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王敏[1]（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文中认为苏东剧变后,海外很多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很快也会步苏东后尘,“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制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局大体稳定的双重奇迹。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因此,在沉寂了近20年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学界发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对党的研究逐渐升温。毛泽东同志将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四个伟大”互相嵌套,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亦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涌现。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旨在系统总结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学界的研究议题、基本观点、研究范式和方法,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提升国内党建研究质量提供借鉴。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本文的框架、内容主要建立在阅读海外学者的论文和专着的基础之上。海外学者在中共党建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本文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某一研究议题,尽量搜罗各家观点,特别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是现实经验与理论视角双向交流的产物。海外学者擅长使用理论框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娴熟,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具备较强的学理色彩。他们在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他们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举措进行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但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建,有可能掉入理论陷阱,得出有悖于经验事实的结论。地域、语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增加了他们获取资料的难度,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存在欠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学者群体还比较狭小,研究成果也呈现不均衡性。本文对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提炼,提出了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五大范式,即市民社会范式、法团主义范式、权威主义范式、合法性范式以及政党适应性范式。在这五大范式中,既有解释力比较强大的范式,也有解释力较弱甚至起误导作用的范式。政党适应性范式、法团主义范式的解释力较强,权威主义和合法性范式居中,市民社会范式的解释力最弱。一个范式的解释力取决于其与中国经验的距离,距离越近,则解释力越强,距离愈远,则解释力愈弱。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加强党的建设有如下启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改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改善干部任命、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保持充分信心的同时,不断完善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探索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民主政治中国模式,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国内党建研究的启示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提高党建研究的科学性;构建党建研究的中国范式,确立国内党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自主性与话语权。
龙凌云[2]（2019）在《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文中认为从党的成立至中共七大,随着党的发展壮大、任务转变和革命斗争需要,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多次变更名称、调整、改组、不断改革发展,逐步日益健全、合理、科学,形成适合中国革命特点和组织实际的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具体来讲,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萌芽”阶段。从3人组成的中央局调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中共二大到四大的发展之后,形成中央四级领导机构。中共五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看似形成了中央“四级领导体制”,其实则不然。一是受“苏联经验”的影响。彼时,中央领导体制仅单单是“拿来主义”,空有其表。二是因为二大时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成为其下一支部。此时的中央领导机构其实是五级,即共产国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务委员会。三是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响,中央领导机构步步退让,其自主独立无从谈起。虽初具规模,实则为“萌芽”阶段。二、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左”右倾交织阶段。此阶段因受十年内战和共产国际的双重影响,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导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改组、调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换帅”。先后更换过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央核心领导层人员极不稳定,权责不明,甚至出现中央书记处和常委会并存混用,“三人团”代行中央职权等情况。在“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背景下,中央领导机构核心领导层呈现贡献与错误并存,长时期呈现“左”右倾错误相互交织的状态。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探索“定型”阶段。通过肃清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倾“遗毒”影响,中央领导机构得以重大调整。在中共七大时确立了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四级构成。本文聚焦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以中央领导机构形成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其主要特点展开研究,旨在廓清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历史过程,总结其演进的经验教训。
王明科[3]（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祝猛昌[4]（2015）在《六大至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历史变迁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录用的方针、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对于能否完成党在各个时期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共六大以后,在向成熟的革命党转变的过程中以及建国之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们理解中共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晓东[5]（2014）在《走向成熟:中共中央委员会研究（192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表现在思想和组织等各个方面,从思想路线角度进行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从组织人事的角度考察则略显不足。中央委员会是中共党内重要的领导机构,1927-1945年是它的成熟时期。它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中央委员会的规模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成员的教育背景也逐渐契合了武装斗争的要求,成员的年龄和党龄更加成熟,籍贯遍及大部分省市,并在成员的延续和更替过程中保持了新老成员的平衡。中央委员会的成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胡鞍钢[6]（2013）在《畅谈党的十八大之一:大会背景、准备和过程》文中研究表明2012年是世界政治选举之年,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有四个国家举行选举。世界一些其他的主要国家也进行政治选举,这些国家的GDP大体超过了世界总量的一半。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政治选举就是美国和中国的政治选举,几乎是同时举行,而且是20年一遇,有历史巧合之处,最为世界瞩目,直接关系到未来世界走向。一、中国与美国政治选举背景与比较无论是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世界最大的政治政
李芳云[7]（2013）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是党内民主质量优化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过程,是党内选举理念更开放包容、党内选举制度更民主完善、党内选举程序更合理规范的过程。对于党员干部群众把握党内选举的内在规律、满足党内选举参与需求、增强党内选举心理认同具有积极作用。当前,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发展,是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有效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先进能力,进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选择。本文有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导论部分阐明选题的依据及意义;评述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概括选题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介绍选题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实证调研的方法是本文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正文部分以党内选举理念、党内选举制度、党内选举程序的有机结合作为主线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始终。首先,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一般理论;其次,从横向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选举的理论与实践对比考察;再次,从纵向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梳理;然后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建构党内选举科学化的改革路径。具体分为五章内容:第一章介绍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的一般概念,重点从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认同的关系入手,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内涵、构成机制、政治功能,对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评价标准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第二章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选举的理论论述,以苏联共产党党内选举的裂变为反面案例,以越南共产党党内选举革新为正面案例,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党内选举理念的理论创新,要重视党内选举制度和程序的建构、落实;党内选举科学化必须以党内团结为前提。第三章详尽回顾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发展的历史,揭示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结合当前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对村党支部、乡镇党委、县市党委、中央委员等层级的党内选举创新状况进行案例调研和实证分析,阐述党的十六大后以竞争性差额选举为主要发展趋势的党内选举科学化探索成就。第四章透视党内选举科学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党内选举理念创新性不足、党内选举制度系统性缺乏、党内选举程序民主性偏失、党内选举的组织控制功能过于凸显等;分析历史传统因素、制度化因素、党内选举民主素质因素、对民主集中制运用的偏差因素是影响党内选举科学化的深层原因。第五章论证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改革战略。营造适宜党内选举科学化发展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是党内选举科学化改革的前提条件;坚持“顶层设计”下的自下而上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发展,是党内选举科学化改革的宏观路径;建构党内选举科学化的配套制度体系,党内选举科学化改革的中观路径;完善党内选举科学化的具体措施,是党内选举科学化改革的微观路径。在结语部分,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需要无止境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中的问题不容回避。但只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内选举实践中付出勇气和努力,党内选举科学化一定会逐渐从理论建构转化为政治现实。
李庆英[8]（2012）在《历史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纵横谈——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记者:曲副主任,您好!今年下半年,我们将迎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迄今为止,我们党已召开了17次全国代表大会。学习和研究这17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内容与问题,对于我们党汲取历史经验,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各项制度会大有裨益。那么,这17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如何?
岳奎[9]（2012）在《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走向“执政党”后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这届由大量革命家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在推进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革命性”特征,这既与当时的党情有关,也与党的中央领导成员结构特点有关。这届在“革命”与“执政”之间徘徊的中央委员会,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具体实践中,既有实践上的创举,也有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并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间党进行自身建设和领导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最为蔚为壮观的社会现代化图景。但是,八届中央委员会最终没能挣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樊篱,并在探索党的建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其中既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个人原因,也有八届中央委员会集体的责任,更有党的中央委员会组织架构、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历史证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绝大多数成员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是一届经受了考验的中央委员会。本研究第一章梳理了无产阶级经典作家探索中央委员会建设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第二章考察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过程、成员结构、组成特点,其显着的“革命家”领导集体特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的军人群体意识和群体品格,分析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特点及其履职目标。第三章到第六章则分别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履职期间,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积极探索,指出其中取得的重要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据此勾勒出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执政思维、执政逻辑和执政方略以及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组织特点、组织结构对其执政逻辑、执政绩效的影响。第七章则重点论述了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得出了八届中央委员会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认识的偏差,导致了其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活动以及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中央领导体制建设方面的失误,最后发展到用“政治运动”和“革命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进行党的建设的地步,并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逻辑,又加之八届中央高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对党中央领导集体还是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等等,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破坏。第八章在理性评估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的基础上,对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的经验和执政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得出了中央委员会应当依法执政,根据世情、国情、党情与时俱进,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强化对中央领导集体的监督机制建设,建立起中央委员会的防错纠错机制以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等重要结论。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认真总结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自身建设和执政经验,对当下中央委员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理论意义。
贺永泰[10]（2011）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系统研究：1941-1954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共中央西北局（简称西北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中央局。它是在西北地方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奠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前身是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1941年5月成立,1954年12月撤销,历时13年。西北局党的组织系统是其整个组织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由机构、组织和党员三个子系统构成。其中,机构包括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组织包括同级党组织和下属党组织。同级党组织是指非党组织系统的政府党团（组）、军事系统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是西北局党的组织系统的基础和细胞。在建国后西北局的建党工作中,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入党问题别具特色；在整风、土改和运动中整党是西北局基层党组织发展和巩固的根本途径。西北局成立前,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就在西北地区建立过一些民族工作机构,特别是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局成立后,在其工作机构中除了设立专门的民族工作委员会外,在其他重要部门,如统战部、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等部门内也设置了从事民族工作的分支机构；不仅如此,边区政府也设置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学校系统也建有专门的民族学院,所有这些合成一个民族工作系统。民族工作系统是西北局组织系统的最大特色,是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组织保证。陕甘宁边区时期,西北局提出并实践了回民自治。建国以后,西北局提出了西北民族区域自治实施计划,并领导实现了省级以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西北局的同级组织是政府、军事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后三者虽然各有其隶属关系,但在工作中均接受西北局的领导,西北局通过大政方针和一系列的组织措施来实现对它们的领导。党政军民关系从领导上讲都是党内关系。但是,西北局成立前后,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之间曾存在着党政民不分,军政民不团结、各自为政和对西北局闹独立性等不正常不协调的关系。为了理顺关系,1942年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边区党政军民各系统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双拥”运动,使党政军民各组织得以协调而正常的运转。西北局是中共中央在西北地区的派出机构和代表机关,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负责中央政策在西北地区的贯彻执行。西北局在中共中央的直接指导下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西北局与其他中央局之间,在组织上是相互独立的“块块”关系,各成系统；工作中是协作关系,相互支持、相互学习。西北局与其他中央局相比,既具有中央局的共性,又与众不同,有自己的特色。西北局作为中共中央组织机构大家庭的一个重要成员,是中共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设立是中共中央的一种组织措施,其立废皆与党的“统一”领导直接相关；它的组织系统的演变反映了中国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表征着中共历史方位的变化,说明中共的组织建制逐步向正常化轨道转化；它的组织系统及其组织行为为中共中央的政策在西北地区的执行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它在组织运作过程中创造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族自治两大民主形式。
二、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为什么海外要重新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
| (一)中国模式的兴起 |
| (二)华盛顿模式的困局 |
| (三)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适 |
| 二、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概况 |
| 三、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五、研究意义 |
| 六、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海外 |
| (二)中国学 |
| (三)海外中共学 |
| (四)海外中共党建研究 |
| 七、写作框架 |
| 第一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意识形态建设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调适 |
| 一、毛泽东思想 |
| 二、邓小平理论 |
|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
| 四、科学发展观 |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一、“中国梦” |
| 二、“四个全面”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内化机制 |
| 一、党内学习制度 |
| 二、党内集中教育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组织建设 |
| 第一节 组织构成 |
| 一、技术官僚 |
| 二、党员 |
| 三、新社会阶层入党问题 |
| 第二节 组织制度 |
| 一、干部任命制 |
| 二、干部考核制 |
| 三、干部选拔标准 |
| 四、干部培训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 |
| 一、领导小组 |
| 二、纪委 |
| 三、基层党组织 |
| 四、党组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反腐败斗争 |
| 第一节 腐败成因及对策 |
| 一、腐败成因 |
| 二、反腐对策 |
| 第二节 对十八大之前反腐的评价 |
| 一、选择型反腐 |
| 二、打个“平手” |
| 第三节 对十八大以来反腐的评价 |
| 一、真反腐vs选择型反腐 |
| 二、反腐动因 |
| 三、反腐之道 |
| 四、反腐成效、影响及前景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之执政前景 |
| 第一节 悲观主义 |
| 一、社会力量的增强 |
| 二、体制衰朽 |
| 三、悲观主义观点简评 |
| 第二节 乐观主义 |
| 一、出色的政党适应性 |
| 二、强大的治理能力 |
| 三、丰富的执政资源 |
| 四、乐观主义观点简评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化 |
| 一、走向西式民主 |
| 二、走向中国特色民主 |
| 三、几种可能的民主模式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范式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范式 |
| 一、市民社会 |
| 二、法团主义 |
| 三、权威主义 |
| 四、合法性 |
| 五、政党适应性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定量研究 |
| 二、田野调查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第一节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一、贡献 |
| 二、不足 |
| 第二节 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启示 |
| 一、对加强党的建设的启示 |
| 二、对提升党建研究质量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2）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略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述略 |
| 1.3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1.3.3 不足之处 |
| 1.4 概念界定 |
| 第2章 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萌芽”阶段 |
| 2.1 “家长制”主导的中央领导机构(1921.7-1927.7) |
| 2.1.1 颇有争议:中央局 |
| 2.1.2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
| 2.1.3 首次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 |
| 2.2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双重效应 |
| 2.2.1 共产国际对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积极作用 |
| 2.2.2 共产国际对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消极影响 |
| 2.3 中共的“三次大让步”与中央领导机构的关系 |
| 2.3.1 第一次退让:国民党二大 |
| 2.3.2 第二次退让:中山舰事件 |
| 2.3.3 第三次退让:整理党务案 |
| 第3章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左”右倾交织阶段 |
| 3.1 中央领导机构的频繁“换帅”(1927.8-1931.8) |
| 3.1.1 八七会议的产物:“临时中央政治局” |
| 3.1.2 莫斯科“指挥棒”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
| 3.2 第三次“左”倾路线蔓延下的中央领导机构(1931.9-1935) |
| 3.2.1 难以为继的“临时中央” |
| 3.2.2 “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中共中央局 |
| 3.2.3 “左”倾顶点下的“中央书记处”与“中央三人团” |
| 3.3 “洛毛”与“左”右倾较量下的中央领导机构(1935.1-1937.6) |
| 3.3.1 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与“五人团” |
| 3.3.2 毛泽东的“金蝉脱壳”:中共西北中央局 |
| 3.4 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右倾错误相互交织 |
| 3.4.1 表现之一——瞿秋白代表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左”倾盲动 |
| 3.4.2 表现之二——李立三领导的中央政治局的“左”倾冒险 |
| 3.4.3 表现之三——王明代表的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倾教条 |
| 3.4.4 表现之四——张国焘为首的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右倾分裂主义 |
| 第4章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探索“定型”阶段 |
| 4.1 毛泽东逐步“主导”的中央领导机构(1937.7-1941.4) |
| 4.1.1 王明的“尚方宝剑”与“十二月政治局” |
| 4.1.2 六届六中全会:中央书记处开始取代常委会 |
| 4.2 中央领导机构“四级领导体制”的确立(1941.5-1945.8) |
| 4.2.1 “延安整风”机构:中央学习组与中央总学习委员会 |
| 4.2.2 中央“精简机构”与六届七中全会 |
| 4.2.3 中共七大:中央政治局与“五大书记” |
| 4.3 依托“延安整风”:中央领导机构的重大调整 |
| 4.3.1 1941年“九月会议”:清算中央领导机构内的教条主义 |
| 4.3.2 肃清“左”倾“遗毒”:中央领导机构得以调整 |
| 4.3.3 1943年“九月会议”:中央领导机构得以巩固 |
| 结语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3）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一、学科视角：代表问题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
| 二、选题意义：丰富和深化中共制度史与人物史的研究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主要文献史料 |
| 一、概念界定 |
| 二、主要文献史料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学术研究过程的概述 |
| 二、关于学术研究内容的概述 |
| 三、评价：关于学术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代表制度的初步确立 |
| 一、做始也简：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与一大的筹备 |
| 二、星星之火：一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与结构 |
| 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大代表的开创性履职实践 |
| 四、制度发轫：二大党章首次规定代表人数由中央委员会确定 |
| 五、结构变化：二大代表中开始出现工人身份的代表 |
| 六、角色多元：二大代表承担的职能开始丰富化 |
| 第二节 三大、四大：代表制度建设与履职实践情况 |
| 一、代表制度内容开始具体化 |
| 二、选举代表方式的采用与代表结构的多元化 |
| 三、代表议事中的思想分歧与代表培训的萌芽 |
| 第三节 五大、六大：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代表制度的坚守 |
| 一、背景：党的建设加强与代表大会制度的继续完善 |
| 二、代表制度内容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
| 三、代表队伍的壮大与代表结构导向的变化 |
| 四、从迷茫到反思：大革命失败对代表履职尽责的影响 |
| 第四节 七大前后：关于代表问题的自主探索与实践 |
| 一、革命形势变化与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发挥 |
| 二、中国共产党对代表制度的自主探索与完善 |
| 三、七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与全面审查 |
| 四、“小长征”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前后代表制度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九月决议”与恢复、扩大党内民主生活 |
| 二、“两个国会”论开启了代表制度建设的新阶段 |
| 三、自下探索：地方党代表大会的实践及其意义 |
| 四、八大“预演”：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
| 第二节 八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发展与实践具有开创性 |
| 一、全面执政条件下代表产生机制的巩固与完善 |
| 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施及其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三、代表的结构特点——党员干部超八成 |
| 四、代表履职展现积极、热烈、民主的良好会风 |
| 五、极“左”思潮影响下的代表制度式微 |
| 第三节 九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 |
| 一、九大代表推选偏离正确轨道 |
| 二、十大代表推选工作继续错误路线 |
| 三、九大、十大代表履职行为存在偏差 |
| 四、九大、十大：代表制度的根基尚存 |
| 五、十一大对代表制度初步恢复 |
| 六、对九大至十一大期间代表问题的反思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初期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思想与理论的拨乱反正 |
| 二、党内政治生活逐步正常化与规范化 |
| 三、党的建设：从“整党”到“从严治党”,再到“新的伟大工程”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恢复与继续发展的具体内容及过程 |
| 一、党代表大会制度的规范化建设与发展 |
| 二、代表制度的恢复与发展 |
| 三、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对代表制度的影响 |
| 第三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产生 |
| 一、代表先进性的标准衍变 |
| 二、取消候补代表的制度设计,设置特邀代表 |
| 三、代表的产生时间和选举单位 |
| 四、选举代表的程序与方式 |
| 五、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 |
| 六、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人员结构及审查内容 |
| 第四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结构分析及其特点 |
| 一、代表分配名额和人数每次递增 |
| 二、从代表结构变化看党内民主的发展 |
| 第五节 十二大至十五大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取消大会发言,开启代表分组讨论的议事模式 |
| 二、代表“议政”的主要内容 |
| 三、差额选举方式与代表选举权的行使 |
| 四、代表履职行为的开放程度取得突破性进展 |
| 第四章 十六大以来的代表问题 |
| 第一节 新世纪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及其影响 |
|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代表制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 |
| 二、“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强化了对代表履职的激励 |
| 三、党的建设“主线”推动了代表制度建设与实践取得历史性突破 |
|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指明了代表问题完善与发展的新方向 |
| 第二节 代表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
| 一、扩大的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对代表制度建设的探索 |
| 二、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代表履职制度的丰富 |
| 三、代表制度“独立成规”——代表任期制的建立和实施 |
| 四、代表制度建设继续深化——代表提案制的提出与实施 |
| 第三节 代表选举工作的突破与创新 |
| 一、代表条件与时俱进 |
| 二、代表产生程序更加规范 |
| 三、十八大：代表选举首次引入差额公示 |
| 四、十九大：全面从严的代表资格审查 |
| 五、十九大：中央领导人提名参选单位原则变化 |
| 第四节 十六大至十九大代表结构比较 |
| 一、代表人数继续增加 |
| 二、代表选举单位的变化 |
| 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人员结构 |
| 四、代表中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党员 |
| 五、代表身份构成个案剖析——以十八大代表为例 |
| 六、代表结构的多角度多层次剖析 |
| 第五节 代表的履职问题 |
| 一、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后代表的基本履职历程 |
| 二、会议期间代表团讨论环节逐步面向媒体开放 |
| 三、十九大：首次设置“党代表通道” |
| 第五章 关于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思考 |
| 第一节 代表问题的本质属性 |
| 一、从功能定位看,代表问题属基础性问题 |
| 二、从历史进程看,代表问题属长期性问题 |
| 三、从制度建构看,代表问题属稳定型问题 |
| 第二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基本遵循 |
| 一、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 |
| 二、以新时代党建总要求为指导 |
| 三、以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求为动力 |
| 四、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 |
| 第三节 深化代表制度建设、发挥代表作用的路径选择 |
| 一、保持代表名额、结构的基本固定 |
| 二、更加突出对代表的政治素质要求 |
| 三、代表直选不适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 |
| 四、推进代表提案制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层面的实践 |
| 五、基层一线代表培训工作应纳入中央统一部署 |
| 六、建立代表联络工作机构,健全完善配套工作制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大事记 |
| 附录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 |
| 附录3 八大代表选举情况汇总 |
| 表格索引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六大至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历史变迁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干部工人化”与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 |
| 二、“保证实行大会路线”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 |
| 三、“由下而上，由上而下”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 |
| 四、“工农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文革”时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 |
| 五、老、中、青相结合与“五项”条件: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产生的方针 |
| 六、领导干部“四化”建设与十二至十四大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指导方针 |
| 结论 |
（7）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的依据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基本问题 |
| 一、党内选举的一般理论 |
|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相关概念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与党内民主 |
|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认同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内涵、构成机制与现实功能 |
| （一）党内选举科学化的内涵 |
| （二）党内选举科学化的构成机制 |
| （三）党内选举科学化的现实功能 |
| 三、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评价标准的理论分析 |
| （一）价值理性标准 |
| （二）工具理性标准 |
| （三）选举技术的可行性标准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选举理论与实践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内选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内选举的理论论述 |
|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党内选举理论的发展 |
| 二、苏联共产党党内选举的裂变轨迹 |
| （一）以任命制代替选举制的无奈之举 |
| （二）干部任命制的绝对化 |
| （三）干部更换制的浅尝辄止 |
| （四）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历史倒退 |
| （五）党内选举改革的无功而返 |
| （六）苏联共产党党内选举的教训 |
| 三、越南共产党党内选举的探索性改革 |
| （一）坚持一党领导体制不动摇 |
| （二）杜绝干部职务终身制 |
| （三）提高党内高层差额选举的比例 |
| （四）注重候选人提名程序的多样化 |
| （五）开展基层与地方试点党委书记直选 |
| 四、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选举实践的历史启示 |
| （一）必须重视党内选举科学化发展 |
| （二）党内选举科学化必须坚持党内团结 |
| （三）党内选举科学化必须结合特定国情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的历史发展与科学化创新 |
| 一、第一个三十年阶段：党内选举的逐步确立与形成 |
| （一）建党之初党内选举的初步尝试 |
| （二）大革命时期党内选举的初步形成 |
| （三）局部执政时期党内选举的进一步实践 |
| 二、第二个三十年阶段：党内选举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建国初期至八大前后党内选举的充分发展 |
| （二）“左”倾错误占主导地位时期党内选举的严重扭曲 |
| 三、第三个三十年阶段：党内选举与改革开放互动共进 |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内选举的恢复与重建 |
| （二）党的十三大后党内差额选举的制度化 |
| （三）党的十六大后党内选举科学化发展的有益探索 |
| 四、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创新案例 |
| （一）村党支部书记党内选举模式的创新 |
| （二）乡镇党委“公推直选”党内选举模式创新 |
| （三）地方县市委书记党内选举模式创新 |
| （四）中央政治局与中央委员党内选举模式创新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中的问题透视 |
| 一、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的一般流程 |
| （一）中央层级党内选举流程 |
| （二）地方层级党内选举流程 |
| （三）基层党内选举流程 |
|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存在的问题 |
| （一）党内选举理念创新性不足 |
| （二）党内选举制度系统性缺乏 |
| （三）党内选举程序民主性偏失 |
| （四）党内选举的组织控制功能过于凸显 |
| 三、影响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深层原因分析 |
| （一）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 |
| （二）制度化方面的原因 |
| （三）党内民主选举素质方面的原因 |
| （四）民主集中制运用偏差方面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的改革战略构想 |
| 一、改革的条件：营造宜于党内选举科学化发展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
| （一）推进党内选举文化的创新，改善党内选举科学化的政治文化环境 |
| （二）尊重党员的主体地位，发展党内选举科学化的协商讨论环境 |
| （三）加强对党内“一把手”的制约，保障党内选举科学化的民主监督环境 |
| 二、改革的宏观路径：坚持“顶层设计”下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发展 |
| （一）党内选举科学化的渐进式发展 |
| （二）自下而上的递进发展 |
| （三）自上而下的推动发展 |
| （四）“顶层设计”主导下的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发展的实现方式 |
| 三、改革的中观路径：建构党内选举科学化发展的配套制度体系 |
| （一）制定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总则条例》 |
| （二）建立专职的党内选举工作管理机构 |
| （三）改革基层党内选举中的选区划分制度 |
| （四）建立党内选举监督制度 |
| 四、改革的微观路径：完善党内选举科学化发展的具体措施 |
| （一）改进党内选举候选人提名办法 |
| （二）变革候选人介绍方式 |
| （三）调配党代表的结构比例 |
| （四）推动县级层面的党内直接选举 |
| （五）落实党内竞争性差额选举 |
| （六）严格实行党内领导干部任期制 |
| （七）明确禁止不规范的选票设计和投票程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其他成果 |
| 致谢 |
（8）历史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纵横谈——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9）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与研究品格 |
| 四、主要概念与框架结构 |
| 五、可能创新与努力方向 |
| 第—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马、恩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二) 列宁对俄共中央委员会建设的积极探索 |
| (三) 斯大林与苏共中央执政模式 |
| 二、八大前党对中央委员会建设的探索 |
| (一) 一届至四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初步探索时期 |
| (二) 五届至七届：中央委员会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
| 第二章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概述 |
| 一、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产生与人事调整 |
| (一) 产生的背景 |
| (二) 指导思想 |
| (三) 产生的原则 |
| (四) 正式选举及结果 |
| (五) 重要人事调整 |
| (六) 主要会议 |
| 二、八届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结构及特点 |
| (一) 结构分析 |
| (二) 显着特点 |
| 三、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履职目标与愿景 |
| (一)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
| (二) 扩大民主,健全法制 |
| (三) 加大投入,繁荣文教 |
| (四) 和平共处,大国外交 |
| (五) 加强党建,提高能力 |
| 第三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经济发展 |
| 一、冒进与保守之间 |
| (一) 八大对经济建设的主张 |
| (二) 反冒进的努力 |
| (三) 对“反冒进”的批评 |
| 二、跃进和跃退之间 |
| (一) 主线：政治与业务的分歧 |
| (二) “积极平衡论”与“大跃进” |
| (三) 政治的臆想：人民公社 |
| (四) 国民经济“大跃退” |
| 三、调整和提高之间 |
| (一) 调查研究年的成效 |
| (二) 政治与业务的博弈 |
| (三) 卓有成效的调整 |
| 四、繁荣与危机之间 |
| (一) 1966年的繁荣 |
| (二) 经济发展政治化 |
| 第四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政治发展 |
| 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 |
| (一) 领导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
| (二) 民主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三) 党代表常任制的实施与夭折 |
| (四) 党内监督体系的加强与瘫痪 |
| (五) 干部制度的发展与变异 |
| 二、政党制度的完善与破坏 |
| (一) 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
| (二) 从团结到斗争：对民主党派的性质认定 |
| (三) 统一战线的分合：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纠“左”与反弹 |
| (四) “文革”对多党合作制度的破坏 |
| 三、政治体制的发展与变异 |
| (一) 人大职能的履行与丧失 |
| (二) 政协功能的发展与弱化 |
| (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强化 |
| 第五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思想文化发展 |
| 一、探索的时代背景 |
| (一) 思想文化探索的背景 |
| (二) 人员结构特征的影响 |
| (三) 八大的基本主张 |
| 二、从“双百”到反右 |
| (一) “双百方针”的提出 |
| (二) 整风运动的开展 |
| (三) 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 |
| 三、知识分子难题 |
| (一) 知识分子定位的转换 |
| (二) 内部分歧的出现 |
| (三) 反复与歧义 |
| 四、“社教运动”不归路 |
| (一) 思想文化“现代化” |
| (二) “社教运动”的开展 |
| (三) 文艺和学术领域的过火批判 |
| (四) 从思想文化“现代化”到“革命” |
| 第六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与中国外交 |
| 一、外交政策的理论与脉络 |
| (一) “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坚守与放弃 |
| (二) “两条线”外交战略的提出与贯彻 |
| 三、外交实践的理路与实效 |
| (一) 和平外交方针的再次确认 |
| (二) 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偏离 |
| (三) 革命化外交政策的确立 |
| (四) 八届中央内部处理对外关系的不同风格及影响 |
| 第七章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 |
| 一、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探索的失误 |
| (一) 经济建设的“三面红旗” |
| (二) 政治发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三) 思想文化领域的“灵魂革命” |
| (四) 外交领域的“反帝”、“反修” |
| (五) 从党内民主到个人专断 |
| 二、“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升起 |
| (一) 学术“罢官”与政治“罢官” |
| (二) 《二月提纲》与文化战线“革命”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
| (一) 号角吹响：《五·一六通知》 |
| (二) 以集体的名义：八届十一中全会 |
| (三) 推向纵深：八届十二中全会 |
| 第八章 八届中央委员会执政绩效评估与经验启示 |
| 一、绩效评估 |
| (一) 经济发展考察 |
| (二) 政治发展评估 |
| (三) 思想文化分析 |
| (四) 外交实践考量 |
| 二、经验启示 |
| (一) 中央委员会要依法执政 |
| (二) 中央委员会要与时俱进 |
| (三) 中央委员会要民主执政 |
| (四) 中央委员会要强化监督 |
| (五) 中央委员会要防错纠错 |
| (六) 中央委员会要加强学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及主持的课题 |
| 后记 |
（10）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系统研究：1941-1954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综述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问题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资料问题 |
| 注释 |
| 第一章 西北局的建立 |
| 第一节 西北局建立的基础 |
| 一、萌芽:大革命时期西北早期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
| 二、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地方党组织的发展 |
| 第二节 西北局的建立 |
| 一、西北局的前身 |
| 二、西北局的建立 |
| 三、西北局的撤销 |
| 注释 |
| 第二章 西北局党的组织系统 |
| 第一节 机构 |
| 一、领导机构 |
| 二、工作机构 |
| 第二节 党的组织 |
| 一、同级党组织 |
| 二、下属党组织 |
| 第三节 党员 |
| 一、党员队伍的发展 |
| 二、党组织的巩固 |
| 注释 |
| 第三章 西北局的民族工作系统与民族区域自治 |
| 第一节 西北局的民族工作系统及其工作 |
| 一、西北局成立前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机构 |
| 二、西北局的民族工作系统 |
| 第二节 西北局与西北民族区域自治 |
| 一、抗战时期西北局与边区"民族自治" |
| 二、建国初期西北局与西北民族区域自治 |
| 注释 |
| 第四章 西北局与同级政权、军事、民众团体的关系 |
| 第一节 西北局的领导方式 |
| 一、西北局与政权系统的不对称性 |
| 二、西北局对政权的领导方式 |
| 三、西北局对军事的领导方式 |
| 四、西北局对民众团体的领导方式 |
| 第二节 党政军民关系 |
| 一、党政军民间不正常的关系 |
| 二、关系的调整:整风运动与"双拥"运动 |
| 注释 |
| 第五章 西北局与中共中央及其派出机构的关系 |
| 第一节 西北局与中共中央的关系 |
| 一、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和代表机关 |
| 二、中共中央对西北局的直接指导 |
| 三、西北局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政策 |
| 第二节 西北局与其他中央局的关系 |
| 一、组织上的块块关系 |
| 二、工作上的协作关系 |
| 三、与众不同的组织特色 |
| 注释 |
| 结束语 西北局在中共组织史上的历史地位 |
| 一、西北局在中共组织史上的历史地位 |
| 二、研究展望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D]. 王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2]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D]. 龙凌云. 天津大学, 2019(06)
- [3]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六大至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历史变迁探析[J]. 祝猛昌.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5(02)
- [5]走向成熟:中共中央委员会研究（1927-1945）[J]. 马晓东.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01)
- [6]畅谈党的十八大之一:大会背景、准备和过程[A]. 胡鞍钢. 国情报告（第十五卷 2012年）, 2013
- [7]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科学化研究[D]. 李芳云. 曲阜师范大学, 2013(01)
- [8]历史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纵横谈——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J]. 李庆英. 中共党史研究, 2012(03)
- [9]革命与执政之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研究[D]. 岳奎.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10]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系统研究：1941-1954年[D]. 贺永泰. 复旦大学, 2011(12)