克思主义义利观为指导,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具有辩证统一性。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辩证地认识义、利,辩证地理解义利关系,实践中始终坚持义与利的辩证统一。其次,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是指导治国理政实践的价值准则,具有价值导向性。习近平将义利兼顾、以义为先作为处理义利矛盾的基本价值导向,创造性地指明义利兼得与共赢的价值目标,坚持为民谋利和共同发展的具体导向。最后,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在继承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发展,在实践中体现出科学性。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在具体实践中始终紧紧抓住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新变化,具体分析各种义利关系,在理论上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中解决了国内外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不仅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一方面,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在理论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利观的基本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义利观的主要内容,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使义、利的内涵和及其关系等到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习近平义利观重要论述指导治国理政实践取得重大进展,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利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总之,习近平关于义利观的重要论述不仅从理论上对义利观进行发展创新,而且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对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唐诗^[3]（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王慧莹^[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文中提出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号召要“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既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时代的准确把握。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时代的发展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以贯之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进行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主线;一直坚持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导向。既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又赋予传统文化以科学性与时代性。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脉络,科学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点,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这是全面提升党领导人民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能力的内在理路和基本逻辑。本文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新世纪新阶段、新时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梳理与总结,包括对党在不同时期具体的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时代条件与国际国内环境的分析、对不同时期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的梳理,以及对不同时期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原则、方法与实践理路等的总结,从而找到逻辑、发现规律,从历史逻辑对党在不同时期探索形成的传统文化观进行探讨,进而总结出党在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在此基础上明确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为了谁、依靠谁的本源问题。明晰党主要继承与发展了哪些优秀传统文化,为何要继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怎样更好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现实问题。主要从以下五章来展开论述。第一章阐述了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前提,也是本文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首先,通过归纳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与功能,对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的价值意义做出合理判断;其次,从文本解读、历史考察、历史局限与当代价值等维度出发,对具有代表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进行分析与总结,深刻认知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推理出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蕴含的价值取向,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民族特色与世界价值,进而明确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第二章,考察与探讨了改革开放初期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1978年以来,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又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中具有价值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实事求是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观。邓小平不仅擅长引用古代经典,发挥具有民族特色且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用以阐释新的理论和观点,更是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成果融入精神文明建设中,灵活运用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成果为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如实事求是思想对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汲取与超越、“三个有利于”标准对传统义利观的扬弃与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对古代平均主义思想的批判与发展、“小康社会”思想对古代小康理想的继承与发展等。在这一过程中明确了对传统文化进行钻研、吸收、融化与发展的原则与方法。促进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同时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更具中国特色。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党在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传统文化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更加积极,专门讨论了关于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若干问题,更加具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使命感。第三章,考察与探讨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时期,党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并站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高度,科学揭示了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联系,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形成了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观。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民族性与全球化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因此党将继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出了“求真务实”思想丰富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汲取传统民本思想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既立足国情,又与时俱进,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结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文化需求,不断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第四章,考察与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一时期,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价值,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审视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党在新时代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观。新时代背景下,党将优秀传统文化视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提出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弘扬措施,既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又将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思路落实到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习近平善于汲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智慧为社会发展现实服务,提出用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在治国理政方面,注重汲取传统文化智慧为国家治理提供智慧宝库,如吸取天人合一思想多次在国际会议中为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思想桥梁。他还多次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发表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讲话,全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观。新时代,党在树立本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积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给世界,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的国际影响力,努力振兴中华文化。第五章,探讨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中国共产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历史经验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今后应予以借鉴参考的历史教科书。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基础上,分析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结合传统文化当前的发展现状,明确目标,找准方向,提出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意义重大。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保证科学性;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强时代性;坚持文化自信,彰显民族性;坚持文明互鉴,加强开放性;坚持立足人民文化需求,体现人民性。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挥优势,强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促进党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能力的提升;丰富传统文化创新与转化的载体与形式;传承发展政策实施及教育宣传效果;促进党领导和创新传统文化能力的有效提升;夯实传统文化政策实施与教育宣传效果;增强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影响力。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有信心、有能力也有实力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新,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

李东杨^[5]（2019）在《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践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以实践作为客观基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正是顺应时代发展、为满足实践需要而产生的科学理论。在新时代,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改革依然存在的分配不正义问题亟需解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由于其自身理论缺陷、时代背景限制没有解决好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分配不正义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基础上正在努力解决此问题,并呈现出其科学性。目前,有的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是,学术界缺乏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文本资料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在形成的新的分配正义理论,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亟需深入研究的—项重要课题。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本论文在回顾相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遵循“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的研究思路,进而研究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等基本问题。从基本理论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同时又充分汲取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精华和借鉴吸收西方分配正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实践基础上看,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以及习近平在知青时期、从政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主要内容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主要表现”等。本论文在对“基本立场”的阐释中,分别从国际和国内角度深入阐释“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分配正义的含义。在对“基本原则”的分析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三个原则”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在对“主要表现”的论述中,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宏观框架,将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概括为经济领域分配正义观、政治领域分配正义观、文化领域分配正义观、社会领域分配正义观和生态领域分配正义观,以及各个领域分配正义观应用的具体政策。在论述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展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运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是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理论基础,它是随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立场”的现实遵循;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原则”的现实坚持;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表现”的现实运用。从理论地位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借鉴。同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的发展,是对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的丰富,是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弘扬,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批判。从现实意义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现实分配不正义问题,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成新时代使命等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它对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也具有指导作用。经过较为全面系统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之后,本论文得出了三个创新性的观点。第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第二,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创造性运用。

陈义^[6]（2017）在《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文中提出传统家训内含的优秀价值理念无疑可以成为培育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资源。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力求把握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内在规律。论文梳理了中国传统家训的演进历程,归纳了传统家训的历史特征,并探讨优秀传统家训的时代价值。分析了当前培育大学生价值观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与现实挑战,论证了当代大学生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家庭教育对于培育大学生价值观的重要性,指明了弘扬优秀传统家训对于增进大学生文化自信与价值观自信的积极意义,进而揭示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必要性。分析了传统家训在传统价值观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了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论证了传统家训的现代转换,从而揭示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可能性。明确了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目标和原则。最后,从七个方面详细论述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并进一步从教育宣传、文化熏陶、家校合力、实践养成、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具体路径,以期能为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培育贡献绵薄之力。

董博文^[7]（2016）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希望以社会行动理论为基本框架,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问题。我国对民族关系的调控,影响和决定着新疆民族关系的变迁。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新疆的民族关系,本文的问题意识、社会场景和分析论述将主要立足于新疆。经由此,笔者将进一步地对我国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中的普遍性问题作出研究和探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将社会行动区分为行动者、价值成分、内在的手段—目的链条、社会环境等成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是行动结构。这一框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要素,笔者对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价值取向通过社会领导力量而对社会环境的构建有着规范作用,而作为社会大众的其他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能否获得有效参与手段和积极参与条件,以实现自身发展目的,进而将价值规范内化于自身,决定着社会整合的程度。这样,各民族成员在社会环境中能否将价值目标、特别是民族平等价值内化,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水平,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依据价值规范所进行的民族关系调控能否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以使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得到妥善处理,进而推动民族平等的实现。在封建时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在整体上拘泥于倾向歧视与压迫的大民族主义价值观,但同时也能以“仁义观”作为价值指引,来构建民族交往的主要社会环境即民族关系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合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推动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不断地从多元走向多元一体。然而,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质和落后生产力,又导致传统民族关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压迫性、动荡性和有限性。进入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在抵御外辱、反抗侵略中逐步从自在走向了自觉;政府亦推动传统民族关系调控向现代转化,但受制于阶级属性之局限和内忧外患之环境,其终未能推动民族关系走出历史窠臼、走向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历史变迁中,随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不断深入,“仁义观”理念在构建民族关系调控机制中的规范意义逐步消解。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制约民族关系发展的阶级压迫被彻底消除,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篇章真正开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先后以国家统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强大为优位价值指引,并始终注重民族平等的价值追求,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传统“仁义观”相结合,逐步在计划体制下建立了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而其现实形态即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这一调控机制,有着内在的集体主义属性,为各民族提供了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有效地吸纳了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平等价值的实现及内化,推动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内在的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而这也制约着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的可持续性。为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做出判断,并带领各族人民启动了改革,社会转型亦随之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生活富裕成为优位价值,民族平等则仍是重要价值目标;以此为指引,我国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逐步向分化性调控机制转变,这也意味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开始变化。但是,由于集体主义属性发生弱化并遭受功利主义片面化发展的冲击,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未能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传统“仁义观”进一步消解,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问题加剧。这在实践中就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未能有效地促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民族关系趋于紧张,民族区域自治面临困境。不过,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新中国的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传统调控机制的历史局限,推动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制约着总体性调控机制的未来。在社会转型中,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总体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内涵的“平均主义”取向的不足,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然而集体主义属性的弱化与功利主义倾向的凸显,又制约着分化性调控机制应对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的制度功能。而要更好地推动民族关系发展,就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集体主义属性。这既需要汲取历史智慧,又要总结现代经验,即通过把传统“仁义观”与现代“公正观”相结合,在基本价值体系中引入具有中国内涵的公平正义价值,进而以此为指引,系统弥补分化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松动的问题,推动分化性调控机制向分化—整合性调控机制发展;其在实践中就是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在进一步的变革中更好地吸纳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从而推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新时代实现新升华。

李海晶^[8]（2016）在《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寓意深刻的重要讲话,强调:“传统文化的弘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在国际、国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善于用典,借以阐释深刻道理,使世界各国领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习近平运用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成为“习式风格”一道亮丽的风景。本文提出“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这一概念,其中包含着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观点、态度,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形成和特点;习近平在其传统文化观的影响下,用传统文化精华创建出的一套治国理政具体举措;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产生的国内、国际重大价值和影响力;以及激发世人进行文化省思等丰富内容。这些内容,是论文研究的主线。具体而言,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从宏观层面概述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征功效、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形成以及鲜明特点;第三章是论文主体部分,着重探索习近平在其传统文化观的指引下,用传统文化精华来治国理政的具体举措,以及习近平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主要包括“大同世界,天下一家”与“中国梦”、“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与依法治国、“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与反腐倡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群众路线、“智者求同,愚者求异”与协和万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六大方面;第四章从当代中国建设发展需要的视角,阐述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在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重拾民族文化自信以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产生的重大价值和影响力;第五章则从当代世界需要的视角,阐述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在缓和世界文明冲突、构建世界和谐秩序以及促进世界互利共赢中的巨大价值和国际影响力;在此基础上,第六章是本文主题的升华与创新,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给予世人深刻启迪和当代借鉴,激发世人进行“文化省思”,“省”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思”意味着我们要努力变传统文化为当下传统,科学回答“中国文化要往何处去”的深刻命题,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代训锋^[9]（2016）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变革研究 ——以义利观的嬗变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社会转型时期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与成长的过程。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转型。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推进,传统的道德文明受到了挑战。一方面,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化呼唤着现代道德文明;另一方面,传统的道德文明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道德需要完成以道德理论的现代转型为目标的伦理变革。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也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在伦理道德的现代转型进程中,存在着从“传统社会”的“德性论”到“现代社会”的“规范论”。德性论是传统道德哲学的理论形态,规范论是现代道德哲学的理论形态。其中,规范论发展为两个纬度,也即:道义论和功利论。从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理论学说来看,传统社会主流的道德理论是儒家的道义论,它属于德性论伦理学理论形态,由孔孟开创,义利观是传统道义论思想的核心。一般而言,“义”主要是指行为之应当,是对道德规范的总称;“利”主要是指利益、功利、包括社会利益（公利）和个人利益（私利）。先秦儒家高扬着道德理想的旗帜,围绕理想人格及其培养之道,论说着人性的完善和德性的养成,强调“义”的优先性和至上性,要求人必须保有和富养“义”这种内在的道德品性而不应受到外在的“利”的干扰,表现了出把道义与功利对立起来的倾向。两汉和宋明时期,后世儒家把先秦儒家道德学说中反功利的倾向发展到极端,在“义利之辩”的基础上强调“理欲之辩”,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从而使儒家道德学说脱离了现实生活,成为道义至上、“唯义无利”的“圣人之学”,并构建起一种博大精深而又精致细微的德性论理论体系。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传统社会被迫进入了近现代历史的圈子,中国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变革。在民族任务和历史主题面前,传统的德性论道德学说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而转型,首先表现为戊戌时期的“乐利学说”,但是,“乐利学说”转型的并不完善,实质上,它只不过是包含了功利原则的道义论或者德性论而已,并没有取得现代规范论伦理学的形态。在批判地继承近代道德革命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革命的功利主义”的主张,这标志着中国道德理论形态向现代转型的第一步,初步实现了从传统的德性论到现代的规范论的历史变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革命的功利主义”发展为集体主义道德。但是,无论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道德,在道德的现代转型上并不是那么彻底,它们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德性论为依托和基础的,所以,在道德实践中往往受传统的德性论所影响,表现在义利观上就是强调整体利益的至上性,这种影响最终使集体主义道德在文革时期演变成绝对主义道德。绝对主义道德的产生阻碍了道德的现代转型。1978年,随着新时期的来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速度加快,人们开始从绝对主义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一系列的社会思潮和伦理思潮冲击下,人们对“义”与“利”关系的理解有了新的发展,对待“利”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义”与“利”不再是绝对对立的两极,“利”成为被鼓励和肯定的,其标识首先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是一个评价谋“利”的利益标准;其次就是谋“利”手段的道德要求,这是对谋利正当性的是非认识,是一种公正感,这些变化都是体现了现代规范论伦理学的要求。至此,中国社会的道德已从“传统社会”的“德性论”基本转到“现代社会”的“规范论”、从道义价值转向功利价值演变。中国社会的伦理变革随着社会转型也已逐渐转向了现代化的方向。当然,中国社会的伦理变革和道德的现代转型目前还不完善,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现代道德理论体系,但我们已看到曙光。

顾萍^[10]（2016）在《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中汲取营养。儒学在中华文明历程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价值观念更是影响到传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必须传承儒学价值观的精华,推进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儒学价值观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官方价值信仰,深深地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国家构建、社会组织和个人生活,渗透到中国人举止言行的方方面面,并且外传日本等国家,形成了中华文明圈。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信仰体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以来,再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激进地反传统,儒学价值观被视为落后腐朽的代名词。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总体发展,儒学价值观的合理因素再次得到重视。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相契,又有诸多差异。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主要体现在民本观与人本观、知行观与实践观、和为贵与和谐理念等内在联系之中。双方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与时代性、理论基础与思想本质、核心价值旨趣与理想等方面。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对汲取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精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学探索,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之路。在“建设”的重点内容上,提出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民本、诚信、公正、和合、大同”思想义理,努力探索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再中国化视野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一,从传统仁爱观到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继承了传统仁爱观中亲亲友善、忠恕之道、民胞物与等思想精髓,摒弃了其狭隘性和不平等性,强调内在自律的基础上增强外在他律的约束,增强双向互动互利性。其二,从传统民本观到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非民主的民本思想,儒家民本观与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融通之处体现在民众是国家之本、民意是政权之基、民情是治国之纲。它们的区别体现在时代基础不同、权力主体不同、目标取向不同、治国方式不同。其三,从传统诚信观到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继承了儒家诚信观中立身之本、处世之道、兴业之宝和立国之基等合理内核,同时,它丰富了儒家人际诚信,赋予契约诚信的理念;弘扬自律诚信,补充他律诚信;重视现代诚信观的宣传和诚信意识的培养。其四,从传统公正观到社会主义公正价值观。传统公正观是人们各守其位的社会规范准则,是合乎公利的道义,是治理天下的道德标准,包含了弘扬社会正气和弘扬社会尚公重义精神的优秀基因。社会主义公正价值观要求人们在增强义务观念的基础上保障公民个体平等地位上合法权益的公平,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公正。其五,从传统和合观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传统和合观包含天人和合、人际和合、人自身的身心和合、群际和合等思想精华。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注重人内心的和谐发展,注重经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的和谐,注重人与人的和谐,注重促进国际和谐。其六,从传统大同思想到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传统大同思想具有无私有制与财产公有、无阶级压迫与无剥削、人人团结且互助友爱等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实践中坚持物质财富丰富的均平,在理论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发展中符合中国社会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现实基础上实现社会理想,它体现了对大同思想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儒学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历史思维与创新思维的统一、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儒学价值观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国家制度战略、国民教育平台、传播宣传引导、社会示范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传承儒学价值观的方法有历史镜鉴法、转换滋养法、对接开新法和功能实现法。

二、论毛泽东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毛泽东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论文提纲范文）

（1）治国理政视阈中的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变革研究 ——以义利观的嬗变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毛泽东对传统义利观的超越（论文参考文献）

• [1]治国理政视阈中的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研究[D]. 解雅然. 北方工业大学, 2021(02)
• [2]习近平关于义利观重要论述的研究[D]. 杨雪. 陕西科技大学, 2021(09)
• [3]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D]. 王慧莹.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5]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D]. 李东杨.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6]优秀传统家训涵养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研究[D]. 陈义.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7]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 ——以新疆为例[D]. 董博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8]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研究[D]. 李海晶. 南昌大学, 2016(02)
• [9]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与伦理变革研究 ——以义利观的嬗变为视角[D]. 代训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10]儒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研究[D]. 顾萍. 东南大学,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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